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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出现社会严重动荡后，中国政府及时采取援救措施，接回了3万多名中国公民，保护了深陷危机中的中国人的生命安全。我们在为中国公民及时脱离危险而感到庆幸的同时，自然又产生出一份新的思考。
加强对复杂敏感
地区的风险评估预警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经济交往与经贸合作的范围大大拓宽，已同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各种经济贸易活动，中国企业和个人的足迹已经遍布全球。这种日益广泛的对外经贸活动，扩大厂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规模，延伸了中国海外市场的范围。但是，随着中国对外经贸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随着中国人的经济足迹到达全球的每个角落，一些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风险失控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加大。
近些年来，中国的企业、商人和务工人员已经频繁地进入一些我们原先并不熟悉的市场，进入到一些政局多变的地区，隐含着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风险。由于传统关系的缘故，中国的许多经济活动集中在一些地缘政治关系比较复杂的国家，涉及到一些政治、外交、宗教关系比较敏感的地区，风险可控性较差。一旦出现所在国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的状况，不仅经济利益难以保证，而且人员的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虽然在近年来一系列的相关国家的社会危机中，中国政府出于对公民生命财产高度负责的精神，都成功地接回了本国公民，但经济和投资上的巨大损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随着中国人在外面世界的足迹越来越多，海外经商务工人员的规模越来越大，如不加强指导和增强风险意识，今后遇到危机的处理难度也越来越大。这次为了救助在利比亚的3万多名中国公民，中国政府动用了包括军舰、邮轮、专机在内的海陆空立体手段，有效及时，但倘若今后遇到30万甚至更多的中国公民身陷海外危机局势，如何实现成功救助?花费的代价又该是多少?
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国内有不少企业和个人喜欢到一些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国家经商、投资和务工。之所以选择到这些国家，除了因为签证容易、入境方便外，还因为那里的市场刚刚开发不久，生意比较好做，加上当地市场制度不严，尤其适合于销售成本低廉的中国商品。例如，在埃及一国，就有数万名来自于浙江、福建一带的个体商人在当地沿街叫售，来往于各地的市场之间。此外，这些国家由于步入工业化不久，大量工程等待建设，本国缺乏劳工，或本国居民不愿从事这类体力劳作，中国国内的建设公司组织了大量的建筑工人，前往这些国家承包工程。这些国家中有不少是属于“时局敏感”地区，政局复杂，社会不稳，尽管市场机会不错，但随时会出现政权更迭和社会动荡。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如果仅仅图一时的市场机会，缺乏必要的风险防范，一旦遇到动荡局势，不仅到最后项目难以完成，而且也在一次次加重考验国家的突发事件处理能力和公共财力。企业“走出去”要考量复杂政治因素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显著提升，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一些国家在更加重视中国市场和中国经济的同时，也出于各种原因，对中国在世界上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表现出复杂的态度。有的西方国家出于政治和外交甚至意识形态的考虑，不愿意看到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采取各种办法限制中国影响力在世界经济舞台的扩大。也有一些非西方国家，包括与中国有地缘关系的中小国家，出于对地区安全的担心，不愿意原有的势力均衡被打破，也对中国的日益强大表现出一份“紧张”，在发展与中国经济贸易关系的同时往往会“留有一手”，对中国的海外经济活动采取一些限制的做法。这些新情况、新因素增加了世界和地区形势的复杂性，加大了我们驾驭世界政治与经济局势的难度。
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推进“走出去”的步伐，是我国在新世纪经济对外开放的一个基本方向。但是，面对复杂的新环境和新形势，我国经济对外开放也要提升水平，在方式上也要更具有策略性。
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短缺的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资源的需求量极大，而国内的资源储量和资源供给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自然要到国际上寻求新的资源供给，这也是许多国家的经验。但是，我们到国际上寻找资源，利用国际上的资源为田内经济发展服务，需要有一个系统的思考和一个全面的安排，要考虑到可能的负面影响，并把这种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但是，现实情况却是，由于缺乏周密的思考和系统的安排，容易让世界对中国利用国际资源心存恐惧。一些民营企业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到处收购森林、矿山，仅仅着眼于投资回报，不顾及政治和外交影响，甚至用非环保的方法在当地砍伐森林、开采矿山，造成很不好的负面后果。有的固有大企业到国外开采矿山，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缺乏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考量。以至于国外有一种舆论，把中围的“走出去”与争抢国际资源划等号，认为“走出去”就是走到国外占有资源，甚至认为中国把国内资源消耗的差不多了，现在又要把世界上的资源消耗殆尽。虽然世界舆论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利用国际资源有误解，其中有的观点还是别有用心，但我们自己缺乏合理的整体考虑和安排，一些企业到同外收购资源一哄而上也是一个基本事实。
