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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小说中，纵横交错的人物情感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其中疾病与爱情两者的关系更是耐人寻味。一方面爱情存在疾病的症状并共具致死性；另一方面社会和时代背景成为疾病的隐喻所指。文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回归作者的创作意图，深层解读马尔克斯作为拉美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感。
关键词：概念隐喻 疾病隐喻 《霍乱时期的爱情》
一.引言
《霍乱时期的爱情》[1]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出版的第一本小说。人物间的爱恨情仇，成为马尔克斯文字幻想营造的对象，在他笔下，跨越五十一年的爱恋战胜霍乱，成为情仇之上的寄托。[2]本文以爱情为探究主题和出发点，以小说中的疾病为依托，借概念隐喻和疾病隐喻解读疾病和爱情背后的时代文化背景。
二.概念隐喻与疾病隐喻
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最早提出了隐喻的概念：通过把属于别的事物的词给予另一个事物而构成，或从“属”到“种”，或从“种”到“属”，或从“种”到“种”，或是通过类比。然而这一概念定义仅局限于修辞学范畴，只是用一个词语替代另一个。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不仅指语言中的隐喻修辞，而且指人们用一种事物来认识、理解、思考和表达另一事物的认知思维方式[3]。
概念隐喻是一种将更为抽象和模糊的经验领域通过熟悉的、具体的经验领域加以概念化的手段。其本质就是基于人类心智体验基础，通过隐喻投射机制，将始原域的图式结构投射到目标域上去。例如把“journey（旅行）”这个概念（始原域）投射到“life（人生）”（目标域）这个更为复杂和抽象的概念上，即“life is a journey”以获得对“人生”内涵的深层解读[4]。因此，概念隐喻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建构过程，是一种对充分理解的追求。
如果概念隐喻是语言和认知中的普遍现象，疾病是社会中普遍的自然现象，则隐喻与疾病的结合必有其存在的理据和价值。美国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结合她患癌症的经历，在其《隐喻的疾病》一书中指出，疾病现象中隐藏了极深的社会文化和道德内涵：流行病被视为对社会的入侵，而为之减少死亡威胁的努力则成为战争和抗争；一种疾病越神秘，那么它与死亡的关联度越高，产生的影响也越恶劣[5]。
尽管桑塔格在书中是通过剖析疾病的隐喻文化来批判隐喻的政治修辞和道德悖论，使疾病摆脱隐喻，但是在接下来的文本分析中，笔者“背道而行之”，给疾病“穿上”隐喻，通过分析它与《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爱情主题的关联性来解读隐喻背后的文化创作内涵和马尔克斯的写作意图。
三.爱情与疾病
1.爱情是疾病
爱情与疾病，看似独立，但翻开古文学作品，可以发现将这二者融为一体，以塑造人物的例子十分多见。爱情如疾病一样，具有强烈而突然的爆发性影响力。《红楼梦》[6]中的林黛玉带病出场，到最后“香魂随一缕风散”，她的病随着其与贾宝玉感情的变化而逐渐加剧。情爱之思终不得舒缓，而阴郁成疾，心理之执念最终影响了生理器官的正常运作。西方文学中，浪漫主义为最典型，爱情始终没有摆脱肺结核的纠缠。结核病曾一度被视为“浪漫之病”，正如桑塔格指出“结核病患者常被视为生性敏感，却富有创造性和激情的人”。
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疾病成为变态的爱情的表征。爱情是霍乱，造成对生命的威胁；疾病的病状域映射人物或社会的命运域。
2.爱情的病症
