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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以绿釉陶鸮尊为研究对象，从该器物出发，分析了汉代陶器造型艺术的材质、形态、色彩以及纹样，归纳了汉代陶器造型艺术符号性、装饰性以及文化性的特征，探讨了汉代陶器造型艺术在当代造型艺术中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汉代陶器；造型艺术；绿釉陶鸮尊
陶器是将黏土、陶土捏制成型后烧制的器具，是人类社会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陶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先秦时期，《礼记·月令》中便有“陶器必良，火齐必得”的记载。汉代陶器在我国漫长的陶器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是我国陶器继原始彩陶后又一个繁荣期。汉代陶器不仅继承了秦代陶器的形制特征与艺术风格，更扎根现实，既简朴古拙，注重反映社会生活，又充满活力之美[1]。汉代陶器在造型上独具一格，并涌现了许多标志性陶器，1990年出土于尹庄镇浊玉村的绿釉陶鸮尊就是其中之一。
绿釉陶鸮尊（图一）属汉代经典的陶器作品，于1990年在尹庄镇浊玉村出土。高18.5 cm，口径为6.7 cm。器壁厚0.9 cm。通体施以绿釉。鸮作蹲状，双目圆瞪，两耳直立，尖嘴内勾，两爪前露。通体羽毛清晰且丰满，形象逼真。头与身从颈部分开，头为尊盖，可作180°旋转，在旋转过程中造型不断发生变化。
一、汉代陶器造型艺术分析
（一）汉代陶器材质分析
材质是造型艺术的基础，所谓造型，就是在一定的材料上（如布、纸、木板、石、泥、金属等）以相应的表现手段创造的可视、静态的空间形象。陶器以泥为材质，是火与土的造物。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先民们便发现黏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并且在烧制后极为坚固，制陶工艺由此而生。制陶工艺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先民的生活水平，出土陶器的类型几乎涵盖了生活所需的各种物品。陶器除了具有实用价值外，还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不少陶器上均有精美的雕饰。汉代是陶器发展的重要时期，陶器的材质选择以及烧制工艺均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材质，呈现出精细化趋势。绿釉陶鸮尊以陶土烧制而成，分头、身两個部分，在烧制中采用泥条盘筑法。具体步骤为：先通过泥条盘旋堆砌形成陶器的外形，待陶坯阴干后，以卵石打磨，使陶器的表面更为光洁；待粗胎烧制完成后，再以细泥在粗胎上塑作，以刻画、模贴等方法处理羽毛等细节。独特的材质以及烧制工艺使得绿釉陶鸮尊能保存千年而不出现变形、分解的问题，可见，陶土有着其他材质难以比拟的理化性质和表现功能[2]。
（二）汉代陶器形态分析
汉代陶器形态极为多样，这和陶器多元的功能有很大的关系。汉代陶器的功能主要有以下几种。
（1）生产功能。古代社会的人面临着巨大的物质生产需求，生产是陶器的重要功能，如陶纺轮等。
（2）生活功能。汉代陶器在日常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如陶罐、陶尊、陶瓶、陶碗等。
（3）装饰功能。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陶器的装饰性特点日益鲜明，比如陶器上多雕刻有繁复的图案，如龙首纹、兽纹等，这表明了民族审美意识的发展。
（4）祭祀功能。陶器中有大量的祭祀功能器物。
汉代陶器各功能间具有很强的融合性，换言之，同一件陶器，可能兼有多种功能，如这件绿釉陶鸮尊。绿釉陶鸮尊是以鸮为形态的陶尊，既有生活功能，也有装饰功能。绿釉陶鸮尊的形态特征主要有两点：首先，形态逼真。绿釉陶鸮尊中的鸮作蹲状，双目圆瞪，两耳直立，尖嘴内勾，两爪前露，形态极为逼真，并且在细泥的塑造下，鸮的羽毛丰满且清晰，极具细节美；其次，富于变化。绿釉陶鸮尊的头与身从颈部分开，头为尊盖，可作180°旋转。自然界中鸮的头部可以旋转270°，绿釉陶鸮尊的制作参考了自然界中鸮的特点，具有造型多变的多重美感。
（三）汉代陶器色彩分析
原始社会时期，主要的陶器类型有泥质灰陶、灰黑陶、黑皮陶、褐陶四种，以灰陶和黑皮陶数量最多。以黑皮陶为例，其之所以被称为黑皮陶，是因为在烧制阶段，炉火熄灭后，会产生大量非常细小的炭屑，这些炭屑在高温的作用下会均匀地渗入陶器表面，从而形成一层薄薄的黑色陶衣。黑皮陶具有金属般的光泽，原始社会的炊煮器、盛贮器、酒水器等，均以黑皮陶为主。春秋战国以来，陶器烧制工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陶器色彩也更为多样化。汉代陶器颜色繁复，比如彩绘陶器。彩绘陶器是在烧制而成的陶器上用各种颜色描绘图案而形成的陶器。汉代彩绘陶器工艺继承自战国，并有所创新，但彩绘陶器色彩容易剥落，不易保存。施釉工艺的发展是汉代陶器色彩繁复的重要原因，如栗黄色加彩釉陶器、茶黄黑褐釉陶器等。绿釉陶鸮尊以绿色为底色，以铜作着色剂，属于铜绿釉。绿釉的化学属性决定了绿釉陶鸮尊在氧化气氛中呈绿色，在还原气氛中呈红色。绿釉陶鸮尊留存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绿色底色仍然清晰可见。
