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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胶东党组织顺应国内抗战大势和人民群众的期望，在经济上发展农业，开展大生产运动；在政治上，建立各级参议会，实行“三三制”原则，由人民直接选举，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高了妇女地位，保障了人民民主权利；在社会层面上，关注民众疾苦，实行“精兵简政”，进行减租减息，服务于基层，努力改善民生；在自身建设方面，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拥政爱民活动，树立清正廉洁形象。总之，胶东党组织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协调推进了胶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各方面的建设，保持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得胶东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抗战高高飘扬的一面旗帜。
[关键词] 胶东；抗日根据地；革命
[基金项目] 2015年烟台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胶东红色文化建设研究（1921～1949）》（YTSK2015-018）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05-0073-08 [收稿日期] 2016-02-28
胶东，是山东红色革命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国进行红色革命较早的区域。早在1923年，胶东地区开始建立党组织。1937年7月之前，胶东地区有中共党员1840余名。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胶东的抗日民主政权不断建立，实力不断增强，胶东抗日根据地逐渐成为山东省建立最早、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形势最稳定的一块根据地，谱写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壮丽篇章。
一、发展农业经济，保障战时供给
为全面支持抗战、为抗战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胶东党组织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农业、改善民生的有力措施，排除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因素，使得胶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有力支撑了八年的抗战。
（一）保护农业生产
胶东广大农村是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大后方，搞好农业生产是战胜敌人的有力武器。自全面抗战以来，胶东抗日民主政权为了奠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更好地保护人民利益，以保护农业为一贯的主张，与敌寇投降派进行了无数次残酷斗争，如每次的夏收和秋收都从敌人的虎口里抢食，粉碎了日伪和投降派破坏农业的阴谋，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率，他们进行了扩大耕田运动，到1941年已开垦荒地一万余亩，并且消灭了熟荒，增加了耕地面积；在防除灾害方面，修河100余条，筑堤1000余里，掘井2万余眼，捕捉害兽5万余头、害鸟6万余只、害虫20余万斤，减少了自然灾害；为提高生产，建设了20多处农事试验田，研究实验农业，并积极地解决种子、肥料问题。到1941年用于农业的贷款已达100余万元，增加牲畜1万余头，并改造农具，提高了工作效率；在造林方面，植树100余万株，播种30余斤，造林50余处，建立苗圃35处，打下林业繁荣的基础；为适当调剂劳动力，党政军民机关给予农民普遍的助耕和收割，尤其是帮助抗属耕种与收割，与人民建立生产战线上的紧密关系，取得了光辉的业绩。自全面抗战到1941年以来，代耕、代割有30余万亩，同时，为解决劳动力的缺乏，动员广大妇女参加生产，涌现出无数的妇女劳动英雄，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扩大了农业生产力。
（二）开展大生产运动
胶东党组织一方面加强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的工作，管好集市贸易和金融市场，如加大北海币的发行量，排挤法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伪币，满足群众对货币流通的需求；另一方面重点搞好大生产运动。在1942年至1943年普遍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努力发展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和副业生产。有条件的县、区，创办了小型工厂、手工作坊，组织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1942年夏秋期间，荣成、栖霞、栖东等地党组织号召农民“生产发家，劳动致富”组织互助合作，开荒种田，发展生产。组织互助组、搿犋组等形式开荒、种地，增收粮食。据统计，荣成县在1942年组织常年互助组900个，共1.5万户，组织季节互助组1470个，共8820户，1943年，常年互助组发展到1800个，组织季节互助组发展到1.17万个；1945年上半年，除解放区和边缘区外，全部实行了互助生产。[1]（P266-267）同时，发动农民组织铁器、纺织、粉坊、油坊等合作社增加收入。在大生产运动中，施行劳武结合，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克服了物质困难，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改善了军民生活，为大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2]（P25）
二、实行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民主权利
抗战爆发后，原国民党地方政府人员或望风而逃，或投降日寇，面对广大乡村政权的权力真空，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建立各级行政机构，各级政府和行政人员由人民选举产生。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大大激发和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1939年12月1日，在胶东区党委领导下，按照统战政策建立的蓬黄掖行政联合办事处正式成立。1940年3月，山东宪政促进会胶东分会成立。3月25日，胶东区党委在《大众报》上发表《关于目前胶东时局与党的任务的认识》，提出：“要广泛开展宪政运动，力争民主政治，……为了彻底实行宪政，建立模范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首先要在民主地区内更进一步地大量地发动人民帮助政府实行宪政，作为胶东各县的模范。”[3]（P86）4月，胶东成立了统一抗日民主政权。在《胶东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施政纲领》中的第二条指出：“甲、开展宪政运动，实行民主政治，动员民众促进宪政实现；乙、保证人民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信仰之自由；丙、健全人民权力机关，成立各级参议会；丁、彻底实行人民直接选举；戊、澄清伪组织，厉行锄奸运动”。[4]（P153-154）《纲领》深刻地明确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方向和具体措施，对于促进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立县、区、乡参议会，实行人民直接选举
实行民主政治，不但要有合于民主的选举法，还要以合情、合理、合于民主的措施。在民选政府中，中共胶东党组织把普遍建立县、区、乡参议会，作为奠定胶东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作。参议会不仅是各地的民意机关，也是最高权力机关，有确定各地行政官吏、颁布地方性进步法规、审核预决算、监督当地的司法机关与指导地方武装部队的权力。人民群众在各级参议会中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权等四项权利，真正实行了人民的民主生活，使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生产上得到了充分的自由的发展。1942年6月成立的胶东区临时参议会，则是根据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省战工会）的指示，采取区域团体选举和聘请相结合的办法产生的。同年7月，胶东区行政联合办事处改建为胶东区行政主任公署，王文任主任。之后，胶东区普遍建立了从胶东区到各海区、县、区、乡各级参议会。在这方面，胶东的福山县走在了前列。1941年7月，福山抗日民主政府在栖霞县西下夼召开参议会，各界抗日民主人士及开明士绅参加会议，选举林纯之为参议长，王寅东为副参议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将全县划为八个工作区。各参议会的建立，激发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他们废除保甲制，改造村政权，民主运动如火如荼。 胶东各县、区、乡参议会建立后，胶东根据地政权建设转向了群众性的民主选举。选举是根据省战工会公布的选举条例和胶东区行政联合办事处制定的选举办法，有计划进行的。选举前进行了民选宣传、选民登记等工作。规定各级民意机关的代表由全体公民在平等、直接的原则下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公民参选不受任何限制；候选人提出后，由选举委员会张榜公布，让全体选民讨论批评，决定取舍，并且针对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选举办法，如对不识字的选民采取“烙票法”“豆选法”，对一些识字的选民则采取“画杠法”“画圈法”。一些住在偏远山区的选民，因路途遥远，行动不便，选举工作人员就背着票箱挨家挨户到选民家中，切实保障了每一个人的民主权利。第一次得到民主权利的广大公民踊跃参加选举，1941年5月，荣成县的县、区、乡都成立了选举委员会，开展了普选工作，当时全县有7个区、51个乡、689个村，除敌占区和游击区外，共产党能控制42个乡、564个村。为了搞好普选的宣传工作，党组织将5月底至6月初定为“民主运动宣传周”。参加选举的人数占选民总数的82.9%，完成了510个村的普选，共选出乡、区两级参议员1039人，选出正副村长981人，其中女正副村长55人。[5]（P8）到1944年，大多数村政权已经过改造并实行了民主选举。滨海区工作基础好的村庄，能做到95%的选民参加选举，妇女参政者达78人，内有女村长4人。胶东根据地不但进行民主选举，还进行民主罢免。一些地方，群众主动罢免了不称职的政府官员，滨海专署行政委员王某某和沭水县的一名参议员，因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而被群众所罢免。[6]（P291）
