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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20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在四川成都召开，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座祭祀坑，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形金饰片、金箔、巨型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玉琮等重要文物五百余件。随着考古发掘进展不断曝光，三星堆火爆“出圈”，持续“霸屏”，社会各界探索古蜀文明的热情被点燃，至今仍在持续发酵中……
从“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与“广汉文化”的提出，到“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确证;从“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到“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的实施，每一次巴蜀文化研究热潮的出现，皆因考古新发现的推动。改革开放以来，巴蜀考古成就斐然，重大发现接二连三，曾经扑朔迷离的巴蜀古史经由这些发现得以逐渐廓清其本来面目。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发掘及研究工作迄今已有九十余年历史，几代考古学人在这片土地上前赴后继、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从燕家院子到“两坑”奇观
“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王国维语）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河南渑池仰韶村、安阳殷墟等重要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形成。
1929年春天，四川省广汉县南兴镇月亮湾村民燕道诚与儿子燕青保在自家院前开挖安装水车的车水坑，无意中发现了一大堆形制各异的玉石器——一个尘封了三千多年的惊天秘密初露端倪。这批玉石器包括璧、璋、琮、刀、斧、钏、珠及玉料等共四百余件。后来，部分玉石器流入坊间，“广汉玉器”名噪一时。几乎在同时期，成都白马寺坛君庙一带也陆续出土了一批青铜器。这些偶然间的发现，尽管有许多不知所终，留下无尽遗憾，但新的探索、新的故事也由此开始，古蜀王国地下史书的一角由此翻开。
这些发现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一批著名学者如郭沫若、顾颉刚、徐中舒、商承祚、郑德坤、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卫聚贤等纷纷加人研讨，“广汉文化”“巴蜀文化”等命名成为巴蜀研究史上的永恒记忆，成都平原巴蜀考古的序幕由此拉开……
1934年3月16日，由华西大学博物馆具体负责，对月亮湾进行了首次发掘，发掘点选在广汉太平场（今三星堆镇）月亮湾燕宅北边的田埂中。此次挖掘名義上是当地县政府组织，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作技术指导。通过探沟法发掘，找到了燕氏发现玉石器的原坑，出土器物及残件六百余件，葛维汉据此撰成发掘简报并发布，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和探讨，这次科学发掘成为三星堆考古的亮丽序章。
同年，葛维汉在广汉玉器坑发掘简报中首提“广汉文化”概念，后郑德坤先生在1946年《四川古代文化史》中为此作了专章论述。“广汉文化”的提出，表明当时学界已关注到本地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异同。1941年，卫聚贤通过对巴蜀青铜器的研究，提出“巴蜀文化”命题，引起学术界热烈论辩。发轫于20世纪初叶的巴蜀文化研究，与三星堆有密切关联，对后来三星堆的发展具有开创之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四川省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与发掘。1956年春季和秋季，为配合宝成铁路和川陕公路的修扩建，四川省文管会专家王家祐、江甸潮对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和横梁子进行了调查，并将遗址南北两区分别定名为“三星堆遗址”和“横梁子遗址”。1958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组结合三年级考古学通论课程实习，对广汉南兴镇古遗址再度进行了田野调查，采集了部分陶片及石器，通过器形和纹样对比，将当地遗址与新繁水观音、成都羊子山等遗址联系在一起，明确其皆属同一种文化类型——蜀文化。
