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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面临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以及就业岗位形式的多样化。中国社会的变化离不开领导核心的作用，这里的领导核心包括组织性领导和个体性领导，前者是作为组织形态的执政党来充当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角色，即领导党；后者是作为非组织形态的执政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和个人，即党和国家的领导层和领导人。多样化的社会发展与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
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政治前提：政治权威化
一个国家的兴盛和衰亡跟领导权及其使用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转型时期国家的兴衰跟政治的形态密切相关。政治的形态只有实现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变，才能对国家的兴盛起正向推动作用。如果政治不转型，国家的兴盛就难以实现。也就是说，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有一个政治前提，这个政治前提就是亨廷顿先生讲过的政治理性化或曰政治权威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先生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里讲的比较清楚，经济社会现代化的第一政治前提就是政治的理性化或者政治权威化。政治理性化或者政治权威化意思是指要实现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由封建时期的皇朝理性或家族理性向现代民族国家理性转变。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重要标志就是建立有权力或权威的政府，而一个有权力或权威的政府的标志是首先要有一个权威的领导人或领导层，即大家公认的带头人和带头人组织。然后，由他或她来建立并且维持权威的政府。
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国家兴盛过程，都需要一个政治前提：其政治要慢慢地权威化。比如说，西方从15、16世纪开始到18、19世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国家兴盛的过程首先伴随着由等级君主制向绝对君权制的转化。绝对君权制的核心是有一个权威的能干的有威信的君王和政府，例如，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及其政府、法国的路易十四及其政府、俄国的彼得大帝及其政府等。由强有力的领导人领导的政府通过政令和公共政策来推动社会的快速发展，如重商主义政策就是绝对君权时代的产物。与这些伟大的权威式领导人相伴随的常常是一个繁荣的社会、强大的国家和辉煌的历史。北美的情况也不例外，美国在内战前不具备这样的政治权威，发展很慢；内战以后，強大的政府，特别是强大的中央政府建立起来并且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速现代化，最终赶上并超越英、法、德、意等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政治原因。东方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等也是如此，都是强大的政党和政府及其权威的领导人用权力甚至强力和政策来推动社会的现代化。
国家兴衰与权威领导之间规律的体现：资源集中并高效利用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资源（含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总量非常有限且十分分散，要实现社会的转型或者国家的兴盛首先要将分散的、总量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进行高效的使用，用在推动国家的现代化方面，而不是用在传统的目的和动机方面，如特定阶级、阶层的生活享受。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包括现代教育、现代通信技术、现代交通运输、现代能源开发、现代基础设施等建设。为了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必须把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高效使用。那么，谁来集中这些资源呢？这个时候就需要组织化，这些组织必须是现代组织而非传统组织，比如说现代政党、现代政府、现代利益集团、现代社会中介组织。那么，政治权威化这一制度的机理特征又是什么呢？亦即集中总量有限且十分分散的资源并加以高效利用的途径和手段是什么呢？
首先，体现为稳定性。要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很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已经开始启动，但是没有办法很好、很快地向前推进，有的甚至出现倒退，就是因为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不稳定，一会儿被推翻，一会儿被其他集团，如某个部落、军人集团、宗教团体等控制，还有就是不同的政党无规则地进行控制，即不规则或无规则的多党制常常造成政府的不稳和国家的动荡。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不稳定的政党和政府的自我运行效率太低，当然也就没有能力和方法很好地治理国家，治理社会。
其次，体现为权威性。权威的政府能够有效治理这个国家和社会。权威性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央政府在地方和基层建立有效的政权系统；二是中央政府的政令和政策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三是中央政府拥有有效的征税权。如果没有这三点，政府就不具有权威性。比如说很多亚非拉国家，地方政权是零散的，执政党、政府及其领导人的威信还不如地方部落头领、宗教组织领袖的威信。还有的国家中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如教会组织、军人组织，他们的权威有时比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权威还大。
