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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工作回忆
王连芳(1920-2000年),回族。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人。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冀鲁边区回民救国总会主任委员、冀鲁边军区回民支队政委、渤海区回民协会总会主任委员。
建国后,历任国家民委处长,中共云南省委边疆工委副书记、省委民族工作部部长,云南省民委主任,云南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0年8月6日,作为中央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的副团长,王连芳第一次到云南。访问团工作结束后,他留在昆明继续从事民族工作。
1988年离休后,他开始口述回忆这几十年来的工作经历。这些口述经过整理,汇集成文发表在《云南日报》《民族团结》等媒体上。
1999年,先后发表过的87篇文章被汇集成册,以《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为题出版,被省委领导称为是“对云南民族工作的又一重大贡献。”
今天的云南,正在努力建设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应该去读这本书,去重温这段光辉岁月。
我们这期,就来介绍一下《云南民族工作回忆》这本书。
一个民族工作者的自我修炼
云南的民族工作,始于1950年的中央访问团。
1950年春,在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下,中央政府组织了中央民族访问团。
访问团的工作任务主要是传递关于新中国的消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调查了解民族与边疆社会的实际。
访问团这一个群体的成长,王连芳在书里面有一节单独描述。
“来云南时,访问团都是年轻人,团长夏康农40多岁,我30岁,秘书长聂运华27岁,其余的大多数20多岁,最小的才18岁,而且相当一部分来自大城市。”
这些人大多数没有留在云南继续从事民族工作,但他们回到各自的岗位后取得的成就,多少都跟访问团的经历有关。
王连芳是河北人,回族,13岁(1933年)就在北方参加革命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调到中央民委工作。
尽管对党的民族政策很熟悉,但直到1950年8月抵达云南时,这位年轻的民族工作者对云南民族复杂的情势的了解,不会比今天同龄的民族工作者更多。
据王连芳在书中回忆,中央访问团的领导干部主要是北方人,“很苦恼的问题就是不了解南方少数民族的情况”。
在进入云南的时候,尽管做了大量的功课,但他们对于云南的了解,还只是集中在少数几个民族上。
这些知识,显然是民国时代的积累,还有待进一步深度调查。因此,王连芳也特别提到,中央访问团要求云南分团认真做好调查。
有一个故事,是王连芳对自己工作的反思,我们可以管窥访问团当时的知识状况。
1950冬,访问团在丽江召集滇西北的各民族代表开会。会上王连芳要求民族代表一律穿自己的民族服装。结果独龙族代表只好穿裸露着双臂的麻布褂子,蹲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这一幕使我一直深感内疚”,所以一直想深入调查。
1957年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深入独龙族聚居区做调查,带回来的资料让王连芳对独龙族的认识更进了一步。
这一年,恰好贡山县县长孔志清(独龙族)参加民族参观团到昆明,所以王连芳跟孔志清又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对话。对话让王连芳再次觉得惭愧。
王连芳回忆,“我跟孔县长说,你们生活很苦,有许多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你给我讲一讲。”但听到“原始”二字,孔县长就“不太高兴”,说要让王连芳解释一下,什么是原始社会。
王连芳的解释让孔县长更加不高兴了。因为列举的各种“原始”的东西,比如住的是低矮简陋的房子,人口少,不会做买卖等等。
这些解释,孔县长一一反驳。“昆明人的房子高,比我们的山崖高吗?他们人多,比我们的大树多吗?”
