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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工治未病。”求助于医疗总是人们健康出现问题之后的亡羊补牢，如果能在此之前，治于未病，减少乃至防止疾病的发生，对每个人，对国家和社会都是更好的选择。在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中，对健康中国实施原则的阐述包括：普及知识、提升素养;自主自律，健康生活;早期干预、完善服务;全民参与、共建共享。四项原则都明确地指向治于未病的主动作为。主动健康，就是我国面向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提出的新的理念和模式。就此，我们采访了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李祥臣研究员，请他分析阐释，以飨读者。
记者：我们应如何理解主动健康的概念和针对性？
李祥臣：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公众面对的主要健康威胁是不同的。在前现代社会，健康威胁主要来自营养不良和传染病。但这两个主要威胁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的发展，在较发达的社会已经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原来居于次要地位的各种慢性疾病、功能性疾病，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老龄化的加深，逐渐成为公众健康的主要威胁。目前，很显然我国也进入了这样的阶段。
当前，我国主要的疾病致死来自与生活方式相关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2018年占到了88.53%，其中心脑血管和代谢性疾病占比最高，达到47.17%，而且在2008—2017十年间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平均增长率达8.8%，如果没有有效干预措施，我国的慢性病发病趋势将呈现“井喷”态势。相应的，我国每年卫生总费用从 2008 年年度总费用的不到1.5万亿，经过10年时间，增至5.3万亿，增幅高达362%，平均增长率达17.1%。在我国 GDP 占比4.5% 增至6.4%。根据我们的测算，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情况下，2025年的卫生总费用预计将突破11万亿，占GPD的9.8%，2030年将突破16万亿，将占GPD的10%以上。总卫生费用的快速增长主要来自老龄化等因素，但如果不能及时着手加以有效控制，那么必然成为国家和社会越来越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
在我们总医疗开支中大约76%的部分都是用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治疗。但治疗并非是面对慢性疾病的最有效手段，事实上，大部分的慢性疾病并非治疗能够治愈的，治疗只是通过药物、手术等方式对抗疾病，尽可能维持身体和器官的功能。但慢性疾病主要的并非是外源性的病原体入侵，而是内源性的系统紊乱和功能退行，对抗性医疗在方法和原理上并不能有效应对大多数慢性疾病，必须在事前干预。
2015年科技部组织专家组进行“数字医疗和健康促进”“十三五”科技规划，并向各部委调研咨询意见。其中在体育总局咨询意见时，我也随同总局领导参与了调研咨询，我们基于上述思考，提出把主动干预作为对抗慢性疾病爆发的重要方式，得到了专家组的认同。在之后形成的系列报告，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的重视，她在批示中以“主动健康”归纳了报告中的意见，之后，“主动健康”被越来越广泛的接受和使用，这就是“主动健康”的来历。
记者：所以，主动健康是我们的中国概念和提法？
李祥臣：是的。事实上，疾病谱的变化，老龄化的加深，这都不是我国特有的情况，而是世界性的趋势，在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提法，比如美国的“运动是良医”，新加坡的“健康公民”。相对而言，主动健康不仅是我们的提法，也是更具有系统性的中国方案和方法论。
记者：我们应当把主动健康理解为预防医学和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倡导吗？
李祥臣：预防肯定是主动健康的重要任务之一，但它并不是主动健康的全部。从方法论上讲，所有的医学方法都有主动和被动之分。主动健康医学的立论前提是认为人体是一个复杂系统，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和自组织能力，医学的任务是在充分发挥个体能动性的前提下，综合利用可控的方法手段，激活人体这种能力达到消除人体疾病和提高机体能力目的。被动医疗或称对抗医疗的理念则并不强调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而以病灶为攻击目标，主张通过药物或者手术对抗、压制和切割消除这些现象，追求疾病的缓解或者指标的正常。在通常的对抗性医疗眼中，人体生理指标对常规范围的偏离，通常被视为疾病。主动健康的观点则不同，把不规则、不确定看作基本特征，认为人体可以从远离平衡态的波动复杂性中获益，可控性的波动越大，人体获益越大。人体可以在内外环境的刺激下产生新的自组织行为，形成新结构，实现慢病逆转。这就如同运动员的训练一样，通过施加合理的人为刺激反复训练，实现人体技能的强化和提升。
记者：主动健康也可以作为一种医学系统，我们应如何理解？
李祥臣：主动健康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而非器官、细胞、分子的简单累加。普通的临床医学通常是依靠检查和检测，获取一系列生理指标，超出预定范围则被视为疾病，这就相当于一个抽样断面和设定标准之间的比对。
