许渊冲:向夜晚“ 偷时间”的百岁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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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渊冲,1921年生于江西南昌,中国当代著名翻译家。1938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20世纪40年代,先后在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和法国巴黎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1983年后进入北京大学任教。从事教学和文学翻译达60余年,译作涵盖中、英、法等语种,尤其在我国古诗英译方面,形成以韵体译诗的独特风格,有“诗译英法第一人”之誉。出版著译一百余种,有中、英、法译著《诗经》《老子》《论语》《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等。2001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2010年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荣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奖,系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
  北京一个深冬的下午,大风吹得树枝呼呼作响。在北京大学畅春园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里,许渊冲靠在摇椅式皮沙发上打盹。听到有人进门的脚步声,他从小憩中醒来,忙不迭地拿起小桌上几本新近翻译的作品样书,如数家珍地向记者历数译著之趣。
  “书销中外百余人,诗译英法唯一人”是许渊冲对自己百岁人生的小结。“人家说我狂、吹牛,我说这是事实,我的译书多得这里都摆不下。”他个性张扬性子冲,说起话来嗓门大,人送外号“许大炮”。他是西南联合大学的首届毕业生,透过他,或许能窥见一个时代先生们的风骨气韵。
  在纯粹热爱中自得其乐
  精力充沛时就工作,有时候从深夜12点翻译到早上7点累了才睡觉,许渊冲笑言自己是向夜晚“偷时间”,正如他留学时曾在日记中写道:“黑夜侵占了白天的时间。作为补偿,我只好用工作来收复白天失去的领地。”
  2007年,许渊冲86岁,被医生诊断为结肠癌且只有7年的生命,他却不为时间所困,仍然痴迷于自己热爱的翻译事业。2017年中秋节,许渊冲骑自行车出去看月亮,月亮照得路很亮,但是他没看到路上的坡,从自行车上摔下来,腿部骨折。手术结束后,主治医生说,许渊冲这样的,他还真没见过,上了手术台滔滔不绝,要跟他讲自己翻译的诗。此前,许渊冲不时会做在西南联大时学过的广播体操锻炼身体,每天晚饭后还要一个人骑自行车遛弯半小时,再回家看看《新闻联播》。而今,他眼睛越来越看不清了,外出要拄拐杖。天气好时,保姆会骑电动车载他去公园逛逛。
  許渊冲对生活的需求很简单,就是有饭吃、有地儿住、有活儿干。他爱吃甜食,餐桌上摆着一些旺仔牛奶、椰汁、核桃露,一罐白糖,少许水果。卧室也是书房,若干年前从二手市场花15元淘来的铁书架,塞满了许渊冲翻译的160多部中英法文著作。
  沉浸在翻译世界的许渊冲是充实快乐的,而他率性张扬的个性也让他在崇尚低调的翻译圈里成了“少数派”。多年来,翻译界强调,译文要尽量在形式和内容上忠于原文,可许渊冲在翻译时却不拘泥于原作,讲求再创造,但这让他在翻译界一度饱受质疑。
  许渊冲一提及翻译,立刻神采飞扬,怡然自得。他以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思》举例:“中国人看到天上又圆又明的月亮,会想到地上家人团圆。但是英美人只说团聚(get together),外国人没有这样的文化背景,怎么能明白呢?要是按字面翻译成‘向上望看到月亮,低下头想到故乡’,外国人肯定想中国人写的什么狗屁,这都能成诗?”因此,许渊冲在翻译时,把月光比作了水,英文译成“月光明亮如水,溺住了那些相思的人”。有人认为许渊冲再创的翻译不忠实于原文和原作者,但是许渊冲认为原作者和原文都应该使读者知之(理解)、好之(喜欢)、乐之(愉快),不能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的译文,不能算是忠实于原作者的译文,他笃信贝多芬说的“为了更好,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是不可以打破的”。
