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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酷爱曲艺，小学三年级开始学唱快板、说相声。后来又陆续学了单弦、大鼓、评书和三弦弹奏。再往后，慢慢试着学习曲艺创作，17岁时在1966年2月号《北京文艺》上发表处女作——快板书《巧伏击》，手写的稿子第一次变成了铅字，这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使我的曲艺爱好从表演、伴奏开始向创作方面倾斜，同时也更加关注各类曲艺书籍和刊物了。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最先接触的是《说说唱唱》，至今我手中还珍藏着一本1953年《说说唱唱》的合订本，现在都快成文物了。
《曲艺》杂志是1957年2月创刊的，先是双月刊，后改为月刊。每本两毛钱。就是这两毛钱一本的杂志，当年我也没钱（也舍不得）全年订阅，可又喜欢，怎么办呢？那时西单商场里有个第二游艺社，北京青年曲艺队的回婉华先生和王文林每天在那里演出相声、快板等。挨着这个小剧场有个卖过期杂志的旧书店，一毛或者一毛五一本，我每次去听相声都去那里淘宝，挑选过期的《曲艺》，每本能便宜不少。现在的年轻人听起这些往事来一定觉得可笑，但当年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比如听相声计时收费，十分钟两分钱！当然这是历史了。
还说《曲艺》。该着我走运，大约在1960年前后，我花一本《曲艺》的钱从一个收废纸的老太太手里买了一本1957年的《曲艺》合订本！50多年来，这本合订的《曲艺》我前前后后不知看了多少遍，她伴随我从业余到专业，并且经历了从《曲艺》的读者、作者到特约编委的三个历程。
我爱读《曲艺》，先是买过期的，后来参加了工作，每月能挣三四十块钱，就有条件买刚出刊的新杂志了，期期不落。那时还是铅字排版，新杂志散发着油墨的芳香。一册《曲艺》在手，我准是从头到尾地仔细看完，从中找出合适的演出脚本，如快板《周仓偷孩子》《飞夺泸定桥》、相声《妙语惊人》、评书《程咬金出狱》、岔曲《红军过草原》等；更使我获益的，是刊物丰富的曲艺知识和历史掌故。我们小时候学艺，就是到老先生家去拜访，而《曲艺》仿佛把我带进了一所专业的大学，常读常新，太多太多的曲艺知识、作品、文论……，几十年来伴我成长，至今仍能感受到她带给我的裨益。
《曲艺》曾一度停刊，但我一直坚持业余写作。不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写的都是紧跟形势、应时应景的段子，自己写，自己演，作品几无生命力，时过境迁，多已被淘汰和遗忘。
1979年《曲艺》复刊，当时编辑部在东四八条52号。是年，北京燕京曲艺团成立。我和王文林、刘洪沂、张长来、康松广、李世明等加盟该团，成了专业演员，我还兼做创作员。有了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我迎来了创作的高峰期。有时团里办专场，我一个人就创作了六个节目中的五个，还给各种报纸、杂志写稿，每月每周都能有作品或文章发表。
除了《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天津演唱》《辽宁群众文艺》《山东群众文艺》，我也向《曲艺》投稿，先是在《曲艺通讯》发表些小报道和消息动态等。上世纪80年代初，我被借调到北京曲协工作，逐渐结识了老编辑冯不异、赵亦吾以及陈阵、李志、常祥霖、安保勇、王丹蕾、张小枫、李玉这些编辑部的朋友。
我第一次正式在《曲艺》发表作品，刊登于1979年9月号，是我和琴书泰斗关学曾先生合作的北京琴书《慈母心》，内容是歌颂张志新烈士的。段子经关先生演出后反响强烈，还荣获了全国优秀短篇曲艺作品三等奖。自那以后，我步入了《曲艺》作者的行列。先后在杂志上发表了各类作品五六十篇，担任特约编委后不久我又被选为第六届中国曲协理事，我跟曲协和《曲艺》更亲近了。那时编辑部设在农展馆南里10号，后又搬到现在的安苑北里。在李玉担任编辑部主任那段期间，我得暇就去编辑部坐一坐，聊聊天儿，帮忙看看稿子并把听到的一些读者意见反馈给他们。比如，《曲艺》曾出过一段“刊中刊”，就是把每期的作品部分另行刊印一册，夹在杂志当中，我听到不少读者反映，“刊中刊”不便携带和收藏，容易遗失，就把情况向有关负责同志说了，经过多方提议，后来作品又改回在正刊中刊登了。
