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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其间为了解决中央苏区红军流动部队给养问题，临时中央政府曾三次较大规模地开展向群众借谷运动，并按规定向借谷群众统一发给临时借谷证、借谷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临时借谷证。
1933年初，中央苏区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军事“围剿”，许多地方被敌人洗劫一空，粮食和猪牛等财物被敌人抢去无数。1933年3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第20号训令，决定向群众进行借谷，将所借谷子，一部分供应红军，一部分储存起来。这次借谷运动，总共借得16万担谷子，临时中央政府责成财政人民委员部向借谷群众统一发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临时借谷证”。
这批临时借谷证，目前为止只发现两种面额：一种是10斤的，另一种是20斤的。10斤面额的临时借谷证上方是借谷证名称，由右至左弧形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临时借谷证”;临时借谷证冠名下方是由镰刀和斧头组成的党徽图案。党徽图案下方有一装饰线，装饰线下方则是借谷的数额，由右至左书“干谷十斤折米七斤四两”。临时借谷证中央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红色圆形印章;左下方盖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的红色方形印章。临时借谷证数额下面竖印有三条关于借谷证的说明，对借谷的目的、用途及还谷的日期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一、中央政府为供给战时紧急军食，暂向群众借谷，特给此证为凭。二、借油盐者可按时价折成米谷，发给此证。三、持此证者于一九三三年早谷收成后，可向当地政府如数领还新谷。”落款是“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图1）。20斤面额的临时借谷证其版式和构图与10斤面额的相同，弧形冠名由右向左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临时借谷证”;冠名下面同样是镰刀和斧头组成的党徽图案。图案下面由右向左书“干谷贰十斤折米十肆斤半”;下半部的三条说明与10斤面额的一样，字体和红色圆形印章比10斤面额的大许多（图2）。上述两种面额的临时借谷证都是用毛边纸铅字印刷。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
1934年夏，中央苏区进入非常困难时期。一方面，中央红军已发展到30余万人;另一方面，国民党调集了10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中央苏区范围越来越小，红军的粮食供应面临极大的困难。为此，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于1934年6月2日，向各级苏维埃政府发出关于动员借谷24万担供应红军的紧急指示，并要求借谷任务必须在7月10日前完成，各级党部及苏维埃政府应每5天向中央至少报告一次借谷情况。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于1934年7月22日，再次发出《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60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为此，专门成立了武装秋收委员会，由各级秋收委员会专门负责此次任务的完成。为了取信于民，中央政府以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的名义，发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这是非常正规的粮食债券，石印版、毛边纸印刷，有50斤和100斤两种面额。50斤面额的借谷票为花边框，正面框内上方从左至右弧形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下行印有面额“干谷伍拾斤”;中间为群众挑粮上前线支援红军的图案;下方印有“此票专为一九三四年向群众借谷充足红军给养之用”，落款“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并加盖红色方形印章。票的四角均印有红色字体“伍拾”（图3）。此票背面为两小长方形框格，右、左框格里分别竖写还谷的时间：“凭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向苏维埃仓库取還干谷弍拾伍斤正”，落款为“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并加盖墨色方形印章;“凭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向苏维埃仓库取还干谷弍拾伍斤正”，落款同样是“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并加盖墨色方形印章（图4）。100斤面额的借谷票设计和图案与50斤面额的借谷票类似，只有四角圆圈内书写内容和中间图案不同，该票上边左右两角圆圈中印有阿拉伯数字“100”，下面左右两角圆圈中印有红色“一百”字样，中间为半圆形红军战士冲锋行进图（图5）。背面说明也与50斤面额的借谷票类似，不同的是在1935年9月、1936年9月分别取还干谷50斤（图6）。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临时借谷证。