  1939年,许渊冲把林徽因的《别丢掉》译成英文,发表在《文学翻译报》上,浪漫主义风格首次正式显露。
  随着抗日战火的不断蔓延,很多青年学生投笔从戎,一腔热血的许渊冲也不例外。全面抗战的第四年,应中国的邀请,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组建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需要大批英文翻译,许渊冲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军。在与美国士兵交流中,由于中方翻译不知道如何翻译孙中山“三民主义”一词,现场一度陷入静寂,许渊冲站了出来,引用了美国总统林肯葛底斯堡演说中的一句名言“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 即民族、民权、民生)。由于表现出众,许渊冲被派去负责情报翻译工作。因工作成绩优异,还获得了一枚银质飞虎勋章。战火的洗礼使他褪去了青涩与稚嫩,从此他的浪漫主义中多了一份厚重的爱国主义情怀。
  抗战胜利三年后,许渊冲前往法国巴黎大学攻读硕士,他以惊人的学习能力在短期内完成了法语学习,为之后的法语翻译打下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许渊冲响应国家号召,毅然放弃了国外的优越条件,成为第一批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的留学生,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学院。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翻译界直译派盛行,许渊冲一路迎着各种论战,屡遭坎坷,但他始终怀着满腔热情,投入全部精力躬耕于翻译事业,从不退缩,他把翻译过程视作“每天为世界创造美”的旅程。
  许渊冲发表的一篇围绕《红与黑》翻译的文章,引发了一场学术论战,让他几乎成了众矢之的。他提出翻译最高原则是要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这一言论立即招来一片批评之声。针对他的理论,同学赵瑞蕻批评说“许渊冲的译本加了许多不该加进去的东西”,甚至还有人说许渊冲是提倡乱译的“千古罪人”。
  面对种种质疑,许渊冲笔锋相对、寸步不让。为此,他几乎得罪了整个翻译界。他认为做学问就要坚持真理,不但继承前人还要敢于突破。恰如1939年他在日记中写的那样:“我过去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现在也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将来还要一个人走自己的路。”
  在西南联大时,杨振宁学的是物理,但是喜爱中国古诗,而且英语极佳,因此与许渊冲成为好友。杨振宁说:“一个人要用功读书,这是对的,可是除了用功之外,还要提倡能够想办法发展每个人的兴趣,有了兴趣,苦就不是苦了,而是乐。”许渊冲认为自己能出成果,正是因为把创造美当成了人生的最高乐趣。   从英语不得门径的少年到“译界狂人”
  1921年,许渊冲出生在江西南昌的一个书香世家,从小就对历史故事、诗词歌赋显现出了极强的语言天赋,五岁时就能背诵上百首唐诗宋词,但对英语,许渊冲却一直提不起兴趣,认为学习英语并没有太多的用处。
  念小学四年级时,许渊冲初次接触到英文,学习方法简单粗暴,他把26个英文字母中的“WXYZ”编成了口诀:“打泼了油,吓个要死,歪嘴!”这样才勉强记住。后来学习生词,他又在“儿子”(sons)下面注音“孙子”,在“女儿”(daughters)下面注上“刀豆子”。许渊冲回忆说:“当时就是用这种动植物不分、长幼无序的方法死记硬背的,自然对学英文没有什么兴趣。”
  升入中学后,许渊冲和几个同班同学喜欢集邮,而认识英文可以知道是哪国邮票,这才让他觉得英文有点乐趣。要说真正改变他英语学习态度的人,则是他的表叔熊士一——中国杰出的双语作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他翻译的中国古典名著被搬上舞台,风靡一时,在西方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并获得了萧伯纳的赞赏,名利双收。这使许渊冲大受鼓舞,心生崇拜,从此一个远大的梦想在他的心里开始萌芽:“把一个国家的美,变成世界的美,这不只是我个人的理想,应该是全世界人的共同理想。”他在高二時发奋背熟了三十篇英文短文并且会模仿写作,成绩一下跃居班级前列。