帮编辑看稿子，替杂志把把关，有时还真能发现问题。如有一段快板书《护宝》，说的是中原地区老百姓自发抵御日寇掠夺，保护国宝司母戊方鼎的故事。文中有“日军在中原展开挖宝大行动”，这样的句子是非不清，得改；再有一个段子说犯罪分子“怀揣手枪为防身”，还有一个题目叫《盼》的小段儿最后一句是“卖寿衣的盼死人”……我把这样不恰当的句子挑出来，请编辑们在编辑稿中修改。这些年，除了写作品，我有时也帮杂志写些“编者按”“卷首语”和作品平台的“导语”什么的，做这些事情我很开心，因为我爱曲艺，也爱《曲艺》，所以乐此不疲。
编辑李玉是一位穿着朴素、工作踏实、为人低调的女同志。她热爱编辑工作，尊重作者，编审稿件十分认真，有时真是到了字斟句酌的地步。可是，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整本杂志连一位编辑的名字也没有，一些简讯、消息之类，也仅在文尾以“曲闻”“曲平”等署名。不仅李玉、杜佳、刘红英，包括前面提到的老编辑（有的已经去世），无一不是淡泊名利，默默耕耘，甘为他人做嫁衣。现在，编辑部又来了一些时尚、好学的年轻人，也像他们的前任那样敬业，为办好《曲艺》依旧操劳着，辛苦着，奉献着。
出于对曲艺的执着和对《曲艺》的热爱，我也发自内心地愿意为《曲艺》做点事。
2011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编辑部想发表一组相关的书画作品，我为中国曲协求得一幅著名画家李燕先生（李苦禅大师的公子）的作品《鹰》。画作题字是“远瞻山河壮”，小款为“中国曲艺家协会嘱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作”。这幅作品刊发在当年7月号《曲艺》封三上。
热爱曲艺之余，本人亦爱好书法，《曲艺》杂志也曾多次发表我的书法、诗作，现在编辑部的墙上还挂着我写的一幅“生书熟戏”的书法作品，因此我对编辑部总有一种“我爱我家”的眷恋情结。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在《曲艺》即将迎来60岁华诞的时刻，让我以一首藏头诗来结束这篇小文吧！
曲苑沃土绽红花，
艺术园地育新芽。
月有佳篇飨读者，
刊物广联你我他。
六路八方同携力，
十三辙韵赞中华。
春播奇葩为百姓，
秋收硕果乐万家。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最先接触的是《说说唱唱》，至今我手中还珍藏着一本1953年《说说唱唱》的合订本，现在都快成文物了。
《曲艺》杂志是1957年2月创刊的，先是双月刊，后改为月刊。每本两毛钱。就是这两毛钱一本的杂志，当年我也没钱（也舍不得）全年订阅，可又喜欢，怎么办呢？那时西单商场里有个第二游艺社，北京青年曲艺队的回婉华先生和王文林每天在那里演出相声、快板等。挨着这个小剧场有个卖过期杂志的旧书店，一毛或者一毛五一本，我每次去听相声都去那里淘宝，挑选过期的《曲艺》，每本能便宜不少。现在的年轻人听起这些往事来一定觉得可笑，但当年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比如听相声计时收费，十分钟两分钱！当然这是历史了。
还说《曲艺》。该着我走运，大约在1960年前后，我花一本《曲艺》的钱从一个收废纸的老太太手里买了一本1957年的《曲艺》合订本！50多年来，这本合订的《曲艺》我前前后后不知看了多少遍，她伴随我从业余到专业，并且经历了从《曲艺》的读者、作者到特约编委的三个历程。
我爱读《曲艺》，先是买过期的，后来参加了工作，每月能挣三四十块钱，就有条件买刚出刊的新杂志了，期期不落。那时还是铅字排版，新杂志散发着油墨的芳香。一册《曲艺》在手，我准是从头到尾地仔细看完，从中找出合适的演出脚本，如快板《周仓偷孩子》《飞夺泸定桥》、相声《妙语惊人》、评书《程咬金出狱》、岔曲《红军过草原》等；更使我获益的，是刊物丰富的曲艺知识和历史掌故。我们小时候学艺，就是到老先生家去拜访，而《曲艺》仿佛把我带进了一所专业的大学，常读常新，太多太多的曲艺知识、作品、文论……，几十年来伴我成长，至今仍能感受到她带给我的裨益。