（二）实行“三三制”原则，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在政权建设中，成立了胶东区临时参议会，实行了“三三制”原则，要求共产党员在竞选时，不超过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让给进步分子、中间分子竞选，特别是中间分子。党组织帮助真正能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人士竞选，因为他们是抗日的，赞成民主的。在一些不能实行选举的区域及因故没有当选之工商界巨子及士绅学者，聘请为参议员。[7]（P3）与此相配套，注意设置相应级别的代议、监督机构，完善了“三三制”民主政权。
胶东“三三制”原则的实施，使得胶东区行政公署各职能部门及所辖各海区专署的抗日政权组织机构也逐步发展起来。在胶东境内，逐步建立起从胶东区到4个海区（北海、东海、西海和南海）以及县、区、乡、村等六级完整的抗日政权体系。如1938年2月，中共蓬莱县委成功地领导了蓬莱县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建立起“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二路”（简称“三军二路”）；1939年10月，黄县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了民主政权。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使得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巩固，成为了坚持抗战的坚强堡垒。
（三）保护女权，提高妇女地位
针对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同志在给各级党组织的一封信中，指出了妇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妇女工作的重要性：“妇女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环，同志们努力吧，不可把这一环摈除于革命长链之外，或松了这一环。占半数的妇女要不参加革命，革命的成功是要增加极多的困难。中国妇女是受着两重压迫，一是帝国主义的剥削，一是封建的旧礼教制度。在组织妇女斗争时，要注意各地妇女受痛苦的不同性，农村中的妇女，她们的痛苦主要的是旧礼教，如包办婚姻、买卖婚姻、教育不平等、没有财产继承权、离婚的不自由、寡妇不能再嫁及丈夫姑翁等无理打骂。若开口教农村妇女革命，必不能得到她们的兴趣，一定要给她们组织妇女会，先与旧礼教斗争，然后再告诉她们仅仅妇女斗争，不与庞大的革命阵线联合起来，是不能得到决定的胜利的”。[4]（P101-102）
为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在1942年颁布的《中共第三区党委关于胶东区战时施政纲领》中第十项“保证女权，提高妇女地位，改善妇女生活”中指出：“甲、妇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完全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乙、实行一夫一妻制的自由婚姻，严禁重婚、蓄婢、纳妾、童养媳，以及早婚等恶习，并加强防范敌寇制造之淫风流入根据地；丙、严禁打胎、溺婴。加强产妇、儿童的保育设备，增进妇女、儿童的幸福；丁、严禁缠足，禁止虐待、侮辱妇女。”[4]（P198-199）《施政纲领》的颁布，大大提高了妇女的政治地位。
为解决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切实让农村妇女从家庭中走出来参加生产劳动，胶东抗日政府成立了农村合作社。合作社是革命战争中经济斗争的重要部分，是组织广大的农村经济适应战时的经济制度，目的是发展农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几年之内成立的合作社有600处以上，这不但提高了生产，并且便利了消费，在运销上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此外，组织生产小组1万余个，初步扫除了妇女从事生产的障碍，逐渐减少了层层的剥削。在普选中，广大妇女实现了参政、理政的权利。胶东区根据地共选出8名女区长、50名女乡长、655名女村长。[1]（P268）
三、关注民众疾苦，努力改善民生
对于群众的疾苦，胶东党组织都“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8]（P138）。
（一）实行“精兵简政”
在抗战困难时期，为了克服根据地的物质困难，解决战争期间机构庞大与根据地缩小的矛盾，以适应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胶东抗日根据地实行了精兵简政。1942年6月颁布的《胶东区战时施政纲领》提出，要“彻底精兵简政”[9]（P49）。1942年8月，胶东区行政主任公署发布《关于贯彻精兵简政二次确定各级政府编制的训令》。随后，胶东各地相继开展了精兵简政工作。1942年12月，根据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黄县县委、县政府开展了精兵简政运动。县委撤销了社会部、民运部，同时，裁减机关冗员。精简后的县政府机关有14名工作人员，县委机关只有7名工作人员。[5]（P8）精简下来的人员，或深入敌占区工作，或充实基层。1943年8月，胶东区委作出了《关于精兵简政工作的决定》，成立精兵简政委员会，要求精兵简政工作“确实做到与群众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下半年公粮负担减十分之二三”[10]（P187）。11月，胶东区委作出《关于更进一步地贯彻精兵简政的决定》，要求“减少现有脱产人员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同时达到军二民一的比例”，提出精简工作“必须贯彻到村”。[10]（P193）胶东区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不仅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渡过了抗战难关，尤其重要的是党政机关转变了工作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作风。 （二）进行减租减息
从维护群众利益和保障战时供给的角度出发，胶东抗日根据地十分重视减轻群众负担，改善民生。减租减息就是当时重要的举措之一。
胶东党组织严格执行抗日民主政权的统一战线政策，调整各阶级的关系，保护抗日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在当时情况下，最应该解决的就是农村中的土地问题。在胶东行政联合办事处成立后，制定了土地暂行条例并公布施行。其主要内容是：承认土地的私有权，确定典佃租种的正当关系。没收死心塌地、罪大恶极汉奸的土地。地主逃往敌区无人经营之土地，由政府代管，进行正确处理。奖励开垦庙地、社地，禁止地主对农民超经济的剥削，确定最高租额，为保障贫苦农民的利益，实行二五减租，即规定出租土地在15亩以上者减租25%。贷款利息规定不得超过1分5厘。根据各阶层不同的情况，实行财产所得累进税制，即贫农、中农纳税不超过所得的5%，富农不超过所得的10%，小地主不超过所得的15%，中地主不超过所得的30%，大地主不超过所得的35%。根据土地条例，抗日民主政权没收了大汉奸的土地。此外，还适当地整理了田赋，废除在田赋上各种剥削农民的田赋附加，废除征收田赋的中间人，实行了直接向政府缴赋制度，纠正不分土地好坏，全以地亩计算田赋的不合理现象。在征收田赋时，规定附加不得超过工税的一倍，对在投降派统治剥削下的地区，全部豁免田赋及附加，改善该地区人民的生活。[4]（P168-171）在黄金的生产和经营上，除抗日民主政权投资生产、经营黄金外，也鼓励私人开采，由政府收购。这些统战政策的实施，进一步调动了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经济的发展。
1939年12月，胶东区委成立了蓬黄掖行政联合办事处，统一领导蓬莱、黄县、掖县抗日民主政权，在其后颁布的施政方针中，将“适当地减租减息，优待抗属，救济灾民、难民”[10]（P105-106）作为要做的六件大事之一。1940年2月25日，《大众报》发表了胶东区委《关于目前胶东时局与党的任务的认识》的文章，提出了“认真执行减租减息与改善工人生活，扩大春耕运动”[10]（P111）的任务。1940年9月，北海专署发布《减租减息暂行办法》，规定“凡出租土地需按原价减租五分之一；抗战期间，地主不得收回或转租已出租的土地；贷款年息不得超过一分五厘”[10]（P122）。规定虽是如此，但实际上胶东的减租减息工作并未真正展开。