主动健康关注的则是个体化，无论从评价方法还是干预手段，都重点考察个体纵向时间轴上的自身变化。主动健康医学更关注人体系统的演变方向和速度，以及纵向维度的变化，更依赖大时间尺度的连续动态测量和整体发展趋势的分析。比如，在一段心率数据分析的方法上，普通的临床医学指导下的分析方法往往关注安静心率、最大心率等生理常数的静态分析，判断是否超出某个设定范围。而主动健康则更加关注心率的纵向连续数据的整体分析，观察其所包含的整体信息。
记者：主动健康比普通临床医学更加强调信息的获取，强调连续长期的检测，这在当前是能够实现的吗？
李祥臣：主动健康所要求的，现在还不能完全实现，但在技术上已经变得可及了。智能可穿戴设备的发展，已经使得对人体连续而全面的监测变得可行，尽管在准确度、可靠性上还不能支持大规模的普遍应用，但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场景的实现已经并不遥远;5G技术，以及未来更加先进和更大通量的通讯技术，已经可以支持万物互联，实现庞大数据的实时在线;对庞大数据进行处理的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也在迅速发展，人工智能的自我迭代也完全可期，其发展可能并非线性前进，而是不断加速的。尽管当前基于主动健康理念的健康管理和干预体系还不是一种现实，但也只在很近的未来。
记者：在连续的数据采集和健康干预之间，是一个数据处理和分析判断的过程，我们拥有足够的知识去完成这个过程吗？
李祥臣：知识永远没有边界，正如我们之前所说，人体是一个复杂、庞大的动态系统。对这样一个系统的认识需要生命科学和系统科学不断发展获得新的知识。可以讲，主动健康的产业和生态也必然将是一个在数据的积累、信息的反馈、技术的演进、知识的涌现中不断迭代的复杂系统。而在当前，尽管我们的知识不可能是足够的，但也已经能够支持很多的健康干预措施了。
记者：主动健康不只是一种健康和医学的理念，还将是一个产业的兴起？
李祥臣：是的。健康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国家社会都是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在老龄化不断加深，人类的疾病谱不断向生活方式相關的慢性、功能性疾病偏移的情况下，主动健康，或者不管名之为别的什么称呼，它所代表的对健康的主动管理和疾病的事前干预，都必然是整个社会最深刻和强大的需求。同时，在技术和知识上，我们也正在快速发展，逐渐拥有了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这将不可避免的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集群，实际上，不论中外，众多主流科技巨头早已在这一领域，从不同角度展开了深刻的产业布局。我认为，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就能看到主动健康在产业和应用上的落地和快速发展。
记者：对于健康管理的需求，使我们无法抗拒主动健康的产业和应用，但同时健康数据的实时采集，健康领域里消费者和产业巨头之间在信息和知识上巨大的不对称，也会使我们对此抱有深刻的担忧。
李祥臣：在信息时代，对隐私和数据安全的担忧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不只是在健康领域。实际上，当前这样的问题就已经非常严峻了。发展中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解决。这种问题的应对需要立法的规范、标准的制定、技术防护手段的探索和进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责任，是公共政策的范畴。
（责编 刘玉霞）
记者：我们应如何理解主动健康的概念和针对性？
李祥臣：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公众面对的主要健康威胁是不同的。在前现代社会，健康威胁主要来自营养不良和传染病。但这两个主要威胁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的发展，在较发达的社会已经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原来居于次要地位的各种慢性疾病、功能性疾病，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老龄化的加深，逐渐成为公众健康的主要威胁。目前，很显然我国也进入了这样的阶段。
当前，我国主要的疾病致死来自与生活方式相关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2018年占到了88.53%，其中心脑血管和代谢性疾病占比最高，达到47.17%，而且在2008—2017十年间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平均增长率达8.8%，如果没有有效干预措施，我国的慢性病发病趋势将呈现“井喷”态势。相应的，我国每年卫生总费用从 2008 年年度总费用的不到1.5万亿，经过10年时间，增至5.3万亿，增幅高达362%，平均增长率达17.1%。在我国 GDP 占比4.5% 增至6.4%。根据我们的测算，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情况下，2025年的卫生总费用预计将突破11万亿，占GPD的9.8%，2030年将突破16万亿，将占GPD的10%以上。总卫生费用的快速增长主要来自老龄化等因素，但如果不能及时着手加以有效控制，那么必然成为国家和社会越来越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
在我们总医疗开支中大约76%的部分都是用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治疗。但治疗并非是面对慢性疾病的最有效手段，事实上，大部分的慢性疾病并非治疗能够治愈的，治疗只是通过药物、手术等方式对抗疾病，尽可能维持身体和器官的功能。但慢性疾病主要的并非是外源性的病原体入侵，而是内源性的系统紊乱和功能退行，对抗性医疗在方法和原理上并不能有效应对大多数慢性疾病，必须在事前干预。
