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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看，政府投资虽然可以弥补民间投资的下降，但对中长期经济发展而言，提振民间投资更有必要
2016年1-5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速仅3.9%，较2015年10.1%的增速大幅下降。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6%，比2015年仅下滑0.4个百分点。由于民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60%以上，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对总体投资增长造成了一定影响。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速度远远超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表明政府及国有投资增速迅速攀升，投资结构有所恶化。
民间投资和非民间投资增速的分化始于2011 年。受外需下降、外汇占款减少影响，企业主动投资的意愿减弱、政府的对冲性投资上升。2012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还在以超过25%的速度高增长，此后则处于持续下降通道。2015年6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开始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进入2016年后，民间投资开始出现“断崖式下跌”。
从行业分布看，民间投资在三次产业上的投资增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放缓，但主要是受重化工业和服务业拖累。1-5月，第一、二、三产业民间固定资产投同比分别增长17.9%、4.6%、2.2%，分别比1-4月回落0.2、1.5、1.2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增速下降是整体投资下降的最主要来源。但在煤炭、钢铁等投资大幅下滑的产能过剩行业中，民间投资与非民间投资同时快速下降。民间投资占比下降最快的是第三产业中一些具有公共属性的行业，比如水电供应、公共管理、水利建设等。
从区域分布看，除东部地区增长较快外，民间投资在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均出现大幅下滑。1-5月，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8%、5.7%、2%、-29.3%，分别比1-4月份上升了0.3、-1.1、-0.9、-6.2个百分点。这是因为民间资金更关注投资收益，投资集中在效益较好的东部地区；基建潜力更大的中西部地区则得到了更多的政府投资，总投资增速自然也就最高。
民间投资放缓与宏观环境恶化有直接关系。经济增速连续下台阶，必然会让企业对中长期经济增长的预期变得更为悲观。2012年以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加剧，工业企业利润连续多年下降，生产扩张速度随之下降。目前企业的投资回报率比2011年下降了9个百分点。受工业品价格大幅下降影响，尽管名义利率多次下调，但企业的实际利率仍居高不下，一季度实际利率仍有10.1%。去年以来股市和汇率波动使得民间投资的风险溢价也在上升。
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的提速，很可能已对民间投资形成了比过去更为明显的挤出效应。制造业中国有投资比重仅占10%左右，80%以上是民企和外资，但是在金融、通信、文化、交通运输等行业，60%-80%是国企投资为主。过去，民间投资主要流向第二产业时，由于第二产业的诸多领域都已放开，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挤出效应”表现得并不明显。但随着民间投资更多向第三产业倾斜，可以看到，交通运输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政府管制较多行业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在今年出现了大幅下挫。
挤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服务业存在广泛管制，民间投资通常面临准入障碍，“玻璃门”“弹簧门”普遍存在。二是政府投资占用了金融资源，导致私人部门融资成本提高，以致民间投资下降。三是国有部门相较于私人部门具有政府隐性担保，地方政府平台和国有企业能够优先获得资金支持，在资金面趋紧时，民间部门会受到挤压。
对于中国来说，政府投资对消费的拉动非常有限，短期看，政府投资虽然可以弥补民间投资的下降，但对中长期经济发展而言，提振民间投资更有必要。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需要推动供给侧改革，重点是降低企业成本。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包括减税和降低社保缴费比例等。进一步放宽准入、简政放权也可以有效降低企业成本。
长期动力则来源于制度上的改革。比如国企改革、税制改革、土地改革、产权制度改革、政绩考核机制改革、打破刚性兑付等，都会在资本、劳动力、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刺激效果，促进企业扩大长期投资。
2016年1-5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速仅3.9%，较2015年10.1%的增速大幅下降。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6%，比2015年仅下滑0.4个百分点。由于民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60%以上，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对总体投资增长造成了一定影响。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速度远远超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表明政府及国有投资增速迅速攀升，投资结构有所恶化。
民间投资和非民间投资增速的分化始于2011 年。受外需下降、外汇占款减少影响，企业主动投资的意愿减弱、政府的对冲性投资上升。2012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还在以超过25%的速度高增长，此后则处于持续下降通道。2015年6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开始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进入2016年后，民间投资开始出现“断崖式下跌”。
从行业分布看，民间投资在三次产业上的投资增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放缓，但主要是受重化工业和服务业拖累。1-5月，第一、二、三产业民间固定资产投同比分别增长17.9%、4.6%、2.2%，分别比1-4月回落0.2、1.5、1.2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增速下降是整体投资下降的最主要来源。但在煤炭、钢铁等投资大幅下滑的产能过剩行业中，民间投资与非民间投资同时快速下降。民间投资占比下降最快的是第三产业中一些具有公共属性的行业，比如水电供应、公共管理、水利建设等。
从区域分布看，除东部地区增长较快外，民间投资在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均出现大幅下滑。1-5月，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8%、5.7%、2%、-29.3%，分别比1-4月份上升了0.3、-1.1、-0.9、-6.2个百分点。这是因为民间资金更关注投资收益，投资集中在效益较好的东部地区；基建潜力更大的中西部地区则得到了更多的政府投资，总投资增速自然也就最高。
民间投资放缓与宏观环境恶化有直接关系。经济增速连续下台阶，必然会让企业对中长期经济增长的预期变得更为悲观。2012年以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加剧，工业企业利润连续多年下降，生产扩张速度随之下降。目前企业的投资回报率比2011年下降了9个百分点。受工业品价格大幅下降影响，尽管名义利率多次下调，但企业的实际利率仍居高不下，一季度实际利率仍有10.1%。去年以来股市和汇率波动使得民间投资的风险溢价也在上升。
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的提速，很可能已对民间投资形成了比过去更为明显的挤出效应。制造业中国有投资比重仅占10%左右，80%以上是民企和外资，但是在金融、通信、文化、交通运输等行业，60%-80%是国企投资为主。过去，民间投资主要流向第二产业时，由于第二产业的诸多领域都已放开，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挤出效应”表现得并不明显。但随着民间投资更多向第三产业倾斜，可以看到，交通运输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政府管制较多行业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在今年出现了大幅下挫。
挤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服务业存在广泛管制，民间投资通常面临准入障碍，“玻璃门”“弹簧门”普遍存在。二是政府投资占用了金融资源，导致私人部门融资成本提高，以致民间投资下降。三是国有部门相较于私人部门具有政府隐性担保，地方政府平台和国有企业能够优先获得资金支持，在资金面趋紧时，民间部门会受到挤压。
对于中国来说，政府投资对消费的拉动非常有限，短期看，政府投资虽然可以弥补民间投资的下降，但对中长期经济发展而言，提振民间投资更有必要。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需要推动供给侧改革，重点是降低企业成本。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包括减税和降低社保缴费比例等。进一步放宽准入、简政放权也可以有效降低企业成本。
长期动力则来源于制度上的改革。比如国企改革、税制改革、土地改革、产权制度改革、政绩考核机制改革、打破刚性兑付等，都会在资本、劳动力、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刺激效果，促进企业扩大长期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