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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资料提示，将其与明人王文禄《补衍》对校阅读，进一步明确了此《驺子》实际上是对《补衍》的抄袭之作，不过是改个书名，删去一些“碍眼”的字句，托伪为战国邹衍之作。
小勤有堂杂钞
余嘉锡抄校，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2009年10月份影印出版了《小勤有堂杂钞》（以下简称《杂钞》），是书共收抄本古代目录和珍贵史料十一种，兰格套印，精美雅致。此书的出版，是目录学界、收藏界的一大幸事。然而其中的《驺子》，从字体行款来看，与所收的其他十部钞本风格迥然不同，初次翻看时便引起了我的注意，并在拙文《余嘉锡的〈小勤有堂杂钞〉》中提出了质疑。
近日翻检书籍偶有所获，联系前后的序跋等相关资料，进一步证实了我的推测，遂撰此文，对其抄写者作比较详尽的探讨。进而按照资料提示，将其与明人王文禄《补衍》对校阅读，进一步明确了此《驺子》实际上是对《补衍》的抄袭之作，不过是改个书名，删去一些“碍眼”的字句，托伪为战国邹衍之作。
一、此《驺子》的抄者非余嘉锡
《杂钞》的出版说明写道：“‘小勤有堂’为余嘉锡先生的书斋名。本书十一种，为余先生所精心校抄。”也就是说编辑者认为包含《驺子》在内的十一种抄稿均系余嘉锡抄录。经认真比对，又查核相关资料，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这是该书的美中不足之处。首先，从用纸来看，《杂钞》的其他几部均为兰格稿纸抄写，而此部《驺子》抄稿并非蓝格稿纸。其次，前面的题记结尾和卷首有三处朱印，分别为“连孟青”、“连小宋印”和“孟青金石文字”，正是题记人连文徵的印章；卷尾跋文后面也有一朱印，为“丹阳张素”，正是跋文作者张素的印章。现将题记和跋语迻录如下：
题记：
此书旧藏吾杭某大家，近其子孙匆出以易金帛，遂为京师琉璃厂所获。甲寅客居宣武门外，时与古物商相往还，每出秘本相示。此书以价过昂难必得，而脑中又深中先君子之旧好，不忍弃之，因雇人借录一通。时旧友张道孳先生同客京中，灯下同相校，颇错落不可卒读，因参考他书，乃始稍稍明晰。
原本亦抄本，有小清闷阁章，巢湖程氏宁箴堂藏书印章，曾藏汪阆源家章，转辗数往，决非近人所作。可知其抄本纸张亦开化纸，当康乾时殿本印刷品也。
篇中所述多祖佛氏，又间以耶氏之言，其依托当在耶教入中国之初。甲寅春季连文徵记。
跋语：
此书恐系伪造，其言多与西方印度诸经相出入。邹先生当东周时，何由而得此说也。至纪开辟以来，帝王名氏又与《路史》同符，观此益可决为后儒伪造矣。吾友连君孟清于京师得旧抄本，遂迻录之，而属余校雠其讹脱者。因附识数言于卷末，以俟海内博雅君子一教正焉。岁阳在甲寅之夏四月丹阳张素跋。
从题跋文中不难看出，此书当是连文徵雇人所抄，并与张素一同校正。案：连文澄，字孟青，号慕秦，又号小宋、老梦，清末浙江钱塘人。善书工诗词，俄人在哈尔滨办《远东报》，应聘任主笔。寻任黑龙江通志局长，撰《建置志》未脱稿。以母老归京，民国十一年（1922）病故。张素（1877—1945），字挥孙，又字穆如，号婴公，江苏丹阳人，南社成员，以词鸣于时，著有《闷寻馆词集》等。从二人跋语的落款时间“甲寅”来看，该书当是他们在1914年抄录并校正。