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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4月底，我正在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
我当即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赵纯烈老师请假，然后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个凌乱的土坑。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孩子们也待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走进家门，真是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
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阵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囔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其实当时他的腿已浮肿，可我不知道是饿的）。父亲在生产队里负责放牛。两个月以前，父亲托人叫我回家。生产队里把这头牛偷偷地杀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学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进屋，就闻到诱人的肉香。父亲不吃，他说这牛跟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实是找借口，让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来，他在旁边看着，眼里露出慈祥的光。我后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
懊悔和自责无济于事。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3天以后与世长辞。
父亲杨修身，生于1889年（光绪十五年）农历六月六日。他实际是我的伯父，也是养父。从我出生3个月起他把我养大成人，他和我的母亲（养母）对我胜过亲生儿子，他们对我超出常人的疼爱在家乡传为佳话。后来我从乡亲那里得知，不管刮风下雨，父亲总是抱着我踏着乡间小道到四乡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乡八邻。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辈在神龛前磕破了头皮后长跪不起，直到我苏醒。我头上长了一个大脓疱，母亲硬是用嘴吮吸出脓头，才得以痊愈。他们对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农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贫困，却千方百计供我读书。对我的品行要求极为严格。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亲。父亲已经静静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却在我的大脑里活跃起来。他健在时，我怎么没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桩桩往事却在我的大脑里浮现。
1950年，我们所在的麻元乡乡政府经常召开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有一次，一场大型“斗争会”在枣刺岭召开，父亲带我去参加。会场是一个倾斜的山坡，山坡低处临时搭了台，山坡上站满了农民。口号震天，荷枪的民兵耀武扬威。被斗争的人被五花大绑拖到台上，每一位诉苦的人说完话后，都有人涌上台对被斗者一顿暴打。打到后来，已经没有气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枪毙。这一次就枪毙了14人。我看到父亲自始至终没有说话。我和几个小伙伴从会场回来后，玩起了“斗地主”的游戏。没想到父亲看到后把我拖到家里，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挨打，后来我听他说，被枪毙的不全是坏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带我去看“斗争会”。
母亲1951年去世后，我就和父亲相依为命。母亲刚去世时，我一度失学在家。父亲不让我干农活，腾出家里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学习。可是，有一次交公粮，他却让我挑两小袋稻谷和他同行。他说，过去没有田，现在分了田，交公粮是大事，要让我体验体验。谁知到半路，我走不动了。他就把我连同两小袋稻谷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粮站。土地改革时，我家分得了3亩田。当时分得土地时他是多么高兴啊，我小小的年纪也分享到快乐，可是没过两三年，土地又收归集体了。
1954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于没有钱交伙食费，我得走读。从家里到学校20华里。为了缩短我上学的路程，父亲在离县城10里路的麻桥找了一间旧房子，开了一间小茶铺。为我走读创造了条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发我去学校赶早7点钟的自习。有一天下起暴雨，这间旧房子的山墙倒了，差点把他压在下面。后来学校给我助学金，我能寄宿了，我们父子才结束了这种艰难生活。
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0年我考上了清华大学。在大学期间我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1964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使我的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华大学成千上万张大字报揭发出来的情况使我震惊：我多年来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败，精神境界竟如此低下！1966年8月到12月，我和同班几位同学一起到20多个城市“串联”，各地的大字报也揭发出高官的腐败和特权。我开始不迷信权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报纸上所说的一切。我和多数普通群众一样，是以反对高官的特权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说的一句话使我震惊：湖北省在3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万人！这时我才知道，发生在我家庭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
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比过去松动了不少。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过去党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现在才知道，国民党支撑着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过去党教导我们，由于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我开始知道，中国的历史，都是按照需要编造的。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真实，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实。我不仅大量阅读新发表的史料，也在采访新闻中努力了解真实的过去。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道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把真实历史告诉受蒙骗的更多人。
在摆脱蒙骗和追求真实的努力中，我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我父亲死去的社会背景。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我对父亲死因的思考却日益深入，对他老人家的思念也日益加深。进入80年代，家乡兴起了为先人修建墓碑的风气。特别是在外面当大官的人，修的墓碑十分气派。亲戚朋友也曾劝我为父亲修建一个墓碑。我想，我虽然没有当什么大官，我为父亲立的墓碑一定要比当大官的更气派。然而，我想到了1958年家乡那些墓碑的命运。有的被拆来修建水利设施，有的在大炼钢铁中用来做土高炉的底座，有的则铺在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墓碑越气派，被拆除的危险就越大。父亲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须立在心里。立在心里的墓碑，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人拆除。