再次，体现为法制化。法律化、制度化也包含很多方面。一是系统的法律制度。有些国家的法律、制度零零散散，一些重要领域或重要事项上的法律、制度是空缺的；二是法律制度的有效执行和遵守。有的国家法律制度倒是颁布了不少，可是不能得到下级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有效执行和遵守；三是国家法律制度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国家的立法、行政或司法权力的有效执行，保护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适当分开和有机连接，保护经济领域的基本自由和相对自治。
最后，体现为认同度。认同是一种文化，属于心理层面，是政治权威化中 “软”的部分，也就是执政党和政府及其领导人、领导层的合法性问题。这里的合法性不是指符不符合法律规范，而是指执政党和政府及其领导人、领导层让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甚至是国际社会，认同他们的有效治理的能力。如果让别人认同他们的能力很强，说明他们的合法性是高的，反之，则是低的。
中国的崛起迫切需要权威的领导人和领导层
我们处于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均还有限，需要我们逐步培养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这时候如果完全将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力和权威削弱的话，实际上是不利于社会平稳转型和过渡的。在转型和过渡时期，一方面该下放的权力（主要是与私人领域的经济、社会利益相关的权力，还包括部分涉及民生的行政权、部分准司法权）要下放，另一方面该集中的权力和权威（主要是公共领域的政治领导权、全部立法权和大部分司法权，以及相对于领导层集体的领导人个人权威）也得集中，两者都强调才是既有民主又有权威的政治体。既有民主又有权威的政治体才是一个有利于国家崛起的政治体。 西方国家有效治理国家的法律制度、政策等已经非常健全，民主化、制度化水平已经很高，相对而言，它的制度体系已经较完整，社会和公民的自治能力已经较强，政治系统的好坏虽然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质量有一定影响但影响不大。可是，中国不行，中国现在法制还不够健全，社会和公民的自治能力还不强，必须在强调民主参与的同时还得强调领导层和领导个人的权力和权威，两者都强调了，中国才能平稳地实现国家和社会的转型和过渡，实现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崛起，否则，就会导致社会混乱和失序，民族复兴遥遥无期，国家崛起毫无希望。
权威领导的向心力、亲和力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个好的领导集团治理国家有效与否很关键。领导人个体价值观的先进和落后、道德品质的好和坏、能力水平的高和低，对于治理国家和社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定要把这两个东西建立好，一个是领导集体，一个是领导个人。
同时，两者之间是分不开的。从领导集体来讲，和谐的、团结的、理性的、高水平的领导集体特别重要。在知识结构、能力方面应该是互补的，如有的懂经济，有的懂技术，有的熟悉党政机关，有的熟悉企事业单位，有的懂外交，有的懂内政，有的出谋划策能力比较强，有的决策执行能力很强等。但领导集体中一定要有一个能力和魅力都相当突出的领导个人，如果每个人能力和水平都是差不多，平平的，没有一个特别好的领导核心的话，在西方国家可以，但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行，领导集体里很需要有一个出类拔萃的，也就是相对而言能够得到大家公认的一个领导人，在集体里能镇得住，能发号施令的“班长”。用邓小平的话来说，领导集体中要有一个说了算的人。他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这个人应该个性鲜明，同时，又能团结众人特别是领导班子里的其他人，自身散发出一種强大的向心力、亲和力，比较有全局观、大局观，在中央和地方都待过，上情、下情都了解和熟悉，并善于沟通上下，十分亲民。也就是说，他或她除了在精英阶层很有影响外，对普通老百姓也应该有强烈的亲和力。
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是重温党的传统的一种做法。毛泽东时代就是如此，从根据地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在强调群众路线问题。只有在特殊时期，如文革时期，才脱离了人民群众。现代社会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这里应该强调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向下看”，关心社会，关心百姓，一些国外的政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也如此做，比如新加坡明确规定，每个星期领导人都要下基层组织，到群众里面去访谈，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接受公民的来信和来访；另一方面是“向上看”，新加坡通过宣传执政党和领导人的执政理念和行为，使其在公众中树立很高的威望。
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的目的就在于要求我们的执政党、政府，特别是领导人，要亲民，要了解百姓的喜怒哀乐、利益诉求等，同时，看看自己身上有什么不好的脱离人民群众的地方，比如浪费、浮夸、奢靡、官僚等作风，即“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通过这些，了解党的建设要求跟人民和社会的要求有什么距离，从而去解决问题，更好地领导这个社会，更好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所以，强调执政党的权威领导和走群众路线是一致的，两个方面可以同时进行：一个是亲民化，另一个是权威化。我认为，在联系群众克服“四风”的过程中，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通过亲民，了解社会，了解国家，思考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战略思路和微观举措，另一方面，树立领导人和领导层的权力和权威，强调领导核心的意识理念、个人风格和能力水平对整个领导班子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方向和方法的重要性。
