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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彭猗兰 记录整理：本刊记者关昕
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后，在武汉创办了中央军校第二分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7年初，分校决定招收女学员。各地女青年报名相当踊跃，经过严格的审查，录取了约200人，组成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子学员队，郑奠邦担任队长，彭猗兰担任指导员。1927年2月，黄埔军校唯一一批，也是现代史上第一批女兵诞生了。
我1908年出生在安徽芜湖，今年恰好100岁。
1925年，我考入广州中山大学。进校后经常与左翼学生在一起，很快参加了青年团，后来又加入共产党。那时，中共两广区委就在中山大学斜对面的楼上办公，我经常去那里，见到了蔡（畅）大姐、邓（颖超）大姐。当时蔡大姐是区委妇女主任，也是妇女解放协会的会长。后来我就跟着蔡大姐，参加了妇女解放协会的工作。
1926北伐以后，蔡大姐工作调到武汉，非要带我走。于是我跟着蔡大姐坐轮船经上海去了武汉。在北伐军攻下武昌的第三天，10月12日，我们到了武汉。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司令部行营主任邓演达分配我到总政治部宣传科妇女股工作。
武汉当时成了中国革命的军事、政治中心，国民政府也准备迁都武汉。根据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决定在武汉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分校，培养继续北伐的军事、政治骨干。
筹备
10月中旬的一天，邓演达叫我到他办公室去。我去时，见邓演达正在与蔡畅同志、总政治部的两位科长和苏联顾问商谈筹办武汉分校的事。邓演达看到我来，亲切地对我说：“从北伐以来的情况看，北伐军的军事、政治干部很缺乏，尤其是妇女干部更少。我们商量决定在将要成立的军校中办一个女生队，招收一批女生，让她们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毕业后与男生一样担任军官。我们决定派你参加女生队的筹备工作。”
我听说要办女生队，心里非常高兴，同时也感到筹备工作责任重大。可是我凭着年轻人的一股勇气还是承担下来了。
筹备工作，首先是确定校址。校址先后选择了几个地方，最后由邓演达决定设在武昌两湖书院。
我这时也奉命辞去总政治部妇女股和湖北省妇女协会的工作，搬进空旷的两湖书院，全力投入筹备工作。女生队的营房设在书院的西斋，营房装修工作由我监办。筹办初期，头绪纷纭，缺这少那，每天忙得睡不了几个小时。由于我住的房间没有门，我的简单行装，包括被子和几件衣服全部被偷。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校舍的整修工作基本完成。武汉分校从1926年10月下旬开始筹备，到11月底入伍生入学、1927年2月正式举行开学典礼，筹备时间仅3月余。
招生
1926年11月1日，武汉分校招考委员会正式成立。主席是邓演达，委员有我、郭沫若、李一氓、董必武、李汉俊、杨树松、包惠僧等15人。为了扩大革命影响，招考委员会决定在全国各地招生。规定报考的资格是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历。除了在报上刊登招生启事、报考章程外，还到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地招考，同时派人到当时还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上海、河南、山东、奉天等地秘密招生。
招考的程序是，由各省市国民党党部负责初试，合格者到武汉参加复试，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省市的考生，可免去初试，直接到武汉参加复试。初试的科目有：三民主义、国文、数学、中外史地、博物、理化；复试的科目为：国文、政治常识以及身体检查。
招生启事公布后，各地男女青年踊跃报考。如湖南省原计划招100人，但报考者多达二三千，湖南省党部自行将招生人数扩大为300人。原计划女生招收100名，由于女生报考人数过多，成绩又好，最后决定扩大女生录取人数。经复试后共录取了女生195人，以湖南籍最多（61人）。由于前来报考的多数是优秀青年，淘汰回去太可惜，所以在录取工作结束后，军事委员会特地临时开办了一个政治训练班，专门招收未被录取的考生。
