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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工作回忆
王连芳（1920-2000年），回族。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人。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冀鲁边区回民救国总会主任委员、冀鲁边军区回民支队政委、渤海区回民协会总会主任委员。
建国后，历任国家民委处长，中共云南省委边疆工委副书记、省委民族工作部部长，云南省民委主任，云南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0年8月6日，作为中央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的副团长，王连芳第一次到云南。访问团工作结束后，他留在昆明继续从事民族工作。
1988年离休后，他开始口述回忆这几十年来的工作经历。这些口述经过整理，汇集成文发表在《云南日报》《民族团结》等媒体上。
1999年，先后发表过的87篇文章被汇集成册，以《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为题出版，被省委领导称为是“对云南民族工作的又一重大贡献。”
今天的云南，正在努力建设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应该去读这本书，去重温这段光辉岁月。
我们这期，就来介绍一下《云南民族工作回忆》这本书。
一个民族工作者的自我修炼
云南的民族工作，始于1950年的中央访问团。
1950年春，在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下，中央政府组织了中央民族访问团。
访问团的工作任务主要是传递关于新中国的消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调查了解民族与边疆社会的实际。
访问团这一个群体的成长，王连芳在书里面有一节单独描述。
“来云南时，访问团都是年轻人，团长夏康农40多岁，我30岁，秘书长聂运华27岁，其余的大多数20多岁，最小的才18岁，而且相当一部分来自大城市。”
这些人大多数没有留在云南继续从事民族工作，但他们回到各自的岗位后取得的成就，多少都跟访问团的经历有关。
王连芳是河北人，回族，13岁（1933年）就在北方参加革命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调到中央民委工作。
尽管对党的民族政策很熟悉，但直到1950年8月抵达云南时，这位年轻的民族工作者对云南民族复杂的情势的了解，不会比今天同龄的民族工作者更多。
据王连芳在书中回忆，中央访问团的领导干部主要是北方人，“很苦恼的问题就是不了解南方少数民族的情况”。
在进入云南的时候，尽管做了大量的功课，但他们对于云南的了解，还只是集中在少数几个民族上。
这些知识，显然是民国时代的积累，还有待进一步深度调查。因此，王连芳也特别提到，中央访问团要求云南分团认真做好调查。
有一个故事，是王连芳对自己工作的反思，我们可以管窥访问团当时的知识状况。
1950冬，访问团在丽江召集滇西北的各民族代表开会。会上王连芳要求民族代表一律穿自己的民族服装。结果独龙族代表只好穿裸露着双臂的麻布褂子，蹲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这一幕使我一直深感内疚”，所以一直想深入调查。
1957年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深入独龙族聚居区做调查，带回来的资料让王连芳对独龙族的认识更进了一步。
这一年，恰好贡山县县长孔志清（独龙族）参加民族参观团到昆明，所以王连芳跟孔志清又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对话。对话让王连芳再次觉得惭愧。
王连芳回忆，“我跟孔县长说，你们生活很苦，有许多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你给我讲一讲。”但听到“原始”二字，孔县长就“不太高兴”，说要让王连芳解释一下，什么是原始社会。
王连芳的解释让孔县长更加不高兴了。因为列举的各种“原始”的东西，比如住的是低矮简陋的房子，人口少，不会做买卖等等。
这些解释，孔县长一一反驳。“昆明人的房子高，比我们的山崖高吗？他们人多，比我们的大树多吗？”
孔县长还说，独龙族在山上的生活，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差，他们想吃野鸡，可以上山打，而这是昆明没有的。
王连芳总结他和独龙族县长的谈话时，颇为感慨：“孔志清的一席话，显露了独龙族兄弟独特的民族心理。”
“我深感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自豪感，从那以后我再不用‘民族落后’这个词，改用‘先进’和‘后进’。在这一点上，孔志清同志是我的第一位老师。”
王连芳的自我反思，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民族工作者自我修炼的不同层次。
我们可以肯定，王连芳即使初到云南，对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平等、团结的主张也是十分熟悉的，当然也贯彻落实尊重民族传统和文化这样的基本要求（在丽江王连芳让独龙族代表穿自己的服装，其初衷也是出于尊重），但在云南的具体工作中，还是会出问题。
这个事例说明，读懂民族政策，有民族团结的意识和观念，并不意味着工作中就不会有错误。
而老一辈民族工作者可贵的地方，是他们能及时发现问题，严格要求自己，自我反省。
民族工作，很大一部分，是思想工作，民族工作者的自我修炼，自我反思，不可谓不重要，而从老一辈云南民族工作者身上，我们已经看到最好的示范。
民族工作，需具备了解之同情
