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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敌人布防的预案，刘伯承、邓小平等确定西南作战指导原则：首先必须彻底切断敌人退路，封闭敌人于西南境内予以全歼。军事、政治两手兼备，加速战役胜利进程
1949年7月14日晚，邓小平乘火车由南京抵达北平，这是他第一次到北平。在此后的几天里，邓小平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数次交谈，一起筹划了二野等部进军西南的具体部署。
一个多月前，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渡江战役即将结束时，就于1949年5月23日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中，首先提出：二野应该准备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因此，上海刚一解放，邓小平就为华东局、总前委起草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二野入川势在必行，且宜早行，必须积极准备于8月初出动，并请示：“小平同志是否需要入川。”中央军委很快复电，指明西南地区的重心是四川，同意二野积极准备入川，并且明确要求，“小平须准备去四川”。于是，二野在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任务的同时，开始了制订军事计划、思想动员、筹措物资等各项解放西南的准备工作。
当时，蒋介石在主力大部丧失，江南难保的情况下，重温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偏安西南一隅的迷梦。企图以嫡系胡宗南集团等扼守秦岭等天险，阻止解放军入川，以白崇禧集团等组织湘粤联防，凭借两广作为固守西南的掩护。如广东不保，白部退入广西，与四川胡宗南部遥相呼应，联络云贵军阀共同顽抗，以待时机。据此，毛泽东和邓小平“面谈决定：刘邓共50万人，除陈赓现率之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9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1月可到，12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10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邓贺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对白崇禧及西南各省之敌作战时，均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战略方针。
8月15日，回到上海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华东局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进军西南作战的重要指示和关于将来西南地区的组织领导问题的决定。
此前，刘伯承、邓小平通过西南地下党组织和各种关系，准确掌握了国民党军的防御作战计划：主力胡宗南集团辖五、七、十八兵团，依秦岭主脉构筑主要防线，并沿大巴山等山构筑第二道防线，阻解放军由陕西入四川。宋希濂集团辖十四、二十兵团，与十六兵团配合，扼守川东门户。罗广文十五兵团置于南充等地，准备向川北或川东机动，另以几个军分散配置在公路沿线及两侧要点，或担任警备或监视地方实力派。防守不利即将西南主力退往四川、昆明，建都重庆，割据西南。
上述部署表明：敌人以四川为防守重点，坚守秦岭阻解放军由此入川为重中之重。他们认为，川北既是解放军入川捷径，又有陇海铁路与老解放区相连，补给问题较易解决。三国时期，就有魏国精兵由川北迅疾南下，以“奇兵冲其腹心”成都，最终灭掉蜀国的先例。川东方向由于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加上川南和与之毗邻的云贵，又有白崇禧集团10万余人作翼侧保障，足以保证后方安全。故判断二野主力最大可能由这一方向入川。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秘密关系，强化了敌人的这种判断。
根据敌人布防的预案，刘伯承、邓小平等确定西南作战指导原则：首先必须彻底切断敌人退路，封闭敌人于西南境内予以全歼。即从南面切断敌人企图利用川南、川西南孔道逃往黔滇的退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军事、政治两手兼备，加速战役胜利进程。
