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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韩寒是同龄人,可惜读书太早,所以1999年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时候,早已自行考上了大学。但当时作为金融系本科生,已经开始注意到一个很难不注意的出版现象——身体写作。就在同年,卫慧、棉棉等以引人瞩目的姿态高调进入公众视野。许多年后再回溯,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学、媒体與商业出版同谋的案例,是“青春文学”和“80后写作”被更成规模更有计划推出的前奏。从90年代后期北京召开世界妇女大会开始,妇女解放问题开始广受热议——但只限于以身体挑战世俗的自然性别层面而非社会性别层面——出版市场趁势推出一系列女作家丛书,我印象中很深的,有个系列就叫“红罂粟丛书”,推出的都是25岁上下的女作家,封面就用照片,里面也有一堆生活照艺术照图文并茂。远在上海宝贝炒作成百万畅销书之前,其实早有端倪。
这可能和我国一直有少年崇拜的传统有关,张爱玲的“出名要趁早”,乃至于梁启超的“少年强则中国强”,对于写作主体本身的标签过于关注,势必产生类似青少年崇拜、天才崇拜、才女崇拜等等看似抬举实则略带玩赏性质或者利用的消费心理,那些制造出这些标签的推手们自然清楚地看到了背后的这种集体无意识。某种写作一旦被当成潮流,退潮后沙滩留下的东西其实非常少。继“身体写作”之后,被图书市场看中的就是新概念,这就是“青春写作”概念的滥觞。在大学读金融的四年,正是一批同龄人渐渐成为畅销书作者的四年。但当时其实我没什么感觉,书店里碰到翻翻,即使不觉得太好,也没有大的反感。
2004年,我开始从学金融转向就读中文研究生。当时同门师姐邵燕君主持了一个“当代最新作品研读”的读书论坛,希望我写一篇关于青春写作和新概念写作的短论,我记得那篇小文就叫《“80后”看“80后”》。因为这个机缘,我短时间内看了很多同龄人的作品,还参加过北京语言大学的一个“80后”文学研讨会,记得与会者有梁晓声、路文彬等。所以那时候我更多还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来关注这个现象。工作后再接触一些新概念出身的作家,都和我一样已过而立之年,已经到了迫切希望去掉这个标签的阶段。但当时这一批写作者则可以说是应运而生,是文学的弄潮儿。
敬泽老师是一直关心年轻一代写作的前辈,可后来无意中看到他的一篇旧文,在“80后”概念最初提出来的时候,他却曾是一个最清醒的观察者。他大概是说其实这种少年崇拜是虚妄的,并不存在一代人横空出世就把上一代灭掉的事,前浪拍死在沙滩上也没那么快。可以再观望十年。
然后过了十年,我们坐在这里,试图认真地回溯这件事情。
所谓以代际划分的命名法,毋庸置疑更多时候是研究者出于省事的考虑。像我没有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出书也晚,但是后来有一批80后作家在期刊上崭露头角的时候,自己同样也会被拎出来归于此类。这个标签化的过程其实你没办法抵抗。比如说江西诗派、前七子、后七子,或者是盛唐、晚唐、花间、豪放派、婉约派……文学史上所有个体都不会是单独的,都会被分类码堆。这种分类法古已有之。
有那么几年,一接受访谈,总有一个问题是让我谈谈对郭敬明、韩寒的看法。有一次和笛安聊天,发现同病相怜。可我们对他们能有什么看法呢?谁也不真正在意我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包括他们自己。但这件事被反复追问,我想也许还是被归类码堆,又要以成名者为坐标轴的意思。但这是别人图省事的工作方法,其实也不必感到困扰。
事实上写作者没有这个义务配合他者找到并确认自己的位置。东西写出来,若干年后再看就是。一切的检验标准,没有比时间更残酷、也更准确的了。
现在大家反复说到的严肃文学式微也好,小圈子自娱也好,“参差多态乃人类幸福之本源”,商业文学和严肃文学自有其运行准则和受众。“青春文学”为什么会变成话题?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一直没提,就是当时网络论坛的方兴未艾和媒体的共同参与。回头看2003、2004年新概念作者云集的一些网络论坛里,他们讨论的问题其实非常严肃。一方面,他们对“60后”“70后”写作仍然充满敬畏,抱怨自己写作资源贫乏,缺少人生经验,看的书也不够多……虽然已经被称为“作家”了,却不知道到底该写什么。其实对年轻的作者而言,太易出版无异于揠苗助长,这种低门槛准入会造成之后的隐形长期伤害。我们社也出过很多新概念作文选,销量一年不如一年……不管是80后,还是70后,无数文学爱好者都在试图通过这个比赛广为人知,渐渐形成了新概念体,就像台湾的文学奖体,和后来大陆的期刊体一样。这些举措之后的影响都有利有弊,一方面有这么多渠道同时在挖掘年轻的写作者,有才华者很难彻底被埋没。另外一方面,渠道太多,也就代表了选择太多诱惑太大。话说回来,什么事又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呢?