又查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驺子》条目，著录丛编项为“小勤有堂杂钞”，相关附注“此书为连文澄抄”。可见该书在入藏国图时，已经断定非余氏所抄，并注明了真正的抄写者。近日偶读《古籍校读法》（余嘉锡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出版），其中附录的《读已见书斋随笔》“辨谢承《后汉书》传本之有无”中提到：“明人书目中有《驺子》（见《世善堂书目记》，他家书目亦有之。），论者皆谓无其书，余尝获一旧钞本，盖即海盐王文禄所作之《补衍》，而易其名，托为邹衍所著也。”这进一步说明了该书非余嘉锡先生抄写，而是他的收藏品。据此推测，当是余氏将此书与自己抄写的书合放在一起收藏，进而造成了今天的误会。也正是余嘉锡将此抄本与自己的亲自抄录同样宝贵，装在一起，这部《驺子》得以再版机会，与广大读者见面。所以与其说是一个遗憾，不如说是《补衍》的机缘，让后人明确《驺子》系对其全篇的抄袭。
二、此《驺子》系抄袭托伪之作
上面引文提到余嘉锡先生判定，此本《驺子》就是明代王文禄的《补衍》。《补衍》二卷，明人王文禄辑撰。王文禄，字世廉，号沂阳子，海盐（今属浙江）人。嘉靖十年（1531）举人，万历十二年（1584）尚在世。有《诗的》、《王生艺草》、《竹下寤言》、《文脉》、《策枢》、《书牍》等。所辑《百陵学山》收录明人著作近百种。生平略见《徐氏家藏书目》卷七“王生艺草五卷”条，以及《百陵学山》所附王文禄跋文。《驺子》正是王氏《百陵学山》之一种，初印于明万历年间，后被收入明陶珽编《说郛续》、明郑梓辑《明世学山》和《艺圃搜奇续集》等丛书。可能是因为夹杂在这些大部头的丛书内，《驺子》不太引人注意，以至于此托伪本《驺子》出现时，见者均因内容涉及佛语等表示怀疑，但是未能拿出确凿的证据。民国时商务印书馆出版《丛书集成初编》，将百陵学山本《补衍》影印。于是我按照余先生的提示，将其与此抄本《驺子》对校一过，发现二书内容完全相同，甚至连刻本《补衍》每行二十二字的行款都没有改变，只是作伪者更改了书名，并把书中明显的标志如篇名下的解题等一一删除，又将涉及战国邹衍以后的文句删削，一部旧抄本《驺子》就被炮制出来了。下面依次列出两书的文字异同，读者可一目了然。
抄本《驺子》介绍驺衍：“齐驺子衍游燕，燕王师之，筑碣石宫。深观阴阳消息，作《怪迂之变》《始终》《大圣》《主运》之篇十余万言。”而《补衍》在此段之后，仍有一段文字：“竟无一言存，惜也。迁《史》载篇目且不详，岂秦火亡邪！予仰思学何受也？殆夙禀六通神圣徒欤？每览典传有合者，按篇目仿佛类集之，曰《补衍》，凡四篇，用广寰中所见之陋云。海盐沂阳王文禄世廉。”这正是明显的标志，是作伪者必须删除的。
《驺子•天地始终篇》直接切入正文，而《补衍》在篇题下有：“气弥虚空，性真湛澄，无初无疆，浑辟靡停。同异攸列，往复有恒，大化自然，莫亏莫增。补《天地始终》。”又是碍眼字句，不删何以惑人！又“自子至寅为晓，自戌至亥为夜”后有“由大挠作甲子遡之，子天开，丑地辟，寅人生，自开辟至我明嘉靖辛亥，一千一十五万五千四百六十八年”一句，同样是作伪者所忌讳的。
《驺子•邃初大圣篇》也是直接切入正文。同样《补衍》在篇题下有：“粤诞至人，分别二仪，建极作则，裁辅攸宜，听聆元声，触类先知，神妙无方，三才乃归。补《邃初大圣》。”篇末一段为：“伏羲、神农、黄帝、颛顼、帝喾以下，载诸《史记》；唐虞、夏、商、周，载诸《尚书》。大圣功烈著矣，人咸习闻以故不著于篇云。补者，补逸也。物忘土，鱼忘水，人忘前圣，可乎？鸿濛虽荒邈矣，古犹今，今犹古也，特久斯忘耳。悲夫！予犹惧后之忘今也噫。”而《驺子》中的这段话是：“伏羲、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唐虞、夏、商、周，大圣功烈著矣，人咸习闻以故不著于篇云。物忘土，鱼忘水，人忘前圣，可乎？鸿濛虽荒邈矣，古犹今，今犹古也，特久斯忘耳。悲夫！予犹惧后之忘今也噫。”可谓删改手段利落。
