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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音乐相识，是从幼时聆听父辈的二胡、笛、箫声开始的；喜欢上音乐则是从读师范开始。那是在194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学校举行的文艺晚会上，一位姓邓的女同学演唱《妇女翻身小唱》这首歌曲，它深深地打动了我：那委婉细腻、优美动听的旋律，尤其是开头和结尾两个乐段那种忧郁、悲伤和欢快、流畅而又热烈形成对比的旋律，使我激动、兴奋，至今仍使我陶醉在美好的回忆里。原本喜爱音乐的我，自此对音乐的爱更加殷切。每到上音乐课时，我兴奋极了：老师在动情地歌唱，我会睁大眼睛看着他的嘴而忘记一切；老师弹奏一首曲子，我会如醉如痴地跟着哼唱。后来，在别人的帮助下我制成了一把颇为像样的二胡，没有人在寝室里时，我便偷偷地学拉，不到一星期，竟然能把《东方红》这支歌曲拉得像模像样，内心的喜悦和得意，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自那以后，我课余时间几乎都沉浸在学习音乐之中。
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井冈山下左安区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从繁华城市来到偏僻山乡，开始的确很不习惯，尤其是黑沉沉的夜晚在煤油灯下备课、改作业，有时真感到难受和疲惫，甚至心情灰暗孤寂。但我总不会忘记音乐，是音乐让我想起贝多芬的《悲怆》，那引子犹如一声痛苦而沉重的叹息，我会反复哼唱第一乐章，借以抒发自己当时的心境，渐渐心情便开朗起来。井冈山红土地上民歌极其丰富，假日我常怀揣小本子奔走追寻于山林、田头、村间、路旁，听乡民们唱小调、山歌；我常常不顾天寒地冻、路滑摔跤的危险，背上二胡往他们那儿凑，我教他们唱新歌，他们教我唱民歌，许多爱唱歌的农民便成了我的朋友，我厚厚的本子上也记录了四五百首民歌。那时的我，心中无时不有音乐在流淌，创作旋律的激情也如喷泉四溢，几乎每一天都有一首歌曲从心里飞出，《江西新歌》《广播歌迷》《长江歌声》上都有我的旋律在其间盘旋，有的还在广播电台播放……我觉得生活充满了阳光。
1958年，我因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而下放到五指峰垦殖场“劳动改造”。在那种情况下，我仍然没有忘记带那把二胡和几本音乐书；尽管每月只有29元的生活费，但我还是订了两份音乐杂志。紧张繁重的劳动累得我腰酸背痛，但一曲在手我便会尽情地徜徉在音乐的海洋中，忘记了苦累和委屈，消除了苦闷和不平。“四人帮”横行时，我的二胡被砸烂了，书也被烧毁了，我被赶进用杉树条、杉树皮盖成的“牛棚”里。冬天，寒风像冷箭般向身上射来；热天，犹如在蒸笼里煎熬，晚上蚊子多得可手抓，简直无法入眠。但是，我心中燃烧的音乐的火焰没有熄灭，音乐鼓励我活下去。就这样，在我失去自由的20年里，是音乐这位良师益友抚平我心灵的创伤，清除我心中的烦恼，滋润我干涸的心田，使我生命之树没有枯萎。
重新登上教坛后，音乐更令我精力充沛、干劲十足，工作、创作上都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数十本金光灿烂的荣誉证书占据了我书架一角。音乐，让我和学生、朋友多了一条思想感情交流的渠道；音乐，让我感到天更阔，地更广，人间更美好，生活更充实。
如今退休了，音乐仍然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也是我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每当看书、写作乏了，我就会打开音响，欣赏那各种器乐奏出的动听旋律，聆听那优美的歌声；兴之所至，我也放开喉咙高声唱起来……
音乐，它鼓起我生命的风帆，使我生命的航船勇往直前，永不停歇……
帮厨
戴学群
1962年，我还在江西师范学院读书。按当时学校安排，我们每学年要到在新建县的校办农场劳动一个半月。这年轮到我们班去劳动时，班主任将每个同学的劳动岗位作了安排。把我与另一个同学分在厨房帮大师傅打下手。
学生帮厨打下手，就是除煮饭、烧菜、做馒头之类的技术活以外，厨房里所有其他杂事、力气活都由我们干。例如挑水，上百号人每天吃的用的几十担水，都要我们从十几米深的井中用绞车吊桶打上来，再挑到几百米远的厨房里去：大师傅做好馒头，要我两个在锅台上抬上抬下。这些都是劳动强度很大的活。不过，当我们看到刚出笼的馒头喷香松软，让人馋涎欲滴时，大师傅对我俩说的一番话。却又使我俩十分惊喜。大师傅说：“在这里可以随便吃，但不能带出去。”原来厨师行业有“潜规则”，工作时可以放开肚皮吃饱，现在帮厨的我俩获得了同大师傅一样的待遇，这不是大大的好事吗?要知道，当时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还未完全消除，粮食供应依然紧张，大学生月定量粮食每人才29斤。当时有不少人得了水肿病，就是因饥饿缺乏营养而导致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天天放开肚皮吃饱，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现在帮厨倒成了实现这一个想的美差，以致在惊喜之余，我还认为，毕业以后就去做厨师也是不错的选择。