总之，如果在社会转型时期能够处理好领导层和领导人“向下”和“向上”两方面的问题，处理好领导核心的权威树立和群众广泛参与之间的关系，也即处理好集中与分散、权威与民主的关系，就一定能够顺利地完成社会的转型、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崛起。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二级教授、博导，北京师范大学政党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发展与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责编/严俊 美编/李祥峰
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政治前提：政治权威化
一个国家的兴盛和衰亡跟领导权及其使用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转型时期国家的兴衰跟政治的形态密切相关。政治的形态只有实现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变，才能对国家的兴盛起正向推动作用。如果政治不转型，国家的兴盛就难以实现。也就是说，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有一个政治前提，这个政治前提就是亨廷顿先生讲过的政治理性化或曰政治权威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先生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里讲的比较清楚，经济社会现代化的第一政治前提就是政治的理性化或者政治权威化。政治理性化或者政治权威化意思是指要实现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由封建时期的皇朝理性或家族理性向现代民族国家理性转变。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重要标志就是建立有权力或权威的政府，而一个有权力或权威的政府的标志是首先要有一个权威的领导人或领导层，即大家公认的带头人和带头人组织。然后，由他或她来建立并且维持权威的政府。
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国家兴盛过程，都需要一个政治前提：其政治要慢慢地权威化。比如说，西方从15、16世纪开始到18、19世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国家兴盛的过程首先伴随着由等级君主制向绝对君权制的转化。绝对君权制的核心是有一个权威的能干的有威信的君王和政府，例如，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及其政府、法国的路易十四及其政府、俄国的彼得大帝及其政府等。由强有力的领导人领导的政府通过政令和公共政策来推动社会的快速发展，如重商主义政策就是绝对君权时代的产物。与这些伟大的权威式领导人相伴随的常常是一个繁荣的社会、强大的国家和辉煌的历史。北美的情况也不例外，美国在内战前不具备这样的政治权威，发展很慢；内战以后，強大的政府，特别是强大的中央政府建立起来并且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速现代化，最终赶上并超越英、法、德、意等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政治原因。东方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等也是如此，都是强大的政党和政府及其权威的领导人用权力甚至强力和政策来推动社会的现代化。
国家兴衰与权威领导之间规律的体现：资源集中并高效利用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资源（含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总量非常有限且十分分散，要实现社会的转型或者国家的兴盛首先要将分散的、总量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进行高效的使用，用在推动国家的现代化方面，而不是用在传统的目的和动机方面，如特定阶级、阶层的生活享受。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包括现代教育、现代通信技术、现代交通运输、现代能源开发、现代基础设施等建设。为了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必须把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高效使用。那么，谁来集中这些资源呢？这个时候就需要组织化，这些组织必须是现代组织而非传统组织，比如说现代政党、现代政府、现代利益集团、现代社会中介组织。那么，政治权威化这一制度的机理特征又是什么呢？亦即集中总量有限且十分分散的资源并加以高效利用的途径和手段是什么呢？
首先，体现为稳定性。要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很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已经开始启动，但是没有办法很好、很快地向前推进，有的甚至出现倒退，就是因为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不稳定，一会儿被推翻，一会儿被其他集团，如某个部落、军人集团、宗教团体等控制，还有就是不同的政党无规则地进行控制，即不规则或无规则的多党制常常造成政府的不稳和国家的动荡。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不稳定的政党和政府的自我运行效率太低，当然也就没有能力和方法很好地治理国家，治理社会。
其次，体现为权威性。权威的政府能够有效治理这个国家和社会。权威性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央政府在地方和基层建立有效的政权系统；二是中央政府的政令和政策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三是中央政府拥有有效的征税权。如果没有这三点，政府就不具有权威性。比如说很多亚非拉国家，地方政权是零散的，执政党、政府及其领导人的威信还不如地方部落头领、宗教组织领袖的威信。还有的国家中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如教会组织、军人组织，他们的权威有时比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权威还大。
再次，体现为法制化。法律化、制度化也包含很多方面。一是系统的法律制度。有些国家的法律、制度零零散散，一些重要领域或重要事项上的法律、制度是空缺的；二是法律制度的有效执行和遵守。有的国家法律制度倒是颁布了不少，可是不能得到下级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有效执行和遵守；三是国家法律制度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国家的立法、行政或司法权力的有效执行，保护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适当分开和有机连接，保护经济领域的基本自由和相对自治。
