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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典籍英译是近年来翻译研究的重点，典籍英译中的译者主体性备受关注。林语堂翻译的汉语典籍《浮生六记》，在国内外影响较大，从文本分析的角度看，林语堂在英译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在语言逻辑调适、词语转换、追求艺术美等方面尤其突出，为其译文流畅自然、可读性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浮生六记》 林语堂 典籍英译
一、简介
林语堂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化学者，一生笔耕不辍，留下了大量自创及翻译作品。他出生于牧师家庭，受西方文化浸润，又求学于教会大学，外语造诣很高，加之国学功底深厚，因而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时显得驾轻就熟，不管是《生活的艺术》、《吾国与吾民》还是《浮生六记》，都在西方社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林语堂，对《浮生六记》中那对贫寒而历经坎坷的古代小夫妻的生活十分羡慕，他们抱着“布衣菜饭，可乐终身”的态度，伉俪情深，乐天知命，令林氏为之动容，特别是对于书中的女主人公“芸”，林语堂更是不吝赞美，称其为“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可爱的女子，因而发愿要将其译为英文”[1]，足见林语堂对待此翻译的态度。虽说《浮生六记》本身语言平白，但实际却经常有着文化障碍，要求译者充分发挥主动性，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否则在文化调适上出现问题，作品的接受程度势必会受影响。本文将探讨译者为了达成所愿，是怎样在汉英两种文化与语言间充分发挥自己的情思才智，以让西方读者也能获得跟他大致相同的观感的。
二、译者主体性及其对典籍翻译的指导意义
我国古代典籍卷帙浩繁，许多经典影响深远，将它们译介到西方，既可弘扬中华文化，又可增进西方对我国的了解。事实上，由政府组织的翻译行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开始，如当时的“熊猫丛书”，近几年的“大中华文库”等。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的主要译者陈安娜、葛浩文也受到了不少关注，进一步引发了大家关于中国典籍外译的思考。尽管有西方学者说“不能让中国人来做汉英翻译”[2]，但当前汉语典籍英译的主力仍是中国人，而且不乏许渊冲这样的大家，只是中国译者翻译的作品典籍，在国外大多效果不佳，杨宪益与戴乃迭的《红楼梦》译本在国内堪称经典，在西方却没有大卫·霍克斯的译本受欢迎，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笔者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内译者没有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他们在翻译时尽可能追求忠实，但往往因过于忠实而影响了最后的译文效果与接受程度。佐哈尔在论述文学的多元系统时指出，在弱势文化进入强势文化的过程中，弱势文化处在目标文化的边缘，通过改变才能逐步向文学系统的中心靠拢[3]，所以在典籍外译的过程中，首先应保证的是译本能进入目标文化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当目的语读者读到了感兴趣的中国典籍译本，哪怕不是很“忠实”，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全面的译介，在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不了解时，强行将典籍中的所有内容一字不漏地“打包”翻译，结果只能适得其反。所以，典籍外译，译者的主体性必不可少，适当改写在特定条件下是必要的。
翻译研究开始关注译者这个主体始于翻译界的“文化转向”，文化学派开始从多种角度对翻译进行阐释。国内外翻译研究者逐步认识到，译者虽然是“带着镣铐跳舞”，但并非没有一点主动性，要忠诚于原文及作者，但更重要的是要考虑翻译目的，如果只追求生硬的“忠实”标准，那么翻译效果就不会很好。另外，翻译的艺术特性，也使得译者自身要为了艺术美而充分发挥聪明才智，这对于文学作品尤其重要。国内对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晚至二十一世纪初，2003年，《中国翻译》连续发表多篇关于译者主体性的文章，在国内掀起了一阵翻译主体性研究的热潮。查明建，田雨（2003）指出，所谓翻译主体性，就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达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4]，这种自觉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审美的创造性正是译者主体性的突出体现。林氏对于翻译提出了三条标准，即“忠实，通顺和美”，其中不乏强调译者发挥主体作用的观点。具体到《浮生六记》，因为是文学作品，又是林语堂喜欢而极力推崇、想与西方读者分享的作品，在翻译过程中，其作为译者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体现。下面将从逻辑、词汇、艺术美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三、译者主体性及其在英译《浮生六记》中的体现
（一）增补逻辑断裂处
语言与文化息息相关，每种语言背后都暗含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译者必须深谙此道，充分发挥主体性，跨越文化鸿沟，最大限度地让译文向目的语读者靠拢。林语堂的英译《浮生六记》就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例如：
1.身一侧而不觉一按少妇之肩。旁有婢媪怒而起曰：“何物狂生，不法乃尔！”余欲为措词掩饰。芸见势恶，即脱帽翘足示之曰。
She casually leant over and touched the shoulder of a young woman. ...I attempted to explain and smooth the matter over， but the servants still scowled ominously on us， and seeing that the situation was desperate， Yun took off her cap and showed her feet.