  青少年时期的许渊冲,如饥似渴地阅读。他在日记中提到的中外名著数不胜数,不少日记干脆就是读后感或书评、读书随笔。许渊冲在1938年11月1日读完鲁迅译的《死魂灵》后,于日记中写道:“还有什么比自由阅读更有兴味的呢?愿读就读,不愿读就玩,读既读了,玩也玩了,人也快乐了。”他在中学时代和大一时期已经读了一些世界名著的译本,大学阶段欧洲文学史课上讲的作品,不少是他读过或至少是知道的。提起这些,许渊冲有些许得意:“我知识面比较广,所以欧洲文学史课成绩比别人好。”
  许渊冲曾说:“我观察力不强,想象力也不丰富,所以只好像大鹏背上的小鸟,等大鹏飞到九霄云外,再往上飞一尺就可以飞得更高,看得更远了。古今中外的诗人文人都是我的大鹏鸟,我把他们的诗文翻译出来,使他们的景语成为情语,就可以高飞远航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卢沟桥的枪声彻底打乱了许渊冲平静的生活,16岁的他为躲避战火背井离乡来到了云南,第二年他以第七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在这里与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
  教政治学的张佛泉老师讲授哲学思想中的一元论和多元论,启发了许渊冲对翻译的理解,也让他意识到做学问可博采众长。张佛泉说,一元论看到的是整体,多元论看到的是部分。部分只有在整体中才能存在,部分和整体都是存在的,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正如人并不等于“头脑+身体+四肢”。
  这对许渊冲影响很大。“我发现一个句子并不等于字的综合,所以翻译了一个句子的所有字,并不一定译出了整个句子的意思,因为还有言外之意。我最初翻译受鲁迅影响,用直译的方法,译得自己也不满意,甚至对翻译失去了兴趣。后来采用意译,不但要翻译部分,还要翻译整体,才能和原文作者心灵交流,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偶得妙义,乐不可言,这才尝到了翻译的甜头。”许渊冲回忆道。
  张佛泉教授《政治学概论》时,他有时讲中文,有时讲英语。许渊冲记笔记全用英文,提高自己中译英的能力。
  1939年秋天,西南联大新校舍落成,图书馆是主要建筑,是新校舍唯一的瓦顶房屋。学生宿舍全是草顶,下雨漏水,天晴漏光;教室是洋铁皮顶的,下起雨来叮咚叮咚,仿佛在配乐伴奏。在新校舍东北角外文系办公室里开辟了一个小书库,陈列着外文系的各种图书,许渊冲翻译第一本法国小说的动机正是在这里产生的。
  许渊冲读《欧也妮·葛朗台》觉得描写生动,但是译文生硬,每句都有几十个字甚至一百多字,读起来很吃力,减少了看小说的乐趣。当时他就暗下决心,要恢复巴尔扎克的本来面目。后来,他翻译了巴尔扎克的著作《人生的开始》。
  许渊冲爱憎分明,对不喜欢、不服气的人直言不讳,却在日记中时常自省。比如有一次他写道:“我喜欢谈天,但不太会观察对方。如果谈得投机,那可以交流思想;如不投机,那不是争得脸红耳赤,就是浪费时间,所以谈天也要善于察言观色。”
  2014年,许渊冲荣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奖,系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当天,许渊冲就为自己立下宏愿,他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以此鼓励更多的人投身翻译事业。
  著名文学家梁实秋用了毕生心血才翻译完莎士比亚全集,在家书中他曾这样写道:“一星期校对十本莎士,可把我整惨了,几乎把我累死了,译书之苦,不下于生孩子。”莎翁作品采用英语韵诗的方式书写,翻译者必须深入了解英国历史、文学知识才能进行翻译,而四百年前的古英文,就连土生土长的英国人都相当陌生,更别说中国人翻译的难度了。
  当记者问,翻译莎翁作品,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时,许渊冲斩钉截铁地说:“你不要问这样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碰到不能解决的难题,我就是要解决别人不能解决的困难。精益求精,好上加好,不到绝顶永远不停。”
  汲取先生们身上的学养精髓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当年曾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诞生于烽火连天的西南联大,校舍虽破烂不堪,但校内大师云集,人才济济,弦歌不辍,从这里走出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上百位学者。