最后，体现为认同度。认同是一种文化，属于心理层面，是政治权威化中 “软”的部分，也就是执政党和政府及其领导人、领导层的合法性问题。这里的合法性不是指符不符合法律规范，而是指执政党和政府及其领导人、领导层让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甚至是国际社会，认同他们的有效治理的能力。如果让别人认同他们的能力很强，说明他们的合法性是高的，反之，则是低的。
中国的崛起迫切需要权威的领导人和领导层
我们处于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均还有限，需要我们逐步培养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这时候如果完全将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力和权威削弱的话，实际上是不利于社会平稳转型和过渡的。在转型和过渡时期，一方面该下放的权力（主要是与私人领域的经济、社会利益相关的权力，还包括部分涉及民生的行政权、部分准司法权）要下放，另一方面该集中的权力和权威（主要是公共领域的政治领导权、全部立法权和大部分司法权，以及相对于领导层集体的领导人个人权威）也得集中，两者都强调才是既有民主又有权威的政治体。既有民主又有权威的政治体才是一个有利于国家崛起的政治体。 西方国家有效治理国家的法律制度、政策等已经非常健全，民主化、制度化水平已经很高，相对而言，它的制度体系已经较完整，社会和公民的自治能力已经较强，政治系统的好坏虽然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质量有一定影响但影响不大。可是，中国不行，中国现在法制还不够健全，社会和公民的自治能力还不强，必须在强调民主参与的同时还得强调领导层和领导个人的权力和权威，两者都强调了，中国才能平稳地实现国家和社会的转型和过渡，实现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崛起，否则，就会导致社会混乱和失序，民族复兴遥遥无期，国家崛起毫无希望。
权威领导的向心力、亲和力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个好的领导集团治理国家有效与否很关键。领导人个体价值观的先进和落后、道德品质的好和坏、能力水平的高和低，对于治理国家和社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定要把这两个东西建立好，一个是领导集体，一个是领导个人。
同时，两者之间是分不开的。从领导集体来讲，和谐的、团结的、理性的、高水平的领导集体特别重要。在知识结构、能力方面应该是互补的，如有的懂经济，有的懂技术，有的熟悉党政机关，有的熟悉企事业单位，有的懂外交，有的懂内政，有的出谋划策能力比较强，有的决策执行能力很强等。但领导集体中一定要有一个能力和魅力都相当突出的领导个人，如果每个人能力和水平都是差不多，平平的，没有一个特别好的领导核心的话，在西方国家可以，但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行，领导集体里很需要有一个出类拔萃的，也就是相对而言能够得到大家公认的一个领导人，在集体里能镇得住，能发号施令的“班长”。用邓小平的话来说，领导集体中要有一个说了算的人。他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这个人应该个性鲜明，同时，又能团结众人特别是领导班子里的其他人，自身散发出一種强大的向心力、亲和力，比较有全局观、大局观，在中央和地方都待过，上情、下情都了解和熟悉，并善于沟通上下，十分亲民。也就是说，他或她除了在精英阶层很有影响外，对普通老百姓也应该有强烈的亲和力。
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是重温党的传统的一种做法。毛泽东时代就是如此，从根据地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在强调群众路线问题。只有在特殊时期，如文革时期，才脱离了人民群众。现代社会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这里应该强调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向下看”，关心社会，关心百姓，一些国外的政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也如此做，比如新加坡明确规定，每个星期领导人都要下基层组织，到群众里面去访谈，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接受公民的来信和来访；另一方面是“向上看”，新加坡通过宣传执政党和领导人的执政理念和行为，使其在公众中树立很高的威望。
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的目的就在于要求我们的执政党、政府，特别是领导人，要亲民，要了解百姓的喜怒哀乐、利益诉求等，同时，看看自己身上有什么不好的脱离人民群众的地方，比如浪费、浮夸、奢靡、官僚等作风，即“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通过这些，了解党的建设要求跟人民和社会的要求有什么距离，从而去解决问题，更好地领导这个社会，更好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所以，强调执政党的权威领导和走群众路线是一致的，两个方面可以同时进行：一个是亲民化，另一个是权威化。我认为，在联系群众克服“四风”的过程中，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通过亲民，了解社会，了解国家，思考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战略思路和微观举措，另一方面，树立领导人和领导层的权力和权威，强调领导核心的意识理念、个人风格和能力水平对整个领导班子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方向和方法的重要性。
总之，如果在社会转型时期能够处理好领导层和领导人“向下”和“向上”两方面的问题，处理好领导核心的权威树立和群众广泛参与之间的关系，也即处理好集中与分散、权威与民主的关系，就一定能够顺利地完成社会的转型、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崛起。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二级教授、博导，北京师范大学政党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发展与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责编/严俊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