1963年，在冯汉骥先生倡导下，四川省文管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联合组成考古队，对月亮湾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正式考古发掘。这次发掘实际工作40天，发掘面积150平方米，发现了玉石器、陶片、骨器、青铜器残片和房址、墓葬、建筑基址等遗迹。此次发掘意义重大：首次从地层学和类型学上对月亮湾的发掘进行分析对比，指出该遗址是属同一文化的不同时期的堆积，合理解释了房屋基址和红烧土硬面以及砾石遗迹的发现，确定了这里有可能是一处重要的建筑遗迹。此次发掘研究成果为学界提供了一批有地层依据的资料，为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学分期奠定了科学基础。冯汉骥先生在对当地进行了多次调研后，指出三星堆遗址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中心都邑”，二十多年后举世震惊的重大发现印证了先生的这一预见。
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正式提出“区系类型学说”，其后又发表了具方法论意义的“古文化古城古国”说，这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重要界碑，对考古工作有重大指导意义。在此期间，四川考古工作者对1980年以来的三星堆田野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三星堆发掘者根据历年所获资料，将属于同一遗址群的各遗址点统一命名为“三星堆遗址”，并首次进行了分期研究。根据1980年11月至1981年5月三星堆发掘以及历年所获资料、报告《广汉三星堆遗址》认为三星堆遗址文化分为三期（后据资料分为四期），年代上限距今4500±150年，大致延续至距今三千年左右，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相当于中原夏商时期，并建议将这一考古学文化命名为“三星堆文化”。1982年，国家文物局将三星堆遗址列为重点考古发掘工地。此后，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范围和分布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初步提出“三星堆古城”的看法。1984年3月，由国家文物局主持的第一次“全国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在成都召开，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引起了代表们的关注。会议期间，苏秉琦先生专程赴省考古所库房参观三星堆文物标本。会议闭幕式上，苏先生发表了对考古学科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讲话，其中特别提到对巴蜀文化的看法：“巴蜀文化有它自身的诸特征因素，但并不只是哪一种东西。我们现在说‘初步形成’，是说像月亮湾、三星堆和方池街的材料……四川有这样一批材料和工作成果，我看这就是生长点。”
1986年3月至5月，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分三个发掘区，发掘总面积达1325平方米，共清理出房屋遗迹二十余处、灰坑104个，出土大量陶器、玉器、陶塑动物、石人雕像以及漆木器。其中以第三发掘区最为重要、发现文物最多、文化层堆积最厚，其最厚的16层文化堆积层使三星堆历次发掘在此得到印证，为四川考古研究建立了年代学体系。随着对三星堆遗址各期文化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通过对成都十二桥遗址群发掘与研索提出了“十二桥文化”概念，使之成为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谱系中的一个发展阶段。 这里，我们对这株铜神树作一简要分析：铜树上铸有九只鸟，有何具体寓意呢？在古代“十日神话”中，太阳的运行是由自在飞翔于天宇的“阳乌”（金乌）背负而行，这是先民对太阳东西移行现象富有想象力的解释。古代很多民族都将鸟作为太阳的象征，这在文化人类学资料中有大量记述。中西考古资料中亦有不少鸟日并见的图像。三星堆铜树上所铸的神鸟当即神话中金乌（即太阳）的写照。三星堆神树三层九枝及其枝头分立九鸟的形象，符合“扶桑”和“若木”的“上有十日”这一最为显著的特征。铜神树铸饰九鸟，原顶部或有一只鸟，也可能制作者表达的构型意图是另有一只鸟正在天上值日。铜神树也具有“建木”的特征和功能，载籍描述建木有树叶、花卉、花果与“黄蛇”，铜神树的造型符号中同样有“天花地果”与神龙，而铜神树所在位置恰是古史神话传说中所谓“天地之中”的成都平原，“天地之中”意即“世界中心”，表征这是一株挺立于大地中心的神树。
我们倾向于认为三星堆神树应是古代传说中扶桑、建木等神树的一种复合型产物，其主要功能之一即为“通天”。神树连接天地，沟通人神，神灵借此降世，巫师借此登天，树间攀援之龙，或即巫师之驾乘。
三星堆神树是中国宇宙树伟大的实物标本，当可视作上古先民天地不绝，天人感应，人天合一，人神互通之神话意识的形象化写照。三星堆神树反映了古蜀先民对太阳及太阳神的崇拜，它在古蜀人的神话意识中具有通灵、通神、通天的特殊功能，是中国宇宙树最具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伟大实物标本。
（三）太阳形器。三星堆出土的“太阳形器”全部被砸碎并经火焚烧。从残件中能识别出6个个体，经修复复原的两件“太阳形器”直径均在85厘米左右，构型完全一致。这里介绍的是其中一件。
器物构型为圆形，正中阳部凸起，其周围五芒的布列形式呈放射状，芒条与外围晕圈相连接。阳部中心圆孔、晕圈上等距分布的5个圆孔均是做安装固定作用的。器物系采用二次铸造法制成。先将晕圈和五道芒条铸成后，再用嵌铸法将太阳嵌铸在芒条上，然后在与晕圈衔接处两面钻孔，最后用铆铸法在孔中灌注铜液将芒条铆接牢固。