《驺子•五德主运篇》仍是直接正文。《补衍》篇题下有：“阴阳消息，五气布行，生克制化，损益因更，迹应万有，一元穆清，泥则厌胜，通斯永贞。补《五德主运》。”又“周人木德，王色尚赤”后有：“秦水德，王色尚黑；汉火德，王色尚赤；魏土德王，晋金德王，隋火德王，唐土德王，宋火德王，元水德王，我明土德王，上接唐虞中天之数云。”“乘火王世，二十数七百年”后有：“自黄帝至汉，五运适同。”《驺子》全部省去。
《驺子•怪迂之变篇》还是直接正文，《补衍》此篇题下有：“乾坤浩渺，尘妄纷纠，倏忽呈没，曷明曷幽？万变恒常，浚索徒侜，名实非异，异见相仇。补《怪迂之变》。”篇末最后一句是：“不睹疑之也。聊述此篇以发例云。”《驺子》则为：“不睹疑□□□□□，聊述此篇以发例云。”
通过上面的对校，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抄本《驺子》就是将王文禄辑撰的《补衍》进行了必要的删削，抄录后易名而成，旧抄本经袁可立、小清闷阁、汪士钟等人递藏，连文徵等据以抄校，后为余嘉锡所获，又于50年代入藏国家图书馆，其中第二叶和第三叶为错简，当是旧抄本如此。然而，为什么一部如此低劣的抄本会让余嘉锡之前的收藏者识别不出究竟，并且宝贵视之呢？从书后闲闲居士的题记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题记为：“衍时佛法未入中国，而此书多用佛语，盖好事者依托为之，非本书也。相传亡宋有山东时一僧泛海得之海岛石室中，岂即此僧为之者与？”按，明人袁可立（1562—1633），字礼卿，号节寰，又号闲闲居士，睢阳卫籍，睢州城内人。举明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以子袁枢官河南参政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历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皇帝，为“四朝元老”之臣，诰“五世恩荣”之赏。依名号时间推测，此处的“闲闲居士”应该就是袁可立。照此来说，《驺子》的作伪时间最晚不超过明崇祯六年（1633）。连文徵跋语谓原抄本用“开化纸”，并据以断为康乾之物。开化纸并非因清宫御用才产生的，而是在明代中晚期已经出现，所以连氏说法不确切。对于清人来说，虽然明知是一部托伪之书，但这个旧抄本的弥足珍贵掩盖了它内容的价值，加之有前人题记，也就无人去认真研究它的来源了。
显然，余嘉锡先生是读过王文禄《补衍》的，所以拿到抄本一看即能判定真伪，且一针见血地指出它的抄袭来源。可见目录版本之学不可停留在“书名书皮”的层次，只有认真校读过，方可达到真正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除了从“闲闲居士”到张素等人题跋的提示，在对校的过程中，确实可以发现文内佛语连篇，可见王文禄所说的“典传”，并非《史》、《汉》，而多是与战国历史和邹衍毫不相干的东西，这无疑也暴露出来明人学风的浮躁。而如今真正要了解邹衍及其思想，应该参见清人马国翰辑录的《邹子》所保留的只言片语，而非此抄本《驺子》。评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小勤有堂杂钞