由于国际形势极其复杂，我们在国际市场上争取经济利益时，也必须要考虑到一些复杂的政治因素，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其实也是一种风险，而且是一种很大的风险。
从全局战略出发防范风险
今天我们面对的世界，各种利害关系错综复杂，表面的商业利益背后可能隐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时的外交斡旋中又包含着长期的经济利益。风险无时不在，利益机会也会不断出现，参与国际经济事务就是始终与利益和风险打交道的过程。
在新的时期，我国的经济将进一步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化的程度会进一步加深，防范风险的关键在于树立全局战略意识，综合考虑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统筹开放经济大局，整体规划和安排各项具体的经济事务。
首先是加强对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风险评估，尤其是对一些敏感地区的未来风险要提前作出充分的预警评估，注重地区均衡策略，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不要集中在一些风险地区过多布局。世界上有的地区的风险总是要大一些，即便这些地区的市场比较容易进入，也要谨慎而行，至少不要集中布局。美国也是一个对中东石油高度依赖的围家，但出于全球平衡和降低风险的考虑，美国正在逐渐降低来自于中东石油所占进口石油的比重。奥巴马政府已宣布，到2025年，美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将下降75％。而我国目前的进口石油已占到石油消费的一半以上，其中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又占到进口石油的一半，进口石油来源地均衡化、分散化的任务十分紧迫。
其次是综合考虑多种经济和政治因素，防止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承担重大政治风险。在对外的经济交往中，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往往交织在一起，风险的表现形式也极其复杂，不能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有的时候，政治上的损失比一时的经济利益大得多，而且，当政治上蒙受风险后，经济利益也无从谈起。国内的一些企业有时喜欢进入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敏感领域，有的时候在商业利益上也有所得，却往往引来很大的政治麻烦，造成一定形式的国家对立局面，得不偿失。甚至有的企业在商业层面上并未成功，反而引来西方国家的高度“警觉”，使我们的其他经济外交工作陷入被动。
第三，“走出去”的工作亟待加强指导性，要有全局性安排。作为一项经济开放的战略，既要坚定不移地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又要加强宏观指导性，冷静分析各种具体“走出去”的企业行为的利弊得失，适当调控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方向，规范企业“走出去”的行为。
第四，大力加强对国际经济政治风险形势的研究与预测，政府部门应及时发布相关风险预警信息，指导企业和个人选择境外合适的市场，规避相关风险。充分发挥商会、行业协会的作用，促进在海外市场有业务的企业相互交流，提高风险意识，增强防御风险的能力。对个人到海外旅行、求学、就业要给予适当的指导性教育，加强引导性，避免大量中国公民进入高风险地区。
加强对复杂敏感
地区的风险评估预警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经济交往与经贸合作的范围大大拓宽，已同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各种经济贸易活动，中国企业和个人的足迹已经遍布全球。这种日益广泛的对外经贸活动，扩大厂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规模，延伸了中国海外市场的范围。但是，随着中国对外经贸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随着中国人的经济足迹到达全球的每个角落，一些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风险失控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加大。
近些年来，中国的企业、商人和务工人员已经频繁地进入一些我们原先并不熟悉的市场，进入到一些政局多变的地区，隐含着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风险。由于传统关系的缘故，中国的许多经济活动集中在一些地缘政治关系比较复杂的国家，涉及到一些政治、外交、宗教关系比较敏感的地区，风险可控性较差。一旦出现所在国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的状况，不仅经济利益难以保证，而且人员的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虽然在近年来一系列的相关国家的社会危机中，中国政府出于对公民生命财产高度负责的精神，都成功地接回了本国公民，但经济和投资上的巨大损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随着中国人在外面世界的足迹越来越多，海外经商务工人员的规模越来越大，如不加强指导和增强风险意识，今后遇到危机的处理难度也越来越大。这次为了救助在利比亚的3万多名中国公民，中国政府动用了包括军舰、邮轮、专机在内的海陆空立体手段，有效及时，但倘若今后遇到30万甚至更多的中国公民身陷海外危机局势，如何实现成功救助?花费的代价又该是多少?