《曲艺》曾一度停刊，但我一直坚持业余写作。不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写的都是紧跟形势、应时应景的段子，自己写，自己演，作品几无生命力，时过境迁，多已被淘汰和遗忘。
1979年《曲艺》复刊，当时编辑部在东四八条52号。是年，北京燕京曲艺团成立。我和王文林、刘洪沂、张长来、康松广、李世明等加盟该团，成了专业演员，我还兼做创作员。有了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我迎来了创作的高峰期。有时团里办专场，我一个人就创作了六个节目中的五个，还给各种报纸、杂志写稿，每月每周都能有作品或文章发表。
除了《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天津演唱》《辽宁群众文艺》《山东群众文艺》，我也向《曲艺》投稿，先是在《曲艺通讯》发表些小报道和消息动态等。上世纪80年代初，我被借调到北京曲协工作，逐渐结识了老编辑冯不异、赵亦吾以及陈阵、李志、常祥霖、安保勇、王丹蕾、张小枫、李玉这些编辑部的朋友。
我第一次正式在《曲艺》发表作品，刊登于1979年9月号，是我和琴书泰斗关学曾先生合作的北京琴书《慈母心》，内容是歌颂张志新烈士的。段子经关先生演出后反响强烈，还荣获了全国优秀短篇曲艺作品三等奖。自那以后，我步入了《曲艺》作者的行列。先后在杂志上发表了各类作品五六十篇，担任特约编委后不久我又被选为第六届中国曲协理事，我跟曲协和《曲艺》更亲近了。那时编辑部设在农展馆南里10号，后又搬到现在的安苑北里。在李玉担任编辑部主任那段期间，我得暇就去编辑部坐一坐，聊聊天儿，帮忙看看稿子并把听到的一些读者意见反馈给他们。比如，《曲艺》曾出过一段“刊中刊”，就是把每期的作品部分另行刊印一册，夹在杂志当中，我听到不少读者反映，“刊中刊”不便携带和收藏，容易遗失，就把情况向有关负责同志说了，经过多方提议，后来作品又改回在正刊中刊登了。
帮编辑看稿子，替杂志把把关，有时还真能发现问题。如有一段快板书《护宝》，说的是中原地区老百姓自发抵御日寇掠夺，保护国宝司母戊方鼎的故事。文中有“日军在中原展开挖宝大行动”，这样的句子是非不清，得改；再有一个段子说犯罪分子“怀揣手枪为防身”，还有一个题目叫《盼》的小段儿最后一句是“卖寿衣的盼死人”……我把这样不恰当的句子挑出来，请编辑们在编辑稿中修改。这些年，除了写作品，我有时也帮杂志写些“编者按”“卷首语”和作品平台的“导语”什么的，做这些事情我很开心，因为我爱曲艺，也爱《曲艺》，所以乐此不疲。
编辑李玉是一位穿着朴素、工作踏实、为人低调的女同志。她热爱编辑工作，尊重作者，编审稿件十分认真，有时真是到了字斟句酌的地步。可是，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整本杂志连一位编辑的名字也没有，一些简讯、消息之类，也仅在文尾以“曲闻”“曲平”等署名。不仅李玉、杜佳、刘红英，包括前面提到的老编辑（有的已经去世），无一不是淡泊名利，默默耕耘，甘为他人做嫁衣。现在，编辑部又来了一些时尚、好学的年轻人，也像他们的前任那样敬业，为办好《曲艺》依旧操劳着，辛苦着，奉献着。
出于对曲艺的执着和对《曲艺》的热爱，我也发自内心地愿意为《曲艺》做点事。
2011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编辑部想发表一组相关的书画作品，我为中国曲协求得一幅著名画家李燕先生（李苦禅大师的公子）的作品《鹰》。画作题字是“远瞻山河壮”，小款为“中国曲艺家协会嘱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作”。这幅作品刊发在当年7月号《曲艺》封三上。
热爱曲艺之余，本人亦爱好书法，《曲艺》杂志也曾多次发表我的书法、诗作，现在编辑部的墙上还挂着我写的一幅“生书熟戏”的书法作品，因此我对编辑部总有一种“我爱我家”的眷恋情结。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在《曲艺》即将迎来60岁华诞的时刻，让我以一首藏头诗来结束这篇小文吧！
曲苑沃土绽红花，
艺术园地育新芽。
月有佳篇飨读者，
刊物广联你我他。
六路八方同携力，
十三辙韵赞中华。
春播奇葩为百姓，
秋收硕果乐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