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先生的《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一文读后，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为数不少的“地方院校”的安身立命。钱先生的文章正值北大百年庆典，这样热闹关头提起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的滑坡、教育精神价值的失落，并回到起点上反省大学教育本身，这当然显得冷静非凡。对于真正谈得上“北大传统”的北京大学，这样略显古旧的追问(如“什么是大学？”)与庆典仪式上的堂皇之辞相比自然更具逼近真实的力度。但是，毋庸讳言，一大批地方院校谈不上拥有什么传统，因为传统毕竟不仅仅是“校训”。这样，摇摆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大学理念纠葛，总让人有某种空疏无力感。
　　钱理群先生的反省表明了一种站立于讲桌前的坚定，带有理想主义的气息：渴望某种“思想家”教育与“实践家”教育之间的协调发展，阅读之中感受到钱先生对“急功近利”的深深排斥。这种坚定的带有信仰式的热烈，也是一种让人感奋的敬业的师道精神。可是坐在讲桌下面的我们，除了孜孜不倦之外的困惑还有另一种切肤之痛：正当本世纪结束之前，我们必须面对“生活的挑战”，毕业时的食不知味、寝不安枕是每个人必修的“反思”。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为什么难以顺利地“进入社会”？除了我们个人的原因之外，大学并未像它所应具备的职能那样成为一股社会力量也许是更重要的因素。普遍地缺乏参与意识而未能在社会中施加影响、发挥有力作用，使得大学与社会之间的疏离感发展为无力感。尤其对于地方院校而言，这种带有“普及性”的大学教育如不能提升地方素质、促进地方进步就真堪称“百无一用”。人格塑造与思想性的培养，让人想起儒家的“内圣外王”，总是缺失着行动、参与这关键的一环。什么时候才有大学与社会良好的合作机制？这也许是讲桌下面不少人更关心的问题。在各种报刊杂志上纷纷见到讨论“北大传统”的文字，觉得总还缺少一点什么，深信这个多元时代里的大学教育并非北大一家的事。钱理群先生文中也提到“多样的教育模式”，只可惜点到为止，很希望能见到进一步的阐发与反省之后的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