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国内有不少企业和个人喜欢到一些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国家经商、投资和务工。之所以选择到这些国家，除了因为签证容易、入境方便外，还因为那里的市场刚刚开发不久，生意比较好做，加上当地市场制度不严，尤其适合于销售成本低廉的中国商品。例如，在埃及一国，就有数万名来自于浙江、福建一带的个体商人在当地沿街叫售，来往于各地的市场之间。此外，这些国家由于步入工业化不久，大量工程等待建设，本国缺乏劳工，或本国居民不愿从事这类体力劳作，中国国内的建设公司组织了大量的建筑工人，前往这些国家承包工程。这些国家中有不少是属于“时局敏感”地区，政局复杂，社会不稳，尽管市场机会不错，但随时会出现政权更迭和社会动荡。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如果仅仅图一时的市场机会，缺乏必要的风险防范，一旦遇到动荡局势，不仅到最后项目难以完成，而且也在一次次加重考验国家的突发事件处理能力和公共财力。企业“走出去”要考量复杂政治因素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显著提升，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一些国家在更加重视中国市场和中国经济的同时，也出于各种原因，对中国在世界上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表现出复杂的态度。有的西方国家出于政治和外交甚至意识形态的考虑，不愿意看到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采取各种办法限制中国影响力在世界经济舞台的扩大。也有一些非西方国家，包括与中国有地缘关系的中小国家，出于对地区安全的担心，不愿意原有的势力均衡被打破，也对中国的日益强大表现出一份“紧张”，在发展与中国经济贸易关系的同时往往会“留有一手”，对中国的海外经济活动采取一些限制的做法。这些新情况、新因素增加了世界和地区形势的复杂性，加大了我们驾驭世界政治与经济局势的难度。
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推进“走出去”的步伐，是我国在新世纪经济对外开放的一个基本方向。但是，面对复杂的新环境和新形势，我国经济对外开放也要提升水平，在方式上也要更具有策略性。
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短缺的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资源的需求量极大，而国内的资源储量和资源供给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自然要到国际上寻求新的资源供给，这也是许多国家的经验。但是，我们到国际上寻找资源，利用国际上的资源为田内经济发展服务，需要有一个系统的思考和一个全面的安排，要考虑到可能的负面影响，并把这种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但是，现实情况却是，由于缺乏周密的思考和系统的安排，容易让世界对中国利用国际资源心存恐惧。一些民营企业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到处收购森林、矿山，仅仅着眼于投资回报，不顾及政治和外交影响，甚至用非环保的方法在当地砍伐森林、开采矿山，造成很不好的负面后果。有的固有大企业到国外开采矿山，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缺乏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考量。以至于国外有一种舆论，把中围的“走出去”与争抢国际资源划等号，认为“走出去”就是走到国外占有资源，甚至认为中国把国内资源消耗的差不多了，现在又要把世界上的资源消耗殆尽。虽然世界舆论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利用国际资源有误解，其中有的观点还是别有用心，但我们自己缺乏合理的整体考虑和安排，一些企业到同外收购资源一哄而上也是一个基本事实。
由于国际形势极其复杂，我们在国际市场上争取经济利益时，也必须要考虑到一些复杂的政治因素，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其实也是一种风险，而且是一种很大的风险。
从全局战略出发防范风险
今天我们面对的世界，各种利害关系错综复杂，表面的商业利益背后可能隐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时的外交斡旋中又包含着长期的经济利益。风险无时不在，利益机会也会不断出现，参与国际经济事务就是始终与利益和风险打交道的过程。
在新的时期，我国的经济将进一步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化的程度会进一步加深，防范风险的关键在于树立全局战略意识，综合考虑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统筹开放经济大局，整体规划和安排各项具体的经济事务。
首先是加强对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风险评估，尤其是对一些敏感地区的未来风险要提前作出充分的预警评估，注重地区均衡策略，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不要集中在一些风险地区过多布局。世界上有的地区的风险总是要大一些，即便这些地区的市场比较容易进入，也要谨慎而行，至少不要集中布局。美国也是一个对中东石油高度依赖的围家，但出于全球平衡和降低风险的考虑，美国正在逐渐降低来自于中东石油所占进口石油的比重。奥巴马政府已宣布，到2025年，美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将下降75％。而我国目前的进口石油已占到石油消费的一半以上，其中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又占到进口石油的一半，进口石油来源地均衡化、分散化的任务十分紧迫。
其次是综合考虑多种经济和政治因素，防止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承担重大政治风险。在对外的经济交往中，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往往交织在一起，风险的表现形式也极其复杂，不能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有的时候，政治上的损失比一时的经济利益大得多，而且，当政治上蒙受风险后，经济利益也无从谈起。国内的一些企业有时喜欢进入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敏感领域，有的时候在商业利益上也有所得，却往往引来很大的政治麻烦，造成一定形式的国家对立局面，得不偿失。甚至有的企业在商业层面上并未成功，反而引来西方国家的高度“警觉”，使我们的其他经济外交工作陷入被动。
第三，“走出去”的工作亟待加强指导性，要有全局性安排。作为一项经济开放的战略，既要坚定不移地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又要加强宏观指导性，冷静分析各种具体“走出去”的企业行为的利弊得失，适当调控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方向，规范企业“走出去”的行为。
第四，大力加强对国际经济政治风险形势的研究与预测，政府部门应及时发布相关风险预警信息，指导企业和个人选择境外合适的市场，规避相关风险。充分发挥商会、行业协会的作用，促进在海外市场有业务的企业相互交流，提高风险意识，增强防御风险的能力。对个人到海外旅行、求学、就业要给予适当的指导性教育，加强引导性，避免大量中国公民进入高风险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