小说里的男主阿里萨因费尔明娜偶然的一瞥，而陷入痴情的等待。“他开始寡言少语，茶饭不思，辗转反侧，夜夜难眠。”“他腹泻，吐绿水，晕头转向，还常常突然昏厥……脉搏微弱，呼吸沉重，像垂死之人一样冒着虚汗。”阿里萨的母亲吓坏了，认为儿子的状况不像是因为爱情而心神不宁，倒像是染上了霍乱。最终，马尔克斯借阿里萨教父的诊断，“再一次证实了相思病具有和霍乱相同的症状。”令人差异的是，明明保持距离可以让病情缓解，而阿里萨甘愿享受霍乱般的煎熬。
阿里萨因为爱情而表现出来的病症，可以借用海伦·费什在《人类的浪漫之旅》（1998）[7]中的“迷恋”来形容，其精神状态里充满希望与不确定。“如果他或她的对象做出哪怕是最微小的肯定表示，迷恋者也会好几天沉浸在对这一刻反复膽想的欢乐之中；他或者她对迷恋者开始没有做出积极回答，那么迷恋者就会心神恍惚，條喘不安，直到他或她对其反应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解释，他们的关系才继续进行。”因此，爱情的主题里有疾病的因素，“相爱”状态下所变现出来的病态，印证了二者所共同具有的复杂性。马尔克斯笔下，个体的爱情表现出身体疾病的征兆。
3.爱情的毁灭性
除了个体疾病症状，疾病对群体和社会带来的毁灭性成为马尔克斯的另一个落脚点。小说中，霍乱在城市中蔓延，乌尔比诺医生留学回乡后，发现家乡面目全非，“一座座古老的侯爵府几乎被淹没在不断增多的乞丐之中，露天的污水沟散发出死亡的味道”；“街道的垃圾堆上到处都是饥饿的老鼠”；阿里萨乘坐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的船旅行时，不仅遇到了一艘有霍乱病例的船，而且还目睹了战争带来的灾难，“在同一天里，他看见三具尸体飘过，尸体胀得鼓鼓的，颜色发绿，上面站着好几只秃鹰……他始终没有弄明白，也根本没有人知道，那些尸体到底是霍乱还是战争的牺牲品。”在这一社会环境背景下，爱情不仅陷入了疾病的深渊，而且有如霍乱一样有极强的传染性而无法治愈，因而当爱情与疾病交织在一起，疾病的“不可治愈性”恰恰映射了爱情的致死性和它其中所内含的造成悲剧的因素。死亡不可避免也无法超越，但对死亡的自觉意识却正是表明了作者赋予人物超越终点的勇气。
四.疾病之下，情仇之上
爱情与霍乱等病症相吻合，在马尔克斯笔下，疾病指向爱情，病症指向人物命运，爱恨情仇如瘟疫肆虐，来源与拉丁美洲这片土地又以摧枯拉朽之势带去毁灭。作为植根于拉美本土文化的作家，马尔克斯的疾病与爱情意向所指都是这片殖民土地，因而当疾病与爱情有历史和文化的烘托作为底蕴时，所有的故事都有了更深层次的隐喻内涵。
关键词：概念隐喻 疾病隐喻 《霍乱时期的爱情》
一.引言
《霍乱时期的爱情》[1]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出版的第一本小说。人物间的爱恨情仇，成为马尔克斯文字幻想营造的对象，在他笔下，跨越五十一年的爱恋战胜霍乱，成为情仇之上的寄托。[2]本文以爱情为探究主题和出发点，以小说中的疾病为依托，借概念隐喻和疾病隐喻解读疾病和爱情背后的时代文化背景。
二.概念隐喻与疾病隐喻
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最早提出了隐喻的概念：通过把属于别的事物的词给予另一个事物而构成，或从“属”到“种”，或从“种”到“属”，或从“种”到“种”，或是通过类比。然而这一概念定义仅局限于修辞学范畴，只是用一个词语替代另一个。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不仅指语言中的隐喻修辞，而且指人们用一种事物来认识、理解、思考和表达另一事物的认知思维方式[3]。
概念隐喻是一种将更为抽象和模糊的经验领域通过熟悉的、具体的经验领域加以概念化的手段。其本质就是基于人类心智体验基础，通过隐喻投射机制，将始原域的图式结构投射到目标域上去。例如把“journey（旅行）”这个概念（始原域）投射到“life（人生）”（目标域）这个更为复杂和抽象的概念上，即“life is a journey”以获得对“人生”内涵的深层解读[4]。因此，概念隐喻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建构过程，是一种对充分理解的追求。