1927年1月，黄埔五期的政治、炮兵、工兵三个大队陆续迁到武汉。由于武汉分校招生人数突破原计划，加上五期生的迁来，住房发生了困难，于是又增设了两处营地，一处是大东门外华中师范旧址，一处是平湖门外旧骑兵营。当时教官也没有聘齐，所以学校直到2月份才举行开学典礼。
武汉分校成立之初，邓演达任代理校长（校长是蒋介石，但他在南昌），教育长是张治中，政治总教官是恽代英（曾兼任政治部主任）。军校的军事教官多数是邓演达、张治中从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中聘请来的。军校的中、下级军队政治干部主要是从黄埔一至四期学生中选调来的，如第五期政治大队第一队队长徐向前、政治部的叶镛、女生队区队长杨伯珩等。
1927年2月12日，武汉分校在武昌两湖书院大操场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南湖学兵团也同时举行开学典礼。代校长邓演达、代党代表顾孟馀等参加了开学典礼。宣誓后举行了阅兵，刚穿上军装的女生们也意气风发、昂首阔步通过检阅台，从此现代史上第一批女兵正式诞生了。
训练
原计划让这批女生学习一年，毕业后和黄埔生一样当军官，算是黄埔六期生。女生入校后被编为3个区队，女生队队长郑奠邦主管学生操场上训练。我任指导员，主管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兼做对外联络工作，并代表女生队参加各种会议和一些社会活动。后来，一个人忙不过来，学校又派来钟复光、唐维淑两位女指导员，分担政治思想工作和内务工作。第一区队长是杨伯珩，第二区队长是王展，第三区队长是李师竹，特务长是杨时伟。每个区队各分3个班，班长由学生担任。
录取的女生都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还有一些大学生，绝大部分都是进步青年。有的是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有的是妇女运动骨干，也有一些是反对包办婚姻或不堪丈夫、公婆的虐待，冲破封建枷锁报考军校的。她们中的李淑宁（赵一曼）、游曦、胡筠、危拱之、廖德璋、邱继文、张瑞华、彭援华（彭文）、黄静汶等，当时都是学生中的骨干。
其中特别要提一下危拱之。她是冲破许多阻力才考入军校的。她外貌朴实，个子约一米六左右，对人和蔼、谦虚，喜欢文艺活动，在学生中有较高的威信。尽管她小时候缠过足，后来放开了，一双“解放足”使她出操、训练有许多不便，但她克服困难，较好地完成了军事训练任务。毕业后她坚持斗争，参加了广州暴动和后来的长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妇女干部之一。
军校以政治课为主，有全校性大课，也有女生队的单独课。讲课的教员有恽代英、沈雁冰、许德珩等。恽代英讲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以及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沈雁冰讲妇女解放；许德珩讲《共产主义ABC》。
军事课的内容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等，有时要打靶、“打野外”。军事训练是很严格的，在训练中，女生要比男生克服更多的困难，有的女生进校前才“放足”，跑步跟不上队；有的个子矮小，还没有步枪高……但是女生们都以坚强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认真地对待训练，常常训练结束后衣服都可以拧出汗水。
除了在学校受政治、军事训练外，女生还要参加社会上的各种政治活动。凡男生队参加的活动，女生队都参加。女生队有时还单独参加妇女协会的活动。如3月8日，女生们参加了武汉市庆祝“三八”妇女节的盛大集会；女生们配合妇协宣传放足运动；到武昌裕华、震寰纱厂向女工们做宣传工作。
中国妇女历来受封建礼教的压迫。当时妇女离家上学已很少见，更不要说是进军官学校当女兵了。因此，女兵在当时中国社会出现，与男生们一样穿着灰色军装、进行正规训练，剪发、背枪、列队走在武汉三镇的大街上，唱着革命歌曲，喊着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刷标语、散传单、作演讲、进工厂宣传……这些都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对当时封建保守的社会风气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女生队的创办也遇到有些人的反对，有人就说军官学校招收女生有伤风化。但女生队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和关心。斯大林获悉女生队成立后，还曾要求全体女生拍一张集体照送给他。