還有一个例子和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有关，同样具有现实性。
王连芳留在云南工作后，经常深入少数民族村寨做调查，有时候，在一个寨子会住上几十天，其认真的态度跟做学术研究没有区别。
1953年，王连芳在潞西县的景颇族寨子住了一个月，期间有一次骑马去一个景颇族寨子，到寨门外向导就急切地把王连芳从马上叫下来。
理由让人有些难以置信。向导说，每个寨子都有一种专门咬骑马人的鬼，要是他被咬死了，向导不好交代，所以赶紧劝诫。
向导的话提醒了王连芳，“以后我到景颇族寨子，都尊重他们的风俗，徒步进去”。
尊重当地的文化、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是党的民族工作60多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经验，也是今天民族工作者的基本常识和基本技能。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工作者开创历史的角度看来，这个很小的事例告诉我们，云南民族工作的经验，不是凭空而来，而是这样一步步建立起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承下去。
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不危害其他人，无论跟其他人的生活常识有多么大差异，都应该被视为合理，进而得到尊重。
尊重民族文化是建立在了解基础上的。
王连芳回忆说，1958年受“左”倾影响，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稳定也受到破坏。
有一次，由于“大跃进”的错误做法引起景颇族山官的反抗，为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的地方干部把这些山官送去“学好队”教育。临走时老百姓来送行，每个人都朝那个山官的手心吐一口吐沫。
外来的干部不了解景颇族文化，以为这是群众“唾弃”山官。殊不知，恰恰相反，这是景颇族隆重的礼节，是大家出于关心山官，对他的远行受苦的祝福。
王连芳反思说，群众这样做就表示对当时的错误政策不满，而这些干部完全会错意。
客观上讲，对类似的文化做了错误解读，当然也就不能准确理解老百姓的心声，甚至还会加重错误情势。
云南民族众多，民族文化内涵丰富，民族工作乃至其他行政工作，都离不开对文化深入的学习和洞察。
很多反面例子都是忽略文化造成的。
今天在云南建设全国民族团结示范区进程中，政府的行政力量更加深入地触及甚至改变着各民族社会，如何做好这些工作，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问题。
我们能否让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不仅在我们的时代有“示范性”，也让未来的民族工作者看到某种“示范性”，就像我们今天重新认识老一辈的民族工作者一样？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王连芳（1920-2000年），回族。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人。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冀鲁边区回民救国总会主任委员、冀鲁边军区回民支队政委、渤海区回民协会总会主任委员。
建国后，历任国家民委处长，中共云南省委边疆工委副书记、省委民族工作部部长，云南省民委主任，云南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0年8月6日，作为中央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的副团长，王连芳第一次到云南。访问团工作结束后，他留在昆明继续从事民族工作。
1988年离休后，他开始口述回忆这几十年来的工作经历。这些口述经过整理，汇集成文发表在《云南日报》《民族团结》等媒体上。
1999年，先后发表过的87篇文章被汇集成册，以《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为题出版，被省委领导称为是“对云南民族工作的又一重大贡献。”
今天的云南，正在努力建设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应该去读这本书，去重温这段光辉岁月。
我们这期，就来介绍一下《云南民族工作回忆》这本书。
一个民族工作者的自我修炼
云南的民族工作，始于1950年的中央访问团。
1950年春，在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下，中央政府组织了中央民族访问团。
访问团的工作任务主要是传递关于新中国的消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调查了解民族与边疆社会的实际。
访问团这一个群体的成长，王连芳在书里面有一节单独描述。
“来云南时，访问团都是年轻人，团长夏康农40多岁，我30岁，秘书长聂运华27岁，其余的大多数20多岁，最小的才18岁，而且相当一部分来自大城市。”
这些人大多数没有留在云南继续从事民族工作，但他们回到各自的岗位后取得的成就，多少都跟访问团的经历有关。
王连芳是河北人，回族，13岁（1933年）就在北方参加革命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调到中央民委工作。
尽管对党的民族政策很熟悉，但直到1950年8月抵达云南时，这位年轻的民族工作者对云南民族复杂的情势的了解，不会比今天同龄的民族工作者更多。
据王连芳在书中回忆，中央访问团的领导干部主要是北方人，“很苦恼的问题就是不了解南方少数民族的情况”。
在进入云南的时候，尽管做了大量的功课，但他们对于云南的了解，还只是集中在少数几个民族上。
这些知识，显然是民国时代的积累，还有待进一步深度调查。因此，王连芳也特别提到，中央访问团要求云南分团认真做好调查。