这种形制的器物从未见于以往的出土文物，因其与同坑出土的铜神殿屋盖上的“太阳芒纹”的形式相似，整体图像特点也与我国南方地区出土铜鼓上的太阳符号颇为相像，故发掘者将其定名为“太阳形器”。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此器表现的是车轮：中心部分是轮毂，放射形条状物是车辐，外圈是轮圈。还有观点认为既非太阳，亦非车轮，而是用于军事作战的盾牌上的盾饰。多数意见认为，这种形制的器物即是“太阳形器”，是常设在古蜀国神庙中的神器，又或用于祭祀仪式，钉挂在某种物体之上，作为太阳之象征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许多重器如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及其他一些青铜重器上的大量各式太阳纹饰表明，“太阳崇拜”在三星堆古蜀国的宗教文化中颇为突出。由此可以推知，商代的古蜀国已有专门的祭日仪式，并在古蜀国诸多祭仪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作为成都平原古族的信奉习俗，“太阳崇拜”一直延及至东周。据《华阳国志》记载，末代蜀王族的号为“开明”，其词义即与“太阳升起”密切相关，如《楚辞·天问》“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藏”即是旁证。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四鸟绕日饰、铜立人像等正是商末至西周早期古蜀太阳崇拜的实物例证。作为宗教观念的物化形式，它们与三星堆同类器物前后衔接，为进一步研究古蜀宗教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星堆文物，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物，是罕见的、作为集群展現的人类上古史奇珍，在蔚为壮观的中国文物群体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且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三星堆文物填补了中华文化演进序列中的缺环，展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古蜀文明对世界青铜文明的杰出贡献。
三、1988年至今的三星堆遗址考古
手铲释天书。纵观20世纪，三星堆考古所取得的重大发现为探索古蜀史之谜提供了新的途径。一个尘封千年的蜀国古都再现天日，一段久已消逝的上古历史重被释读。自三星堆一、二号大型商代祭祀坑发现发掘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在三十多年的考古工作成绩明显：遗址分布范围、三星堆古城分布范围、年代序列、文化内涵等基本清楚，城圈结构、营建过程和区域聚落形态大致清晰，遗址第一期和第四期遗存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自1989年至1995年年初，三星堆工作站先后6次对城墙进行试掘，划定了面积达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范围。多道城墙的时代和筑法不尽相同的现象表明，庞大的三星堆古城可能是由若干个不同时代的小城逐渐演变发展而来。1997年抢救发掘的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的仁胜村墓地，是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成片分布的公共墓地，为三星堆城址布局和三星堆文化因素的认识提供了新材料，出土的玉石器包含的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等文化因素也为研究中原和东南远古文化，以及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的古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1999年年初，在发掘月亮湾台地和城墙时，发现属三星堆一期文化阶段多层地层直接叠压在一起的现象，使该期各段的划分有了直接的地层依据，同时明确了月亮湾城墙建造的具体年代及其与上下层文化之间的关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考古人员又在遗址展开了大规模考古勘探和试掘工作，并获重大成果：一是“北城墙”的发现，改变了北面为河水屏障的旧有认识，新发现的北城墙与以前发现的三面城墙合围，构成了四面完整的城池;二是“宫殿区”的发现，由此确定了遗址的核心区域。与此同时，考古工作者在遗址分期、遗迹面貌、文物内涵、文化概况、文化影响等诸方面也颇有收获。现有资料表明，三星堆遗址是迄今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分布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文化遗址，其文化堆积距今约4500—2800年，面积达12平方公里。其核心区域面积约3.6平方公里，为古蜀国都城遗址，年代约当商代。1986年，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年代为商代晚期（距今3250—3100年），所揭示的一种独特青铜文化引起轰动，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随后发现三星堆东城墙、南城墙、月亮湾小城和大型宫殿基址等重要遗迹，逐步廓清了三星堆古城分布范围。专家们认为，三星堆文化面貌既呈现独特性，又与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夏商时期古文化有着紧密联系。专家们认为，三星堆文化面貌既呈现独特性，又与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夏商时期古文化有着紧密联系。
