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对太平天国失望之后，把希望寄托在阿思本舰队身上。他们不仅希望阿思本舰队制止清政府在获胜后的屠杀，也希望重新恢复运河秩序，并协助大清帝国政府有效地掌管国家、履行对列强所承诺的国际义务方面发挥作用。
　　在英国国内还在为阿思本舰队争论的时候，著名的《泰晤士报》于1863年4月4日发表了长篇政论，对阿思本舰队的使命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旗帜鲜明地为政府的政策辩护。
　　该文首先报告喜讯说：“我们一次次地报道了中国舰队的组建即将完成，现在，他们终于就绪可以为中国政府服务了。”北京号、中国号及厦门号已经开往中国，将到达好望角了；而在美国和其它地方，也在为这支舰队建造新的舰艇，这些舰艇将组合成一支富有战斗力的轻快舰队，“足以横扫半个世界，将在中国把发现的任何敌人消灭”。报道说，“这是任何一个年轻、强壮而有野心的海军官兵都十分渴望加入的舰队。我们对这样一支虽小、但精心装备的舰队，寄予了很大期望。”
　　
　　文章认为，向中国输出这样一支舰队，证明了英国在推广文明方面的自信，以及英国人的聪明才智和高尚道德：中国的内乱毕竟是占世界人口1/3的大内乱，英国在此时挺身而出，而并不为这样小的一支军力是否能在这样大的帝国发挥作用而犹豫，也不为舰队是否会对基督教世界有利而担心。
　　文章说，那些叫做太平军的叛乱者就是“土匪”（文章直接使用了中文发音词Tu fei），他们不应当被当作政治团体，而只是社会的病毒。这是些游手好闲的、穷困的、无知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抢劫团伙。只有那些为他们走私商品的无良商人才会说太平军的好话。伦敦一些商人采购了大量军火，想走私偷运给太平天国，以换取那些被太平天国掠夺后廉价销售的苏州、杭州等地的丝绸。“这样的行为，不仅伤害了中华帝国，而且也侵害了诚实的商人们的利益，更是对人道的践踏”。
　　值得注意的是，在阿思本舰队之前，英国在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内战中，宣布中立，尽管西方报纸嘲笑这种中立是为了“可以自由地向双方出售军火”，但正因为英国及其他列强的“中立”，客观上给了太平天国以很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在太平天国如火如荼的初期，英国和法国借口“亚罗号”事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无疑在客观上给予了太平天国以巨大的支持。但是，随着太平天国与清军的战争陷入胶着，更由于太平天国暴露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英国的“中立”政策开始了动摇，并最终因为阿思本舰队而宣布彻底放弃中立。尽管太平天国方面宣称，将把“洋兄弟”们的阿思本舰队看作是对自己的挑衅，但这样的威胁性表态，即使刊登在英国报刊上，也难以挽回英国的政策。
　　《泰晤士报》文章认为，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来，他们本可以将南京建设成为新中国的首都，但太平天国却证明了自己充满着邪恶，到处进行摧毁和破坏，“南京与其说是一个政府的首都，不如说是一群强盗的巢穴”。因此，阿思本舰队肩负着政治与经济的双重使命，首要就是光复南京，太平天国已经丧失了人心，南京的抵抗将不可能持久，“叛乱者们即将人头滚滚，但这对诚实的商人来说是好事”。
　　文章将太平天国比喻成海盗，“在没有道路系统的中国，扬子江就是中国的高速公路，而盘踞着南京的太平天国海盗们就是路霸……能摧毁这种盗贼巢穴的任何警察，都值得我们的感谢……我们将期待着攻克南京的捷报，并且期待着阿思本舰队制止政府军在攻克后的血腥报复。”有意思的是，英国编辑们的担忧还真的发生了，曾国荃率领的湘军攻克南京后，果然发生了大屠杀和大劫掠，史学界一般也认为这一“南京大屠杀”促成了曾国藩更坚定地急流勇退。
　　文章继续宣扬道，阿思本舰队的第二重使命，就是重整大运河的航运，建立省际电报网络，并向中国人传授蒸汽和电力的知识，“这不只是文明的需要，也是中国克服自身进步的瓶颈的需要”。蒸汽与电力如能在中国得到广泛运用，中国人的商业潜能就能充分发挥出来，中国发展的瓶颈就将被突破，文明就能重新在中国大步地前进。至于压制和清剿猖獗的海盗，只是阿思本舰队的第三个任务。但所有这些，都必须在攻克南京之后才能实施。
　　文章呼吁阿思本舰队要在协助大清帝国政府有效地掌管国家、履行对列强所承诺的国际义务方面发挥作用。“在西方世界，那些从支持太平军的掠夺和屠杀中发财的，那些利用太平军掩护自己的走私行为的、或者那些受了蛊惑而头脑不清醒的人，毕竟是少数，我们一定要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