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等经过反复研究，于8月19日拟定了《川黔进军作战的基本命令》上报中央军委并告华中局。电报第一项是敌情。第二项是基本任务，即“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当时分别担任国民党军川湘鄂边区和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决全川问题”。
为此，规定各部队行动部署：第五、三两兵团，第一步必须于10月10日以前分别到达武冈、邵阳、湘潭一线和常德、江陵一线；第二步于11月20日以前分别攻占贵阳、黔西和遵义、彭水、黔江；第三步分别经过毕节进击宜宾至纳溪地带之敌和进击泸县至江津地带之敌，然后两兵团密切协同作战。并以沅陵、思南、遵义、泸县、荣昌一线为分界线划分的南北地区，作为两个兵团的活动地域。两兵团依照上述指导方针，根据实际状况又作了具体部署。8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同意你们未皓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
根据毛泽东“入川之事，待邓小平到平谈妥后再告”的电报，邓小平于9月底第二次来到北平。10月1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10月10日、20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先后参加了中共中央研究进军西南的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首次军委会。依据“大迂回、大包围”达成大歼灭的军事战略方针，会议在已确定由川黔和云南对西南之敌实施双层包围的基础上，又确定贺龙率领的第十八兵团从陕西南部进入四川，配合第二野战军解放西南。“不牵动其他部队。”但是，“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二野进到叙（永）、泸（县）、重庆一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致在12月中旬”。以上军事战略、战役部署的制定，成为进军西南军事准备基本完成的主要标志。
正当蒋介石为自己判断解放军“主力由川北直趋成都”，而将主力调往川北实施重点防御洋洋自得时，二野主力已经秘密开往湘西常德和邵阳地区集结
10月下旬，刘伯承、邓小平乘火车离开北京南下，和10月20日由南京北上的张际春、李达所率二野领导机关在徐州车站汇合，经陇海铁路向西开进。23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在郑州又联名下达了向川黔进军的补充命令。在重申各兵团“决仍准照”实施8月19日基本命令的同时，强调三兵团右翼部队“注意不要过于突出”，以免惊动敌人。就在当天，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二野领导机关到达郑州时，还在各界民众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公开露面讲话，新华社为此还专门播发了消息。实际这是在运用声东击西的计策迷惑敌人，目的是把蒋介石在川东、黔东防守的部队尽量北调，以达成二野主力部队在这一地区实施宽正面攻击的突然性。
正当蒋介石在重庆主持西南防御作战，为自己判断解放军“主力由川北直趋成都”，而将主力调往川北实施重点防御洋洋自得时，二野主力已经秘密开往湘西常德和邵阳地区集结。二野领导机关离开郑州也没有西进，而是秘密南下。10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率二野司令部到达湖北汉口。他们说：毛主席就是要这种气氛，这很好。在武汉我们还可以和四野同志在解放电影院那样小的场所联欢，等过了长沙，就连这种场合都要避免，越秘密越好。11月3日，野战军机关“分别由汉出发”。17日，刘伯承、邓小平联名致电给贺龙、李井泉：我们现在常德，三日后即可西进，西安干部可到汉口准备乘船入川。
这时，在西南和西北的分界线秦岭一线，贺龙正率第十八兵团和胡宗南集团对峙着：一面是进而不快，突而不破；一面是或守或退，举棋不定。而在长江以南宽广的战场上，第二、四两大野战军则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反差：公开向华南进军的四野浩浩荡荡，锣鼓喧天；秘密向西南进军的二野却偃旗息鼓，不显踪迹。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联署的一道道作战命令，悄然地下达到参战部队的指挥员中间，随即变成指战员们的坚决勇敢的行动。就这样，解放大西南的厚厚战幕，在敌我双方统帅部之间的精心运筹中，在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人的巧妙指挥下蓦然拉开了。
11月25日，邓小平又修改签发了给陈锡联、谢富治、阎红彦及各军首长的电报：鉴于当面之敌宋希濂、罗广文部体系甚乱，“望各军、师首长向当面敌人团以上军官普遍多写信，并将刘邓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忠告广播词抄收，普遍印送敌军中去，借以瓦解敌军，不要放松此项工作”。