余嘉锡抄校，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2009年10月份影印出版了《小勤有堂杂钞》（以下简称《杂钞》），是书共收抄本古代目录和珍贵史料十一种，兰格套印，精美雅致。此书的出版，是目录学界、收藏界的一大幸事。然而其中的《驺子》，从字体行款来看，与所收的其他十部钞本风格迥然不同，初次翻看时便引起了我的注意，并在拙文《余嘉锡的〈小勤有堂杂钞〉》中提出了质疑。
近日翻检书籍偶有所获，联系前后的序跋等相关资料，进一步证实了我的推测，遂撰此文，对其抄写者作比较详尽的探讨。进而按照资料提示，将其与明人王文禄《补衍》对校阅读，进一步明确了此《驺子》实际上是对《补衍》的抄袭之作，不过是改个书名，删去一些“碍眼”的字句，托伪为战国邹衍之作。
一、此《驺子》的抄者非余嘉锡
《杂钞》的出版说明写道：“‘小勤有堂’为余嘉锡先生的书斋名。本书十一种，为余先生所精心校抄。”也就是说编辑者认为包含《驺子》在内的十一种抄稿均系余嘉锡抄录。经认真比对，又查核相关资料，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这是该书的美中不足之处。首先，从用纸来看，《杂钞》的其他几部均为兰格稿纸抄写，而此部《驺子》抄稿并非蓝格稿纸。其次，前面的题记结尾和卷首有三处朱印，分别为“连孟青”、“连小宋印”和“孟青金石文字”，正是题记人连文徵的印章；卷尾跋文后面也有一朱印，为“丹阳张素”，正是跋文作者张素的印章。现将题记和跋语迻录如下：
题记：
此书旧藏吾杭某大家，近其子孙匆出以易金帛，遂为京师琉璃厂所获。甲寅客居宣武门外，时与古物商相往还，每出秘本相示。此书以价过昂难必得，而脑中又深中先君子之旧好，不忍弃之，因雇人借录一通。时旧友张道孳先生同客京中，灯下同相校，颇错落不可卒读，因参考他书，乃始稍稍明晰。
原本亦抄本，有小清闷阁章，巢湖程氏宁箴堂藏书印章，曾藏汪阆源家章，转辗数往，决非近人所作。可知其抄本纸张亦开化纸，当康乾时殿本印刷品也。
篇中所述多祖佛氏，又间以耶氏之言，其依托当在耶教入中国之初。甲寅春季连文徵记。
跋语：
此书恐系伪造，其言多与西方印度诸经相出入。邹先生当东周时，何由而得此说也。至纪开辟以来，帝王名氏又与《路史》同符，观此益可决为后儒伪造矣。吾友连君孟清于京师得旧抄本，遂迻录之，而属余校雠其讹脱者。因附识数言于卷末，以俟海内博雅君子一教正焉。岁阳在甲寅之夏四月丹阳张素跋。
从题跋文中不难看出，此书当是连文徵雇人所抄，并与张素一同校正。案：连文澄，字孟青，号慕秦，又号小宋、老梦，清末浙江钱塘人。善书工诗词，俄人在哈尔滨办《远东报》，应聘任主笔。寻任黑龙江通志局长，撰《建置志》未脱稿。以母老归京，民国十一年（1922）病故。张素（1877—1945），字挥孙，又字穆如，号婴公，江苏丹阳人，南社成员，以词鸣于时，著有《闷寻馆词集》等。从二人跋语的落款时间“甲寅”来看，该书当是他们在1914年抄录并校正。又查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驺子》条目，著录丛编项为“小勤有堂杂钞”，相关附注“此书为连文澄抄”。可见该书在入藏国图时，已经断定非余氏所抄，并注明了真正的抄写者。