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监察部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群众的信访举报一直是发现案件的主渠道，在揭露腐败、提供案件线索乃至查清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从群众信访举报中发现案件线索，许多线索经初核后转为立案调查，有的最终成为全国和当地有影响的大案要案。
　　曾有一段时间，不少人对群众的信访举报持负面评价，认为这种“一张邮票八分钱，一封举报查半年”的做法，容易影响工作，破坏团结；有人甚至将信访举报与历史上声名狼藉的“告密文化”相联系，认为那些把大量时间精力用于信访举报的人，都是心术不正的小人和唯恐天下不乱的坏分子。而今，中央纪委、监察部高调肯定群众信访举报的“主渠道”作用，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信访举报的价值，用卓有成效的信访举报工作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从涉及的内容看，信访举报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腐败案件直接提供线索，协助纪检监察机关将原本隐藏很深的腐败分子纳入查办视野之中。以２006年为例，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案件中，有46．２％来源于信访举报——原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荆福生腐败案，原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武龙腐败案，原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腐败案，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腐败案等一批大案要案，都是从信访举报中发现线索并逐步查清的。另有数据显示，近年来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案中，80％的线索来源于群众举报。
　　其二，群众或因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信访，或在耳闻目睹了违法犯罪行为后，出于公民的社会责任感愤而举报投诉，事实上都暴露和监督了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中的不足，政府从中也可以更加全面真实地了解基层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判断和决策，将能更好地保证应有的科学性。为此，《信访条例》规定，“信访人反映的情况，提出的建议、意见，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或者对改进国家机关工作以及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有贡献的，由有關行政机关或者单位给予奖励”，肯定了群众信访举报对社会的特殊贡献。
　　从行使权利的角度看，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和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群众信访举报逐渐具有了新的特征。一方面，虽然在很多时候，群众信访举报首先是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但在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利益分化，社会利益格局出现较大变动的条件下，群众为维护一己之私权而努力、抗争，具有无可非议的正当性，群众以信访举报的方式维权，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这需要纪检监察机关及有关部门从维护群众利益的大局出发，站在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对群众的这种维权要求做出积极的、善意的、负责任的回应。
　　另一方面，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无论是维护个人权利还是维护公共利益，群众信访举报都是行使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正当行为，纪检监察机关及有关部门保障公民的信访举报权利，也将有助于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在这里，信访举报已经不只是为了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和意见，而且也是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国家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支点。
　　尽管“大信访”格局已初步形成，但现在突出问题是，一些保障公民信访举报权的法律法规太过抽象，缺少可操作性和制裁效力。比如法律规定，公安、检察院和法院要保护举报人安全，法律却没有明确规定，这三个机关承担的保护举报人安全的责任如何分配和衔接，于是在实践中容易互相推诿、扯皮，使信访举报人的权利保护出现真空。当务之急，亟需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加大对信访举报人的保护力度和对侵犯公民信访举报权行为的惩治力度，避免“把秦香莲的状纸批转陈世美同志阅处”之类的荒唐闹剧一再上演。
　　同时，信访工作还需要转变观念，改变将辖区内群众信访举报数量与地方领导政绩挂钩，将控制群众信访举报数量作为评价地方信访工作的主要指标甚至唯一指标的传统做法。一些地方和部门为了降低重复信访举报数量，不惜出动专门人员，采取“截访”、“控访”等强制措施，“防火防盗防举报”，粗暴限制和干涉群众的信访举报活动，造成很恶劣的影响。其实，一个地方或部门发生的重复信访举报数量较多，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信访工作做得不好，因为引发群众重复信访举报的原因十分复杂，很多都涉及到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和矛盾冲突。
　　要言之，基于对信访举报价值的深入认识，当前亟待确立信访工作新思路、新战略，严格追究侵害群众权益、直接引发群众信访举报的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同时革除将信访工作简单化、数量化的弊端，调整相关评价标准和激励机制，推动信访工作实现从“堵截”到疏导、从强化管理到提供服务、从控制数量到保障权利、从承担“无限责任”到承担“有限责任”、从发现案件线索到切实推进民主的制度转型。（作者系《北京青年报》评论员，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