如果概念隐喻是语言和认知中的普遍现象，疾病是社会中普遍的自然现象，则隐喻与疾病的结合必有其存在的理据和价值。美国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结合她患癌症的经历，在其《隐喻的疾病》一书中指出，疾病现象中隐藏了极深的社会文化和道德内涵：流行病被视为对社会的入侵，而为之减少死亡威胁的努力则成为战争和抗争；一种疾病越神秘，那么它与死亡的关联度越高，产生的影响也越恶劣[5]。
尽管桑塔格在书中是通过剖析疾病的隐喻文化来批判隐喻的政治修辞和道德悖论，使疾病摆脱隐喻，但是在接下来的文本分析中，笔者“背道而行之”，给疾病“穿上”隐喻，通过分析它与《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爱情主题的关联性来解读隐喻背后的文化创作内涵和马尔克斯的写作意图。
三.爱情与疾病
1.爱情是疾病
爱情与疾病，看似独立，但翻开古文学作品，可以发现将这二者融为一体，以塑造人物的例子十分多见。爱情如疾病一样，具有强烈而突然的爆发性影响力。《红楼梦》[6]中的林黛玉带病出场，到最后“香魂随一缕风散”，她的病随着其与贾宝玉感情的变化而逐渐加剧。情爱之思终不得舒缓，而阴郁成疾，心理之执念最终影响了生理器官的正常运作。西方文学中，浪漫主义为最典型，爱情始终没有摆脱肺结核的纠缠。结核病曾一度被视为“浪漫之病”，正如桑塔格指出“结核病患者常被视为生性敏感，却富有创造性和激情的人”。
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疾病成为变态的爱情的表征。爱情是霍乱，造成对生命的威胁；疾病的病状域映射人物或社会的命运域。
2.爱情的病症
小说里的男主阿里萨因费尔明娜偶然的一瞥，而陷入痴情的等待。“他开始寡言少语，茶饭不思，辗转反侧，夜夜难眠。”“他腹泻，吐绿水，晕头转向，还常常突然昏厥……脉搏微弱，呼吸沉重，像垂死之人一样冒着虚汗。”阿里萨的母亲吓坏了，认为儿子的状况不像是因为爱情而心神不宁，倒像是染上了霍乱。最终，马尔克斯借阿里萨教父的诊断，“再一次证实了相思病具有和霍乱相同的症状。”令人差异的是，明明保持距离可以让病情缓解，而阿里萨甘愿享受霍乱般的煎熬。
阿里萨因为爱情而表现出来的病症，可以借用海伦·费什在《人类的浪漫之旅》（1998）[7]中的“迷恋”来形容，其精神状态里充满希望与不确定。“如果他或她的对象做出哪怕是最微小的肯定表示，迷恋者也会好几天沉浸在对这一刻反复膽想的欢乐之中；他或者她对迷恋者开始没有做出积极回答，那么迷恋者就会心神恍惚，條喘不安，直到他或她对其反应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解释，他们的关系才继续进行。”因此，爱情的主题里有疾病的因素，“相爱”状态下所变现出来的病态，印证了二者所共同具有的复杂性。马尔克斯笔下，个体的爱情表现出身体疾病的征兆。
3.爱情的毁灭性
除了个体疾病症状，疾病对群体和社会带来的毁灭性成为马尔克斯的另一个落脚点。小说中，霍乱在城市中蔓延，乌尔比诺医生留学回乡后，发现家乡面目全非，“一座座古老的侯爵府几乎被淹没在不断增多的乞丐之中，露天的污水沟散发出死亡的味道”；“街道的垃圾堆上到处都是饥饿的老鼠”；阿里萨乘坐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的船旅行时，不仅遇到了一艘有霍乱病例的船，而且还目睹了战争带来的灾难，“在同一天里，他看见三具尸体飘过，尸体胀得鼓鼓的，颜色发绿，上面站着好几只秃鹰……他始终没有弄明白，也根本没有人知道，那些尸体到底是霍乱还是战争的牺牲品。”在这一社会环境背景下，爱情不仅陷入了疾病的深渊，而且有如霍乱一样有极强的传染性而无法治愈，因而当爱情与疾病交织在一起，疾病的“不可治愈性”恰恰映射了爱情的致死性和它其中所内含的造成悲剧的因素。死亡不可避免也无法超越，但对死亡的自觉意识却正是表明了作者赋予人物超越终点的勇气。
四.疾病之下，情仇之上
爱情与霍乱等病症相吻合，在马尔克斯笔下，疾病指向爱情，病症指向人物命运，爱恨情仇如瘟疫肆虐，来源与拉丁美洲这片土地又以摧枯拉朽之势带去毁灭。作为植根于拉美本土文化的作家，马尔克斯的疾病与爱情意向所指都是这片殖民土地，因而当疾病与爱情有历史和文化的烘托作为底蕴时，所有的故事都有了更深层次的隐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