1942年5月，中共山东分局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强调实行“二五”减租。根据刘少奇关于减租减息的指示精神和山东分局的要求，中共胶东区委于6月13日专门召开减租减息讨论会，对减租减息的战略意义、过去减租减息的情况以及如何扶助农业生产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决定县以上党委撤销民运部，成立群众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党对群众工作的领导。之后，成立了胶东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工作指导委员会，由区委书记林浩等7人组成，各地县均成立了专门机构，由党政军民主要负责干部组成。7月，从胶东党政军机关及党校、抗大等单位抽调200名干部组成3个工作团，由区委宣传部部长吕明仁等率领，分赴文登县沙柳村和万家庄、牟海县第十区及牟平县昔垛山区进行试点工作。工作团下去后，与当地干部合编，由当地干部任正职，一律以农会身份出现，以树立地方干部与农会的威信。胶东区委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干部必须参加，每人最少要做一个村的“双减”工作。牟海县在第十区试点后，逐步在全县开展减租减息增资活动。例如冯家村，地主冯全堂有耕地120亩、房屋80间、山峦300亩，放高利贷1万元，年收息3600元。该村农民向其进行说理斗争后，减息1800元，雇工年工资提高到粮食600斤，还有小土布4匹、鞋4双。据统计，“1942年掖县开展减租斗争99次，减粮1.99万斤；开展减息斗争13次，减息5.82万元；还迫使地主向佃农退回被抽回的押地256亩。该县黄山区，对25户地主进行了减息斗争，共减大洋2677元、铜圆2050元；对22户地主进行了减租斗争，有133亩土地进行了双减；给125名雇工增加了工资，增资后的年最高工资（粮）680斤，最低工资（粮）300斤；在17个村子开展了借粮斗争，108户出粮户共出借粮食24，361斤，救济金1189元。”[1]（P265-266）
1943年11月7日，为贯彻中共中央10月1日发出的《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和山东分局贯彻“十一”指示的决定的精神，《大众报》发表区委书记林浩题为《深入到村，把减租减息和发动群众贯彻下去》的文章，强调在减租工作中要巩固群众的既得利益，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同时，要注意纠正与调整过去减租工作中的一切“左”的偏差，达到团结各阶层人民的目的。各海区开展了减租减息政策的查减工作。据1943年统计，牟海县共退租粮92，695公斤，1145亩的租地重新订立租约。栖霞、栖东、牙前县委还根据上级指示，发动农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如1943年下半年以来，栖霞、栖东两县党组织在对敌斗争的同时，在解放区深入进行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和反奸诉苦、反恶霸算旧账的斗争。
1944年下半年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深入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胶东区仅3个月就有4495个村庄实行了减租减息，减租土地6.4万余亩，减租粮280余万斤，退佃粮32万斤，订租约7000余份，减息1.7万余元。[6]（P280）据栖霞县1945年6月统计，全县4512户佃农，通过对1800户地主的斗争，共减租粮342.4万斤，并夺回地主过去多盘剥的租粮10.2万斤。[5]（P3）从1944年9月到1945年9月一年的时间里，胶东9914个村庄中，进行查减的6149个，占到了62%，其中查减彻底的村庄为2031个。通过减租减息和查减，减轻了农民负担，群众参加军队和民兵的热情高涨。
（三）扎根基层，做好社会服务工作
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为加强基层社会的治理，胶东各级参议会和政府根据人们的迫切要求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条例。如在1941年7月，胶东区发布《婚姻暂行条例》，1941年8月，发布《土地暂行条例》。1942年6月，颁布《胶东战时施政纲领》《征收救国公粮暂行办法》。在司法方面，抗日民主政府扬弃旧法，制定适合抗战、适合敌后人民要求的单行法，以保护各革命阶级的利益、保障人权、制裁非法行为。他们注重政治动员与教育说服，使人民自觉地遵守抗战革命纪律。处理司法案件，不只求形式上的合法，还要求实际上的合理。对犯人注重动员说服，反对严刑拷打，并改善犯人生活，肃清监狱中一切剥削敲诈的陋习，同时加强诱导感化教育，使其悔过自新。婚姻、土地、公粮、司法等条例的颁布，进一步团结了人民群众。 针对抗战中农民生活的困难，在1941年2月颁布的《胶东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施政纲领》中的第四条中指出：“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抗日情绪：甲、废除苛捐杂税；乙、实行公平合理负担；丙、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丁、实行减租减息；戊、救济灾难及失业民众；己、改善工人生活；庚、改善妇女生活；辛、实行贫富互济。”[4]（P155）在救济灾难、优待抗属方面，《胶东区行政联合办事处关于胶东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中指出：“（民国）二十八年即成立各级的灾难委员会，动员人民发扬互助互济的精神，发粮款救济。蓬黄掖之县政府拨款8000元，募集5726元，粮食25，452斤。（民国）二十九年上半年，发款764，945元，粮食17，855斤，救济了25，293人。（民国）二十九年下半年以后，政府为了增加救济力量，发扬人民的革命友爱，又开始了互济运动的号召，救济事业有了长足的进展。文登一个区就（取得了）借粮3780斤，借款14，062元的成绩。东海的灾难救济，据不完整的统计，粮食已达7，479，210斤以上，国币有1，966，956元。”[4]（P169-170）在优待抗日家属方面，“（民国）二十七年时北海专署就颁布了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免除了抗属的劳役，规定了抗属子弟免费入学。（民国）二十八年统计，全北海区共发优待粮1，837，197斤，优待金120，475元。黄县（民国）二十八年又发服装费1400元，迁移费1000元，年关救济费2000元。（民国）二十九年冬又发冬衣救济费18，000元，被10床，棉衣657件。各县都成立了义务收耕队。（民国）二十九年下半年的统计，就帮助收耕了25，927亩”。[4]（P169-170）
四、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8]（P139）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如果没有人民群众支持革命，不仅革命不可能成功，而且革命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群众是母亲、是靠山，革命斗争的胜利决定于群众；只有认真动员、组织基本群众，把抗战事业放在千百万有了觉悟、有了优势的群众的政治基础上，共产党、八路军才有依靠，才有战斗力，也才能胜利。
（一）广泛发动群众
抗战之初，为掀起全民族的抗战，党组织采取贴近群众的宣传手段，动员人民，宣传党的抗日战略方针，掀起全民族的抗日浪潮；要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必须进行“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11]（P480-481），把抗日战争的步骤和政策、纲领解释清楚。当时有许多人认为，农民思想的封建性、保守性特别浓厚，开展群众工作很困难。农民的保守性、封建性固然特别浓厚，但农民所受的痛苦，是一天紧似一天，对于帝国主义、国民党、豪绅的公开掠夺及种种剥削，已经达到不可忍耐的地步了。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必须解决他们的疾苦，发动全民抗战。胶东区委号召各级党组织、党员要时刻注意农民所受的压迫，紧紧地把握农民的情绪，不要失掉机会，要用灵活的各种方法把农民组织起来。胶东区委因地制宜开展各项工作，如苛捐来到就可抗捐，农民被债台高压就组织“反债团”，粮食被商业资本家垄断提高粮价，就可组织抢粮斗争，其他如组织“贫农会”“雇农会”等。在宣传方面要尽量攻破农民的旧道德性（有些农民说俺饿死也不能抢人家的东西），使农民彻底了解农民之穷，并不“由天”“由命”，而是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剥削，并告诉他们苏联及苏区的农民状况，鼓励他们的奋斗精神。
（二）开展拥政爱民活动
在1943年前后，为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胶东党组织还领导人民广泛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活动。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是中共中央制定的十大政策之一，是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项重要工作。胶东党政机关和军队拥政爱民的主要内容是：模范地执行政府法令，宣传、教育、组织群众，爱惜民力物力，减轻群众负担，保卫、帮助群众生产，遵守群众纪律，维护群众利益。地方拥军优属的主要内容是：开展拥军检察，订立拥军公约，担负战时勤务，为部队驻防提供便利，举行拥军大会和军民联欢，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慰劳部队，鼓励参军、支前。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推动了抗日斗争的顺利开展。许世友将军说：“山东人民就是用小车把我们从农村推到城市，从山东推到淮海，从淮海推过长江直至祖国的东南海疆。没有人民的支援，就没有人民军队的一切。”[12]（P2）