12月11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联名电告各兵团、各军，各省委、区党委并报中央军委，提出：我此次作战所解放的地区官兵溃败者甚多，现各大小城市及交通沿线，均不断有官兵流散往来。如不设法处置，即将流为散寇为敌特利用，影响社会秩序太大，望各军及各地方机构，立即在城市及交通要点，设置专门的国民党军官兵收容所，并有计划地收容他们，不得任其流散，各部队无论在进军或驻军中皆应注意收容，对收容者应注意：（一）组成临时组织给他们吃饱饭。（二）对其讲解我之政策。（三）告诉他们好好休息学习，听候处理，至于处理办法待具体规定后再行通知。
12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联名，向被包围在成都地区的胡宗南部发出最后忠告：“你们只有起义或放下武器才是出路。我们对于起义与放下武器的部队和人员，无论其为中央系或地方系，无论其为高级将领或下级干部，都一律从宽处理，照顾生活，或按人民解放军方式进行整编。仍作垂死绝望抵抗者，即予歼灭。”之后，相继有罗广文、陈克非、裴昌会等国民党军将领率部阵前起义。
1949年12月9日，经中共中央及二野等积极争取，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率部5万人在昆明起义
在西南国民党军起义中，影响比较大的是1949年12月9日，经中共中央及二野等积极工作，争取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率部5万人在昆明举行的起义。一开始，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上报中央军委并告陈赓、宋任穷的电报中就表示：“卢提的六项条件，我们认为可以同意。”“至于卢的将来出处问题，则候其起义后再予考虑。”同时，还将卢汉起义后和二野往来的重要电报转发给边委：“望告电台注意抄收。”此后，根据卢汉起义后胡宗南部可能迅速经乐山地区，向西昌或经雅安向泸定撤退的紧急情况，迅速调整作战部署，以策应卢汉的义举。
12月9日、11日，卢汉先后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通报全省秩序已完全恢复，蒋在滇军政人员李弥、余程万及特务均一网打尽。现根据毛泽东、朱德“云南问题即盼迅与重庆直接联络，接受刘邓两将军指挥”的电报，“敬盼两将军指示一切，并急速派员来滇接收处理”，不胜迫切待命。这时，邓小平等认为，卢汉已发动起义，在此情况下，解放军提前入云南为有利。为此，他为二野前委起草给边委并中央军委的四Ａ急电，指出：“你们所得情况如何，望继续迅速向我们作报告，以便处理。你们对此事的重要处置，务必报告中央及我们批准尔后行动，并望将你们处置的意见迅速电告至要。”
12月12日，卢汉又先后给刘伯承、邓小平发来两份电报，一是讲本省起义后，原有军政机关已不能行使职权，为便于处理军政起见，聘李弥、余程万等8人暂时组成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自己兼任主席。二是说现在因驻滇蒋军未予改编，军心不安。以云南人民解放军名义，暂就原来军改变番号，予以改编，仍以原有军、师长继续负责。
12月13日，邓小平在重庆主持中共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研究了卢汉12日的两份来电。大家认为，对卢汉提出的“一政一军两个问题必须予以回答。我们研究目前对卢汉方针，以进一步吸引其靠拢我们为有利”。来电中说已将李弥、余程万逮捕，但又请求委任他们为军长及军政委员会委员。故拟：“（一）仍以刘邓名义复电批准其临时军政委员会，不由中央政府予以正式任命。（二）令各军、师长仍就原职，巩固部队，听候整编。（三）问明处理余李两人真相。”这样处置可以进一步稳卢汉之心，打破国民党继续挑拨分化阴谋并避免混乱。同时又附上邓小平所拟的三个准备给卢汉的电报稿，请示党中央是否可用。
12月15日，中央军委电复：同意你们给卢汉的三个电报，望即照发。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批示，刘伯承、邓小平联名给卢汉发了两份短电。内容为：一、在此过渡期间组织临时军政委员会是适合的。请领导该委员会，切实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四项指示为盼。二、凡明了大势，愿意脱离反动营垒转向人民者，无论其属于中央系或地方系，均表欢迎。所有起义之军、师长及各级官长，一律仍就原职，巩固部队，进行革命政治工作，准备按人民解放军方式实行整编。
接到刘伯承、邓小平复电后，卢汉很高兴。但是国民党军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在被释放后，李弥“仍受台湾伪命”，企图向昆明行动。余程万刚被释放，即指挥部下进犯昆明，企图扼杀起义。