原文中芸女扮男装随作者出游，下意识地按了一下少妇的肩膀，引起了其仆人的呵斥，作者想为之辩解，芸见情况越来越严重，就脱帽以真面目示人。细心的林语堂在翻译过程中发现“余欲为措词掩饰”和“芸见势恶”在逻辑思维上不够连贯，存在跳跃性，怎么会作者刚想为妻子解释，妻子就觉得情况不对，自亮身份呢？完整的过程应当是作者想要申辩，对方不依不饶，妻子见申辩不成，情况愈发严重才会如此。林语堂成功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在英语译文里增加了一句“那帮仆人仍然出言不逊”，自然地引出了后面芸的反应。为了照顾译者，林语堂的译者主体性发挥于此可见一斑。 （二）多种手段译词语
古代典籍中有不少古代独有的文化现象，体现在词语上，就是在目的语中找不到合适的对应词，多数译者的做法是要么删除，要么采用直译加注。林语堂作为古文英译的高手，在处理这些词语时体现了一个高明译者的素质，他综合运用了多种技巧和方法，使译文流畅易懂，但又没完全过滤掉原文所有的一些文化特色。
1.专有名词
专有名词在任何语言中都必不可少，翻译时，对于已经约定俗成的译法，大家会直接沿用，其他的要么删除，要么就采用英译加注的方法。林语堂综合采用了多种方法，例如马褂：（makua）、萧爽楼（Hsiaoshuanglou）采用了音译，宾香阁（Tower of My Guest’s Fragrance）采用了意译， 而千金 （thousand dollars）、番饼 （Mexican dollars）则采用了替代法。
林语堂没有拘泥于某一种方法，他根据自己的理解，有些音译，有些意译，有些则用西方读者熟悉的内容来替代，以帮助目的语读者进行理解。尽管这样可能被人认为是破坏了原文的文化特色，但是跨文化的翻译，很多时候是“不得已而为之”，何况林语堂的译本从效果上来说是成功的。
2.文化负载词
文化负载词在典籍英译中往往成为文化鸿沟，由于数量很多，过多地删节就失去了翻译的初衷，正如王佐良所说：“处理的是个别词，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要处理。”[5]有些人采用直译加注法，能比较忠实地翻译原文，但往往会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因为读者不得不时时停下来，所以高明的译者往往对其进行文本内的释义，这样类似于直译加注，但在形式上不会那么突兀生硬，便于译文流畅，可读性高。林语堂在这方面就做得很成功，例如：天孙 Grandson of Heaven；射覆为令 literary games in which the loser had to drink；三苏 the Su’s， father and sons；鸿案相庄 like Liang Hung and Meng Kuang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渭阳之谊 we are cousins。
这些词语，林语堂几乎全部采用了文本内释义的方法，“天孙”加了一条注释，以进一步说明七夕相会的文化习俗，“鸿案相庄”（指夫妻相敬如宾）和“渭阳之谊”（形容甥舅之间的关系）这样带有古代典故的词语，“三苏”、“射覆”等，林语堂都用简洁的关键词予以了解释。笔者认为关键词释义是译文化负载词的一个捷径，林语堂没有写出“三苏”是谁，只强调了是一家、父子关系，“渭阳之谊”也没有解释背后晋国公子重耳和秦穆公儿子的故事，更未费力解释“射覆”怎么玩，因为这些与文章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只需让读者明白这是一种相应的文化现象，不必字字对译，否则译文的可读性就会大大降低。对此，林语堂有着充分的认识，他采用的这种方式获得了国外读者积极的回应。
