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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柳青在《创业史》中写道:“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这话颇有哲理,48年前,我就因为大队会计的一个口信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从一名“牛倌”变身为产业工人。
因为家庭变故,我幼年随母亲从上海到慈溪农村落户。读完四年初小辍学后,回生产队劳动。也许是“基因”所致,我对农活一窍不通,技术含量高的我学不会,粗笨农活我没力气,最后只好当了“牛倌”,与一头绰号“摇铃角”的老黄牛相伴了四五年。
1969年冬大兴水利,在离家10多公里的杜湖建水库,调集全县数万民工“大会战”,16周岁以上青壮年每人一个月轮流参加。
轮到我已是农历腊月,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水库主体工程是修筑一道长1200多米、高20多米、底宽30米的大坝。主要机械设备就是2台履带式推土机,采用的是最原始施工方式:大家在两侧山坡取土装入畚箕,由数万民工浩浩荡荡排着长队挑到坝基上,一层层往上垒。每垒放二三十厘米厚,2台推土机用履带往复压实;再由打夯组再次夯实。这打夯既是力气活,更是技术活:
每组七八人,每人一根绳索,系在一块几十斤重的大石饼上,号子声中齐力提起,再重重夯下。这活需要爆发力,更需要高度默契,如果动作不协调,就可能有人受伤,我自然干不了。挑土没有技术含量,每担百来斤,距离1.5公里,一天挑6次,总行程超过18公里。装土的看我瘦弱,总是少装几锹,纵使如此,我挑运时畚箕擦着地面,跌跌撞撞到目的地,土几乎已撒去三分之一……
苦熬了十来天,肩膀红肿破皮,脚上也磨出几个大血泡。收工后我躺在地铺上暗自焦虑,不知如何去撑过剩下的几天?
此时,大队宓会计捎来一个紧急口信:省里搞夺煤大会战,到我公社招煤矿工人,明天是最后一天报名期。宓会计原是上海某厂干部,1960年代初“精简”回乡,也是个不谙务农的“白脚梗”,因打得一手好算盘,才当上大队会计。他同情我这“小白脚梗”,一听到招工消息,赶紧托人给我带口信。
我喜出望外,一路狂奔去报名。原来长广煤矿要招360名复退军人,但报名并不踊跃。因为当地种植经济作物,那几年收成还不错,没人愿到外乡谋生,更何况是危险系数很高的下井挖煤。这使省里招工人员和县里领导都很尴尬,为了招满人数,决定延长几天、放宽招收18至25周岁的贫下中农。
农村论虚岁,宓会计帮我在报名表填上18岁。体检标准身高需1.65米、体重50公斤以上,我因从小吃不饱饭,身高只有1.63米、体重仅48公斤。眼看过不了体检关,我急得大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语录,央求医生让我参加夺煤大会战。医生看我态度坚决,也明白这点“缺陷”只要多吃几个月饱饭就能弥补,就爽快地在体检表填上身高1.65米、体重50公斤字样。
记得那天是1970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十一,公社革委会举行仪式,我与9名同乡披红戴花,乡亲们敲锣打鼓,把我们送到县城,360名战友会合,一起奔赴浙皖交界的奪煤大会战“前线”。这一天,离我17周岁还有2个月。
虽只有400多公里路程,却须在杭州住一宿。次日天蒙蒙亮,大家分乘9辆大客车从杭州出发,带队干部一再告诫,不可上错车。起初不知其意,后来才知道,我们中三分之二下井挖煤,三分之一到铁路管理处,在长兴至牛头山的煤矿铁路上工作。
9辆大客车鱼贯而行,车队开过长兴县城,就在如今著名的“十里银杏长廊”附近的草子槽道口,我与乘坐前三辆车的116名同事,往北开往5公里外的煤山铁路管理处;另外6辆车,拉着240多名同事,往西拐过道口,继续开往40多公里外的独山井,“人生轨迹”出现了又一次转折点。
此后不久,长牛铁路先后延长到湖州、杭州,从煤矿铁路变身地方铁路,1972年3月,又纳入全国铁路网,我也从此成为一名国铁员工。这些变化都源于一个突如其来的“口信”。