对此，刘伯承、邓小平已有预料。他们联名给卢汉发去电报。根据卢汉等待解放军迅速西进“克日入滇，彻底歼灭残匪”的要求，坚决地表示：“我们已分头派遣部队向云南疾进。如第八军、二十六军继续坚持反对立场，敢于进攻昆明，即请予以迎头痛击。并坚守要点，以待我军赶到，协同歼灭之。”同时，二野前委电示边委和陈赓部：鉴于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均向昆明迫近，“你们应即令各部各就现态势分头集结兵力，靠近并监视”，如其确实进攻昆明时，“则应从各方面予进攻者以有力打击（伏击和对侧背袭击尤要），以策应卢汉并通知之。同时乘势将敌退越南的一切可能的道路完全控制和截断”。19日，刘伯承、邓小平联名致电卢汉，鉴于李弥、余程万率部进犯，此间已在滇解放军转滇南部队协个旧专员所部，截击企图南逃之匪部。
12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电告卢汉：一、成都周围被围的胡宗南等部共20余万人，主力已于27日在新津、蒲江、邛崃地区被歼。余部或放下武器，或临阵起义，成都即告解放。二、对李弥、余程万两部，“请策动其起义转到人民方面来，我们极表欢迎”。
可是，卢汉于12月30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无奈地表示：策动李弥、余程万两部起义之事，经多方设法，迄今尚无确切表示。现两部正集中于开远、蒙自、个旧一带。综合近日各种迹象，该两匪部尚无起义诚意。十多天以后，卢汉又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提出：鉴于李弥、余程万两人已离开滇境，并与台湾蒋匪暗中联络，继续充任他的爪牙。兹为对顽固的反动分子坚决执行惩处计，拟请准予将两人军政委员名义撤销。
刘伯承、邓小平为了争取李弥、余程万并进一步教育卢汉，遂复电相告：我解放大军之由桂入滇部队先头已正向第八、二十六军迫近中，所拟撤销李弥、余程万两人军政委员会名义一事，请暂缓实施。不久，又电告卢汉：“拟请贵部即以不少于三个团的兵力协同我朱家璧部经峨山向墨江攻击前进，配合陈部合歼敌匪，如能以汽车输送部队，则收效更大。”卢汉电复：起义之四个团，于上月底即已与朱家璧商定归他指挥。刘伯承、邓小平对起义后的卢汉很信任，不断地把西南战况向他通报。12月23日，他们电告卢汉，“胡匪逃往西昌和西康之退路已被我全部截断”。宋希濂于19日“被我生俘”，“请适时派队相机追击南逃之敌，我已分令滇南地方解放军破坏道路并向南逃之敌施行截击。重庆机场被敌破坏，正修理中，待可用时当奉告”。
1950年2月20日，卢汉致电刘伯承、邓小平，主动提出：云南自去年12月9日起义以后，为便于处理过渡期间军政事务起见，曾经暂组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原系暂时性质，即应撤销。停止行使一切职权，准备移交”。卢汉最终完全站到了人民方面。
1949年7月14日晚，邓小平乘火车由南京抵达北平，这是他第一次到北平。在此后的几天里，邓小平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数次交谈，一起筹划了二野等部进军西南的具体部署。
一个多月前，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渡江战役即将结束时，就于1949年5月23日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中，首先提出：二野应该准备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因此，上海刚一解放，邓小平就为华东局、总前委起草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二野入川势在必行，且宜早行，必须积极准备于8月初出动，并请示：“小平同志是否需要入川。”中央军委很快复电，指明西南地区的重心是四川，同意二野积极准备入川，并且明确要求，“小平须准备去四川”。于是，二野在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任务的同时，开始了制订军事计划、思想动员、筹措物资等各项解放西南的准备工作。
当时，蒋介石在主力大部丧失，江南难保的情况下，重温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偏安西南一隅的迷梦。企图以嫡系胡宗南集团等扼守秦岭等天险，阻止解放军入川，以白崇禧集团等组织湘粤联防，凭借两广作为固守西南的掩护。如广东不保，白部退入广西，与四川胡宗南部遥相呼应，联络云贵军阀共同顽抗，以待时机。据此，毛泽东和邓小平“面谈决定：刘邓共50万人，除陈赓现率之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9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1月可到，12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10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邓贺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对白崇禧及西南各省之敌作战时，均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战略方针。