在抗战中，胶东广大人民群众是在国共两党的鲜明比较中，从开始认识党，到逐步相信党，再到义无反顾听党的话、坚定信念跟党走，最后共同筑起战胜敌人的钢铁长城、共同谱写了鱼水深情的光辉乐章。即东县某村一位分得土地的农民说：“过去我家里供着财神爷，年年烧香磕头，还是一个穷光蛋。是毛主席领导咱翻了身，现在有了房子有了地，俺就信毛主席、信共产党。”党的正确领导是人民支持、拥护的巨大动力。在抗战中，胶东人民为最后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人民为抢救、护理、运送、掩护八路军伤病员做出了无私奉献。他们把最好的房子让给伤病员住，把家中最好吃的给伤病员吃，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八路军伤病员。1938年9月，胶东妇女为抗日开展募捐活动，募集金银3万余两。1940年夏季三个月，据不完全统计，根据地妇女为八路军部队做军鞋72，433双、军袜25，960双，献毛巾7051条、背心6280个、棉被450床，献棉花500斤，做子弹袋2270条、口罩5000个、衬衣和衬裤410件、枪套85个，募捐慰劳30多万元，仅胶东区就有20多万元。胶东区群众还献黄金50多两，白银1.24万两。[6]（P86）
（三）树立清正廉洁形象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13]（P809）胶东党组织自成立之日起，就注意自身党的建设，尤其是在胶东特委机关的廉政建设方面，严惩贪污腐化，倡导民主，廉洁奉公，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的旧作风；强调干部的民主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了解群众疾苦，与群众打成一片，爱护群众、关心群众，从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同人民群众建立了亲密关系，努力做到廉洁奉公。 《胶东区战时施政纲领》规定：“建立廉洁的政府，肃清贪污腐化，严格民主纪律，惩治违法渎职分子。发扬民主作风，防止政权中新旧官僚主义的滋生，加强对人民的政治教育和动员说服，密切政权与人民的关系。”[9]（P47）尤其在整风运动中，胶东党组织开展民主检查会，发动区、村两级党员干部给县委领导提意见，重点整顿和克服党、政、军、民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分散主义、军阀残余作风和脱离群众、干部腐化等问题，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为配合廉政建设的开展，胶东党组织将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为此，胶东抗日根据地认真贯彻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提出“三个反对和三个树立”。第一，反对官僚主义的忘本意识，树立为广大群众办事的群众观念和战争观念。其内涵是，明确政权的性质既是抗日的又是反封建的，政权的任务既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又要推翻封建统治；明确民主的基本运动表现为民选政府运动；明确政权主要维护对抗日民主事业作出最大贡献的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也要照顾参加抗日的地主、资本家的利益；明确政务人员应深入群众、接近群众、通过群众，协助群众团体组织群众自愿自动，不要强迫，也不要“恩赐”。第二，反对官僚主义的统治权威思想，树立新民主主义的民主平等思想。其主要内涵是，在政府对人民方面，反对管教、统治人民的态度；在上级对下级方面，反对权威思想、等级观念、文牍主义、家长领导的态度；在下级对上级方面，反对“为上级服务，不为人民服务”和以职务分贵贱等级的态度；在个人对职责方面，反对计较个人地位前途和贪污腐化的态度。第三，反对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树立集体主义的整体观念。其内涵是，反对个人英雄主义、私情观念、享乐腐化思想以及独立主义、孤立主义作风。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风的建设，不只是提高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效率和威望，促进了抗日、民主事业的发展，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支具有民主思想和作风的公职人员队伍，为以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中坚力量。
在胶东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各级政府领导部门不断清除那些贪污腐化、违犯纪律的不称职的人员，纯洁了干部队伍。胶东特委8位书记全部都廉洁奉公，关心群众利益，其中有三位特委书记壮烈牺牲。1938年2月，雷神庙战斗打响胶东抗战第一枪，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之前他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写下这样的诗句：“铁躯铁棂披铁索，铁棂铁索奈我何？铁骨铮铮铁索断，铁鹰展翅铁窗破。铁人铁肩负道义，铁臂挥刀斩恶魔。铁流汇成铁长城，铁血装点锦山河”，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党员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无私服务，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
胶东党组织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党爱民，民爱党，同生死，共患难。可以说，胶东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座老房，都曾留下八路军将士的身影；每一寸土地，都曾流过烈士的鲜血；而人民群众以朴素的感情，博大的胸怀，惊人的壮举，全力支持人民子弟兵，他们为了抗战的目标相互支持，相互激励，共同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与自我牺牲，谱写了军民鱼水情的壮丽篇章。从胶东革命的星星之火，到胶东全面抗战的胜利，红旗之所以能够坚持不倒，高高飘扬，指引胶东人民克服一个个困难，渡过一道道险关，最终战胜凶恶的敌人，取得抗战的伟大胜利，这是因为党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结果。
胶东党组织通过以上一系列措施，使胶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妇女、文化教育、卫生、国际统一战线等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涵盖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基本领域，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进一步保障了群众权利，改善了民生，使党大大增强了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使得胶东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抗战高高飘扬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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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Japanese War in Eastern Shandong：
A Model of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Practice
YANG Fang， LI Wei （School of Marxism，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25， China）
Abstract ： Communist Party organization of Eastern Shandong conformed to the trend of the war and the people’s expectations. Economically， they developed agriculture and carrying out mass production. Politically， they set up the council at all levels， implemented “Three-Third System” Principle， promoted the direct election of the people， established a wide range of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raised the women’s status， and protected people’s democratic rights. Sociologically， they concerned about the sufferings of the people， put into effect the policy of “better troops and simpler administration”， carried out the reduction of rent and interest， served grass roots， and strived to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In self construction， extensive mobilization of the masses， carrying out activities of supporting the government and cherishing the people， they established a clean and honest image. In short， through a series of measures， Communist Party organization of Eastern Shandong pushed th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 in Eastern Shandong harmoniously， and kept the link between party and people as close as flesh and blood， which made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in Eastern Shandong to become a banner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Key Words ： Eastern Shandong ；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 anti-Japanese war