（摘自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望尽天涯路：当代学人自述》 编著：葛剑雄 等 ）
我当即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赵纯烈老师请假，然后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个凌乱的土坑。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孩子们也待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走进家门，真是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
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阵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囔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其实当时他的腿已浮肿，可我不知道是饿的）。父亲在生产队里负责放牛。两个月以前，父亲托人叫我回家。生产队里把这头牛偷偷地杀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学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进屋，就闻到诱人的肉香。父亲不吃，他说这牛跟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实是找借口，让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来，他在旁边看着，眼里露出慈祥的光。我后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
懊悔和自责无济于事。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3天以后与世长辞。
父亲杨修身，生于1889年（光绪十五年）农历六月六日。他实际是我的伯父，也是养父。从我出生3个月起他把我养大成人，他和我的母亲（养母）对我胜过亲生儿子，他们对我超出常人的疼爱在家乡传为佳话。后来我从乡亲那里得知，不管刮风下雨，父亲总是抱着我踏着乡间小道到四乡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乡八邻。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辈在神龛前磕破了头皮后长跪不起，直到我苏醒。我头上长了一个大脓疱，母亲硬是用嘴吮吸出脓头，才得以痊愈。他们对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农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贫困，却千方百计供我读书。对我的品行要求极为严格。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亲。父亲已经静静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却在我的大脑里活跃起来。他健在时，我怎么没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桩桩往事却在我的大脑里浮现。
1950年，我们所在的麻元乡乡政府经常召开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有一次，一场大型“斗争会”在枣刺岭召开，父亲带我去参加。会场是一个倾斜的山坡，山坡低处临时搭了台，山坡上站满了农民。口号震天，荷枪的民兵耀武扬威。被斗争的人被五花大绑拖到台上，每一位诉苦的人说完话后，都有人涌上台对被斗者一顿暴打。打到后来，已经没有气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枪毙。这一次就枪毙了14人。我看到父亲自始至终没有说话。我和几个小伙伴从会场回来后，玩起了“斗地主”的游戏。没想到父亲看到后把我拖到家里，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挨打，后来我听他说，被枪毙的不全是坏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带我去看“斗争会”。
母亲1951年去世后，我就和父亲相依为命。母亲刚去世时，我一度失学在家。父亲不让我干农活，腾出家里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学习。可是，有一次交公粮，他却让我挑两小袋稻谷和他同行。他说，过去没有田，现在分了田，交公粮是大事，要让我体验体验。谁知到半路，我走不动了。他就把我连同两小袋稻谷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粮站。土地改革时，我家分得了3亩田。当时分得土地时他是多么高兴啊，我小小的年纪也分享到快乐，可是没过两三年，土地又收归集体了。
1954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于没有钱交伙食费，我得走读。从家里到学校20华里。为了缩短我上学的路程，父亲在离县城10里路的麻桥找了一间旧房子，开了一间小茶铺。为我走读创造了条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发我去学校赶早7点钟的自习。有一天下起暴雨，这间旧房子的山墙倒了，差点把他压在下面。后来学校给我助学金，我能寄宿了，我们父子才结束了这种艰难生活。
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0年我考上了清华大学。在大学期间我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1964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使我的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华大学成千上万张大字报揭发出来的情况使我震惊：我多年来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败，精神境界竟如此低下！1966年8月到12月，我和同班几位同学一起到20多个城市“串联”，各地的大字报也揭发出高官的腐败和特权。我开始不迷信权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报纸上所说的一切。我和多数普通群众一样，是以反对高官的特权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说的一句话使我震惊：湖北省在3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万人！这时我才知道，发生在我家庭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
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比过去松动了不少。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过去党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现在才知道，国民党支撑着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过去党教导我们，由于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我开始知道，中国的历史，都是按照需要编造的。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真实，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实。我不仅大量阅读新发表的史料，也在采访新闻中努力了解真实的过去。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道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把真实历史告诉受蒙骗的更多人。
在摆脱蒙骗和追求真实的努力中，我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我父亲死去的社会背景。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我对父亲死因的思考却日益深入，对他老人家的思念也日益加深。进入80年代，家乡兴起了为先人修建墓碑的风气。特别是在外面当大官的人，修的墓碑十分气派。亲戚朋友也曾劝我为父亲修建一个墓碑。我想，我虽然没有当什么大官，我为父亲立的墓碑一定要比当大官的更气派。然而，我想到了1958年家乡那些墓碑的命运。有的被拆来修建水利设施，有的在大炼钢铁中用来做土高炉的底座，有的则铺在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墓碑越气派，被拆除的危险就越大。父亲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须立在心里。立在心里的墓碑，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人拆除。
（摘自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望尽天涯路：当代学人自述》 编著：葛剑雄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