近日偶读《古籍校读法》（余嘉锡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出版），其中附录的《读已见书斋随笔》“辨谢承《后汉书》传本之有无”中提到：“明人书目中有《驺子》（见《世善堂书目记》，他家书目亦有之。），论者皆谓无其书，余尝获一旧钞本，盖即海盐王文禄所作之《补衍》，而易其名，托为邹衍所著也。”这进一步说明了该书非余嘉锡先生抄写，而是他的收藏品。据此推测，当是余氏将此书与自己抄写的书合放在一起收藏，进而造成了今天的误会。也正是余嘉锡将此抄本与自己的亲自抄录同样宝贵，装在一起，这部《驺子》得以再版机会，与广大读者见面。所以与其说是一个遗憾，不如说是《补衍》的机缘，让后人明确《驺子》系对其全篇的抄袭。
二、此《驺子》系抄袭托伪之作
上面引文提到余嘉锡先生判定，此本《驺子》就是明代王文禄的《补衍》。《补衍》二卷，明人王文禄辑撰。王文禄，字世廉，号沂阳子，海盐（今属浙江）人。嘉靖十年（1531）举人，万历十二年（1584）尚在世。有《诗的》、《王生艺草》、《竹下寤言》、《文脉》、《策枢》、《书牍》等。所辑《百陵学山》收录明人著作近百种。生平略见《徐氏家藏书目》卷七“王生艺草五卷”条，以及《百陵学山》所附王文禄跋文。《驺子》正是王氏《百陵学山》之一种，初印于明万历年间，后被收入明陶珽编《说郛续》、明郑梓辑《明世学山》和《艺圃搜奇续集》等丛书。可能是因为夹杂在这些大部头的丛书内，《驺子》不太引人注意，以至于此托伪本《驺子》出现时，见者均因内容涉及佛语等表示怀疑，但是未能拿出确凿的证据。民国时商务印书馆出版《丛书集成初编》，将百陵学山本《补衍》影印。于是我按照余先生的提示，将其与此抄本《驺子》对校一过，发现二书内容完全相同，甚至连刻本《补衍》每行二十二字的行款都没有改变，只是作伪者更改了书名，并把书中明显的标志如篇名下的解题等一一删除，又将涉及战国邹衍以后的文句删削，一部旧抄本《驺子》就被炮制出来了。下面依次列出两书的文字异同，读者可一目了然。
抄本《驺子》介绍驺衍：“齐驺子衍游燕，燕王师之，筑碣石宫。深观阴阳消息，作《怪迂之变》《始终》《大圣》《主运》之篇十余万言。”而《补衍》在此段之后，仍有一段文字：“竟无一言存，惜也。迁《史》载篇目且不详，岂秦火亡邪！予仰思学何受也？殆夙禀六通神圣徒欤？每览典传有合者，按篇目仿佛类集之，曰《补衍》，凡四篇，用广寰中所见之陋云。海盐沂阳王文禄世廉。”这正是明显的标志，是作伪者必须删除的。
《驺子•天地始终篇》直接切入正文，而《补衍》在篇题下有：“气弥虚空，性真湛澄，无初无疆，浑辟靡停。同异攸列，往复有恒，大化自然，莫亏莫增。补《天地始终》。”又是碍眼字句，不删何以惑人！又“自子至寅为晓，自戌至亥为夜”后有“由大挠作甲子遡之，子天开，丑地辟，寅人生，自开辟至我明嘉靖辛亥，一千一十五万五千四百六十八年”一句，同样是作伪者所忌讳的。
《驺子•邃初大圣篇》也是直接切入正文。同样《补衍》在篇题下有：“粤诞至人，分别二仪，建极作则，裁辅攸宜，听聆元声，触类先知，神妙无方，三才乃归。补《邃初大圣》。”篇末一段为：“伏羲、神农、黄帝、颛顼、帝喾以下，载诸《史记》；唐虞、夏、商、周，载诸《尚书》。大圣功烈著矣，人咸习闻以故不著于篇云。补者，补逸也。物忘土，鱼忘水，人忘前圣，可乎？鸿濛虽荒邈矣，古犹今，今犹古也，特久斯忘耳。悲夫！予犹惧后之忘今也噫。”而《驺子》中的这段话是：“伏羲、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唐虞、夏、商、周，大圣功烈著矣，人咸习闻以故不著于篇云。物忘土，鱼忘水，人忘前圣，可乎？鸿濛虽荒邈矣，古犹今，今犹古也，特久斯忘耳。悲夫！予犹惧后之忘今也噫。”可谓删改手段利落。
