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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世说新语》一书来分析魏晋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与世相人情、习俗风气并探讨其形成原因。
【关键词】魏晋风度 清谈 隐逸 雅量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5.04.022
《世说新语》产生于南朝刘宋时代，是一部记录汉末至东晋大夫阶层言行笔记的小说，它不仅是志人小说的集大成者，还是最为成熟的志人小说，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世说新语》以大量的篇幅记载了动荡社会中魏晋文人名士的玄妙清谈与奇特举动，是一幅展现魏晋名士生活形象的画卷，主要表现以下的魏晋时期的世相人情：
其中《德行》注重对士人的各种品行的审视与考察，如礼贤重义、尚贫至孝、知恩必报，清廉忠诚、严整柔爱等，主要从这些方面加以评判，并加以大力的宣扬与赞赏，从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思想倾向。《言语》是从人物间的议论及应对时的反应机智灵活这些方面考察了前人的推断、思辨、比喻、联想的能力，突出了知识分子在当时仅有学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机敏的思辨的能力。《政事》主要从政绩的角度着手对人物进行审视与评判，侧重对为官者从勤俭、爱民、德行、忠孝、为公、重情等方面进行审视，反应了当时社会中所倡导的一种为官必须勤政爱民的风尚，并对于这样的风尚加以肯定与大力地赞扬。《文学》记载了前人清谈析理和评论文章的盛况，推崇他们那种向上求索，勤学好问的精神，着重从口才、文才的角度对人进行考察。《方正》反映出人们在那动荡的岁月中如何保存自己健全的人格，如何敢于直言不讳，既勇于正视现实且并不被黑暗现实所迫的勇敢的行为。《雅量》便展现了前人不以生死为忧的飘逸神态，从中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现实及当时知识分子文人生存的精神状态。
1.魏晋文人大都崇尚清谈，重视名誉，讲究修饰辞令。魏晋士子喜清谈，东晋名臣王导、谢安、庾亮等都崇尚清谈，因此一般文士也非常热衷于此，有时清谈也不失为是一条猎取功名利禄的捷径。当然其中也有无甚才华的，正如（《任诞》）中王孝伯（恭）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种不务实际、唯尚玄虚的清谈之风，对国家、社会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政治斗争的双方都以名教为旗帜，司马氏集团更以不孝的罪名铲除异己，手段残酷，汉末文人的清议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反抗当时黑暗现实的思想工具，其目的是意在打击宦官，维护士人的利益。司马集团借名教杀人，依附于曹魏集团的人士往往用自然对抗名教，成为斗争的武器。至魏晋时因为政治的高压，清议已脱离时政，演变为清谈。
2.《世说新语》记载晋代的许多名士风流情状，他们大多蔑视礼法，饮酒成性，终日清谈，率性而为，且行为怪诞。名士之所以会有这样也是不得不为，从汉末至六朝，政治黑暗，民不聊生，战乱频繁。这无疑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痛苦，而对于更为敏感的文人来讲，他们对现实的社会黑暗的体会就会更为深刻。他们有的流离失所、“羁旅不归”，如王粲，庾信；有的遭冤陷害、死于非命，如嵇康、陆机；有的坎坷一生，飘零落魄，如曹植。许多文人的不幸生活与亲身感受的现实使他们有更多的压抑与苦闷是不能用言语就能表达清楚的，因此许多文人不得不纵情于饮酒、服药来暂时麻痹自己，以摆脱惨痛的现实。面对着集团的权利的纷争，他们的无归属感油然而生。除此之外他们耗用行为的放达、狂放、怪诞、乖张，不以礼教为意，来表达企图挣脱礼教的束缚，显示他们与世不合的态度。饮酒可以使人超尘脱俗，去忧纵情 “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而有时醉酒也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方法，如：“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卧六十日，不得言而已。”。思想矛盾、苦闷是魏晋文人的普遍特点，这也正是当时的历史所赋予魏晋文人独特特色。
3.还有许多文人寄情于山水之间，崇尚和追求自然，欣羡隐士的隐逸生活，鄙薄功名富贵。“隐逸山林”之所以成为当时的风尚，是因为激烈的皇权斗争打破名士建功立业的幻梦，险恶的世情威胁着每个人的生命。因此名士们在山林中逐步熟悉和认识了自然之美。他们以自己的心境来理解自然美，寄情怀于山川草木而又承受滋润。魏晋以来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地理环境的影响，文人不仅对山水的喜爱而且还认识到这种美的存在。魏晋士人对山水的态度，标志着人们对自然美的自由欣赏，由于山水赏会的兴起，促成了玄言诗与山水诗的产生，而山水诗的形成，说明人们已经将山水之美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来加以表现了。