出征
1927年3月底，南湖学兵团的30多名女生编入了军校女生队，使女生队人数达到220余人。3月2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根据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决议，决定军校废除校长制，实行委员制，委任谭延闿、邓演达、恽代英等为常委，同时决定将武汉分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1927年4月中旬，国民革命军准备第二次北伐，部队往河南集结，武汉防务空虚。在卫戍武昌过程中，军校每天都派出一部分学生打着纠察队的旗帜在武昌长街、阅马厂、汉阳门、平湖门、黄鹤楼、首义公园等地日夜巡逻，还派出部分学生担任宣传工作，女生队也派出女生配合男生一道进行巡逻和宣传。
这一期间，军校大部分男女生在宾阳门外、洪山、长春观、通湘门外黄土坡山地、东湖边珞咖山以及南湖飞机场附近，沿1926年10月武昌攻城路线演习攻防战术。每天的课程有攻击、防御、射击、冲锋等，还组织学生参观城外战壕遗迹、炮兵阵地、机关枪掩体。
5月中旬，驻防鄂南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突然叛变，偷袭武汉，一直打到离武昌仅30华里的纸坊。为了粉碎叛军的进攻，武汉军校和南湖学兵团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部分学员编为中央独立师。独立师师长由军校教育长侯连温担任。
在男生队和南湖学兵团开拔后的次日，女生队也奉命迅速开往前线。在出发前，我集合全体女生接受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妇女部代表李哲时（李文宜）、省妇协代表蓝淑文、赵君陶赠送的两面锦旗，上书“杀尽敌人”、“革命前锋”。
出发前我脱下军官服，和女生们一样蹬草鞋，打布绑腿，穿灰布军装。当女生队开到纸坊时，双方已经开火了。男生队伤亡较大，当我和女生们看到用芦席盖着的同学的遗体和负伤的同学时，无不感到悲愤。
第二天部队开到土地堂，师部命令我们就地驻扎，我带领女生们住在铁闷车内，分派她们放哨、巡逻，以防偷袭，并派部分女生抢救伤员，掩埋尸体。后来，师部又把女生们临时编配到师政治部、军医院、以及各连队，担任宣传救护工作。纸坊一战后，夏斗寅的部队被击退。女生们随所在部队一路追击到沙市、河阳、天门、监利，沿途与男生们一道帮助农村整顿和重建妇协、农协，协助农协打击土豪劣绅，镇压反革命分子。
6月底，独立师结束了西征，班师凯旋。回武汉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大会欢迎西征部队。西征虽然胜利了，但总的形势一天天恶化。7月中旬，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武汉国共合作破裂。武汉军校被迫停办，学生提前结业。7月18日，武汉军校在两湖书院举行了第五期炮兵、工兵大队和女生队的毕业典礼。恽代英主持了毕业典礼，向同学们颁发了毕业证书。恽代英在典礼上向女生们说：“武汉的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劣，学校就要结束了。你们有家的可以回家去，没有家可回的，就随部队一起走。”
虽然军校允许部分女生回家暂避，但大多数女生都不愿回家。在她们的要求下，有的女生被分配到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和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担任文书、通讯、宣传、医务等工作。这一部分女生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有的女生留在军官教导团和第二方面军军医处，她们在叶剑英的领导下参加了广州起义。在广州起义中女生们直接参加了巷战，有的英勇牺性了。
有一些女生回到家乡，在当地组织武装，开展了武装斗争，如胡筠在湖南平江创建红军游击队；有的女生在敌后参加地下斗争，如黄杰、黄静议等；有的女生被派往苏联学习，如陶恒馥、赵一曼、王亦侠、危拱之等。后来，危拱之、周越华等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武汉军校的生活对多数同学以后的生活道路有很大的影响。
延伸阅读
红色娘子军