（三）妙笔追求艺术美
林语堂不仅是一位翻译实践家，还是一位理论家，他提出了“忠实、通顺、美”的翻译三原则，还特别强调了“美译”，即要十分注意译作的美感，特别是文学作品，翻译过去要能给人以美的感受，尽管他觉得真正的艺术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翻的[6]。也许正是基于此，林语堂在翻译《浮生六记》时，特别注意传递原文的美感。原文讲述的是古代一对平常夫妇诗酒游历的事情，有不少景色描写，林氏在翻译时更是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大胆展开想象，进行景物的重构，没有过多地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只求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美感。
（1）过石桥，进门折东……循级至亭心，周望极目可数里，炊烟四起，晚霞灿然。
林译：we passed a...one could look around for miles， where in the distance chimney smoke arose from the cottag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louds of rainbow.
这句话描述的是作者登山时看到的美景，前面部分，作者按照原文顺序译出，并没有多大改动和创造，但原文最后一句“炊烟四起，晚霞灿然”，两种景物并没有明显的联系，林语堂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情思，从中国画的整体感出发，进行了合理想象，加上一个“against”，将一上一下两种景物融合在一起，炊烟缥缈，背衬晚霞，烟霞一体，意境更美，令人叹服。
四、结语
《浮生六记》作为一部清代落魄文人抒写性灵的作品，原来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是很高，正是因了林语堂之功，这部清人家庭生活图卷得以名扬海内外。林氏在翻译过程中，一方面，注意西方语言的行文特点，追求简洁明了的行文，因而在翻译中注意调整句型结构，补足原文逻辑不够严密的地方。另一方面，对于古代典籍中的文化负载词，林语堂的译法丰富多彩，巧用关键词进行文本内解释，既充分保留了原文的文化特色，又维持了译文总体的流畅和可读性。他还充分坚持了自己关于文学作品翻译要求美的原则，在不违背翻译大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进行添加渲染，增强译文的文学美感。正是由于林语堂从这几个方面不断努力，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才使得《浮生六记》英译本具备了通顺、流畅，充满趣味和英语简洁的美感，因而在西方获得了较好的反响，这对于有志于从事汉语典籍英译的人士而言是一种很好的启发。
参考文献：
[1]沈复，著.林语堂，译.浮生六记[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6.
[2]许渊冲.典籍英译，中国可算一流[J].中国外语，2006：70-72.
[3]Munday，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 ledge，2001：163.
[4]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01）：19-24.