4.魏晋知识分子还特别强调人格的真挚和情感的自然，以此来和虚伪的名教的对抗，同时对于品德高尚者予以赞赏，而对于品质低劣者予以嘲弄与讽刺，而且在这里也表达了编纂者刘义庆的主观感情，亦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即“魏晋风度”的体现。如在《俭啬》记载：“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连自己的儿子都要如此对待，可见王戎的吝啬非同一般。文中的寥寥数语便将人物性格突现，使人物显得栩栩如生。
5.《世说新语》中也多对文人士子的才情予以肯定。所谓“才”不仅指政治，军事才能，而且也指文学、论辩、音乐、绘画、书法、舞蹈、围棋、骑射等多方面的才能。比如《文学》中记载：“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做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试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展现了曹植的才思敏捷，应对机敏才免于杀身之祸。
6.魏晋时期的文人讲究的“魏晋风度”，便是《世说新语》中所表现的人的崇尚老庄、旷达适意、气韵高洁，风神飘逸的气质而反映出来的，如从容镇定，喜怒不行于色，宠辱不惊，在任何情况下保持自己完整的独立的精神与人格，应该就是晋人特别推崇的一种名士风度。《雅量》中曾记：“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厉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又如《世说·任诞》载：“王子猷因兴起而去，因兴尽而返之事”。
《世说新语》从局部看，每个部分都是独立地无因果关系的小片段，但综合起来看它就是魏晋时期有关士大夫言行较为丰富的记录，比较全面地反映那个士大夫的精神面貌，准确地说《世说新语》不是为了表现一个完整的合乎逻辑的全体世界，而是想抓住人世间精彩的片言只语和突出的行为片断，描述出瞬间的场面。这也就是后世所称的“世说体”，即把众多的散金碎玉一样的小片断灵活地串联在一起，有机的组织起来，至于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其相关的环境等，一般不做交代与叙述。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世说新语》是一部晋代的世相人情的全象图也并不为过。
【关键词】魏晋风度 清谈 隐逸 雅量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5.04.022
《世说新语》产生于南朝刘宋时代，是一部记录汉末至东晋大夫阶层言行笔记的小说，它不仅是志人小说的集大成者，还是最为成熟的志人小说，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世说新语》以大量的篇幅记载了动荡社会中魏晋文人名士的玄妙清谈与奇特举动，是一幅展现魏晋名士生活形象的画卷，主要表现以下的魏晋时期的世相人情：
其中《德行》注重对士人的各种品行的审视与考察，如礼贤重义、尚贫至孝、知恩必报，清廉忠诚、严整柔爱等，主要从这些方面加以评判，并加以大力的宣扬与赞赏，从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思想倾向。《言语》是从人物间的议论及应对时的反应机智灵活这些方面考察了前人的推断、思辨、比喻、联想的能力，突出了知识分子在当时仅有学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机敏的思辨的能力。《政事》主要从政绩的角度着手对人物进行审视与评判，侧重对为官者从勤俭、爱民、德行、忠孝、为公、重情等方面进行审视，反应了当时社会中所倡导的一种为官必须勤政爱民的风尚，并对于这样的风尚加以肯定与大力地赞扬。《文学》记载了前人清谈析理和评论文章的盛况，推崇他们那种向上求索，勤学好问的精神，着重从口才、文才的角度对人进行考察。《方正》反映出人们在那动荡的岁月中如何保存自己健全的人格，如何敢于直言不讳，既勇于正视现实且并不被黑暗现实所迫的勇敢的行为。《雅量》便展现了前人不以生死为忧的飘逸神态，从中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现实及当时知识分子文人生存的精神状态。
1.魏晋文人大都崇尚清谈，重视名誉，讲究修饰辞令。魏晋士子喜清谈，东晋名臣王导、谢安、庾亮等都崇尚清谈，因此一般文士也非常热衷于此，有时清谈也不失为是一条猎取功名利禄的捷径。当然其中也有无甚才华的，正如（《任诞》）中王孝伯（恭）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种不务实际、唯尚玄虚的清谈之风，对国家、社会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政治斗争的双方都以名教为旗帜，司马氏集团更以不孝的罪名铲除异己，手段残酷，汉末文人的清议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反抗当时黑暗现实的思想工具，其目的是意在打击宦官，维护士人的利益。司马集团借名教杀人，依附于曹魏集团的人士往往用自然对抗名教，成为斗争的武器。至魏晋时因为政治的高压，清议已脱离时政，演变为清谈。