[责编校对：彭澜]
[关键词] 胶东；抗日根据地；革命
[基金项目] 2015年烟台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胶东红色文化建设研究（1921～1949）》（YTSK2015-018）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05-0073-08 [收稿日期] 2016-02-28
胶东，是山东红色革命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国进行红色革命较早的区域。早在1923年，胶东地区开始建立党组织。1937年7月之前，胶东地区有中共党员1840余名。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胶东的抗日民主政权不断建立，实力不断增强，胶东抗日根据地逐渐成为山东省建立最早、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形势最稳定的一块根据地，谱写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壮丽篇章。
一、发展农业经济，保障战时供给
为全面支持抗战、为抗战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胶东党组织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农业、改善民生的有力措施，排除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因素，使得胶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有力支撑了八年的抗战。
（一）保护农业生产
胶东广大农村是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大后方，搞好农业生产是战胜敌人的有力武器。自全面抗战以来，胶东抗日民主政权为了奠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更好地保护人民利益，以保护农业为一贯的主张，与敌寇投降派进行了无数次残酷斗争，如每次的夏收和秋收都从敌人的虎口里抢食，粉碎了日伪和投降派破坏农业的阴谋，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率，他们进行了扩大耕田运动，到1941年已开垦荒地一万余亩，并且消灭了熟荒，增加了耕地面积；在防除灾害方面，修河100余条，筑堤1000余里，掘井2万余眼，捕捉害兽5万余头、害鸟6万余只、害虫20余万斤，减少了自然灾害；为提高生产，建设了20多处农事试验田，研究实验农业，并积极地解决种子、肥料问题。到1941年用于农业的贷款已达100余万元，增加牲畜1万余头，并改造农具，提高了工作效率；在造林方面，植树100余万株，播种30余斤，造林50余处，建立苗圃35处，打下林业繁荣的基础；为适当调剂劳动力，党政军民机关给予农民普遍的助耕和收割，尤其是帮助抗属耕种与收割，与人民建立生产战线上的紧密关系，取得了光辉的业绩。自全面抗战到1941年以来，代耕、代割有30余万亩，同时，为解决劳动力的缺乏，动员广大妇女参加生产，涌现出无数的妇女劳动英雄，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扩大了农业生产力。
（二）开展大生产运动
胶东党组织一方面加强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的工作，管好集市贸易和金融市场，如加大北海币的发行量，排挤法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伪币，满足群众对货币流通的需求；另一方面重点搞好大生产运动。在1942年至1943年普遍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努力发展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和副业生产。有条件的县、区，创办了小型工厂、手工作坊，组织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1942年夏秋期间，荣成、栖霞、栖东等地党组织号召农民“生产发家，劳动致富”组织互助合作，开荒种田，发展生产。组织互助组、搿犋组等形式开荒、种地，增收粮食。据统计，荣成县在1942年组织常年互助组900个，共1.5万户，组织季节互助组1470个，共8820户，1943年，常年互助组发展到1800个，组织季节互助组发展到1.17万个；1945年上半年，除解放区和边缘区外，全部实行了互助生产。[1]（P266-267）同时，发动农民组织铁器、纺织、粉坊、油坊等合作社增加收入。在大生产运动中，施行劳武结合，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克服了物质困难，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改善了军民生活，为大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2]（P25）
二、实行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民主权利
抗战爆发后，原国民党地方政府人员或望风而逃，或投降日寇，面对广大乡村政权的权力真空，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建立各级行政机构，各级政府和行政人员由人民选举产生。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大大激发和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1939年12月1日，在胶东区党委领导下，按照统战政策建立的蓬黄掖行政联合办事处正式成立。1940年3月，山东宪政促进会胶东分会成立。3月25日，胶东区党委在《大众报》上发表《关于目前胶东时局与党的任务的认识》，提出：“要广泛开展宪政运动，力争民主政治，……为了彻底实行宪政，建立模范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首先要在民主地区内更进一步地大量地发动人民帮助政府实行宪政，作为胶东各县的模范。”[3]（P86）4月，胶东成立了统一抗日民主政权。在《胶东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施政纲领》中的第二条指出：“甲、开展宪政运动，实行民主政治，动员民众促进宪政实现；乙、保证人民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信仰之自由；丙、健全人民权力机关，成立各级参议会；丁、彻底实行人民直接选举；戊、澄清伪组织，厉行锄奸运动”。[4]（P153-154）《纲领》深刻地明确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方向和具体措施，对于促进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立县、区、乡参议会，实行人民直接选举
实行民主政治，不但要有合于民主的选举法，还要以合情、合理、合于民主的措施。在民选政府中，中共胶东党组织把普遍建立县、区、乡参议会，作为奠定胶东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作。参议会不仅是各地的民意机关，也是最高权力机关，有确定各地行政官吏、颁布地方性进步法规、审核预决算、监督当地的司法机关与指导地方武装部队的权力。人民群众在各级参议会中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权等四项权利，真正实行了人民的民主生活，使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生产上得到了充分的自由的发展。1942年6月成立的胶东区临时参议会，则是根据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省战工会）的指示，采取区域团体选举和聘请相结合的办法产生的。同年7月，胶东区行政联合办事处改建为胶东区行政主任公署，王文任主任。之后，胶东区普遍建立了从胶东区到各海区、县、区、乡各级参议会。在这方面，胶东的福山县走在了前列。1941年7月，福山抗日民主政府在栖霞县西下夼召开参议会，各界抗日民主人士及开明士绅参加会议，选举林纯之为参议长，王寅东为副参议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将全县划为八个工作区。各参议会的建立，激发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他们废除保甲制，改造村政权，民主运动如火如荼。 胶东各县、区、乡参议会建立后，胶东根据地政权建设转向了群众性的民主选举。选举是根据省战工会公布的选举条例和胶东区行政联合办事处制定的选举办法，有计划进行的。选举前进行了民选宣传、选民登记等工作。规定各级民意机关的代表由全体公民在平等、直接的原则下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公民参选不受任何限制；候选人提出后，由选举委员会张榜公布，让全体选民讨论批评，决定取舍，并且针对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选举办法，如对不识字的选民采取“烙票法”“豆选法”，对一些识字的选民则采取“画杠法”“画圈法”。一些住在偏远山区的选民，因路途遥远，行动不便，选举工作人员就背着票箱挨家挨户到选民家中，切实保障了每一个人的民主权利。第一次得到民主权利的广大公民踊跃参加选举，1941年5月，荣成县的县、区、乡都成立了选举委员会，开展了普选工作，当时全县有7个区、51个乡、689个村，除敌占区和游击区外，共产党能控制42个乡、564个村。为了搞好普选的宣传工作，党组织将5月底至6月初定为“民主运动宣传周”。参加选举的人数占选民总数的82.9%，完成了510个村的普选，共选出乡、区两级参议员1039人，选出正副村长981人，其中女正副村长55人。[5]（P8）到1944年，大多数村政权已经过改造并实行了民主选举。滨海区工作基础好的村庄，能做到95%的选民参加选举，妇女参政者达78人，内有女村长4人。胶东根据地不但进行民主选举，还进行民主罢免。一些地方，群众主动罢免了不称职的政府官员，滨海专署行政委员王某某和沭水县的一名参议员，因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而被群众所罢免。[6]（P291）