（四）汉代陶器纹样分析
汉代陶器有着丰富的纹样，其纹饰以几何纹居多，常见的直条纹、波浪纹、弦纹、鱼纹、菱形纹鸟纹是汉代陶器中最具代表性的纹饰。陶器中的鸟纹包括禽鸟纹、凤鸟纹等多种[4]，其中，尤以凤鸟纹最具代表性。从纹样的功能来看，陶器纹样要素多起装饰性的作用。汉代，民族审美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纹样要素能使器物更为美观，特别是在各类生活用陶器中，直条纹、波浪纹等的雕饰，使陶器具有了朴素的美感。从本质上看，陶器纹样要素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系统，每一种陶器纹样要素均能用符号的形式呈现出来。但不同于纯粹的形式上的符号，陶器纹样要素具有很强的表意性，不同的纹样、不同的图案均有着不同的寓意与寄托，这也是陶器纹样要素文化内涵的表现。绿釉陶鸮尊的纹样为鸟纹，通体羽毛丰满，有着独特的审美效果。
二、汉代陶器造型艺术特点
（一）符号性
符号学的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的奥古斯汀，他将符号视作“在这个事物加诸感觉的印象之外的某种事物。”文艺复兴以来，随着新的学科、思想的不断涌现，符号学与相关学科交叉融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894年，瑞典语言学家索绪尔首次提出符号学（Semeiology）的概念。索绪尔将符号分为符征、所指两个部分，前者指呈现出来的符号形式，后者则指符号背后所蕴藏的意义。索绪尔认为，符号自身并没有意义，符号的意义来自整个的社会文化系统。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双面体。能指即符号表现，或符号形式，是符号可感的一面；所指则为抽象的、不可感的符号内容。符号由人创造，是人为了实现传达意图或意指作用的创造物。人创造符号，并赋予符号内涵，最为典型的便是语言。汉代陶器造型艺术具有很强的符号性特征，是匠人围绕陶器而创造的符号系统。 （二）装饰性
图式构成是汉代陶器装饰性的重点内容，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图式”一词同时具有动词与名词两种词性。作为动词的“图式”，指的是在身体或物质的表面施加附属物，具有使物件美观的作用，是一种装饰方法，以审美表现为目标；而作为名词的“图式”，则指图式品，即在身体或物质的表面所加附属物的成品。汉代陶器造型艺术与图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并且形成具有汉代陶器特点的图式语言。因为汉代陶器制作者主要借助刻画、烧制、描绘等方法来呈现特定的形象，从而实现信息传达与交流的目标。从这个角度出发，汉代陶器造型艺术本身就可以用符号形式呈现，具有图式的特点。
（三）文化性
汉代陶器造型艺术的文化性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图腾文化。图腾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种文化现象，广泛存在于各民族文化中。绿釉陶鸮尊以鸮为塑造对象，体现了一种图腾崇拜。根据现代学者研究的成果，殷商族玄鸟图腾并非燕子，而是鸱鸮，它是商民族的生殖神、太阳神以及农业保护神。尽管在后世文化中，鸮成为邪恶的象征，但这种图腾文化仍然传承了下来；二是祭祀文化。祖宗崇拜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源自血缘宗亲关系，周代确立的宗法制度进一步强化了祖宗崇拜的影响。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孔子发展出“慎终追远”的思想。卡西尔也认为“中国是标准的祖先崇拜的国家”[5]。在古代社会，基层治理主要依靠宗族自治来实现，宗族自治与国家层面的治理具有同构性，而这也是家国情怀形成的主要因素。汉代陶器造型艺术具有很强的祭祀作用和文化功能，陶鸮尊亦代表一类多用于祭祀用的明器。