8月15日，回到上海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华东局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进军西南作战的重要指示和关于将来西南地区的组织领导问题的决定。
此前，刘伯承、邓小平通过西南地下党组织和各种关系，准确掌握了国民党军的防御作战计划：主力胡宗南集团辖五、七、十八兵团，依秦岭主脉构筑主要防线，并沿大巴山等山构筑第二道防线，阻解放军由陕西入四川。宋希濂集团辖十四、二十兵团，与十六兵团配合，扼守川东门户。罗广文十五兵团置于南充等地，准备向川北或川东机动，另以几个军分散配置在公路沿线及两侧要点，或担任警备或监视地方实力派。防守不利即将西南主力退往四川、昆明，建都重庆，割据西南。
上述部署表明：敌人以四川为防守重点，坚守秦岭阻解放军由此入川为重中之重。他们认为，川北既是解放军入川捷径，又有陇海铁路与老解放区相连，补给问题较易解决。三国时期，就有魏国精兵由川北迅疾南下，以“奇兵冲其腹心”成都，最终灭掉蜀国的先例。川东方向由于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加上川南和与之毗邻的云贵，又有白崇禧集团10万余人作翼侧保障，足以保证后方安全。故判断二野主力最大可能由这一方向入川。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秘密关系，强化了敌人的这种判断。
根据敌人布防的预案，刘伯承、邓小平等确定西南作战指导原则：首先必须彻底切断敌人退路，封闭敌人于西南境内予以全歼。即从南面切断敌人企图利用川南、川西南孔道逃往黔滇的退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军事、政治两手兼备，加速战役胜利进程。
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等经过反复研究，于8月19日拟定了《川黔进军作战的基本命令》上报中央军委并告华中局。电报第一项是敌情。第二项是基本任务，即“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当时分别担任国民党军川湘鄂边区和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决全川问题”。
为此，规定各部队行动部署：第五、三两兵团，第一步必须于10月10日以前分别到达武冈、邵阳、湘潭一线和常德、江陵一线；第二步于11月20日以前分别攻占贵阳、黔西和遵义、彭水、黔江；第三步分别经过毕节进击宜宾至纳溪地带之敌和进击泸县至江津地带之敌，然后两兵团密切协同作战。并以沅陵、思南、遵义、泸县、荣昌一线为分界线划分的南北地区，作为两个兵团的活动地域。两兵团依照上述指导方针，根据实际状况又作了具体部署。8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同意你们未皓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
根据毛泽东“入川之事，待邓小平到平谈妥后再告”的电报，邓小平于9月底第二次来到北平。10月1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10月10日、20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先后参加了中共中央研究进军西南的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首次军委会。依据“大迂回、大包围”达成大歼灭的军事战略方针，会议在已确定由川黔和云南对西南之敌实施双层包围的基础上，又确定贺龙率领的第十八兵团从陕西南部进入四川，配合第二野战军解放西南。“不牵动其他部队。”但是，“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二野进到叙（永）、泸（县）、重庆一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致在12月中旬”。以上军事战略、战役部署的制定，成为进军西南军事准备基本完成的主要标志。
正当蒋介石为自己判断解放军“主力由川北直趋成都”，而将主力调往川北实施重点防御洋洋自得时，二野主力已经秘密开往湘西常德和邵阳地区集结
10月下旬，刘伯承、邓小平乘火车离开北京南下，和10月20日由南京北上的张际春、李达所率二野领导机关在徐州车站汇合，经陇海铁路向西开进。23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在郑州又联名下达了向川黔进军的补充命令。在重申各兵团“决仍准照”实施8月19日基本命令的同时，强调三兵团右翼部队“注意不要过于突出”，以免惊动敌人。就在当天，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二野领导机关到达郑州时，还在各界民众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公开露面讲话，新华社为此还专门播发了消息。实际这是在运用声东击西的计策迷惑敌人，目的是把蒋介石在川东、黔东防守的部队尽量北调，以达成二野主力部队在这一地区实施宽正面攻击的突然性。