中国工农红军自1928年4月建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先后五次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为解决红军战时的粮食供给问题，中央政府印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临时借谷证”，确保了红军在作战运动过程中的粮食供应。这批红军临时借谷证目前发现有面额“干谷伍拾斤”“干谷壹百斤”“干谷伍百斤”“干谷壹千斤”4种。
第一种，面额为“干谷伍拾斤”的蓝色版红军临时借谷证。此种借谷证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行，落款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此证为竖式，正面上方由右至左弧形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8个字，左右两边各有一个蓝底圆圈白色五角星;下面一弓形图案，图案下方由右至左横书“红军临时借谷证”7个字，这 7个字的左右两边分别是3个蓝色的实心小五角星。“红军临时借谷证”下面划有一粗一细的两条蓝线，粗细线下方为借谷数额，由右至左书“干谷伍拾斤”5个红字。此证白底蓝字红印章，中间为使用此证的规定和说明共三条：“一、此借谷证，专发给红军流动部队，作为临时紧急行动中沿途取得粮食供给之用。二、红军持此借谷证者，得向政府仓库、红军仓库、粮食调剂局、粮食合作社、备荒仓及群众借取谷子，借到后，即将此证盖印，交借出谷子的人领去。三、凡借出谷子的人，持此借谷证，得向当地政府仓库领还谷子，或作缴纳土地税之用，但在仓库领谷时，证上注明在甲县借谷者，不得持向乙县领取。”在上述三条规定的文字上盖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的红色圆形印章，落款处分别盖有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的红色方形印章。在红色圆形印章正下方，有红色方形空印框架，内为蓝色文字： “此借谷证已在××县××区向××借得谷子由领谷机关在此处盖章为证”。此外，每张借谷证上部均有红色6位阿拉伯数字编码;但此证没有注明具体发行时间（图7）。
第二种，面额为“干谷壹百斤”的黑色版红军临时借谷证。这种借谷证除面额不同、黑色字体外，其版式和构图与第一种红军临时借谷证相同（图8）。
第三种，面额为“干谷伍百斤”的黑色版红军临时借谷证。这种借谷证除面额不同、黑色字体外，其版式和构图与第一种红军临时借谷证相同（图9）。
第四种，面额为“干谷壹千斤”的黑色版红军临时借谷证。这种借谷证除面额不同、黑色字体外，其版式和构图与第一种红军临时借谷证相同（图1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行的借谷票证为支援革命战争、巩固红色政权、支援苏区经济发展、改善当地民众生活作出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借谷票证本身虽不是货币，但却是当时商品交易的媒介，是苏区财政货币信用的历史见证。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使用的信用凭证，记录了当时中央苏区的货币政策，反映出当时根据地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历史背景，因而值得我们收藏。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临时借谷证。
1933年初，中央苏区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军事“围剿”，许多地方被敌人洗劫一空，粮食和猪牛等财物被敌人抢去无数。1933年3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第20号训令，决定向群众进行借谷，将所借谷子，一部分供应红军，一部分储存起来。这次借谷运动，总共借得16万担谷子，临时中央政府责成财政人民委员部向借谷群众统一发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临时借谷证”。
这批临时借谷证，目前为止只发现两种面额：一种是10斤的，另一种是20斤的。10斤面额的临时借谷证上方是借谷证名称，由右至左弧形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临时借谷证”;临时借谷证冠名下方是由镰刀和斧头组成的党徽图案。党徽图案下方有一装饰线，装饰线下方则是借谷的数额，由右至左书“干谷十斤折米七斤四两”。临时借谷证中央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红色圆形印章;左下方盖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的红色方形印章。临时借谷证数额下面竖印有三条关于借谷证的说明，对借谷的目的、用途及还谷的日期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一、中央政府为供给战时紧急军食，暂向群众借谷，特给此证为凭。二、借油盐者可按时价折成米谷，发给此证。三、持此证者于一九三三年早谷收成后，可向当地政府如数领还新谷。”落款是“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图1）。20斤面额的临时借谷证其版式和构图与10斤面额的相同，弧形冠名由右向左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临时借谷证”;冠名下面同样是镰刀和斧头组成的党徽图案。图案下面由右向左书“干谷贰十斤折米十肆斤半”;下半部的三条说明与10斤面额的一样，字体和红色圆形印章比10斤面额的大许多（图2）。上述两种面额的临时借谷证都是用毛边纸铅字印刷。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
