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交予艺术，每一次交予自由
　　隆冬时节，透过车窗往外看，维也纳老式红色有轨电车像驶入雾中，再从雾中驶出。圆角的车厢伸展在轨道上，好像越拉越长。
　　从卡尔广场城铁站出来，你会看到两幢绿色的站楼。与其他车站不同，这两座站楼以钢筋砌造，墙面贴着来自意大利的大理石，墙上装饰着向梵高致敬的金色向日葵。车站设计者奥托·瓦格纳是维也纳交通委员会的顾问，但他更著名的身份是“分离派”艺术的代表人物。
　　1897年，维也纳一批艺术家、建筑家和设计师声称要与传统的美学观决裂、与正统的学院派艺术分道扬镳，故自称分离派。
　　今日瓦格纳被尊为“现代维也纳的城市规划设计师”，但他当年的建筑设计创意常被奥匈帝国的费迪南大公以太大胆前卫为由否决，让他时常感觉郁郁不得志。
　　奥地利邮政储蓄银行是瓦格纳一生最后的作品，被认为是现代建筑史上的里程碑。大楼建于1904至1906年，即使以今日的眼光来看，现代感仍然扑面而来。进门就会见到大楼的资助人——当时的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的头像。
　　无论是外墙还是大厅内，最引人注目的是密密麻麻的铆钉。这是这种建筑材料第一次作为装饰物登堂入室。银行门前支撑玻璃雨棚的铁柱、大厅内的暖气柱，都充满工业化的冷色调。穹顶与脚下的半透明玻璃，既用于采光，也用于装饰。我站在大厅中央想，茜茜公主的丈夫眼光真够先锋的。
　　瓦格纳1918年离世。那一年，一战结束，西班牙流感肆虐维也纳。除瓦格纳外，“分离派”还折损了三员大将：年仅27岁的埃贡·席勒因流感去世，古斯塔夫·克里姆特感染伤寒去世，克罗曼·莫塞尔病逝。
　　瓦格纳等人辞世一个世纪后，维也纳将2018年定为了现代艺术纪念年。
　　“分离派”大本营——小白楼目前正在整修翻新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也纳政府资助克里姆特等艺术家建起了这座楼。大楼门前的拉丁文可视为分离派的宣言：“每一次交予艺术，每一次交予自由。”
　　邻近“小白楼”的地铁站，干脆以“分离主义”命名。附近的纳什市集上，金属栅栏上是“新艺术运动”与“分离派”艺术设计中常见的向日葵图案。克里姆特的画作被印到丝巾、T恤、酒杯与小化妆镜上，比维也纳的超级游客标签莫扎特还要主流。公共自行车站牌上，印满克里姆特的代表作《亲吻》，上面写着一句煽情的英文：“离开维也纳之前，别忘了亲吻。”
　　这次到维也纳，我听说了一个新消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近日对维也纳发出了红色警告，因为一家五星级酒店有改建成六七十层的新酒店的计划，而这一举措將违反世界遗产建筑保护的规则。新酒店一旦动工，“维也纳历史中心区域”将被从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除名。现在谁都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分离画派的多幅作品长期收藏在利奥波德美术馆的顶层内。80多岁的收藏家兼创办人利奥波德已于几年前离世。这里是收藏埃贡·席勒作品最多的地方。席勒生前遭受了太多的非议和批判，人们用“臭名昭著”来形容这位色情画者，但其死后，却被艺术界奉为直逼人心灵的伟大艺术家。
　　利奥波德美术馆还有分离派艺术大师们的生平陈列展。其中有作曲家马勒的妻子阿尔玛与多位艺术家的合影。阿尔玛美貌与才华并重，喜开犹太人的玩笑（想想马勒！），据说专门“收藏”天分出众、飞扬跋扈的著名艺术家，表现主义画家奥斯卡·柯克西卡是其中一个妒火中烧的情人。
　　20世纪先锋作曲家阿诺德·勋伯格夫人与盖斯勒的合影也在陈列中。勋伯格曾将夫人托付给年轻的画家朋友盖斯勒，结果夫人差点与画家私奔，最终碍于孩子乖乖回了家。盖斯勒画风本就黑暗，27岁的年华就此止于自尽。
　　一日，去多位欧洲艺术大师长眠的维也纳中央墓园参观。一位德国名演员和喜剧明星的墓前写着“带我去克里特岛，别问为何”，有人就在他墓前留下了一张克里特岛的明信片。音乐家墓园由维也纳市政府资助兴建，里面有贝多芬的墓和莫扎特的衣冠冢。莫扎特在维也纳去世，但葬于何处至今成谜。
　　如今，莫扎特当年的公寓改成了漂亮的博物馆，顶层有富人买下来居住。要寻访贝多芬就难了，他行为乖张，晚年全聋后日夜谱曲弹琴，被投诉“扰民”，在维也纳换过30多个住处。
　　黄昏时，搭地铁转巴士来到市郊的贝多芬故居。在“一个暴风雨夜”里，他在这里去世。可惜，大门紧锁。
　　第二天，我却在维也纳博物馆的分离派艺术展区偶然发现了迈克斯·克林格尔创作的贝多芬的白色大理石雕像。贝多芬年轻如狮子，眼神固执，但前所未见的澄明。登时觉得，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富有生命力的贝多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