正当蒋介石在重庆主持西南防御作战，为自己判断解放军“主力由川北直趋成都”，而将主力调往川北实施重点防御洋洋自得时，二野主力已经秘密开往湘西常德和邵阳地区集结。二野领导机关离开郑州也没有西进，而是秘密南下。10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率二野司令部到达湖北汉口。他们说：毛主席就是要这种气氛，这很好。在武汉我们还可以和四野同志在解放电影院那样小的场所联欢，等过了长沙，就连这种场合都要避免，越秘密越好。11月3日，野战军机关“分别由汉出发”。17日，刘伯承、邓小平联名致电给贺龙、李井泉：我们现在常德，三日后即可西进，西安干部可到汉口准备乘船入川。
这时，在西南和西北的分界线秦岭一线，贺龙正率第十八兵团和胡宗南集团对峙着：一面是进而不快，突而不破；一面是或守或退，举棋不定。而在长江以南宽广的战场上，第二、四两大野战军则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反差：公开向华南进军的四野浩浩荡荡，锣鼓喧天；秘密向西南进军的二野却偃旗息鼓，不显踪迹。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联署的一道道作战命令，悄然地下达到参战部队的指挥员中间，随即变成指战员们的坚决勇敢的行动。就这样，解放大西南的厚厚战幕，在敌我双方统帅部之间的精心运筹中，在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人的巧妙指挥下蓦然拉开了。
11月25日，邓小平又修改签发了给陈锡联、谢富治、阎红彦及各军首长的电报：鉴于当面之敌宋希濂、罗广文部体系甚乱，“望各军、师首长向当面敌人团以上军官普遍多写信，并将刘邓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忠告广播词抄收，普遍印送敌军中去，借以瓦解敌军，不要放松此项工作”。
12月11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联名电告各兵团、各军，各省委、区党委并报中央军委，提出：我此次作战所解放的地区官兵溃败者甚多，现各大小城市及交通沿线，均不断有官兵流散往来。如不设法处置，即将流为散寇为敌特利用，影响社会秩序太大，望各军及各地方机构，立即在城市及交通要点，设置专门的国民党军官兵收容所，并有计划地收容他们，不得任其流散，各部队无论在进军或驻军中皆应注意收容，对收容者应注意：（一）组成临时组织给他们吃饱饭。（二）对其讲解我之政策。（三）告诉他们好好休息学习，听候处理，至于处理办法待具体规定后再行通知。
12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联名，向被包围在成都地区的胡宗南部发出最后忠告：“你们只有起义或放下武器才是出路。我们对于起义与放下武器的部队和人员，无论其为中央系或地方系，无论其为高级将领或下级干部，都一律从宽处理，照顾生活，或按人民解放军方式进行整编。仍作垂死绝望抵抗者，即予歼灭。”之后，相继有罗广文、陈克非、裴昌会等国民党军将领率部阵前起义。
1949年12月9日，经中共中央及二野等积极争取，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率部5万人在昆明起义
在西南国民党军起义中，影响比较大的是1949年12月9日，经中共中央及二野等积极工作，争取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率部5万人在昆明举行的起义。一开始，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上报中央军委并告陈赓、宋任穷的电报中就表示：“卢提的六项条件，我们认为可以同意。”“至于卢的将来出处问题，则候其起义后再予考虑。”同时，还将卢汉起义后和二野往来的重要电报转发给边委：“望告电台注意抄收。”此后，根据卢汉起义后胡宗南部可能迅速经乐山地区，向西昌或经雅安向泸定撤退的紧急情况，迅速调整作战部署，以策应卢汉的义举。
12月9日、11日，卢汉先后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通报全省秩序已完全恢复，蒋在滇军政人员李弥、余程万及特务均一网打尽。现根据毛泽东、朱德“云南问题即盼迅与重庆直接联络，接受刘邓两将军指挥”的电报，“敬盼两将军指示一切，并急速派员来滇接收处理”，不胜迫切待命。这时，邓小平等认为，卢汉已发动起义，在此情况下，解放军提前入云南为有利。为此，他为二野前委起草给边委并中央军委的四Ａ急电，指出：“你们所得情况如何，望继续迅速向我们作报告，以便处理。你们对此事的重要处置，务必报告中央及我们批准尔后行动，并望将你们处置的意见迅速电告至要。”