三、汉代陶器造型艺术在当代造型艺术发展中的意义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城市化、现代化、国际化程度日益提升，随之而来的则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危机，受现代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击，古代文化的处境日益艰难，大量古代文化资源濒临消亡的威胁。从古代文化的构成而言，主要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两大类，陶器中的造型艺术属于非物质文化，其不仅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其在当代造型艺术中的应用，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播与创新均有着重要的作用。就民族文化的保护而言，当前的民族文化保护中存在不少的问题，最典型的是保护方法匮乏。汉代陶器造型艺术在当代造型艺术中的应用，为民族文化的保护开辟了一条稳定可靠的途径，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乃至民族文化影响力的增强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其次，就民族文化的传播而言，传播是传承的核心方式，民族文化的广泛传播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从而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创造良好的环境。汉代陶器造型艺术在当代造型艺术中的应用，为提升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力提供了充分的條件。最后，就民族文化的创新而言，民族文化必须紧扣时代发展主题，做好必要的创新工作，才能不被时代淘汰。民族文化受文化惯性的影响，在创新中思维保守，很多时候难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而汉代陶器造型艺术在当代造型艺术中的应用，为民族文化的创新提供了新的路径。
四、结语
汉代是我国陶器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汉代陶器造型艺术更有着独特的魅力。对汉代陶器造型艺术，既要传承，也要有所创新，只有在陶器造型艺术史的发展中融入当代陶器制作艺术，才能实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成效。对此，学界一方面要加强对汉代陶器造型艺术的研究，另一方面也要将研究成果予以推广，实现汉代陶器造型艺术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参考文献
[1]沈玲，谭骏.浅探汉代陶瓷艺术的文化内涵[J].中国陶瓷，2009（1）：68-70.
[2]刘雅丽，贾黎威.浅谈陶瓷材质的内蕴美[J].景德镇陶瓷，2008（3）：9-10.
[3]王天艺.汉代复色低温铅釉陶器初探[J].考古与文物，2018（6）：78-88.
[4]李宥橙.灵禽类陶瓷雕塑造型艺术研究[D].景德镇：景德镇陶瓷大学，2018.
[5]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M].修订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关键词：汉代陶器；造型艺术；绿釉陶鸮尊
陶器是将黏土、陶土捏制成型后烧制的器具，是人类社会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陶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先秦时期，《礼记·月令》中便有“陶器必良，火齐必得”的记载。汉代陶器在我国漫长的陶器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是我国陶器继原始彩陶后又一个繁荣期。汉代陶器不仅继承了秦代陶器的形制特征与艺术风格，更扎根现实，既简朴古拙，注重反映社会生活，又充满活力之美[1]。汉代陶器在造型上独具一格，并涌现了许多标志性陶器，1990年出土于尹庄镇浊玉村的绿釉陶鸮尊就是其中之一。
绿釉陶鸮尊（图一）属汉代经典的陶器作品，于1990年在尹庄镇浊玉村出土。高18.5 cm，口径为6.7 cm。器壁厚0.9 cm。通体施以绿釉。鸮作蹲状，双目圆瞪，两耳直立，尖嘴内勾，两爪前露。通体羽毛清晰且丰满，形象逼真。头与身从颈部分开，头为尊盖，可作180°旋转，在旋转过程中造型不断发生变化。
一、汉代陶器造型艺术分析
（一）汉代陶器材质分析
材质是造型艺术的基础，所谓造型，就是在一定的材料上（如布、纸、木板、石、泥、金属等）以相应的表现手段创造的可视、静态的空间形象。陶器以泥为材质，是火与土的造物。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先民们便发现黏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并且在烧制后极为坚固，制陶工艺由此而生。制陶工艺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先民的生活水平，出土陶器的类型几乎涵盖了生活所需的各种物品。陶器除了具有实用价值外，还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不少陶器上均有精美的雕饰。汉代是陶器发展的重要时期，陶器的材质选择以及烧制工艺均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材质，呈现出精细化趋势。绿釉陶鸮尊以陶土烧制而成，分头、身两個部分，在烧制中采用泥条盘筑法。具体步骤为：先通过泥条盘旋堆砌形成陶器的外形，待陶坯阴干后，以卵石打磨，使陶器的表面更为光洁；待粗胎烧制完成后，再以细泥在粗胎上塑作，以刻画、模贴等方法处理羽毛等细节。独特的材质以及烧制工艺使得绿釉陶鸮尊能保存千年而不出现变形、分解的问题，可见，陶土有着其他材质难以比拟的理化性质和表现功能[2]。