2015年科技部组织专家组进行“数字医疗和健康促进”“十三五”科技规划，并向各部委调研咨询意见。其中在体育总局咨询意见时，我也随同总局领导参与了调研咨询，我们基于上述思考，提出把主动干预作为对抗慢性疾病爆发的重要方式，得到了专家组的认同。在之后形成的系列报告，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的重视，她在批示中以“主动健康”归纳了报告中的意见，之后，“主动健康”被越来越广泛的接受和使用，这就是“主动健康”的来历。
记者：所以，主动健康是我们的中国概念和提法？
李祥臣：是的。事实上，疾病谱的变化，老龄化的加深，这都不是我国特有的情况，而是世界性的趋势，在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提法，比如美国的“运动是良医”，新加坡的“健康公民”。相对而言，主动健康不仅是我们的提法，也是更具有系统性的中国方案和方法论。
记者：我们应当把主动健康理解为预防医学和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倡导吗？
李祥臣：预防肯定是主动健康的重要任务之一，但它并不是主动健康的全部。从方法论上讲，所有的医学方法都有主动和被动之分。主动健康医学的立论前提是认为人体是一个复杂系统，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和自组织能力，医学的任务是在充分发挥个体能动性的前提下，综合利用可控的方法手段，激活人体这种能力达到消除人体疾病和提高机体能力目的。被动医疗或称对抗医疗的理念则并不强调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而以病灶为攻击目标，主张通过药物或者手术对抗、压制和切割消除这些现象，追求疾病的缓解或者指标的正常。在通常的对抗性医疗眼中，人体生理指标对常规范围的偏离，通常被视为疾病。主动健康的观点则不同，把不规则、不确定看作基本特征，认为人体可以从远离平衡态的波动复杂性中获益，可控性的波动越大，人体获益越大。人体可以在内外环境的刺激下产生新的自组织行为，形成新结构，实现慢病逆转。这就如同运动员的训练一样，通过施加合理的人为刺激反复训练，实现人体技能的强化和提升。
记者：主动健康也可以作为一种医学系统，我们应如何理解？
李祥臣：主动健康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而非器官、细胞、分子的简单累加。普通的临床医学通常是依靠检查和检测，获取一系列生理指标，超出预定范围则被视为疾病，这就相当于一个抽样断面和设定标准之间的比对。
主动健康关注的则是个体化，无论从评价方法还是干预手段，都重点考察个体纵向时间轴上的自身变化。主动健康医学更关注人体系统的演变方向和速度，以及纵向维度的变化，更依赖大时间尺度的连续动态测量和整体发展趋势的分析。比如，在一段心率数据分析的方法上，普通的临床医学指导下的分析方法往往关注安静心率、最大心率等生理常数的静态分析，判断是否超出某个设定范围。而主动健康则更加关注心率的纵向连续数据的整体分析，观察其所包含的整体信息。
记者：主动健康比普通临床医学更加强调信息的获取，强调连续长期的检测，这在当前是能够实现的吗？
李祥臣：主动健康所要求的，现在还不能完全实现，但在技术上已经变得可及了。智能可穿戴设备的发展，已经使得对人体连续而全面的监测变得可行，尽管在准确度、可靠性上还不能支持大规模的普遍应用，但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场景的实现已经并不遥远;5G技术，以及未来更加先进和更大通量的通讯技术，已经可以支持万物互联，实现庞大数据的实时在线;对庞大数据进行处理的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也在迅速发展，人工智能的自我迭代也完全可期，其发展可能并非线性前进，而是不断加速的。尽管当前基于主动健康理念的健康管理和干预体系还不是一种现实，但也只在很近的未来。
记者：在连续的数据采集和健康干预之间，是一个数据处理和分析判断的过程，我们拥有足够的知识去完成这个过程吗？
李祥臣：知识永远没有边界，正如我们之前所说，人体是一个复杂、庞大的动态系统。对这样一个系统的认识需要生命科学和系统科学不断发展获得新的知识。可以讲，主动健康的产业和生态也必然将是一个在数据的积累、信息的反馈、技术的演进、知识的涌现中不断迭代的复杂系统。而在当前，尽管我们的知识不可能是足够的，但也已经能够支持很多的健康干预措施了。
记者：主动健康不只是一种健康和医学的理念，还将是一个产业的兴起？
李祥臣：是的。健康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国家社会都是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在老龄化不断加深，人类的疾病谱不断向生活方式相關的慢性、功能性疾病偏移的情况下，主动健康，或者不管名之为别的什么称呼，它所代表的对健康的主动管理和疾病的事前干预，都必然是整个社会最深刻和强大的需求。同时，在技术和知识上，我们也正在快速发展，逐渐拥有了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这将不可避免的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集群，实际上，不论中外，众多主流科技巨头早已在这一领域，从不同角度展开了深刻的产业布局。我认为，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就能看到主动健康在产业和应用上的落地和快速发展。
记者：对于健康管理的需求，使我们无法抗拒主动健康的产业和应用，但同时健康数据的实时采集，健康领域里消费者和产业巨头之间在信息和知识上巨大的不对称，也会使我们对此抱有深刻的担忧。
李祥臣：在信息时代，对隐私和数据安全的担忧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不只是在健康领域。实际上，当前这样的问题就已经非常严峻了。发展中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解决。这种问题的应对需要立法的规范、标准的制定、技术防护手段的探索和进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责任，是公共政策的范畴。
（责编 刘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