1930年，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红军第2独立师从六七百名妇女中挑选了101名女青年，组成了琼崖工农红军武装支队女子特务连，辖三个排，人称“娘子军”。“娘子军”先后参加了沙帽岭伏击战和攻炮楼、拔据点等多场战斗。其中配合主力攻打文市炮楼时，火烧“南霸天”的故事，至今还让人津津乐道。1932年，8月，广东军阀陈济堂派兵大举进攻琼崖苏区。“娘子军”第一连奉命撤到母瑞山，敌人集重兵包围，激战数日，大部分战士牺牲或失散；第二连在向六连岭撤退的过程中，因环境险恶，在乐会县被打散。
虽然仅存两年，“娘子军”却成了中国女兵自豪和荣誉的象征。后来，她们的故事被搬上了舞台，有京剧、芭蕾舞剧，还被拍成了电影，“红色娘子军”成了一支家喻户晓的部队。
红军史上第一支妇女独立团
1933年3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通江县组建了一支全部由妇女组成的独立营，并由红四方面军总部直接领导。一年之后，根据中共川陕省委决议，将妇女独立营扩编为妇女独立团。妇女独立团下辖3个营，人员发展到2000多人。
妇女独立团的服装和男同志一样，身着灰色军服，制服上缀着红领章，头戴八角帽，腰扎宽皮带，缠绑腿，穿草鞋，肩上一侧背米袋水壶，另一侧背小马枪或大刀，军事训练也与男兵一样严格。1935年2月，妇女独立团在吸收了大量沿边妇女工作人员的基础上又扩编为妇女独立师，下辖2个团。随后独立师随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撤离川陕根据地参加长征。次年4月，妇女独立师再次改编为团制，分散到各部队，随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女兵们的足迹踏遍了雪山草地。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
在长达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也留下了众多女红军的足迹。中央红军由江西瑞金出发前有女兵32人，最后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女红军只有25人。跟随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则至少有18人。红四军中参加长征的女兵最多，它的妇女独立师辖两个团，有2000多名女战士，她们全都参加了长征。此外，随红二十五军参加长征的，还有7名随军女护士。
刘永峰整理
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后，在武汉创办了中央军校第二分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7年初，分校决定招收女学员。各地女青年报名相当踊跃，经过严格的审查，录取了约200人，组成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子学员队，郑奠邦担任队长，彭猗兰担任指导员。1927年2月，黄埔军校唯一一批，也是现代史上第一批女兵诞生了。
我1908年出生在安徽芜湖，今年恰好100岁。
1925年，我考入广州中山大学。进校后经常与左翼学生在一起，很快参加了青年团，后来又加入共产党。那时，中共两广区委就在中山大学斜对面的楼上办公，我经常去那里，见到了蔡（畅）大姐、邓（颖超）大姐。当时蔡大姐是区委妇女主任，也是妇女解放协会的会长。后来我就跟着蔡大姐，参加了妇女解放协会的工作。
1926北伐以后，蔡大姐工作调到武汉，非要带我走。于是我跟着蔡大姐坐轮船经上海去了武汉。在北伐军攻下武昌的第三天，10月12日，我们到了武汉。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司令部行营主任邓演达分配我到总政治部宣传科妇女股工作。
武汉当时成了中国革命的军事、政治中心，国民政府也准备迁都武汉。根据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决定在武汉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分校，培养继续北伐的军事、政治骨干。
筹备
10月中旬的一天，邓演达叫我到他办公室去。我去时，见邓演达正在与蔡畅同志、总政治部的两位科长和苏联顾问商谈筹办武汉分校的事。邓演达看到我来，亲切地对我说：“从北伐以来的情况看，北伐军的军事、政治干部很缺乏，尤其是妇女干部更少。我们商量决定在将要成立的军校中办一个女生队，招收一批女生，让她们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毕业后与男生一样担任军官。我们决定派你参加女生队的筹备工作。”
我听说要办女生队，心里非常高兴，同时也感到筹备工作责任重大。可是我凭着年轻人的一股勇气还是承担下来了。
筹备工作，首先是确定校址。校址先后选择了几个地方，最后由邓演达决定设在武昌两湖书院。