（二）实行“三三制”原则，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在政权建设中，成立了胶东区临时参议会，实行了“三三制”原则，要求共产党员在竞选时，不超过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让给进步分子、中间分子竞选，特别是中间分子。党组织帮助真正能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人士竞选，因为他们是抗日的，赞成民主的。在一些不能实行选举的区域及因故没有当选之工商界巨子及士绅学者，聘请为参议员。[7]（P3）与此相配套，注意设置相应级别的代议、监督机构，完善了“三三制”民主政权。
胶东“三三制”原则的实施，使得胶东区行政公署各职能部门及所辖各海区专署的抗日政权组织机构也逐步发展起来。在胶东境内，逐步建立起从胶东区到4个海区（北海、东海、西海和南海）以及县、区、乡、村等六级完整的抗日政权体系。如1938年2月，中共蓬莱县委成功地领导了蓬莱县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建立起“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二路”（简称“三军二路”）；1939年10月，黄县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了民主政权。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使得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巩固，成为了坚持抗战的坚强堡垒。
（三）保护女权，提高妇女地位
针对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同志在给各级党组织的一封信中，指出了妇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妇女工作的重要性：“妇女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环，同志们努力吧，不可把这一环摈除于革命长链之外，或松了这一环。占半数的妇女要不参加革命，革命的成功是要增加极多的困难。中国妇女是受着两重压迫，一是帝国主义的剥削，一是封建的旧礼教制度。在组织妇女斗争时，要注意各地妇女受痛苦的不同性，农村中的妇女，她们的痛苦主要的是旧礼教，如包办婚姻、买卖婚姻、教育不平等、没有财产继承权、离婚的不自由、寡妇不能再嫁及丈夫姑翁等无理打骂。若开口教农村妇女革命，必不能得到她们的兴趣，一定要给她们组织妇女会，先与旧礼教斗争，然后再告诉她们仅仅妇女斗争，不与庞大的革命阵线联合起来，是不能得到决定的胜利的”。[4]（P101-102）
为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在1942年颁布的《中共第三区党委关于胶东区战时施政纲领》中第十项“保证女权，提高妇女地位，改善妇女生活”中指出：“甲、妇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完全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乙、实行一夫一妻制的自由婚姻，严禁重婚、蓄婢、纳妾、童养媳，以及早婚等恶习，并加强防范敌寇制造之淫风流入根据地；丙、严禁打胎、溺婴。加强产妇、儿童的保育设备，增进妇女、儿童的幸福；丁、严禁缠足，禁止虐待、侮辱妇女。”[4]（P198-199）《施政纲领》的颁布，大大提高了妇女的政治地位。
为解决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切实让农村妇女从家庭中走出来参加生产劳动，胶东抗日政府成立了农村合作社。合作社是革命战争中经济斗争的重要部分，是组织广大的农村经济适应战时的经济制度，目的是发展农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几年之内成立的合作社有600处以上，这不但提高了生产，并且便利了消费，在运销上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此外，组织生产小组1万余个，初步扫除了妇女从事生产的障碍，逐渐减少了层层的剥削。在普选中，广大妇女实现了参政、理政的权利。胶东区根据地共选出8名女区长、50名女乡长、655名女村长。[1]（P268）
三、关注民众疾苦，努力改善民生
对于群众的疾苦，胶东党组织都“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8]（P138）。
（一）实行“精兵简政”
在抗战困难时期，为了克服根据地的物质困难，解决战争期间机构庞大与根据地缩小的矛盾，以适应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胶东抗日根据地实行了精兵简政。1942年6月颁布的《胶东区战时施政纲领》提出，要“彻底精兵简政”[9]（P49）。1942年8月，胶东区行政主任公署发布《关于贯彻精兵简政二次确定各级政府编制的训令》。随后，胶东各地相继开展了精兵简政工作。1942年12月，根据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黄县县委、县政府开展了精兵简政运动。县委撤销了社会部、民运部，同时，裁减机关冗员。精简后的县政府机关有14名工作人员，县委机关只有7名工作人员。[5]（P8）精简下来的人员，或深入敌占区工作，或充实基层。1943年8月，胶东区委作出了《关于精兵简政工作的决定》，成立精兵简政委员会，要求精兵简政工作“确实做到与群众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下半年公粮负担减十分之二三”[10]（P187）。11月，胶东区委作出《关于更进一步地贯彻精兵简政的决定》，要求“减少现有脱产人员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同时达到军二民一的比例”，提出精简工作“必须贯彻到村”。[10]（P193）胶东区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不仅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渡过了抗战难关，尤其重要的是党政机关转变了工作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作风。 （二）进行减租减息
从维护群众利益和保障战时供给的角度出发，胶东抗日根据地十分重视减轻群众负担，改善民生。减租减息就是当时重要的举措之一。
胶东党组织严格执行抗日民主政权的统一战线政策，调整各阶级的关系，保护抗日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在当时情况下，最应该解决的就是农村中的土地问题。在胶东行政联合办事处成立后，制定了土地暂行条例并公布施行。其主要内容是：承认土地的私有权，确定典佃租种的正当关系。没收死心塌地、罪大恶极汉奸的土地。地主逃往敌区无人经营之土地，由政府代管，进行正确处理。奖励开垦庙地、社地，禁止地主对农民超经济的剥削，确定最高租额，为保障贫苦农民的利益，实行二五减租，即规定出租土地在15亩以上者减租25%。贷款利息规定不得超过1分5厘。根据各阶层不同的情况，实行财产所得累进税制，即贫农、中农纳税不超过所得的5%，富农不超过所得的10%，小地主不超过所得的15%，中地主不超过所得的30%，大地主不超过所得的35%。根据土地条例，抗日民主政权没收了大汉奸的土地。此外，还适当地整理了田赋，废除在田赋上各种剥削农民的田赋附加，废除征收田赋的中间人，实行了直接向政府缴赋制度，纠正不分土地好坏，全以地亩计算田赋的不合理现象。在征收田赋时，规定附加不得超过工税的一倍，对在投降派统治剥削下的地区，全部豁免田赋及附加，改善该地区人民的生活。[4]（P168-171）在黄金的生产和经营上，除抗日民主政权投资生产、经营黄金外，也鼓励私人开采，由政府收购。这些统战政策的实施，进一步调动了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经济的发展。
1939年12月，胶东区委成立了蓬黄掖行政联合办事处，统一领导蓬莱、黄县、掖县抗日民主政权，在其后颁布的施政方针中，将“适当地减租减息，优待抗属，救济灾民、难民”[10]（P105-106）作为要做的六件大事之一。1940年2月25日，《大众报》发表了胶东区委《关于目前胶东时局与党的任务的认识》的文章，提出了“认真执行减租减息与改善工人生活，扩大春耕运动”[10]（P111）的任务。1940年9月，北海专署发布《减租减息暂行办法》，规定“凡出租土地需按原价减租五分之一；抗战期间，地主不得收回或转租已出租的土地；贷款年息不得超过一分五厘”[10]（P122）。规定虽是如此，但实际上胶东的减租减息工作并未真正展开。
1942年5月，中共山东分局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强调实行“二五”减租。根据刘少奇关于减租减息的指示精神和山东分局的要求，中共胶东区委于6月13日专门召开减租减息讨论会，对减租减息的战略意义、过去减租减息的情况以及如何扶助农业生产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决定县以上党委撤销民运部，成立群众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党对群众工作的领导。之后，成立了胶东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工作指导委员会，由区委书记林浩等7人组成，各地县均成立了专门机构，由党政军民主要负责干部组成。7月，从胶东党政军机关及党校、抗大等单位抽调200名干部组成3个工作团，由区委宣传部部长吕明仁等率领，分赴文登县沙柳村和万家庄、牟海县第十区及牟平县昔垛山区进行试点工作。工作团下去后，与当地干部合编，由当地干部任正职，一律以农会身份出现，以树立地方干部与农会的威信。胶东区委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干部必须参加，每人最少要做一个村的“双减”工作。牟海县在第十区试点后，逐步在全县开展减租减息增资活动。例如冯家村，地主冯全堂有耕地120亩、房屋80间、山峦300亩，放高利贷1万元，年收息3600元。该村农民向其进行说理斗争后，减息1800元，雇工年工资提高到粮食600斤，还有小土布4匹、鞋4双。据统计，“1942年掖县开展减租斗争99次，减粮1.99万斤；开展减息斗争13次，减息5.82万元；还迫使地主向佃农退回被抽回的押地256亩。该县黄山区，对25户地主进行了减息斗争，共减大洋2677元、铜圆2050元；对22户地主进行了减租斗争，有133亩土地进行了双减；给125名雇工增加了工资，增资后的年最高工资（粮）680斤，最低工资（粮）300斤；在17个村子开展了借粮斗争，108户出粮户共出借粮食24，361斤，救济金1189元。”[1]（P265-266）