因此,一个年轻的写作者如何设法保全他的才能走得更远,这个我觉得倒是更值得讨论的议题。在二三十岁就登上名声的巅峰,过早被推到公众视野面前,这是我国在八十年代文学繁荣时曾发生过的奇迹。比如余华和苏童——当然他们的大众名声和作品改编电影有关。但可惜的是,我们大多数作家最富有创造力的阶段似乎都太短暂。越早成名,越早定型。每个人在发展过程中都不断面临重新选择,每个人的写作也有自己上升下降的轨迹。这是在任何代际都会遭遇的机会、诱惑和风险。
青春何为?也许有一天,“青春文学”这个被用旧了的词可以重新被擦亮,变成“青春性的文学”。所谓青春,就是一种生机活力,一种不断求新求变的倾向,而不是把文学变成熟能生巧的工匠技艺。文学工作者尤其要警惕“轻车熟路”。我们都见过太多这行当的聪明人,反复考虑各种读者想要什么,什么作品可以冲击鲁奖,什么主题更适合评论家阐述主题,什么时候要让读者流干红泪,这个就是要开始做商品、产品了,他要变成一个产品经理了,而不是作家。文学的本质,或者至少严肃文学的本质,应该是不断打破常规,突破边界,创造以前没有的样式。我们每一本新的书,都是为了和世界上早已存在过的千千万万本书也包括自己的那一本或基本抗衡,它处理的问题必须足够新,才有产生的意义。
据说在朝阳大悦城或者苹果社区的咖啡馆,大概每三张桌子就有几个人在那儿说,“哎,你们预测一下今年哪种类型片最火”或者是“我们要拍一个类似《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电影”。事实上,就算是电影这样一个比文学更接近商业或者制造工业的行业,能够让人耳目为之一新的作品,也来自更富有锐气的年轻创作者,他们不圈囿于经验成见,不受常规束缚。拍《路边夜餐》的毕赣,首先是一个诗人,他用近乎于诗歌的电影语言来拍摄,这种艺术电影跟写作也有一点像,但接下来何以为继,能否进步而不被自己已形成的风格局限,又会变成新的问题。写作就是这样,非常难,需要挑战的不光是几千年来的无数经典,还有过去的自己。每次开始都可能是新的成功,但更可能是新的惨败,毫无捷径、终点和保障可言。
好比书法,一般的人来说都是先学柳体、颜体,像弘一法师的字体,非常特别,他是一个形式上的创新,好比毕加索的抽象主义,后来的立体主义。但是这些创新者并不是没有经过特别扎实的学习素描速写水粉水彩现实主义油画的阶段。一个初学者如果开始上手就写弘一体,他肯定是一个不够真诚的投机主义者,要么就是剑走偏锋,一开始就被这种过于强烈的风格框住了自己更丰富的可能性。作者应当经历过大量的对不同风格的研习,才有可能摸索出自己现阶段适合的风格。一出手就开天辟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才或许也有,但我没有见过。只有在尝试过无数失败以后,你才有可能会在某条适合自己的路上稍微前进一点,但这并不代表就不会再迷路。有志长远走下去者,只能以阅读为司南,生命体验为燃料,不断排除外界影响,重新校准自己的方向。
也就是说,可以做的,只有写。
写下去。哪怕短期内很难从无数同时代写作者中被辨认,哪怕一生志业蹉跎消磨。无论如何,写作是从业者战胜时间的唯一可能路径——以艰苦卓绝的创造对抗生之虚无。以极大的意志寻找失落的时光。不光“青春写作”事关青春,写作本身,就是郁郁青青、充满希望的春天。
责任编辑 何子英
这可能和我国一直有少年崇拜的传统有关,张爱玲的“出名要趁早”,乃至于梁启超的“少年强则中国强”,对于写作主体本身的标签过于关注,势必产生类似青少年崇拜、天才崇拜、才女崇拜等等看似抬举实则略带玩赏性质或者利用的消费心理,那些制造出这些标签的推手们自然清楚地看到了背后的这种集体无意识。某种写作一旦被当成潮流,退潮后沙滩留下的东西其实非常少。继“身体写作”之后,被图书市场看中的就是新概念,这就是“青春写作”概念的滥觞。在大学读金融的四年,正是一批同龄人渐渐成为畅销书作者的四年。但当时其实我没什么感觉,书店里碰到翻翻,即使不觉得太好,也没有大的反感。