我这时也奉命辞去总政治部妇女股和湖北省妇女协会的工作，搬进空旷的两湖书院，全力投入筹备工作。女生队的营房设在书院的西斋，营房装修工作由我监办。筹办初期，头绪纷纭，缺这少那，每天忙得睡不了几个小时。由于我住的房间没有门，我的简单行装，包括被子和几件衣服全部被偷。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校舍的整修工作基本完成。武汉分校从1926年10月下旬开始筹备，到11月底入伍生入学、1927年2月正式举行开学典礼，筹备时间仅3月余。
招生
1926年11月1日，武汉分校招考委员会正式成立。主席是邓演达，委员有我、郭沫若、李一氓、董必武、李汉俊、杨树松、包惠僧等15人。为了扩大革命影响，招考委员会决定在全国各地招生。规定报考的资格是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历。除了在报上刊登招生启事、报考章程外，还到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地招考，同时派人到当时还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上海、河南、山东、奉天等地秘密招生。
招考的程序是，由各省市国民党党部负责初试，合格者到武汉参加复试，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省市的考生，可免去初试，直接到武汉参加复试。初试的科目有：三民主义、国文、数学、中外史地、博物、理化；复试的科目为：国文、政治常识以及身体检查。
招生启事公布后，各地男女青年踊跃报考。如湖南省原计划招100人，但报考者多达二三千，湖南省党部自行将招生人数扩大为300人。原计划女生招收100名，由于女生报考人数过多，成绩又好，最后决定扩大女生录取人数。经复试后共录取了女生195人，以湖南籍最多（61人）。由于前来报考的多数是优秀青年，淘汰回去太可惜，所以在录取工作结束后，军事委员会特地临时开办了一个政治训练班，专门招收未被录取的考生。
1927年1月，黄埔五期的政治、炮兵、工兵三个大队陆续迁到武汉。由于武汉分校招生人数突破原计划，加上五期生的迁来，住房发生了困难，于是又增设了两处营地，一处是大东门外华中师范旧址，一处是平湖门外旧骑兵营。当时教官也没有聘齐，所以学校直到2月份才举行开学典礼。
武汉分校成立之初，邓演达任代理校长（校长是蒋介石，但他在南昌），教育长是张治中，政治总教官是恽代英（曾兼任政治部主任）。军校的军事教官多数是邓演达、张治中从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中聘请来的。军校的中、下级军队政治干部主要是从黄埔一至四期学生中选调来的，如第五期政治大队第一队队长徐向前、政治部的叶镛、女生队区队长杨伯珩等。
1927年2月12日，武汉分校在武昌两湖书院大操场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南湖学兵团也同时举行开学典礼。代校长邓演达、代党代表顾孟馀等参加了开学典礼。宣誓后举行了阅兵，刚穿上军装的女生们也意气风发、昂首阔步通过检阅台，从此现代史上第一批女兵正式诞生了。
训练
原计划让这批女生学习一年，毕业后和黄埔生一样当军官，算是黄埔六期生。女生入校后被编为3个区队，女生队队长郑奠邦主管学生操场上训练。我任指导员，主管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兼做对外联络工作，并代表女生队参加各种会议和一些社会活动。后来，一个人忙不过来，学校又派来钟复光、唐维淑两位女指导员，分担政治思想工作和内务工作。第一区队长是杨伯珩，第二区队长是王展，第三区队长是李师竹，特务长是杨时伟。每个区队各分3个班，班长由学生担任。
录取的女生都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还有一些大学生，绝大部分都是进步青年。有的是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有的是妇女运动骨干，也有一些是反对包办婚姻或不堪丈夫、公婆的虐待，冲破封建枷锁报考军校的。她们中的李淑宁（赵一曼）、游曦、胡筠、危拱之、廖德璋、邱继文、张瑞华、彭援华（彭文）、黄静汶等，当时都是学生中的骨干。
其中特别要提一下危拱之。她是冲破许多阻力才考入军校的。她外貌朴实，个子约一米六左右，对人和蔼、谦虚，喜欢文艺活动，在学生中有较高的威信。尽管她小时候缠过足，后来放开了，一双“解放足”使她出操、训练有许多不便，但她克服困难，较好地完成了军事训练任务。毕业后她坚持斗争，参加了广州暴动和后来的长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妇女干部之一。