孔县长还说,独龙族在山上的生活,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差,他们想吃野鸡,可以上山打,而这是昆明没有的。
王连芳总结他和独龙族县长的谈话时,颇为感慨:“孔志清的一席话,显露了独龙族兄弟独特的民族心理。”
“我深感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自豪感,从那以后我再不用‘民族落后’这个词,改用‘先进’和‘后进’。在这一点上,孔志清同志是我的第一位老师。”
王连芳的自我反思,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民族工作者自我修炼的不同层次。
我们可以肯定,王连芳即使初到云南,对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平等、团结的主张也是十分熟悉的,当然也贯彻落实尊重民族传统和文化这样的基本要求(在丽江王连芳让独龙族代表穿自己的服装,其初衷也是出于尊重),但在云南的具体工作中,还是会出问题。
这个事例说明,读懂民族政策,有民族团结的意识和观念,并不意味着工作中就不会有错误。
而老一辈民族工作者可贵的地方,是他们能及时发现问题,严格要求自己,自我反省。
民族工作,很大一部分,是思想工作,民族工作者的自我修炼,自我反思,不可谓不重要,而从老一辈云南民族工作者身上,我们已经看到最好的示范。
民族工作,需具备了解之同情
還有一个例子和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有关,同样具有现实性。
王连芳留在云南工作后,经常深入少数民族村寨做调查,有时候,在一个寨子会住上几十天,其认真的态度跟做学术研究没有区别。
1953年,王连芳在潞西县的景颇族寨子住了一个月,期间有一次骑马去一个景颇族寨子,到寨门外向导就急切地把王连芳从马上叫下来。
理由让人有些难以置信。向导说,每个寨子都有一种专门咬骑马人的鬼,要是他被咬死了,向导不好交代,所以赶紧劝诫。
向导的话提醒了王连芳,“以后我到景颇族寨子,都尊重他们的风俗,徒步进去”。
尊重当地的文化、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是党的民族工作60多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经验,也是今天民族工作者的基本常识和基本技能。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工作者开创历史的角度看来,这个很小的事例告诉我们,云南民族工作的经验,不是凭空而来,而是这样一步步建立起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承下去。
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不危害其他人,无论跟其他人的生活常识有多么大差异,都应该被视为合理,进而得到尊重。
尊重民族文化是建立在了解基础上的。
王连芳回忆说,1958年受“左”倾影响,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稳定也受到破坏。
有一次,由于“大跃进”的错误做法引起景颇族山官的反抗,为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的地方干部把这些山官送去“学好队”教育。临走时老百姓来送行,每个人都朝那个山官的手心吐一口吐沫。
外来的干部不了解景颇族文化,以为这是群众“唾弃”山官。殊不知,恰恰相反,这是景颇族隆重的礼节,是大家出于关心山官,对他的远行受苦的祝福。
王连芳反思说,群众这样做就表示对当时的错误政策不满,而这些干部完全会错意。
客观上讲,对类似的文化做了错误解读,当然也就不能准确理解老百姓的心声,甚至还会加重错误情势。
云南民族众多,民族文化内涵丰富,民族工作乃至其他行政工作,都离不开对文化深入的学习和洞察。
很多反面例子都是忽略文化造成的。
今天在云南建设全国民族团结示范区进程中,政府的行政力量更加深入地触及甚至改变着各民族社会,如何做好这些工作,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问题。
我们能否让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不仅在我们的时代有“示范性”,也让未来的民族工作者看到某种“示范性”,就像我们今天重新认识老一辈的民族工作者一样?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王连芳(1920-2000年),回族。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人。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冀鲁边区回民救国总会主任委员、冀鲁边军区回民支队政委、渤海区回民协会总会主任委员。
建国后,历任国家民委处长,中共云南省委边疆工委副书记、省委民族工作部部长,云南省民委主任,云南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0年8月6日,作为中央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的副团长,王连芳第一次到云南。访问团工作结束后,他留在昆明继续从事民族工作。
1988年离休后,他开始口述回忆这几十年来的工作经历。这些口述经过整理,汇集成文发表在《云南日报》《民族团结》等媒体上。
1999年,先后发表过的87篇文章被汇集成册,以《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为题出版,被省委领导称为是“对云南民族工作的又一重大贡献。”
今天的云南,正在努力建设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应该去读这本书,去重温这段光辉岁月。
我们这期,就来介绍一下《云南民族工作回忆》这本书。
一个民族工作者的自我修炼
云南的民族工作,始于1950年的中央访问团。
1950年春,在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下,中央政府组织了中央民族访问团。
访问团的工作任务主要是传递关于新中国的消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调查了解民族与边疆社会的实际。
访问团这一个群体的成长,王连芳在书里面有一节单独描述。
“来云南时,访问团都是年轻人,团长夏康农40多岁,我30岁,秘书长聂运华27岁,其余的大多数20多岁,最小的才18岁,而且相当一部分来自大城市。”
这些人大多数没有留在云南继续从事民族工作,但他们回到各自的岗位后取得的成就,多少都跟访问团的经历有关。
王连芳是河北人,回族,13岁(1933年)就在北方参加革命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调到中央民委工作。
尽管对党的民族政策很熟悉,但直到1950年8月抵达云南时,这位年轻的民族工作者对云南民族复杂的情势的了解,不会比今天同龄的民族工作者更多。
据王连芳在书中回忆,中央访问团的领导干部主要是北方人,“很苦恼的问题就是不了解南方少数民族的情况”。
在进入云南的时候,尽管做了大量的功课,但他们对于云南的了解,还只是集中在少数几个民族上。
这些知识,显然是民国时代的积累,还有待进一步深度调查。因此,王连芳也特别提到,中央访问团要求云南分团认真做好调查。
有一个故事,是王连芳对自己工作的反思,我们可以管窥访问团当时的知识状况。
1950冬,访问团在丽江召集滇西北的各民族代表开会。会上王连芳要求民族代表一律穿自己的民族服装。结果独龙族代表只好穿裸露着双臂的麻布褂子,蹲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这一幕使我一直深感内疚”,所以一直想深入调查。
1957年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深入独龙族聚居区做调查,带回来的资料让王连芳对独龙族的认识更进了一步。
这一年,恰好贡山县县长孔志清(独龙族)参加民族参观团到昆明,所以王连芳跟孔志清又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对话。对话让王连芳再次觉得惭愧。
王连芳回忆,“我跟孔县长说,你们生活很苦,有许多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你给我讲一讲。”但听到“原始”二字,孔县长就“不太高兴”,说要让王连芳解释一下,什么是原始社会。
王连芳的解释让孔县长更加不高兴了。因为列举的各种“原始”的东西,比如住的是低矮简陋的房子,人口少,不会做买卖等等。
这些解释,孔县长一一反驳。“昆明人的房子高,比我们的山崖高吗?他们人多,比我们的大树多吗?”