从“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与“广汉文化”的提出，到“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确证;从“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到“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的实施，每一次巴蜀文化研究热潮的出现，皆因考古新发现的推动。改革开放以来，巴蜀考古成就斐然，重大发现接二连三，曾经扑朔迷离的巴蜀古史经由这些发现得以逐渐廓清其本来面目。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发掘及研究工作迄今已有九十余年历史，几代考古学人在这片土地上前赴后继、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从燕家院子到“两坑”奇观
“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王国维语）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河南渑池仰韶村、安阳殷墟等重要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形成。
1929年春天，四川省广汉县南兴镇月亮湾村民燕道诚与儿子燕青保在自家院前开挖安装水车的车水坑，无意中发现了一大堆形制各异的玉石器——一个尘封了三千多年的惊天秘密初露端倪。这批玉石器包括璧、璋、琮、刀、斧、钏、珠及玉料等共四百余件。后来，部分玉石器流入坊间，“广汉玉器”名噪一时。几乎在同时期，成都白马寺坛君庙一带也陆续出土了一批青铜器。这些偶然间的发现，尽管有许多不知所终，留下无尽遗憾，但新的探索、新的故事也由此开始，古蜀王国地下史书的一角由此翻开。
这些发现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一批著名学者如郭沫若、顾颉刚、徐中舒、商承祚、郑德坤、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卫聚贤等纷纷加人研讨，“广汉文化”“巴蜀文化”等命名成为巴蜀研究史上的永恒记忆，成都平原巴蜀考古的序幕由此拉开……
1934年3月16日，由华西大学博物馆具体负责，对月亮湾进行了首次发掘，发掘点选在广汉太平场（今三星堆镇）月亮湾燕宅北边的田埂中。此次挖掘名義上是当地县政府组织，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作技术指导。通过探沟法发掘，找到了燕氏发现玉石器的原坑，出土器物及残件六百余件，葛维汉据此撰成发掘简报并发布，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和探讨，这次科学发掘成为三星堆考古的亮丽序章。
同年，葛维汉在广汉玉器坑发掘简报中首提“广汉文化”概念，后郑德坤先生在1946年《四川古代文化史》中为此作了专章论述。“广汉文化”的提出，表明当时学界已关注到本地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异同。1941年，卫聚贤通过对巴蜀青铜器的研究，提出“巴蜀文化”命题，引起学术界热烈论辩。发轫于20世纪初叶的巴蜀文化研究，与三星堆有密切关联，对后来三星堆的发展具有开创之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四川省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与发掘。1956年春季和秋季，为配合宝成铁路和川陕公路的修扩建，四川省文管会专家王家祐、江甸潮对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和横梁子进行了调查，并将遗址南北两区分别定名为“三星堆遗址”和“横梁子遗址”。1958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组结合三年级考古学通论课程实习，对广汉南兴镇古遗址再度进行了田野调查，采集了部分陶片及石器，通过器形和纹样对比，将当地遗址与新繁水观音、成都羊子山等遗址联系在一起，明确其皆属同一种文化类型——蜀文化。
1963年，在冯汉骥先生倡导下，四川省文管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联合组成考古队，对月亮湾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正式考古发掘。这次发掘实际工作40天，发掘面积150平方米，发现了玉石器、陶片、骨器、青铜器残片和房址、墓葬、建筑基址等遗迹。此次发掘意义重大：首次从地层学和类型学上对月亮湾的发掘进行分析对比，指出该遗址是属同一文化的不同时期的堆积，合理解释了房屋基址和红烧土硬面以及砾石遗迹的发现，确定了这里有可能是一处重要的建筑遗迹。此次发掘研究成果为学界提供了一批有地层依据的资料，为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学分期奠定了科学基础。冯汉骥先生在对当地进行了多次调研后，指出三星堆遗址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中心都邑”，二十多年后举世震惊的重大发现印证了先生的这一预见。