《驺子•五德主运篇》仍是直接正文。《补衍》篇题下有：“阴阳消息，五气布行，生克制化，损益因更，迹应万有，一元穆清，泥则厌胜，通斯永贞。补《五德主运》。”又“周人木德，王色尚赤”后有：“秦水德，王色尚黑；汉火德，王色尚赤；魏土德王，晋金德王，隋火德王，唐土德王，宋火德王，元水德王，我明土德王，上接唐虞中天之数云。”“乘火王世，二十数七百年”后有：“自黄帝至汉，五运适同。”《驺子》全部省去。
《驺子•怪迂之变篇》还是直接正文，《补衍》此篇题下有：“乾坤浩渺，尘妄纷纠，倏忽呈没，曷明曷幽？万变恒常，浚索徒侜，名实非异，异见相仇。补《怪迂之变》。”篇末最后一句是：“不睹疑之也。聊述此篇以发例云。”《驺子》则为：“不睹疑□□□□□，聊述此篇以发例云。”
通过上面的对校，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抄本《驺子》就是将王文禄辑撰的《补衍》进行了必要的删削，抄录后易名而成，旧抄本经袁可立、小清闷阁、汪士钟等人递藏，连文徵等据以抄校，后为余嘉锡所获，又于50年代入藏国家图书馆，其中第二叶和第三叶为错简，当是旧抄本如此。然而，为什么一部如此低劣的抄本会让余嘉锡之前的收藏者识别不出究竟，并且宝贵视之呢？从书后闲闲居士的题记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题记为：“衍时佛法未入中国，而此书多用佛语，盖好事者依托为之，非本书也。相传亡宋有山东时一僧泛海得之海岛石室中，岂即此僧为之者与？”按，明人袁可立（1562—1633），字礼卿，号节寰，又号闲闲居士，睢阳卫籍，睢州城内人。举明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以子袁枢官河南参政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历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皇帝，为“四朝元老”之臣，诰“五世恩荣”之赏。依名号时间推测，此处的“闲闲居士”应该就是袁可立。照此来说，《驺子》的作伪时间最晚不超过明崇祯六年（1633）。连文徵跋语谓原抄本用“开化纸”，并据以断为康乾之物。开化纸并非因清宫御用才产生的，而是在明代中晚期已经出现，所以连氏说法不确切。对于清人来说，虽然明知是一部托伪之书，但这个旧抄本的弥足珍贵掩盖了它内容的价值，加之有前人题记，也就无人去认真研究它的来源了。
显然，余嘉锡先生是读过王文禄《补衍》的，所以拿到抄本一看即能判定真伪，且一针见血地指出它的抄袭来源。可见目录版本之学不可停留在“书名书皮”的层次，只有认真校读过，方可达到真正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除了从“闲闲居士”到张素等人题跋的提示，在对校的过程中，确实可以发现文内佛语连篇，可见王文禄所说的“典传”，并非《史》、《汉》，而多是与战国历史和邹衍毫不相干的东西，这无疑也暴露出来明人学风的浮躁。而如今真正要了解邹衍及其思想，应该参见清人马国翰辑录的《邹子》所保留的只言片语，而非此抄本《驺子》。评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