2004年,我开始从学金融转向就读中文研究生。当时同门师姐邵燕君主持了一个“当代最新作品研读”的读书论坛,希望我写一篇关于青春写作和新概念写作的短论,我记得那篇小文就叫《“80后”看“80后”》。因为这个机缘,我短时间内看了很多同龄人的作品,还参加过北京语言大学的一个“80后”文学研讨会,记得与会者有梁晓声、路文彬等。所以那时候我更多还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来关注这个现象。工作后再接触一些新概念出身的作家,都和我一样已过而立之年,已经到了迫切希望去掉这个标签的阶段。但当时这一批写作者则可以说是应运而生,是文学的弄潮儿。
敬泽老师是一直关心年轻一代写作的前辈,可后来无意中看到他的一篇旧文,在“80后”概念最初提出来的时候,他却曾是一个最清醒的观察者。他大概是说其实这种少年崇拜是虚妄的,并不存在一代人横空出世就把上一代灭掉的事,前浪拍死在沙滩上也没那么快。可以再观望十年。
然后过了十年,我们坐在这里,试图认真地回溯这件事情。
所谓以代际划分的命名法,毋庸置疑更多时候是研究者出于省事的考虑。像我没有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出书也晚,但是后来有一批80后作家在期刊上崭露头角的时候,自己同样也会被拎出来归于此类。这个标签化的过程其实你没办法抵抗。比如说江西诗派、前七子、后七子,或者是盛唐、晚唐、花间、豪放派、婉约派……文学史上所有个体都不会是单独的,都会被分类码堆。这种分类法古已有之。
有那么几年,一接受访谈,总有一个问题是让我谈谈对郭敬明、韩寒的看法。有一次和笛安聊天,发现同病相怜。可我们对他们能有什么看法呢?谁也不真正在意我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包括他们自己。但这件事被反复追问,我想也许还是被归类码堆,又要以成名者为坐标轴的意思。但这是别人图省事的工作方法,其实也不必感到困扰。
事实上写作者没有这个义务配合他者找到并确认自己的位置。东西写出来,若干年后再看就是。一切的检验标准,没有比时间更残酷、也更准确的了。
现在大家反复说到的严肃文学式微也好,小圈子自娱也好,“参差多态乃人类幸福之本源”,商业文学和严肃文学自有其运行准则和受众。“青春文学”为什么会变成话题?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一直没提,就是当时网络论坛的方兴未艾和媒体的共同参与。回头看2003、2004年新概念作者云集的一些网络论坛里,他们讨论的问题其实非常严肃。一方面,他们对“60后”“70后”写作仍然充满敬畏,抱怨自己写作资源贫乏,缺少人生经验,看的书也不够多……虽然已经被称为“作家”了,却不知道到底该写什么。其实对年轻的作者而言,太易出版无异于揠苗助长,这种低门槛准入会造成之后的隐形长期伤害。我们社也出过很多新概念作文选,销量一年不如一年……不管是80后,还是70后,无数文学爱好者都在试图通过这个比赛广为人知,渐渐形成了新概念体,就像台湾的文学奖体,和后来大陆的期刊体一样。这些举措之后的影响都有利有弊,一方面有这么多渠道同时在挖掘年轻的写作者,有才华者很难彻底被埋没。另外一方面,渠道太多,也就代表了选择太多诱惑太大。话说回来,什么事又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呢?