就这样，在厨房劳动约摸过了一个星期，我们两个的脸色就和大师傅一样，明显地光鲜起来。同学们既羡慕又妒忌，有人甚至讲我们多吃多占，给班干部和老师提意见。不过时间长了，他们看到我俩天天凌晨四五点钟就起床，到厨房帮着准备大家的早餐；晚上收拾几箩筐碗筷，打扫厨房和饭厅卫生，到很晚才能上床睡觉，确实很辛苦，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几十年过去了，厨师没有当成，我还是做了教师。由于党中央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大政方针。国民经济形势一年比一年好，到我们毕业时。人们吃饱饭已经不太成问题，大家对当年帮厨那档子事也就渐渐淡忘了……
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井冈山下左安区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从繁华城市来到偏僻山乡，开始的确很不习惯，尤其是黑沉沉的夜晚在煤油灯下备课、改作业，有时真感到难受和疲惫，甚至心情灰暗孤寂。但我总不会忘记音乐，是音乐让我想起贝多芬的《悲怆》，那引子犹如一声痛苦而沉重的叹息，我会反复哼唱第一乐章，借以抒发自己当时的心境，渐渐心情便开朗起来。井冈山红土地上民歌极其丰富，假日我常怀揣小本子奔走追寻于山林、田头、村间、路旁，听乡民们唱小调、山歌；我常常不顾天寒地冻、路滑摔跤的危险，背上二胡往他们那儿凑，我教他们唱新歌，他们教我唱民歌，许多爱唱歌的农民便成了我的朋友，我厚厚的本子上也记录了四五百首民歌。那时的我，心中无时不有音乐在流淌，创作旋律的激情也如喷泉四溢，几乎每一天都有一首歌曲从心里飞出，《江西新歌》《广播歌迷》《长江歌声》上都有我的旋律在其间盘旋，有的还在广播电台播放……我觉得生活充满了阳光。
1958年，我因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而下放到五指峰垦殖场“劳动改造”。在那种情况下，我仍然没有忘记带那把二胡和几本音乐书；尽管每月只有29元的生活费，但我还是订了两份音乐杂志。紧张繁重的劳动累得我腰酸背痛，但一曲在手我便会尽情地徜徉在音乐的海洋中，忘记了苦累和委屈，消除了苦闷和不平。“四人帮”横行时，我的二胡被砸烂了，书也被烧毁了，我被赶进用杉树条、杉树皮盖成的“牛棚”里。冬天，寒风像冷箭般向身上射来；热天，犹如在蒸笼里煎熬，晚上蚊子多得可手抓，简直无法入眠。但是，我心中燃烧的音乐的火焰没有熄灭，音乐鼓励我活下去。就这样，在我失去自由的20年里，是音乐这位良师益友抚平我心灵的创伤，清除我心中的烦恼，滋润我干涸的心田，使我生命之树没有枯萎。
重新登上教坛后，音乐更令我精力充沛、干劲十足，工作、创作上都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数十本金光灿烂的荣誉证书占据了我书架一角。音乐，让我和学生、朋友多了一条思想感情交流的渠道；音乐，让我感到天更阔，地更广，人间更美好，生活更充实。
如今退休了，音乐仍然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也是我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每当看书、写作乏了，我就会打开音响，欣赏那各种器乐奏出的动听旋律，聆听那优美的歌声；兴之所至，我也放开喉咙高声唱起来……
音乐，它鼓起我生命的风帆，使我生命的航船勇往直前，永不停歇……
帮厨
戴学群
1962年，我还在江西师范学院读书。按当时学校安排，我们每学年要到在新建县的校办农场劳动一个半月。这年轮到我们班去劳动时，班主任将每个同学的劳动岗位作了安排。把我与另一个同学分在厨房帮大师傅打下手。
学生帮厨打下手，就是除煮饭、烧菜、做馒头之类的技术活以外，厨房里所有其他杂事、力气活都由我们干。例如挑水，上百号人每天吃的用的几十担水，都要我们从十几米深的井中用绞车吊桶打上来，再挑到几百米远的厨房里去：大师傅做好馒头，要我两个在锅台上抬上抬下。这些都是劳动强度很大的活。不过，当我们看到刚出笼的馒头喷香松软，让人馋涎欲滴时，大师傅对我俩说的一番话。却又使我俩十分惊喜。大师傅说：“在这里可以随便吃，但不能带出去。”原来厨师行业有“潜规则”，工作时可以放开肚皮吃饱，现在帮厨的我俩获得了同大师傅一样的待遇，这不是大大的好事吗?要知道，当时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还未完全消除，粮食供应依然紧张，大学生月定量粮食每人才29斤。当时有不少人得了水肿病，就是因饥饿缺乏营养而导致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天天放开肚皮吃饱，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现在帮厨倒成了实现这一个想的美差，以致在惊喜之余，我还认为，毕业以后就去做厨师也是不错的选择。
就这样，在厨房劳动约摸过了一个星期，我们两个的脸色就和大师傅一样，明显地光鲜起来。同学们既羡慕又妒忌，有人甚至讲我们多吃多占，给班干部和老师提意见。不过时间长了，他们看到我俩天天凌晨四五点钟就起床，到厨房帮着准备大家的早餐；晚上收拾几箩筐碗筷，打扫厨房和饭厅卫生，到很晚才能上床睡觉，确实很辛苦，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几十年过去了，厨师没有当成，我还是做了教师。由于党中央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大政方针。国民经济形势一年比一年好，到我们毕业时。人们吃饱饭已经不太成问题，大家对当年帮厨那档子事也就渐渐淡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