[5]王佐良.王佐良文集[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6]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本文系南昌工程学院2014年青年基金项目—“改写理论视角下的林语堂《英译重编传奇小说》研究”（项目编号：2014SK018）的系列成果之一。
关键词： 《浮生六记》 林语堂 典籍英译
一、简介
林语堂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化学者，一生笔耕不辍，留下了大量自创及翻译作品。他出生于牧师家庭，受西方文化浸润，又求学于教会大学，外语造诣很高，加之国学功底深厚，因而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时显得驾轻就熟，不管是《生活的艺术》、《吾国与吾民》还是《浮生六记》，都在西方社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林语堂，对《浮生六记》中那对贫寒而历经坎坷的古代小夫妻的生活十分羡慕，他们抱着“布衣菜饭，可乐终身”的态度，伉俪情深，乐天知命，令林氏为之动容，特别是对于书中的女主人公“芸”，林语堂更是不吝赞美，称其为“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可爱的女子，因而发愿要将其译为英文”[1]，足见林语堂对待此翻译的态度。虽说《浮生六记》本身语言平白，但实际却经常有着文化障碍，要求译者充分发挥主动性，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否则在文化调适上出现问题，作品的接受程度势必会受影响。本文将探讨译者为了达成所愿，是怎样在汉英两种文化与语言间充分发挥自己的情思才智，以让西方读者也能获得跟他大致相同的观感的。
二、译者主体性及其对典籍翻译的指导意义
我国古代典籍卷帙浩繁，许多经典影响深远，将它们译介到西方，既可弘扬中华文化，又可增进西方对我国的了解。事实上，由政府组织的翻译行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开始，如当时的“熊猫丛书”，近几年的“大中华文库”等。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的主要译者陈安娜、葛浩文也受到了不少关注，进一步引发了大家关于中国典籍外译的思考。尽管有西方学者说“不能让中国人来做汉英翻译”[2]，但当前汉语典籍英译的主力仍是中国人，而且不乏许渊冲这样的大家，只是中国译者翻译的作品典籍，在国外大多效果不佳，杨宪益与戴乃迭的《红楼梦》译本在国内堪称经典，在西方却没有大卫·霍克斯的译本受欢迎，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笔者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内译者没有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他们在翻译时尽可能追求忠实，但往往因过于忠实而影响了最后的译文效果与接受程度。佐哈尔在论述文学的多元系统时指出，在弱势文化进入强势文化的过程中，弱势文化处在目标文化的边缘，通过改变才能逐步向文学系统的中心靠拢[3]，所以在典籍外译的过程中，首先应保证的是译本能进入目标文化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当目的语读者读到了感兴趣的中国典籍译本，哪怕不是很“忠实”，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全面的译介，在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不了解时，强行将典籍中的所有内容一字不漏地“打包”翻译，结果只能适得其反。所以，典籍外译，译者的主体性必不可少，适当改写在特定条件下是必要的。
翻译研究开始关注译者这个主体始于翻译界的“文化转向”，文化学派开始从多种角度对翻译进行阐释。国内外翻译研究者逐步认识到，译者虽然是“带着镣铐跳舞”，但并非没有一点主动性，要忠诚于原文及作者，但更重要的是要考虑翻译目的，如果只追求生硬的“忠实”标准，那么翻译效果就不会很好。另外，翻译的艺术特性，也使得译者自身要为了艺术美而充分发挥聪明才智，这对于文学作品尤其重要。国内对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晚至二十一世纪初，2003年，《中国翻译》连续发表多篇关于译者主体性的文章，在国内掀起了一阵翻译主体性研究的热潮。查明建，田雨（2003）指出，所谓翻译主体性，就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达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4]，这种自觉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审美的创造性正是译者主体性的突出体现。林氏对于翻译提出了三条标准，即“忠实，通顺和美”，其中不乏强调译者发挥主体作用的观点。具体到《浮生六记》，因为是文学作品，又是林语堂喜欢而极力推崇、想与西方读者分享的作品，在翻译过程中，其作为译者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体现。下面将从逻辑、词汇、艺术美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三、译者主体性及其在英译《浮生六记》中的体现
（一）增补逻辑断裂处
语言与文化息息相关，每种语言背后都暗含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译者必须深谙此道，充分发挥主体性，跨越文化鸿沟，最大限度地让译文向目的语读者靠拢。林语堂的英译《浮生六记》就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例如：
1.身一侧而不觉一按少妇之肩。旁有婢媪怒而起曰：“何物狂生，不法乃尔！”余欲为措词掩饰。芸见势恶，即脱帽翘足示之曰。
She casually leant over and touched the shoulder of a young woman. ...I attempted to explain and smooth the matter over， but the servants still scowled ominously on us， and seeing that the situation was desperate， Yun took off her cap and showed her feet.