1934年夏，中央苏区进入非常困难时期。一方面，中央红军已发展到30余万人;另一方面，国民党调集了10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中央苏区范围越来越小，红军的粮食供应面临极大的困难。为此，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于1934年6月2日，向各级苏维埃政府发出关于动员借谷24万担供应红军的紧急指示，并要求借谷任务必须在7月10日前完成，各级党部及苏维埃政府应每5天向中央至少报告一次借谷情况。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于1934年7月22日，再次发出《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60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为此，专门成立了武装秋收委员会，由各级秋收委员会专门负责此次任务的完成。为了取信于民，中央政府以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的名义，发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这是非常正规的粮食债券，石印版、毛边纸印刷，有50斤和100斤两种面额。50斤面额的借谷票为花边框，正面框内上方从左至右弧形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下行印有面额“干谷伍拾斤”;中间为群众挑粮上前线支援红军的图案;下方印有“此票专为一九三四年向群众借谷充足红军给养之用”，落款“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并加盖红色方形印章。票的四角均印有红色字体“伍拾”（图3）。此票背面为两小长方形框格，右、左框格里分别竖写还谷的时间：“凭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向苏维埃仓库取還干谷弍拾伍斤正”，落款为“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并加盖墨色方形印章;“凭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向苏维埃仓库取还干谷弍拾伍斤正”，落款同样是“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并加盖墨色方形印章（图4）。100斤面额的借谷票设计和图案与50斤面额的借谷票类似，只有四角圆圈内书写内容和中间图案不同，该票上边左右两角圆圈中印有阿拉伯数字“100”，下面左右两角圆圈中印有红色“一百”字样，中间为半圆形红军战士冲锋行进图（图5）。背面说明也与50斤面额的借谷票类似，不同的是在1935年9月、1936年9月分别取还干谷50斤（图6）。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临时借谷证。
中国工农红军自1928年4月建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先后五次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为解决红军战时的粮食供给问题，中央政府印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临时借谷证”，确保了红军在作战运动过程中的粮食供应。这批红军临时借谷证目前发现有面额“干谷伍拾斤”“干谷壹百斤”“干谷伍百斤”“干谷壹千斤”4种。
第一种，面额为“干谷伍拾斤”的蓝色版红军临时借谷证。此种借谷证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行，落款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此证为竖式，正面上方由右至左弧形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8个字，左右两边各有一个蓝底圆圈白色五角星;下面一弓形图案，图案下方由右至左横书“红军临时借谷证”7个字，这 7个字的左右两边分别是3个蓝色的实心小五角星。“红军临时借谷证”下面划有一粗一细的两条蓝线，粗细线下方为借谷数额，由右至左书“干谷伍拾斤”5个红字。此证白底蓝字红印章，中间为使用此证的规定和说明共三条：“一、此借谷证，专发给红军流动部队，作为临时紧急行动中沿途取得粮食供给之用。二、红军持此借谷证者，得向政府仓库、红军仓库、粮食调剂局、粮食合作社、备荒仓及群众借取谷子，借到后，即将此证盖印，交借出谷子的人领去。三、凡借出谷子的人，持此借谷证，得向当地政府仓库领还谷子，或作缴纳土地税之用，但在仓库领谷时，证上注明在甲县借谷者，不得持向乙县领取。”在上述三条规定的文字上盖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的红色圆形印章，落款处分别盖有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的红色方形印章。在红色圆形印章正下方，有红色方形空印框架，内为蓝色文字： “此借谷证已在××县××区向××借得谷子由领谷机关在此处盖章为证”。此外，每张借谷证上部均有红色6位阿拉伯数字编码;但此证没有注明具体发行时间（图7）。
第二种，面额为“干谷壹百斤”的黑色版红军临时借谷证。这种借谷证除面额不同、黑色字体外，其版式和构图与第一种红军临时借谷证相同（图8）。
第三种，面额为“干谷伍百斤”的黑色版红军临时借谷证。这种借谷证除面额不同、黑色字体外，其版式和构图与第一种红军临时借谷证相同（图9）。
第四种，面额为“干谷壹千斤”的黑色版红军临时借谷证。这种借谷证除面额不同、黑色字体外，其版式和构图与第一种红军临时借谷证相同（图1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行的借谷票证为支援革命战争、巩固红色政权、支援苏区经济发展、改善当地民众生活作出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借谷票证本身虽不是货币，但却是当时商品交易的媒介，是苏区财政货币信用的历史见证。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使用的信用凭证，记录了当时中央苏区的货币政策，反映出当时根据地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历史背景，因而值得我们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