2.《世说新语》记载晋代的许多名士风流情状，他们大多蔑视礼法，饮酒成性，终日清谈，率性而为，且行为怪诞。名士之所以会有这样也是不得不为，从汉末至六朝，政治黑暗，民不聊生，战乱频繁。这无疑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痛苦，而对于更为敏感的文人来讲，他们对现实的社会黑暗的体会就会更为深刻。他们有的流离失所、“羁旅不归”，如王粲，庾信；有的遭冤陷害、死于非命，如嵇康、陆机；有的坎坷一生，飘零落魄，如曹植。许多文人的不幸生活与亲身感受的现实使他们有更多的压抑与苦闷是不能用言语就能表达清楚的，因此许多文人不得不纵情于饮酒、服药来暂时麻痹自己，以摆脱惨痛的现实。面对着集团的权利的纷争，他们的无归属感油然而生。除此之外他们耗用行为的放达、狂放、怪诞、乖张，不以礼教为意，来表达企图挣脱礼教的束缚，显示他们与世不合的态度。饮酒可以使人超尘脱俗，去忧纵情 “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而有时醉酒也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方法，如：“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卧六十日，不得言而已。”。思想矛盾、苦闷是魏晋文人的普遍特点，这也正是当时的历史所赋予魏晋文人独特特色。
3.还有许多文人寄情于山水之间，崇尚和追求自然，欣羡隐士的隐逸生活，鄙薄功名富贵。“隐逸山林”之所以成为当时的风尚，是因为激烈的皇权斗争打破名士建功立业的幻梦，险恶的世情威胁着每个人的生命。因此名士们在山林中逐步熟悉和认识了自然之美。他们以自己的心境来理解自然美，寄情怀于山川草木而又承受滋润。魏晋以来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地理环境的影响，文人不仅对山水的喜爱而且还认识到这种美的存在。魏晋士人对山水的态度，标志着人们对自然美的自由欣赏，由于山水赏会的兴起，促成了玄言诗与山水诗的产生，而山水诗的形成，说明人们已经将山水之美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来加以表现了。
4.魏晋知识分子还特别强调人格的真挚和情感的自然，以此来和虚伪的名教的对抗，同时对于品德高尚者予以赞赏，而对于品质低劣者予以嘲弄与讽刺，而且在这里也表达了编纂者刘义庆的主观感情，亦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即“魏晋风度”的体现。如在《俭啬》记载：“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连自己的儿子都要如此对待，可见王戎的吝啬非同一般。文中的寥寥数语便将人物性格突现，使人物显得栩栩如生。
5.《世说新语》中也多对文人士子的才情予以肯定。所谓“才”不仅指政治，军事才能，而且也指文学、论辩、音乐、绘画、书法、舞蹈、围棋、骑射等多方面的才能。比如《文学》中记载：“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做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试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展现了曹植的才思敏捷，应对机敏才免于杀身之祸。
6.魏晋时期的文人讲究的“魏晋风度”，便是《世说新语》中所表现的人的崇尚老庄、旷达适意、气韵高洁，风神飘逸的气质而反映出来的，如从容镇定，喜怒不行于色，宠辱不惊，在任何情况下保持自己完整的独立的精神与人格，应该就是晋人特别推崇的一种名士风度。《雅量》中曾记：“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厉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又如《世说·任诞》载：“王子猷因兴起而去，因兴尽而返之事”。
《世说新语》从局部看，每个部分都是独立地无因果关系的小片段，但综合起来看它就是魏晋时期有关士大夫言行较为丰富的记录，比较全面地反映那个士大夫的精神面貌，准确地说《世说新语》不是为了表现一个完整的合乎逻辑的全体世界，而是想抓住人世间精彩的片言只语和突出的行为片断，描述出瞬间的场面。这也就是后世所称的“世说体”，即把众多的散金碎玉一样的小片断灵活地串联在一起，有机的组织起来，至于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其相关的环境等，一般不做交代与叙述。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世说新语》是一部晋代的世相人情的全象图也并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