军校以政治课为主，有全校性大课，也有女生队的单独课。讲课的教员有恽代英、沈雁冰、许德珩等。恽代英讲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以及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沈雁冰讲妇女解放；许德珩讲《共产主义ABC》。
军事课的内容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等，有时要打靶、“打野外”。军事训练是很严格的，在训练中，女生要比男生克服更多的困难，有的女生进校前才“放足”，跑步跟不上队；有的个子矮小，还没有步枪高……但是女生们都以坚强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认真地对待训练，常常训练结束后衣服都可以拧出汗水。
除了在学校受政治、军事训练外，女生还要参加社会上的各种政治活动。凡男生队参加的活动，女生队都参加。女生队有时还单独参加妇女协会的活动。如3月8日，女生们参加了武汉市庆祝“三八”妇女节的盛大集会；女生们配合妇协宣传放足运动；到武昌裕华、震寰纱厂向女工们做宣传工作。
中国妇女历来受封建礼教的压迫。当时妇女离家上学已很少见，更不要说是进军官学校当女兵了。因此，女兵在当时中国社会出现，与男生们一样穿着灰色军装、进行正规训练，剪发、背枪、列队走在武汉三镇的大街上，唱着革命歌曲，喊着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刷标语、散传单、作演讲、进工厂宣传……这些都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对当时封建保守的社会风气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女生队的创办也遇到有些人的反对，有人就说军官学校招收女生有伤风化。但女生队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和关心。斯大林获悉女生队成立后，还曾要求全体女生拍一张集体照送给他。
出征
1927年3月底，南湖学兵团的30多名女生编入了军校女生队，使女生队人数达到220余人。3月2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根据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决议，决定军校废除校长制，实行委员制，委任谭延闿、邓演达、恽代英等为常委，同时决定将武汉分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1927年4月中旬，国民革命军准备第二次北伐，部队往河南集结，武汉防务空虚。在卫戍武昌过程中，军校每天都派出一部分学生打着纠察队的旗帜在武昌长街、阅马厂、汉阳门、平湖门、黄鹤楼、首义公园等地日夜巡逻，还派出部分学生担任宣传工作，女生队也派出女生配合男生一道进行巡逻和宣传。
这一期间，军校大部分男女生在宾阳门外、洪山、长春观、通湘门外黄土坡山地、东湖边珞咖山以及南湖飞机场附近，沿1926年10月武昌攻城路线演习攻防战术。每天的课程有攻击、防御、射击、冲锋等，还组织学生参观城外战壕遗迹、炮兵阵地、机关枪掩体。
5月中旬，驻防鄂南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突然叛变，偷袭武汉，一直打到离武昌仅30华里的纸坊。为了粉碎叛军的进攻，武汉军校和南湖学兵团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部分学员编为中央独立师。独立师师长由军校教育长侯连温担任。
在男生队和南湖学兵团开拔后的次日，女生队也奉命迅速开往前线。在出发前，我集合全体女生接受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妇女部代表李哲时（李文宜）、省妇协代表蓝淑文、赵君陶赠送的两面锦旗，上书“杀尽敌人”、“革命前锋”。
出发前我脱下军官服，和女生们一样蹬草鞋，打布绑腿，穿灰布军装。当女生队开到纸坊时，双方已经开火了。男生队伤亡较大，当我和女生们看到用芦席盖着的同学的遗体和负伤的同学时，无不感到悲愤。
第二天部队开到土地堂，师部命令我们就地驻扎，我带领女生们住在铁闷车内，分派她们放哨、巡逻，以防偷袭，并派部分女生抢救伤员，掩埋尸体。后来，师部又把女生们临时编配到师政治部、军医院、以及各连队，担任宣传救护工作。纸坊一战后，夏斗寅的部队被击退。女生们随所在部队一路追击到沙市、河阳、天门、监利，沿途与男生们一道帮助农村整顿和重建妇协、农协，协助农协打击土豪劣绅，镇压反革命分子。