（二）汉代陶器形态分析
汉代陶器形态极为多样，这和陶器多元的功能有很大的关系。汉代陶器的功能主要有以下几种。
（1）生产功能。古代社会的人面临着巨大的物质生产需求，生产是陶器的重要功能，如陶纺轮等。
（2）生活功能。汉代陶器在日常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如陶罐、陶尊、陶瓶、陶碗等。
（3）装饰功能。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陶器的装饰性特点日益鲜明，比如陶器上多雕刻有繁复的图案，如龙首纹、兽纹等，这表明了民族审美意识的发展。
（4）祭祀功能。陶器中有大量的祭祀功能器物。
汉代陶器各功能间具有很强的融合性，换言之，同一件陶器，可能兼有多种功能，如这件绿釉陶鸮尊。绿釉陶鸮尊是以鸮为形态的陶尊，既有生活功能，也有装饰功能。绿釉陶鸮尊的形态特征主要有两点：首先，形态逼真。绿釉陶鸮尊中的鸮作蹲状，双目圆瞪，两耳直立，尖嘴内勾，两爪前露，形态极为逼真，并且在细泥的塑造下，鸮的羽毛丰满且清晰，极具细节美；其次，富于变化。绿釉陶鸮尊的头与身从颈部分开，头为尊盖，可作180°旋转。自然界中鸮的头部可以旋转270°，绿釉陶鸮尊的制作参考了自然界中鸮的特点，具有造型多变的多重美感。
（三）汉代陶器色彩分析
原始社会时期，主要的陶器类型有泥质灰陶、灰黑陶、黑皮陶、褐陶四种，以灰陶和黑皮陶数量最多。以黑皮陶为例，其之所以被称为黑皮陶，是因为在烧制阶段，炉火熄灭后，会产生大量非常细小的炭屑，这些炭屑在高温的作用下会均匀地渗入陶器表面，从而形成一层薄薄的黑色陶衣。黑皮陶具有金属般的光泽，原始社会的炊煮器、盛贮器、酒水器等，均以黑皮陶为主。春秋战国以来，陶器烧制工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陶器色彩也更为多样化。汉代陶器颜色繁复，比如彩绘陶器。彩绘陶器是在烧制而成的陶器上用各种颜色描绘图案而形成的陶器。汉代彩绘陶器工艺继承自战国，并有所创新，但彩绘陶器色彩容易剥落，不易保存。施釉工艺的发展是汉代陶器色彩繁复的重要原因，如栗黄色加彩釉陶器、茶黄黑褐釉陶器等。绿釉陶鸮尊以绿色为底色，以铜作着色剂，属于铜绿釉。绿釉的化学属性决定了绿釉陶鸮尊在氧化气氛中呈绿色，在还原气氛中呈红色。绿釉陶鸮尊留存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绿色底色仍然清晰可见。
（四）汉代陶器纹样分析
汉代陶器有着丰富的纹样，其纹饰以几何纹居多，常见的直条纹、波浪纹、弦纹、鱼纹、菱形纹鸟纹是汉代陶器中最具代表性的纹饰。陶器中的鸟纹包括禽鸟纹、凤鸟纹等多种[4]，其中，尤以凤鸟纹最具代表性。从纹样的功能来看，陶器纹样要素多起装饰性的作用。汉代，民族审美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纹样要素能使器物更为美观，特别是在各类生活用陶器中，直条纹、波浪纹等的雕饰，使陶器具有了朴素的美感。从本质上看，陶器纹样要素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系统，每一种陶器纹样要素均能用符号的形式呈现出来。但不同于纯粹的形式上的符号，陶器纹样要素具有很强的表意性，不同的纹样、不同的图案均有着不同的寓意与寄托，这也是陶器纹样要素文化内涵的表现。绿釉陶鸮尊的纹样为鸟纹，通体羽毛丰满，有着独特的审美效果。
二、汉代陶器造型艺术特点
（一）符号性
符号学的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的奥古斯汀，他将符号视作“在这个事物加诸感觉的印象之外的某种事物。”文艺复兴以来，随着新的学科、思想的不断涌现，符号学与相关学科交叉融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894年，瑞典语言学家索绪尔首次提出符号学（Semeiology）的概念。索绪尔将符号分为符征、所指两个部分，前者指呈现出来的符号形式，后者则指符号背后所蕴藏的意义。索绪尔认为，符号自身并没有意义，符号的意义来自整个的社会文化系统。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双面体。能指即符号表现，或符号形式，是符号可感的一面；所指则为抽象的、不可感的符号内容。符号由人创造，是人为了实现传达意图或意指作用的创造物。人创造符号，并赋予符号内涵，最为典型的便是语言。汉代陶器造型艺术具有很强的符号性特征，是匠人围绕陶器而创造的符号系统。 （二）装饰性
图式构成是汉代陶器装饰性的重点内容，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图式”一词同时具有动词与名词两种词性。作为动词的“图式”，指的是在身体或物质的表面施加附属物，具有使物件美观的作用，是一种装饰方法，以审美表现为目标；而作为名词的“图式”，则指图式品，即在身体或物质的表面所加附属物的成品。汉代陶器造型艺术与图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并且形成具有汉代陶器特点的图式语言。因为汉代陶器制作者主要借助刻画、烧制、描绘等方法来呈现特定的形象，从而实现信息传达与交流的目标。从这个角度出发，汉代陶器造型艺术本身就可以用符号形式呈现，具有图式的特点。