孔县长还说,独龙族在山上的生活,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差,他们想吃野鸡,可以上山打,而这是昆明没有的。
王连芳总结他和独龙族县长的谈话时,颇为感慨:“孔志清的一席话,显露了独龙族兄弟独特的民族心理。”
“我深感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自豪感,从那以后我再不用‘民族落后’这个词,改用‘先进’和‘后进’。在这一点上,孔志清同志是我的第一位老师。”
王连芳的自我反思,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民族工作者自我修炼的不同层次。
我们可以肯定,王连芳即使初到云南,对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平等、团结的主张也是十分熟悉的,当然也贯彻落实尊重民族传统和文化这样的基本要求(在丽江王连芳让独龙族代表穿自己的服装,其初衷也是出于尊重),但在云南的具体工作中,还是会出问题。
这个事例说明,读懂民族政策,有民族团结的意识和观念,并不意味着工作中就不会有错误。
而老一辈民族工作者可贵的地方,是他们能及时发现问题,严格要求自己,自我反省。
民族工作,很大一部分,是思想工作,民族工作者的自我修炼,自我反思,不可谓不重要,而从老一辈云南民族工作者身上,我们已经看到最好的示范。
民族工作,需具备了解之同情
還有一个例子和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有关,同样具有现实性。
王连芳留在云南工作后,经常深入少数民族村寨做调查,有时候,在一个寨子会住上几十天,其认真的态度跟做学术研究没有区别。
1953年,王连芳在潞西县的景颇族寨子住了一个月,期间有一次骑马去一个景颇族寨子,到寨门外向导就急切地把王连芳从马上叫下来。
理由让人有些难以置信。向导说,每个寨子都有一种专门咬骑马人的鬼,要是他被咬死了,向导不好交代,所以赶紧劝诫。
向导的话提醒了王连芳,“以后我到景颇族寨子,都尊重他们的风俗,徒步进去”。
尊重当地的文化、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是党的民族工作60多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经验,也是今天民族工作者的基本常识和基本技能。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工作者开创历史的角度看来,这个很小的事例告诉我们,云南民族工作的经验,不是凭空而来,而是这样一步步建立起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承下去。
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不危害其他人,无论跟其他人的生活常识有多么大差异,都应该被视为合理,进而得到尊重。
尊重民族文化是建立在了解基础上的。
王连芳回忆说,1958年受“左”倾影响,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稳定也受到破坏。
有一次,由于“大跃进”的错误做法引起景颇族山官的反抗,为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的地方干部把这些山官送去“学好队”教育。临走时老百姓来送行,每个人都朝那个山官的手心吐一口吐沫。
外来的干部不了解景颇族文化,以为这是群众“唾弃”山官。殊不知,恰恰相反,这是景颇族隆重的礼节,是大家出于关心山官,对他的远行受苦的祝福。
王连芳反思说,群众这样做就表示对当时的错误政策不满,而这些干部完全会错意。
客观上讲,对类似的文化做了错误解读,当然也就不能准确理解老百姓的心声,甚至还会加重错误情势。
云南民族众多,民族文化内涵丰富,民族工作乃至其他行政工作,都离不开对文化深入的学习和洞察。
很多反面例子都是忽略文化造成的。
今天在云南建设全国民族团结示范区进程中,政府的行政力量更加深入地触及甚至改变着各民族社会,如何做好这些工作,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问题。
我们能否让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不仅在我们的时代有“示范性”,也让未来的民族工作者看到某种“示范性”,就像我们今天重新认识老一辈的民族工作者一样?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