6月底，独立师结束了西征，班师凯旋。回武汉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大会欢迎西征部队。西征虽然胜利了，但总的形势一天天恶化。7月中旬，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武汉国共合作破裂。武汉军校被迫停办，学生提前结业。7月18日，武汉军校在两湖书院举行了第五期炮兵、工兵大队和女生队的毕业典礼。恽代英主持了毕业典礼，向同学们颁发了毕业证书。恽代英在典礼上向女生们说：“武汉的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劣，学校就要结束了。你们有家的可以回家去，没有家可回的，就随部队一起走。”
虽然军校允许部分女生回家暂避，但大多数女生都不愿回家。在她们的要求下，有的女生被分配到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和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担任文书、通讯、宣传、医务等工作。这一部分女生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有的女生留在军官教导团和第二方面军军医处，她们在叶剑英的领导下参加了广州起义。在广州起义中女生们直接参加了巷战，有的英勇牺性了。
有一些女生回到家乡，在当地组织武装，开展了武装斗争，如胡筠在湖南平江创建红军游击队；有的女生在敌后参加地下斗争，如黄杰、黄静议等；有的女生被派往苏联学习，如陶恒馥、赵一曼、王亦侠、危拱之等。后来，危拱之、周越华等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武汉军校的生活对多数同学以后的生活道路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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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娘子军
1930年，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红军第2独立师从六七百名妇女中挑选了101名女青年，组成了琼崖工农红军武装支队女子特务连，辖三个排，人称“娘子军”。“娘子军”先后参加了沙帽岭伏击战和攻炮楼、拔据点等多场战斗。其中配合主力攻打文市炮楼时，火烧“南霸天”的故事，至今还让人津津乐道。1932年，8月，广东军阀陈济堂派兵大举进攻琼崖苏区。“娘子军”第一连奉命撤到母瑞山，敌人集重兵包围，激战数日，大部分战士牺牲或失散；第二连在向六连岭撤退的过程中，因环境险恶，在乐会县被打散。
虽然仅存两年，“娘子军”却成了中国女兵自豪和荣誉的象征。后来，她们的故事被搬上了舞台，有京剧、芭蕾舞剧，还被拍成了电影，“红色娘子军”成了一支家喻户晓的部队。
红军史上第一支妇女独立团
1933年3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通江县组建了一支全部由妇女组成的独立营，并由红四方面军总部直接领导。一年之后，根据中共川陕省委决议，将妇女独立营扩编为妇女独立团。妇女独立团下辖3个营，人员发展到2000多人。
妇女独立团的服装和男同志一样，身着灰色军服，制服上缀着红领章，头戴八角帽，腰扎宽皮带，缠绑腿，穿草鞋，肩上一侧背米袋水壶，另一侧背小马枪或大刀，军事训练也与男兵一样严格。1935年2月，妇女独立团在吸收了大量沿边妇女工作人员的基础上又扩编为妇女独立师，下辖2个团。随后独立师随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撤离川陕根据地参加长征。次年4月，妇女独立师再次改编为团制，分散到各部队，随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女兵们的足迹踏遍了雪山草地。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
在长达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也留下了众多女红军的足迹。中央红军由江西瑞金出发前有女兵32人，最后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女红军只有25人。跟随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则至少有18人。红四军中参加长征的女兵最多，它的妇女独立师辖两个团，有2000多名女战士，她们全都参加了长征。此外，随红二十五军参加长征的，还有7名随军女护士。
刘永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