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0月初，毛泽东来到福建上杭县，住在临江楼。10月11日恰逢农历重阳节，当时临江楼庭院黄菊盛开，他触景生情写下《采桑子·重阳》词一首：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A屡受打击的处境
　　1927年11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强调，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批评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湖南省委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会议决定撤销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
　　井冈山时期“朱毛”争论的起因很多，争论内容更多，仅就争论的问题，毛泽东就列了14个：“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等。
　　在这些争论中最根本的问题只有一个，即毛泽东说的“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
　　1929年5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与朱德主要围绕保守主义与游击主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即家长制与民主制、“党权”与“军权”即军委与前委等问题，发生争议。“争论结果，未能统一，前委的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无法贯彻实行，书记（毛泽东时任红四军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毛泽东给中央写报告说：“朱、毛同志可以随时离开部队，请中央派人来代替。”“红军第四军派遣留俄学生二十二人，候中央派来代替人员时即动身。”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朱、毛没有离开部队。然而，毛泽东却因与陈毅之争，离开了部队。
　　作为红四军“三号”首长、政治部主任的陈毅，对于朱、毛之争一直起调和作用。1929年6月27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陈毅主持会议，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各种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1929年9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召开，会前，给毛泽东致信，让他参加会议。据陈毅回忆：“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因此信，毛泽东再次受到处分。“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给了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到上杭。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
　　1929年10月下旬，毛泽东转移到福建上杭苏家坡途中患病。国民党媒体造谣说，毛泽东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听到毛泽东病逝消息后，于1930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专门补发1000多字的讣告，对毛泽东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这虽然是因误传而发的讣告，但说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不仅为国内而且也已为共产国际所尊重。
　　B“万里霜”的心境
　　毛泽东离开部队后，“到闽西永定金丰大山，住在只有十来户人家的牛牯扑一个小竹寮里。在这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服药治病，大量时间是读书看报，批阅战场上送来的情报、查看军事地图、拟定作战方案等。这个竹寮，既像是战地指挥所，又像是文房书室，毛泽东亲笔在一块木板上题写‘饶丰书房’，把它挂在门口”。为什么起“饶丰”这个名字，饶有兴趣，丰富自己，不得而知。反正是赋闲，读书取乐吧。
　　1927年10月21日因敌人围剿，毛泽东随邓子恢转移到福建上杭县，在苏家坡住了1个多月，“贪婪地阅读当时所能找到的书籍，有一本《模范英语读本》，天天朗读一段课文”。反正，无所事事，学点英语消磨时间呗。
　　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写了一封信，说：“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原。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毛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
　　c周恩来与“三巨头”握手言和
　　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等的信件，通过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央。1929年8月13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这个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刘安恭于1929年10月红四军进攻梅县途中牺牲）。
　　8月21日，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并且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派别斗争”是错误的。周恩来的这封信支持了毛泽东的观点，对于化解“朱、毛、陈”之间的隔阂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久，陈毅代表红四军前委来到上海，8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的争论。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三人确定，以周恩来8月21日代表中央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指示信。经过三人多次讨论，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封指示信，即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
　　来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做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这些指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指示信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中央的“九月来信”，为彻底解决与和解红四军“三巨头”的争论，指明了原則，提供了依据。
　　陈毅带回来信后及时贯彻落实，1929年11月下旬，毛泽东在他休养处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便随前来接他的部队回到长汀。他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
　　半年后，当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时，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
　　毛、朱、陈“三巨头”的和好，使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划上圆满句号。毛泽东的“万里霜”心境，也发生了转变，写下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名著作。
　　（据《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