12月12日，卢汉又先后给刘伯承、邓小平发来两份电报，一是讲本省起义后，原有军政机关已不能行使职权，为便于处理军政起见，聘李弥、余程万等8人暂时组成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自己兼任主席。二是说现在因驻滇蒋军未予改编，军心不安。以云南人民解放军名义，暂就原来军改变番号，予以改编，仍以原有军、师长继续负责。
12月13日，邓小平在重庆主持中共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研究了卢汉12日的两份来电。大家认为，对卢汉提出的“一政一军两个问题必须予以回答。我们研究目前对卢汉方针，以进一步吸引其靠拢我们为有利”。来电中说已将李弥、余程万逮捕，但又请求委任他们为军长及军政委员会委员。故拟：“（一）仍以刘邓名义复电批准其临时军政委员会，不由中央政府予以正式任命。（二）令各军、师长仍就原职，巩固部队，听候整编。（三）问明处理余李两人真相。”这样处置可以进一步稳卢汉之心，打破国民党继续挑拨分化阴谋并避免混乱。同时又附上邓小平所拟的三个准备给卢汉的电报稿，请示党中央是否可用。
12月15日，中央军委电复：同意你们给卢汉的三个电报，望即照发。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批示，刘伯承、邓小平联名给卢汉发了两份短电。内容为：一、在此过渡期间组织临时军政委员会是适合的。请领导该委员会，切实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四项指示为盼。二、凡明了大势，愿意脱离反动营垒转向人民者，无论其属于中央系或地方系，均表欢迎。所有起义之军、师长及各级官长，一律仍就原职，巩固部队，进行革命政治工作，准备按人民解放军方式实行整编。
接到刘伯承、邓小平复电后，卢汉很高兴。但是国民党军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在被释放后，李弥“仍受台湾伪命”，企图向昆明行动。余程万刚被释放，即指挥部下进犯昆明，企图扼杀起义。
对此，刘伯承、邓小平已有预料。他们联名给卢汉发去电报。根据卢汉等待解放军迅速西进“克日入滇，彻底歼灭残匪”的要求，坚决地表示：“我们已分头派遣部队向云南疾进。如第八军、二十六军继续坚持反对立场，敢于进攻昆明，即请予以迎头痛击。并坚守要点，以待我军赶到，协同歼灭之。”同时，二野前委电示边委和陈赓部：鉴于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均向昆明迫近，“你们应即令各部各就现态势分头集结兵力，靠近并监视”，如其确实进攻昆明时，“则应从各方面予进攻者以有力打击（伏击和对侧背袭击尤要），以策应卢汉并通知之。同时乘势将敌退越南的一切可能的道路完全控制和截断”。19日，刘伯承、邓小平联名致电卢汉，鉴于李弥、余程万率部进犯，此间已在滇解放军转滇南部队协个旧专员所部，截击企图南逃之匪部。
12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电告卢汉：一、成都周围被围的胡宗南等部共20余万人，主力已于27日在新津、蒲江、邛崃地区被歼。余部或放下武器，或临阵起义，成都即告解放。二、对李弥、余程万两部，“请策动其起义转到人民方面来，我们极表欢迎”。
可是，卢汉于12月30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无奈地表示：策动李弥、余程万两部起义之事，经多方设法，迄今尚无确切表示。现两部正集中于开远、蒙自、个旧一带。综合近日各种迹象，该两匪部尚无起义诚意。十多天以后，卢汉又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提出：鉴于李弥、余程万两人已离开滇境，并与台湾蒋匪暗中联络，继续充任他的爪牙。兹为对顽固的反动分子坚决执行惩处计，拟请准予将两人军政委员名义撤销。
刘伯承、邓小平为了争取李弥、余程万并进一步教育卢汉，遂复电相告：我解放大军之由桂入滇部队先头已正向第八、二十六军迫近中，所拟撤销李弥、余程万两人军政委员会名义一事，请暂缓实施。不久，又电告卢汉：“拟请贵部即以不少于三个团的兵力协同我朱家璧部经峨山向墨江攻击前进，配合陈部合歼敌匪，如能以汽车输送部队，则收效更大。”卢汉电复：起义之四个团，于上月底即已与朱家璧商定归他指挥。刘伯承、邓小平对起义后的卢汉很信任，不断地把西南战况向他通报。12月23日，他们电告卢汉，“胡匪逃往西昌和西康之退路已被我全部截断”。宋希濂于19日“被我生俘”，“请适时派队相机追击南逃之敌，我已分令滇南地方解放军破坏道路并向南逃之敌施行截击。重庆机场被敌破坏，正修理中，待可用时当奉告”。
1950年2月20日，卢汉致电刘伯承、邓小平，主动提出：云南自去年12月9日起义以后，为便于处理过渡期间军政事务起见，曾经暂组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原系暂时性质，即应撤销。停止行使一切职权，准备移交”。卢汉最终完全站到了人民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