因此,一个年轻的写作者如何设法保全他的才能走得更远,这个我觉得倒是更值得讨论的议题。在二三十岁就登上名声的巅峰,过早被推到公众视野面前,这是我国在八十年代文学繁荣时曾发生过的奇迹。比如余华和苏童——当然他们的大众名声和作品改编电影有关。但可惜的是,我们大多数作家最富有创造力的阶段似乎都太短暂。越早成名,越早定型。每个人在发展过程中都不断面临重新选择,每个人的写作也有自己上升下降的轨迹。这是在任何代际都会遭遇的机会、诱惑和风险。
青春何为?也许有一天,“青春文学”这个被用旧了的词可以重新被擦亮,变成“青春性的文学”。所谓青春,就是一种生机活力,一种不断求新求变的倾向,而不是把文学变成熟能生巧的工匠技艺。文学工作者尤其要警惕“轻车熟路”。我们都见过太多这行当的聪明人,反复考虑各种读者想要什么,什么作品可以冲击鲁奖,什么主题更适合评论家阐述主题,什么时候要让读者流干红泪,这个就是要开始做商品、产品了,他要变成一个产品经理了,而不是作家。文学的本质,或者至少严肃文学的本质,应该是不断打破常规,突破边界,创造以前没有的样式。我们每一本新的书,都是为了和世界上早已存在过的千千万万本书也包括自己的那一本或基本抗衡,它处理的问题必须足够新,才有产生的意义。
据说在朝阳大悦城或者苹果社区的咖啡馆,大概每三张桌子就有几个人在那儿说,“哎,你们预测一下今年哪种类型片最火”或者是“我们要拍一个类似《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电影”。事实上,就算是电影这样一个比文学更接近商业或者制造工业的行业,能够让人耳目为之一新的作品,也来自更富有锐气的年轻创作者,他们不圈囿于经验成见,不受常规束缚。拍《路边夜餐》的毕赣,首先是一个诗人,他用近乎于诗歌的电影语言来拍摄,这种艺术电影跟写作也有一点像,但接下来何以为继,能否进步而不被自己已形成的风格局限,又会变成新的问题。写作就是这样,非常难,需要挑战的不光是几千年来的无数经典,还有过去的自己。每次开始都可能是新的成功,但更可能是新的惨败,毫无捷径、终点和保障可言。
好比书法,一般的人来说都是先学柳体、颜体,像弘一法师的字体,非常特别,他是一个形式上的创新,好比毕加索的抽象主义,后来的立体主义。但是这些创新者并不是没有经过特别扎实的学习素描速写水粉水彩现实主义油画的阶段。一个初学者如果开始上手就写弘一体,他肯定是一个不够真诚的投机主义者,要么就是剑走偏锋,一开始就被这种过于强烈的风格框住了自己更丰富的可能性。作者应当经历过大量的对不同风格的研习,才有可能摸索出自己现阶段适合的风格。一出手就开天辟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才或许也有,但我没有见过。只有在尝试过无数失败以后,你才有可能会在某条适合自己的路上稍微前进一点,但这并不代表就不会再迷路。有志长远走下去者,只能以阅读为司南,生命体验为燃料,不断排除外界影响,重新校准自己的方向。
也就是说,可以做的,只有写。
写下去。哪怕短期内很难从无数同时代写作者中被辨认,哪怕一生志业蹉跎消磨。无论如何,写作是从业者战胜时间的唯一可能路径——以艰苦卓绝的创造对抗生之虚无。以极大的意志寻找失落的时光。不光“青春写作”事关青春,写作本身,就是郁郁青青、充满希望的春天。
责任编辑 何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