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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调整印花税以来,认为在中国炒股不会亏本的神话被暂时性地打破了。但它们仍然不可小觑。事实上民众的投资热情依旧高涨,截至2007年6月22日,沪深两市的账户总数已达10619万户。在此背景之下,有关股市非理性繁荣的担心再度增强。
海外市场的经验表明,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和理财意识的觉醒,新兴市场中的居民家庭资产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证券类投资资产占家庭资产比例将不断上升。中国居民从以前的只能靠劳务收入分享经济成果到分享资本收益,无疑是巨大的进步。
关于当前股市繁荣的原因,众说纷纭,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流动性过剩是本轮牛市大幅度超常规上涨的核心动力,也是股指保持强势上升的真正原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股市上涨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性变革以及上市公司盈利的大幅上升,与流动性过剩并无直接关系。
就前者而言,其根源在于中国特殊的对外金融和贸易体制,非短期内可以纾解。而在获得总体性解决之前,中国股市正是容纳过多流动性的最佳渠道。股市在可控前提下存在一定泡沫,对全局而言并非坏事。
而倘若归因于后者,则即使采取如小幅加息等手段来加以调控,亦不能抑制国内居民出于资产配置的目的而继续持有或者增持股票的冲动,牛市的格局仍将持续。
不可否认,当前股市存在有非理性的因素,主要表现在有相当多的民众冀望于有不以赢利为目的的政策资金来托市。他们认定,出于政治层面的考量,管理层总会出面阻止股市的大幅度下跌。
这自然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如果政府制造足够多的货币来支撑股市,其代价将是失去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并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清人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曾写道:“盖天下之患,莫大于有所恃。有所恃,则敢于蹈险故也。”对于投资者“有恃无恐”的心态,管理层亦有着切肤之痛。我们注意到,中国证监会于今年5月23日晚再次发出通知,要求证券公司采取各种有效方式让投资者充分理解“买者自负”的原则,其用意即在于此。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在集体非理性的前提下,单纯的言论宣示恐难奏效。
事实上,投资者的非理性心理之所以如此顽强,根源于人们对于中国股市“政策市”根深蒂固的印象。而此一印象的形成,恰恰与频繁的政策干预不无关系。
观察中国股市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管理层为了控制风险,往往会在过热时采取抑制措施,而一旦市场冷寂,又不假思索地采取种种措施救市、抬市。此类举措对市场机制的扭曲和对社会财富的浪费固不待言,其对于民众非理性认知心理的形成和影响,更是长期性的。它使投资者产生一种错觉:只要政府不想让股市下跌,政府就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面对一个非理性市场,适时的调控固然必要,但前提是市场有其内在的主动调节机制,方能与宏观政策构成良性的互动。目前股票市场自主调节能力太差,只能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被动接受宏观政策的调节,这就造成投资者及潜在投资者不是真正地面向市场进行价值投资,而是“紧盯”政策,进行政策或政治“赌博”。更进一步的,有人在股指上涨时推波助澜,在下落时又以种种舆论来向管理层施压,要求其出台政策刺激上涨,于是形成了上涨——调控——再上涨——再调控的怪圈。
显然,“政策市”之魅不祛,调控就有可能适得其反。要彻底打破“政策市”迷信,恢复市场本性,就必须尊重市场铁律,放弃经常性的政策干预,真正按照市场原则配置资源,促使投资者谨慎考量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真正形成“买者自负”的风险意识。
就当前而言,管理层不应对市场走势过度担忧,对于政策性干预更应当慎之又慎。证券监管部门的核心职责就在于监管市场的违规交易,而对于市场正常的交易行为,即便存在所谓的“投资风险”,管理层本身并无进行干预的必要。与此同时,严厉、有效地打击违规交易,实现市场交易的公平、透明、规范,才是“买者自负”的制度基础。
海外市场的经验表明,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和理财意识的觉醒,新兴市场中的居民家庭资产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证券类投资资产占家庭资产比例将不断上升。中国居民从以前的只能靠劳务收入分享经济成果到分享资本收益,无疑是巨大的进步。
关于当前股市繁荣的原因,众说纷纭,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流动性过剩是本轮牛市大幅度超常规上涨的核心动力,也是股指保持强势上升的真正原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股市上涨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性变革以及上市公司盈利的大幅上升,与流动性过剩并无直接关系。
就前者而言,其根源在于中国特殊的对外金融和贸易体制,非短期内可以纾解。而在获得总体性解决之前,中国股市正是容纳过多流动性的最佳渠道。股市在可控前提下存在一定泡沫,对全局而言并非坏事。
而倘若归因于后者,则即使采取如小幅加息等手段来加以调控,亦不能抑制国内居民出于资产配置的目的而继续持有或者增持股票的冲动,牛市的格局仍将持续。
不可否认,当前股市存在有非理性的因素,主要表现在有相当多的民众冀望于有不以赢利为目的的政策资金来托市。他们认定,出于政治层面的考量,管理层总会出面阻止股市的大幅度下跌。
这自然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如果政府制造足够多的货币来支撑股市,其代价将是失去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并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清人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曾写道:“盖天下之患,莫大于有所恃。有所恃,则敢于蹈险故也。”对于投资者“有恃无恐”的心态,管理层亦有着切肤之痛。我们注意到,中国证监会于今年5月23日晚再次发出通知,要求证券公司采取各种有效方式让投资者充分理解“买者自负”的原则,其用意即在于此。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在集体非理性的前提下,单纯的言论宣示恐难奏效。
事实上,投资者的非理性心理之所以如此顽强,根源于人们对于中国股市“政策市”根深蒂固的印象。而此一印象的形成,恰恰与频繁的政策干预不无关系。
观察中国股市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管理层为了控制风险,往往会在过热时采取抑制措施,而一旦市场冷寂,又不假思索地采取种种措施救市、抬市。此类举措对市场机制的扭曲和对社会财富的浪费固不待言,其对于民众非理性认知心理的形成和影响,更是长期性的。它使投资者产生一种错觉:只要政府不想让股市下跌,政府就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面对一个非理性市场,适时的调控固然必要,但前提是市场有其内在的主动调节机制,方能与宏观政策构成良性的互动。目前股票市场自主调节能力太差,只能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被动接受宏观政策的调节,这就造成投资者及潜在投资者不是真正地面向市场进行价值投资,而是“紧盯”政策,进行政策或政治“赌博”。更进一步的,有人在股指上涨时推波助澜,在下落时又以种种舆论来向管理层施压,要求其出台政策刺激上涨,于是形成了上涨——调控——再上涨——再调控的怪圈。
显然,“政策市”之魅不祛,调控就有可能适得其反。要彻底打破“政策市”迷信,恢复市场本性,就必须尊重市场铁律,放弃经常性的政策干预,真正按照市场原则配置资源,促使投资者谨慎考量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真正形成“买者自负”的风险意识。
就当前而言,管理层不应对市场走势过度担忧,对于政策性干预更应当慎之又慎。证券监管部门的核心职责就在于监管市场的违规交易,而对于市场正常的交易行为,即便存在所谓的“投资风险”,管理层本身并无进行干预的必要。与此同时,严厉、有效地打击违规交易,实现市场交易的公平、透明、规范,才是“买者自负”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