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正式提出“区系类型学说”，其后又发表了具方法论意义的“古文化古城古国”说，这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重要界碑，对考古工作有重大指导意义。在此期间，四川考古工作者对1980年以来的三星堆田野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三星堆发掘者根据历年所获资料，将属于同一遗址群的各遗址点统一命名为“三星堆遗址”，并首次进行了分期研究。根据1980年11月至1981年5月三星堆发掘以及历年所获资料、报告《广汉三星堆遗址》认为三星堆遗址文化分为三期（后据资料分为四期），年代上限距今4500±150年，大致延续至距今三千年左右，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相当于中原夏商时期，并建议将这一考古学文化命名为“三星堆文化”。1982年，国家文物局将三星堆遗址列为重点考古发掘工地。此后，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范围和分布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初步提出“三星堆古城”的看法。1984年3月，由国家文物局主持的第一次“全国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在成都召开，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引起了代表们的关注。会议期间，苏秉琦先生专程赴省考古所库房参观三星堆文物标本。会议闭幕式上，苏先生发表了对考古学科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讲话，其中特别提到对巴蜀文化的看法：“巴蜀文化有它自身的诸特征因素，但并不只是哪一种东西。我们现在说‘初步形成’，是说像月亮湾、三星堆和方池街的材料……四川有这样一批材料和工作成果，我看这就是生长点。”
1986年3月至5月，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分三个发掘区，发掘总面积达1325平方米，共清理出房屋遗迹二十余处、灰坑104个，出土大量陶器、玉器、陶塑动物、石人雕像以及漆木器。其中以第三发掘区最为重要、发现文物最多、文化层堆积最厚，其最厚的16层文化堆积层使三星堆历次发掘在此得到印证，为四川考古研究建立了年代学体系。随着对三星堆遗址各期文化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通过对成都十二桥遗址群发掘与研索提出了“十二桥文化”概念，使之成为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谱系中的一个发展阶段。 这里，我们对这株铜神树作一简要分析：铜树上铸有九只鸟，有何具体寓意呢？在古代“十日神话”中，太阳的运行是由自在飞翔于天宇的“阳乌”（金乌）背负而行，这是先民对太阳东西移行现象富有想象力的解释。古代很多民族都将鸟作为太阳的象征，这在文化人类学资料中有大量记述。中西考古资料中亦有不少鸟日并见的图像。三星堆铜树上所铸的神鸟当即神话中金乌（即太阳）的写照。三星堆神树三层九枝及其枝头分立九鸟的形象，符合“扶桑”和“若木”的“上有十日”这一最为显著的特征。铜神树铸饰九鸟，原顶部或有一只鸟，也可能制作者表达的构型意图是另有一只鸟正在天上值日。铜神树也具有“建木”的特征和功能，载籍描述建木有树叶、花卉、花果与“黄蛇”，铜神树的造型符号中同样有“天花地果”与神龙，而铜神树所在位置恰是古史神话传说中所谓“天地之中”的成都平原，“天地之中”意即“世界中心”，表征这是一株挺立于大地中心的神树。
我们倾向于认为三星堆神树应是古代传说中扶桑、建木等神树的一种复合型产物，其主要功能之一即为“通天”。神树连接天地，沟通人神，神灵借此降世，巫师借此登天，树间攀援之龙，或即巫师之驾乘。
三星堆神树是中国宇宙树伟大的实物标本，当可视作上古先民天地不绝，天人感应，人天合一，人神互通之神话意识的形象化写照。三星堆神树反映了古蜀先民对太阳及太阳神的崇拜，它在古蜀人的神话意识中具有通灵、通神、通天的特殊功能，是中国宇宙树最具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伟大实物标本。
（三）太阳形器。三星堆出土的“太阳形器”全部被砸碎并经火焚烧。从残件中能识别出6个个体，经修复复原的两件“太阳形器”直径均在85厘米左右，构型完全一致。这里介绍的是其中一件。
器物构型为圆形，正中阳部凸起，其周围五芒的布列形式呈放射状，芒条与外围晕圈相连接。阳部中心圆孔、晕圈上等距分布的5个圆孔均是做安装固定作用的。器物系采用二次铸造法制成。先将晕圈和五道芒条铸成后，再用嵌铸法将太阳嵌铸在芒条上，然后在与晕圈衔接处两面钻孔，最后用铆铸法在孔中灌注铜液将芒条铆接牢固。