  许渊冲在西南联大八年,回忆起来,冯友兰先生是对他影响很大的一位教授。八年来,冯先生一直是文学院院长,在联大做过多次演讲。其中一次是冯先生讲《中和之道》:
  一个人可以吃三碗饭,只吃一碗半,大家就说他“中”,实要吃三碗オ算“中”;“中”就是恰好的分量:四碗太多,两碗太少。“和”与“同”的分别是:“同”中无“异”,“和”中却有“异”。使每件事物成为恰好的分量就是“和”。这就是“中和”原理。辩证法的由量变到质变是“中”,由矛盾到统一是“和”。   应用到个人修养方面,生理上吃饭、喝水、睡觉等得到恰好的分量,就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心理上各种欲望满足到恰好的分量,就是一个全的人格。应用到社会方面,政治家、军人、教师等各种人要求权利不大过,要尽责任不大少,就是一个好的社会。应用到政治制度方面,民主政治最接近“中和”。
  “中和原理”让许渊冲受益良深,他认为“中和”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对他的人生观形成颇有影响。“我本来年少气盛,争强好胜,听了冯先生的演讲,我才明白中和之道是有一分热发一分热,有一分光发一分光。就以翻译文学作品而论,如果有一天能译一千字的文章,那译一千字就是得其‘中’。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这是量变,翻译到一千字成了文章,这是质变。所以从量变到质变是‘中’。但是翻译和吃饭睡觉可能有矛盾,翻译一千字,饭也吃得饱,觉也睡得够,翻译吃饭睡觉都得其‘中’,这就是‘和’,‘和’是从矛盾到统一。”
  钱锺书先生是许渊冲第二学期的英文老师,当年才28岁。钱锺书给许渊冲印象最深的有三点:一是他读书求学时,才智过人;二是他写文章或说话时,妙语惊人;三是成为一代宗师之后,加勉后人。
  许渊冲记得第一次上钱先生的课时,钱先生穿一身浅咖啡色的西服,黑色皮鞋,戴一副宽边的玳瑁眼镜。他快步走上讲台,两手放在讲台两侧,右腿直立,左腿略弯,足尖点地,一副独立不羁的英姿。钱先生讲的第一课是《一对啄木鸟》,原文是一篇比较枯燥的科学作品,钱先生却绘声绘色,讲成了一篇有趣的文学小品。钱先生分析文字精辟扼要,一语中的,以少胜多,如讲leaves(树叶)和foliage(枝叶)的分别,他说前者是指一片一片的树叶,后者是指整体。
  钱锺书先生不但是在讲课,就是在写文章时,也有很多精妙之处。在翻译《毛泽东选集》时,金岳霖先生译到“吃一堑,长一智”时不知如何翻译,就来问。钱先生不假思索,脫口而出译成: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原文只有对仗,具有形美;译文却不但有对仗,还有押韵,不但形美,还有音美,使散文有了诗意。这一点对许渊冲影响深远,指引了他前进的道路。
  谈起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许渊冲滔滔不绝,不胜枚举的大先生们的教诲为他的成长铺下了坚实的基石。数年来,他先后把《诗经》305篇,《古诗十九首》《唐诗》150首,《宋词》150首,《西厢记》四本十六折,译成格律体的英诗;又把《唐诗》《宋词》各100首,译成押韵的法文。回忆起来,许渊冲十分感激大学时代教《诗经》的闻一多先生,教《古诗十九首》的朱自清先生,教《唐诗》的罗庸先生等。甚至体育老师也是清华名人黄中孚,黄老师说“你不教育自己,我就无法教育你”,并要求学生每天做体操。黄老师的话,许渊冲践行了几十年,身体很好。
  回溯逝水年华,许渊冲感慨:“不能不感谢西南联大和清华研究院(后为清华研究生院)给我们的教育。联大之所以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我看一是因为有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二是因为培养了一批有创造力的学生,三是因为学术自由、领导民主、员工精干。”
  百年岁月,他在国难民危时投笔从戎,于艰难困苦中探寻新知,面对质疑不妥协,执着地开拓翻译新高地,架起一座中国文化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把中国的美告诉世界,滋养后来者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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