因为家庭变故,我幼年随母亲从上海到慈溪农村落户。读完四年初小辍学后,回生产队劳动。也许是“基因”所致,我对农活一窍不通,技术含量高的我学不会,粗笨农活我没力气,最后只好当了“牛倌”,与一头绰号“摇铃角”的老黄牛相伴了四五年。
1969年冬大兴水利,在离家10多公里的杜湖建水库,调集全县数万民工“大会战”,16周岁以上青壮年每人一个月轮流参加。
轮到我已是农历腊月,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水库主体工程是修筑一道长1200多米、高20多米、底宽30米的大坝。主要机械设备就是2台履带式推土机,采用的是最原始施工方式:大家在两侧山坡取土装入畚箕,由数万民工浩浩荡荡排着长队挑到坝基上,一层层往上垒。每垒放二三十厘米厚,2台推土机用履带往复压实;再由打夯组再次夯实。这打夯既是力气活,更是技术活:
每组七八人,每人一根绳索,系在一块几十斤重的大石饼上,号子声中齐力提起,再重重夯下。这活需要爆发力,更需要高度默契,如果动作不协调,就可能有人受伤,我自然干不了。挑土没有技术含量,每担百来斤,距离1.5公里,一天挑6次,总行程超过18公里。装土的看我瘦弱,总是少装几锹,纵使如此,我挑运时畚箕擦着地面,跌跌撞撞到目的地,土几乎已撒去三分之一……
苦熬了十来天,肩膀红肿破皮,脚上也磨出几个大血泡。收工后我躺在地铺上暗自焦虑,不知如何去撑过剩下的几天?
此时,大队宓会计捎来一个紧急口信:省里搞夺煤大会战,到我公社招煤矿工人,明天是最后一天报名期。宓会计原是上海某厂干部,1960年代初“精简”回乡,也是个不谙务农的“白脚梗”,因打得一手好算盘,才当上大队会计。他同情我这“小白脚梗”,一听到招工消息,赶紧托人给我带口信。
我喜出望外,一路狂奔去报名。原来长广煤矿要招360名复退军人,但报名并不踊跃。因为当地种植经济作物,那几年收成还不错,没人愿到外乡谋生,更何况是危险系数很高的下井挖煤。这使省里招工人员和县里领导都很尴尬,为了招满人数,决定延长几天、放宽招收18至25周岁的贫下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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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论虚岁,宓会计帮我在报名表填上18岁。体检标准身高需1.65米、体重50公斤以上,我因从小吃不饱饭,身高只有1.63米、体重仅48公斤。眼看过不了体检关,我急得大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语录,央求医生让我参加夺煤大会战。医生看我态度坚决,也明白这点“缺陷”只要多吃几个月饱饭就能弥补,就爽快地在体检表填上身高1.65米、体重50公斤字样。
记得那天是1970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十一,公社革委会举行仪式,我与9名同乡披红戴花,乡亲们敲锣打鼓,把我们送到县城,360名战友会合,一起奔赴浙皖交界的奪煤大会战“前线”。这一天,离我17周岁还有2个月。
虽只有400多公里路程,却须在杭州住一宿。次日天蒙蒙亮,大家分乘9辆大客车从杭州出发,带队干部一再告诫,不可上错车。起初不知其意,后来才知道,我们中三分之二下井挖煤,三分之一到铁路管理处,在长兴至牛头山的煤矿铁路上工作。
9辆大客车鱼贯而行,车队开过长兴县城,就在如今著名的“十里银杏长廊”附近的草子槽道口,我与乘坐前三辆车的116名同事,往北开往5公里外的煤山铁路管理处;另外6辆车,拉着240多名同事,往西拐过道口,继续开往40多公里外的独山井,“人生轨迹”出现了又一次转折点。
此后不久,长牛铁路先后延长到湖州、杭州,从煤矿铁路变身地方铁路,1972年3月,又纳入全国铁路网,我也从此成为一名国铁员工。这些变化都源于一个突如其来的“口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