有一个故事，是王连芳对自己工作的反思，我们可以管窥访问团当时的知识状况。
1950冬，访问团在丽江召集滇西北的各民族代表开会。会上王连芳要求民族代表一律穿自己的民族服装。结果独龙族代表只好穿裸露着双臂的麻布褂子，蹲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这一幕使我一直深感内疚”，所以一直想深入调查。
1957年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深入独龙族聚居区做调查，带回来的资料让王连芳对独龙族的认识更进了一步。
这一年，恰好贡山县县长孔志清（独龙族）参加民族参观团到昆明，所以王连芳跟孔志清又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对话。对话让王连芳再次觉得惭愧。
王连芳回忆，“我跟孔县长说，你们生活很苦，有许多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你给我讲一讲。”但听到“原始”二字，孔县长就“不太高兴”，说要让王连芳解释一下，什么是原始社会。
王连芳的解释让孔县长更加不高兴了。因为列举的各种“原始”的东西，比如住的是低矮简陋的房子，人口少，不会做买卖等等。
这些解释，孔县长一一反驳。“昆明人的房子高，比我们的山崖高吗？他们人多，比我们的大树多吗？”
孔县长还说，独龙族在山上的生活，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差，他们想吃野鸡，可以上山打，而这是昆明没有的。
王连芳总结他和独龙族县长的谈话时，颇为感慨：“孔志清的一席话，显露了独龙族兄弟独特的民族心理。”
“我深感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自豪感，从那以后我再不用‘民族落后’这个词，改用‘先进’和‘后进’。在这一点上，孔志清同志是我的第一位老师。”
王连芳的自我反思，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民族工作者自我修炼的不同层次。
我们可以肯定，王连芳即使初到云南，对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平等、团结的主张也是十分熟悉的，当然也贯彻落实尊重民族传统和文化这样的基本要求（在丽江王连芳让独龙族代表穿自己的服装，其初衷也是出于尊重），但在云南的具体工作中，还是会出问题。
这个事例说明，读懂民族政策，有民族团结的意识和观念，并不意味着工作中就不会有错误。
而老一辈民族工作者可贵的地方，是他们能及时发现问题，严格要求自己，自我反省。
民族工作，很大一部分，是思想工作，民族工作者的自我修炼，自我反思，不可谓不重要，而从老一辈云南民族工作者身上，我们已经看到最好的示范。
民族工作，需具备了解之同情
還有一个例子和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有关，同样具有现实性。
王连芳留在云南工作后，经常深入少数民族村寨做调查，有时候，在一个寨子会住上几十天，其认真的态度跟做学术研究没有区别。
1953年，王连芳在潞西县的景颇族寨子住了一个月，期间有一次骑马去一个景颇族寨子，到寨门外向导就急切地把王连芳从马上叫下来。
理由让人有些难以置信。向导说，每个寨子都有一种专门咬骑马人的鬼，要是他被咬死了，向导不好交代，所以赶紧劝诫。
向导的话提醒了王连芳，“以后我到景颇族寨子，都尊重他们的风俗，徒步进去”。
尊重当地的文化、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是党的民族工作60多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经验，也是今天民族工作者的基本常识和基本技能。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工作者开创历史的角度看来，这个很小的事例告诉我们，云南民族工作的经验，不是凭空而来，而是这样一步步建立起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承下去。
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不危害其他人，无论跟其他人的生活常识有多么大差异，都应该被视为合理，进而得到尊重。
尊重民族文化是建立在了解基础上的。
王连芳回忆说，1958年受“左”倾影响，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稳定也受到破坏。
有一次，由于“大跃进”的错误做法引起景颇族山官的反抗，为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的地方干部把这些山官送去“学好队”教育。临走时老百姓来送行，每个人都朝那个山官的手心吐一口吐沫。
外来的干部不了解景颇族文化，以为这是群众“唾弃”山官。殊不知，恰恰相反，这是景颇族隆重的礼节，是大家出于关心山官，对他的远行受苦的祝福。
王连芳反思说，群众这样做就表示对当时的错误政策不满，而这些干部完全会错意。
客观上讲，对类似的文化做了错误解读，当然也就不能准确理解老百姓的心声，甚至还会加重错误情势。
云南民族众多，民族文化内涵丰富，民族工作乃至其他行政工作，都离不开对文化深入的学习和洞察。
很多反面例子都是忽略文化造成的。
今天在云南建设全国民族团结示范区进程中，政府的行政力量更加深入地触及甚至改变着各民族社会，如何做好这些工作，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问题。
我们能否让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不仅在我们的时代有“示范性”，也让未来的民族工作者看到某种“示范性”，就像我们今天重新认识老一辈的民族工作者一样？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