1943年11月7日，为贯彻中共中央10月1日发出的《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和山东分局贯彻“十一”指示的决定的精神，《大众报》发表区委书记林浩题为《深入到村，把减租减息和发动群众贯彻下去》的文章，强调在减租工作中要巩固群众的既得利益，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同时，要注意纠正与调整过去减租工作中的一切“左”的偏差，达到团结各阶层人民的目的。各海区开展了减租减息政策的查减工作。据1943年统计，牟海县共退租粮92，695公斤，1145亩的租地重新订立租约。栖霞、栖东、牙前县委还根据上级指示，发动农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如1943年下半年以来，栖霞、栖东两县党组织在对敌斗争的同时，在解放区深入进行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和反奸诉苦、反恶霸算旧账的斗争。
1944年下半年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深入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胶东区仅3个月就有4495个村庄实行了减租减息，减租土地6.4万余亩，减租粮280余万斤，退佃粮32万斤，订租约7000余份，减息1.7万余元。[6]（P280）据栖霞县1945年6月统计，全县4512户佃农，通过对1800户地主的斗争，共减租粮342.4万斤，并夺回地主过去多盘剥的租粮10.2万斤。[5]（P3）从1944年9月到1945年9月一年的时间里，胶东9914个村庄中，进行查减的6149个，占到了62%，其中查减彻底的村庄为2031个。通过减租减息和查减，减轻了农民负担，群众参加军队和民兵的热情高涨。
（三）扎根基层，做好社会服务工作
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为加强基层社会的治理，胶东各级参议会和政府根据人们的迫切要求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条例。如在1941年7月，胶东区发布《婚姻暂行条例》，1941年8月，发布《土地暂行条例》。1942年6月，颁布《胶东战时施政纲领》《征收救国公粮暂行办法》。在司法方面，抗日民主政府扬弃旧法，制定适合抗战、适合敌后人民要求的单行法，以保护各革命阶级的利益、保障人权、制裁非法行为。他们注重政治动员与教育说服，使人民自觉地遵守抗战革命纪律。处理司法案件，不只求形式上的合法，还要求实际上的合理。对犯人注重动员说服，反对严刑拷打，并改善犯人生活，肃清监狱中一切剥削敲诈的陋习，同时加强诱导感化教育，使其悔过自新。婚姻、土地、公粮、司法等条例的颁布，进一步团结了人民群众。 针对抗战中农民生活的困难，在1941年2月颁布的《胶东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施政纲领》中的第四条中指出：“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抗日情绪：甲、废除苛捐杂税；乙、实行公平合理负担；丙、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丁、实行减租减息；戊、救济灾难及失业民众；己、改善工人生活；庚、改善妇女生活；辛、实行贫富互济。”[4]（P155）在救济灾难、优待抗属方面，《胶东区行政联合办事处关于胶东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中指出：“（民国）二十八年即成立各级的灾难委员会，动员人民发扬互助互济的精神，发粮款救济。蓬黄掖之县政府拨款8000元，募集5726元，粮食25，452斤。（民国）二十九年上半年，发款764，945元，粮食17，855斤，救济了25，293人。（民国）二十九年下半年以后，政府为了增加救济力量，发扬人民的革命友爱，又开始了互济运动的号召，救济事业有了长足的进展。文登一个区就（取得了）借粮3780斤，借款14，062元的成绩。东海的灾难救济，据不完整的统计，粮食已达7，479，210斤以上，国币有1，966，956元。”[4]（P169-170）在优待抗日家属方面，“（民国）二十七年时北海专署就颁布了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免除了抗属的劳役，规定了抗属子弟免费入学。（民国）二十八年统计，全北海区共发优待粮1，837，197斤，优待金120，475元。黄县（民国）二十八年又发服装费1400元，迁移费1000元，年关救济费2000元。（民国）二十九年冬又发冬衣救济费18，000元，被10床，棉衣657件。各县都成立了义务收耕队。（民国）二十九年下半年的统计，就帮助收耕了25，927亩”。[4]（P169-170）
四、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8]（P139）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如果没有人民群众支持革命，不仅革命不可能成功，而且革命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群众是母亲、是靠山，革命斗争的胜利决定于群众；只有认真动员、组织基本群众，把抗战事业放在千百万有了觉悟、有了优势的群众的政治基础上，共产党、八路军才有依靠，才有战斗力，也才能胜利。
（一）广泛发动群众
抗战之初，为掀起全民族的抗战，党组织采取贴近群众的宣传手段，动员人民，宣传党的抗日战略方针，掀起全民族的抗日浪潮；要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必须进行“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11]（P480-481），把抗日战争的步骤和政策、纲领解释清楚。当时有许多人认为，农民思想的封建性、保守性特别浓厚，开展群众工作很困难。农民的保守性、封建性固然特别浓厚，但农民所受的痛苦，是一天紧似一天，对于帝国主义、国民党、豪绅的公开掠夺及种种剥削，已经达到不可忍耐的地步了。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必须解决他们的疾苦，发动全民抗战。胶东区委号召各级党组织、党员要时刻注意农民所受的压迫，紧紧地把握农民的情绪，不要失掉机会，要用灵活的各种方法把农民组织起来。胶东区委因地制宜开展各项工作，如苛捐来到就可抗捐，农民被债台高压就组织“反债团”，粮食被商业资本家垄断提高粮价，就可组织抢粮斗争，其他如组织“贫农会”“雇农会”等。在宣传方面要尽量攻破农民的旧道德性（有些农民说俺饿死也不能抢人家的东西），使农民彻底了解农民之穷，并不“由天”“由命”，而是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剥削，并告诉他们苏联及苏区的农民状况，鼓励他们的奋斗精神。
（二）开展拥政爱民活动
在1943年前后，为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胶东党组织还领导人民广泛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活动。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是中共中央制定的十大政策之一，是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项重要工作。胶东党政机关和军队拥政爱民的主要内容是：模范地执行政府法令，宣传、教育、组织群众，爱惜民力物力，减轻群众负担，保卫、帮助群众生产，遵守群众纪律，维护群众利益。地方拥军优属的主要内容是：开展拥军检察，订立拥军公约，担负战时勤务，为部队驻防提供便利，举行拥军大会和军民联欢，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慰劳部队，鼓励参军、支前。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推动了抗日斗争的顺利开展。许世友将军说：“山东人民就是用小车把我们从农村推到城市，从山东推到淮海，从淮海推过长江直至祖国的东南海疆。没有人民的支援，就没有人民军队的一切。”[12]（P2）
在抗战中，胶东广大人民群众是在国共两党的鲜明比较中，从开始认识党，到逐步相信党，再到义无反顾听党的话、坚定信念跟党走，最后共同筑起战胜敌人的钢铁长城、共同谱写了鱼水深情的光辉乐章。即东县某村一位分得土地的农民说：“过去我家里供着财神爷，年年烧香磕头，还是一个穷光蛋。是毛主席领导咱翻了身，现在有了房子有了地，俺就信毛主席、信共产党。”党的正确领导是人民支持、拥护的巨大动力。在抗战中，胶东人民为最后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人民为抢救、护理、运送、掩护八路军伤病员做出了无私奉献。他们把最好的房子让给伤病员住，把家中最好吃的给伤病员吃，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八路军伤病员。1938年9月，胶东妇女为抗日开展募捐活动，募集金银3万余两。1940年夏季三个月，据不完全统计，根据地妇女为八路军部队做军鞋72，433双、军袜25，960双，献毛巾7051条、背心6280个、棉被450床，献棉花500斤，做子弹袋2270条、口罩5000个、衬衣和衬裤410件、枪套85个，募捐慰劳30多万元，仅胶东区就有20多万元。胶东区群众还献黄金50多两，白银1.24万两。[6]（P86）