（三）文化性
汉代陶器造型艺术的文化性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图腾文化。图腾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种文化现象，广泛存在于各民族文化中。绿釉陶鸮尊以鸮为塑造对象，体现了一种图腾崇拜。根据现代学者研究的成果，殷商族玄鸟图腾并非燕子，而是鸱鸮，它是商民族的生殖神、太阳神以及农业保护神。尽管在后世文化中，鸮成为邪恶的象征，但这种图腾文化仍然传承了下来；二是祭祀文化。祖宗崇拜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源自血缘宗亲关系，周代确立的宗法制度进一步强化了祖宗崇拜的影响。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孔子发展出“慎终追远”的思想。卡西尔也认为“中国是标准的祖先崇拜的国家”[5]。在古代社会，基层治理主要依靠宗族自治来实现，宗族自治与国家层面的治理具有同构性，而这也是家国情怀形成的主要因素。汉代陶器造型艺术具有很强的祭祀作用和文化功能，陶鸮尊亦代表一类多用于祭祀用的明器。
三、汉代陶器造型艺术在当代造型艺术发展中的意义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城市化、现代化、国际化程度日益提升，随之而来的则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危机，受现代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击，古代文化的处境日益艰难，大量古代文化资源濒临消亡的威胁。从古代文化的构成而言，主要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两大类，陶器中的造型艺术属于非物质文化，其不仅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其在当代造型艺术中的应用，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播与创新均有着重要的作用。就民族文化的保护而言，当前的民族文化保护中存在不少的问题，最典型的是保护方法匮乏。汉代陶器造型艺术在当代造型艺术中的应用，为民族文化的保护开辟了一条稳定可靠的途径，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乃至民族文化影响力的增强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其次，就民族文化的传播而言，传播是传承的核心方式，民族文化的广泛传播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从而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创造良好的环境。汉代陶器造型艺术在当代造型艺术中的应用，为提升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力提供了充分的條件。最后，就民族文化的创新而言，民族文化必须紧扣时代发展主题，做好必要的创新工作，才能不被时代淘汰。民族文化受文化惯性的影响，在创新中思维保守，很多时候难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而汉代陶器造型艺术在当代造型艺术中的应用，为民族文化的创新提供了新的路径。
四、结语
汉代是我国陶器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汉代陶器造型艺术更有着独特的魅力。对汉代陶器造型艺术，既要传承，也要有所创新，只有在陶器造型艺术史的发展中融入当代陶器制作艺术，才能实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成效。对此，学界一方面要加强对汉代陶器造型艺术的研究，另一方面也要将研究成果予以推广，实现汉代陶器造型艺术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参考文献
[1]沈玲，谭骏.浅探汉代陶瓷艺术的文化内涵[J].中国陶瓷，2009（1）：68-70.
[2]刘雅丽，贾黎威.浅谈陶瓷材质的内蕴美[J].景德镇陶瓷，2008（3）：9-10.
[3]王天艺.汉代复色低温铅釉陶器初探[J].考古与文物，2018（6）：78-88.
[4]李宥橙.灵禽类陶瓷雕塑造型艺术研究[D].景德镇：景德镇陶瓷大学，2018.
[5]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M].修订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