这种形制的器物从未见于以往的出土文物，因其与同坑出土的铜神殿屋盖上的“太阳芒纹”的形式相似，整体图像特点也与我国南方地区出土铜鼓上的太阳符号颇为相像，故发掘者将其定名为“太阳形器”。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此器表现的是车轮：中心部分是轮毂，放射形条状物是车辐，外圈是轮圈。还有观点认为既非太阳，亦非车轮，而是用于军事作战的盾牌上的盾饰。多数意见认为，这种形制的器物即是“太阳形器”，是常设在古蜀国神庙中的神器，又或用于祭祀仪式，钉挂在某种物体之上，作为太阳之象征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许多重器如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及其他一些青铜重器上的大量各式太阳纹饰表明，“太阳崇拜”在三星堆古蜀国的宗教文化中颇为突出。由此可以推知，商代的古蜀国已有专门的祭日仪式，并在古蜀国诸多祭仪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作为成都平原古族的信奉习俗，“太阳崇拜”一直延及至东周。据《华阳国志》记载，末代蜀王族的号为“开明”，其词义即与“太阳升起”密切相关，如《楚辞·天问》“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藏”即是旁证。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四鸟绕日饰、铜立人像等正是商末至西周早期古蜀太阳崇拜的实物例证。作为宗教观念的物化形式，它们与三星堆同类器物前后衔接，为进一步研究古蜀宗教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星堆文物，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物，是罕见的、作为集群展現的人类上古史奇珍，在蔚为壮观的中国文物群体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且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三星堆文物填补了中华文化演进序列中的缺环，展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古蜀文明对世界青铜文明的杰出贡献。
三、1988年至今的三星堆遗址考古
手铲释天书。纵观20世纪，三星堆考古所取得的重大发现为探索古蜀史之谜提供了新的途径。一个尘封千年的蜀国古都再现天日，一段久已消逝的上古历史重被释读。自三星堆一、二号大型商代祭祀坑发现发掘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在三十多年的考古工作成绩明显：遗址分布范围、三星堆古城分布范围、年代序列、文化内涵等基本清楚，城圈结构、营建过程和区域聚落形态大致清晰，遗址第一期和第四期遗存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自1989年至1995年年初，三星堆工作站先后6次对城墙进行试掘，划定了面积达3.6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城范围。多道城墙的时代和筑法不尽相同的现象表明，庞大的三星堆古城可能是由若干个不同时代的小城逐渐演变发展而来。1997年抢救发掘的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的仁胜村墓地，是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成片分布的公共墓地，为三星堆城址布局和三星堆文化因素的认识提供了新材料，出土的玉石器包含的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等文化因素也为研究中原和东南远古文化，以及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的古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1999年年初，在发掘月亮湾台地和城墙时，发现属三星堆一期文化阶段多层地层直接叠压在一起的现象，使该期各段的划分有了直接的地层依据，同时明确了月亮湾城墙建造的具体年代及其与上下层文化之间的关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考古人员又在遗址展开了大规模考古勘探和试掘工作，并获重大成果：一是“北城墙”的发现，改变了北面为河水屏障的旧有认识，新发现的北城墙与以前发现的三面城墙合围，构成了四面完整的城池;二是“宫殿区”的发现，由此确定了遗址的核心区域。与此同时，考古工作者在遗址分期、遗迹面貌、文物内涵、文化概况、文化影响等诸方面也颇有收获。现有资料表明，三星堆遗址是迄今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分布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文化遗址，其文化堆积距今约4500—2800年，面积达12平方公里。其核心区域面积约3.6平方公里，为古蜀国都城遗址，年代约当商代。1986年，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年代为商代晚期（距今3250—3100年），所揭示的一种独特青铜文化引起轰动，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随后发现三星堆东城墙、南城墙、月亮湾小城和大型宫殿基址等重要遗迹，逐步廓清了三星堆古城分布范围。专家们认为，三星堆文化面貌既呈现独特性，又与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夏商时期古文化有着紧密联系。专家们认为，三星堆文化面貌既呈现独特性，又与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夏商时期古文化有着紧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