（三）树立清正廉洁形象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13]（P809）胶东党组织自成立之日起，就注意自身党的建设，尤其是在胶东特委机关的廉政建设方面，严惩贪污腐化，倡导民主，廉洁奉公，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的旧作风；强调干部的民主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了解群众疾苦，与群众打成一片，爱护群众、关心群众，从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同人民群众建立了亲密关系，努力做到廉洁奉公。 《胶东区战时施政纲领》规定：“建立廉洁的政府，肃清贪污腐化，严格民主纪律，惩治违法渎职分子。发扬民主作风，防止政权中新旧官僚主义的滋生，加强对人民的政治教育和动员说服，密切政权与人民的关系。”[9]（P47）尤其在整风运动中，胶东党组织开展民主检查会，发动区、村两级党员干部给县委领导提意见，重点整顿和克服党、政、军、民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分散主义、军阀残余作风和脱离群众、干部腐化等问题，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为配合廉政建设的开展，胶东党组织将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为此，胶东抗日根据地认真贯彻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提出“三个反对和三个树立”。第一，反对官僚主义的忘本意识，树立为广大群众办事的群众观念和战争观念。其内涵是，明确政权的性质既是抗日的又是反封建的，政权的任务既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又要推翻封建统治；明确民主的基本运动表现为民选政府运动；明确政权主要维护对抗日民主事业作出最大贡献的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也要照顾参加抗日的地主、资本家的利益；明确政务人员应深入群众、接近群众、通过群众，协助群众团体组织群众自愿自动，不要强迫，也不要“恩赐”。第二，反对官僚主义的统治权威思想，树立新民主主义的民主平等思想。其主要内涵是，在政府对人民方面，反对管教、统治人民的态度；在上级对下级方面，反对权威思想、等级观念、文牍主义、家长领导的态度；在下级对上级方面，反对“为上级服务，不为人民服务”和以职务分贵贱等级的态度；在个人对职责方面，反对计较个人地位前途和贪污腐化的态度。第三，反对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树立集体主义的整体观念。其内涵是，反对个人英雄主义、私情观念、享乐腐化思想以及独立主义、孤立主义作风。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风的建设，不只是提高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效率和威望，促进了抗日、民主事业的发展，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支具有民主思想和作风的公职人员队伍，为以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中坚力量。
在胶东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各级政府领导部门不断清除那些贪污腐化、违犯纪律的不称职的人员，纯洁了干部队伍。胶东特委8位书记全部都廉洁奉公，关心群众利益，其中有三位特委书记壮烈牺牲。1938年2月，雷神庙战斗打响胶东抗战第一枪，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之前他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写下这样的诗句：“铁躯铁棂披铁索，铁棂铁索奈我何？铁骨铮铮铁索断，铁鹰展翅铁窗破。铁人铁肩负道义，铁臂挥刀斩恶魔。铁流汇成铁长城，铁血装点锦山河”，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党员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无私服务，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
胶东党组织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党爱民，民爱党，同生死，共患难。可以说，胶东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座老房，都曾留下八路军将士的身影；每一寸土地，都曾流过烈士的鲜血；而人民群众以朴素的感情，博大的胸怀，惊人的壮举，全力支持人民子弟兵，他们为了抗战的目标相互支持，相互激励，共同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与自我牺牲，谱写了军民鱼水情的壮丽篇章。从胶东革命的星星之火，到胶东全面抗战的胜利，红旗之所以能够坚持不倒，高高飘扬，指引胶东人民克服一个个困难，渡过一道道险关，最终战胜凶恶的敌人，取得抗战的伟大胜利，这是因为党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结果。
胶东党组织通过以上一系列措施，使胶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妇女、文化教育、卫生、国际统一战线等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涵盖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基本领域，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进一步保障了群众权利，改善了民生，使党大大增强了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使得胶东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抗战高高飘扬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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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Japanese War in Eastern Shandong：
A Model of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Practice
YANG Fang， LI Wei （School of Marxism，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25， China）
Abstract ： Communist Party organization of Eastern Shandong conformed to the trend of the war and the people’s expectations. Economically， they developed agriculture and carrying out mass production. Politically， they set up the council at all levels， implemented “Three-Third System” Principle， promoted the direct election of the people， established a wide range of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raised the women’s status， and protected people’s democratic rights. Sociologically， they concerned about the sufferings of the people， put into effect the policy of “better troops and simpler administration”， carried out the reduction of rent and interest， served grass roots， and strived to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In self construction， extensive mobilization of the masses， carrying out activities of supporting the government and cherishing the people， they established a clean and honest image. In short， through a series of measures， Communist Party organization of Eastern Shandong pushed th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 in Eastern Shandong harmoniously， and kept the link between party and people as close as flesh and blood， which made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in Eastern Shandong to become a banner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Key Words ： Eastern Shandong ；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 anti-Japanese war
[责编校对：彭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