原文中芸女扮男装随作者出游，下意识地按了一下少妇的肩膀，引起了其仆人的呵斥，作者想为之辩解，芸见情况越来越严重，就脱帽以真面目示人。细心的林语堂在翻译过程中发现“余欲为措词掩饰”和“芸见势恶”在逻辑思维上不够连贯，存在跳跃性，怎么会作者刚想为妻子解释，妻子就觉得情况不对，自亮身份呢？完整的过程应当是作者想要申辩，对方不依不饶，妻子见申辩不成，情况愈发严重才会如此。林语堂成功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在英语译文里增加了一句“那帮仆人仍然出言不逊”，自然地引出了后面芸的反应。为了照顾译者，林语堂的译者主体性发挥于此可见一斑。 （二）多种手段译词语
古代典籍中有不少古代独有的文化现象，体现在词语上，就是在目的语中找不到合适的对应词，多数译者的做法是要么删除，要么采用直译加注。林语堂作为古文英译的高手，在处理这些词语时体现了一个高明译者的素质，他综合运用了多种技巧和方法，使译文流畅易懂，但又没完全过滤掉原文所有的一些文化特色。
1.专有名词
专有名词在任何语言中都必不可少，翻译时，对于已经约定俗成的译法，大家会直接沿用，其他的要么删除，要么就采用英译加注的方法。林语堂综合采用了多种方法，例如马褂：（makua）、萧爽楼（Hsiaoshuanglou）采用了音译，宾香阁（Tower of My Guest’s Fragrance）采用了意译， 而千金 （thousand dollars）、番饼 （Mexican dollars）则采用了替代法。
林语堂没有拘泥于某一种方法，他根据自己的理解，有些音译，有些意译，有些则用西方读者熟悉的内容来替代，以帮助目的语读者进行理解。尽管这样可能被人认为是破坏了原文的文化特色，但是跨文化的翻译，很多时候是“不得已而为之”，何况林语堂的译本从效果上来说是成功的。
2.文化负载词
文化负载词在典籍英译中往往成为文化鸿沟，由于数量很多，过多地删节就失去了翻译的初衷，正如王佐良所说：“处理的是个别词，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要处理。”[5]有些人采用直译加注法，能比较忠实地翻译原文，但往往会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因为读者不得不时时停下来，所以高明的译者往往对其进行文本内的释义，这样类似于直译加注，但在形式上不会那么突兀生硬，便于译文流畅，可读性高。林语堂在这方面就做得很成功，例如：天孙 Grandson of Heaven；射覆为令 literary games in which the loser had to drink；三苏 the Su’s， father and sons；鸿案相庄 like Liang Hung and Meng Kuang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渭阳之谊 we are cousins。
这些词语，林语堂几乎全部采用了文本内释义的方法，“天孙”加了一条注释，以进一步说明七夕相会的文化习俗，“鸿案相庄”（指夫妻相敬如宾）和“渭阳之谊”（形容甥舅之间的关系）这样带有古代典故的词语，“三苏”、“射覆”等，林语堂都用简洁的关键词予以了解释。笔者认为关键词释义是译文化负载词的一个捷径，林语堂没有写出“三苏”是谁，只强调了是一家、父子关系，“渭阳之谊”也没有解释背后晋国公子重耳和秦穆公儿子的故事，更未费力解释“射覆”怎么玩，因为这些与文章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只需让读者明白这是一种相应的文化现象，不必字字对译，否则译文的可读性就会大大降低。对此，林语堂有着充分的认识，他采用的这种方式获得了国外读者积极的回应。
（三）妙笔追求艺术美
林语堂不仅是一位翻译实践家，还是一位理论家，他提出了“忠实、通顺、美”的翻译三原则，还特别强调了“美译”，即要十分注意译作的美感，特别是文学作品，翻译过去要能给人以美的感受，尽管他觉得真正的艺术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翻的[6]。也许正是基于此，林语堂在翻译《浮生六记》时，特别注意传递原文的美感。原文讲述的是古代一对平常夫妇诗酒游历的事情，有不少景色描写，林氏在翻译时更是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大胆展开想象，进行景物的重构，没有过多地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只求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美感。
（1）过石桥，进门折东……循级至亭心，周望极目可数里，炊烟四起，晚霞灿然。
林译：we passed a...one could look around for miles， where in the distance chimney smoke arose from the cottag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louds of rainbow.
这句话描述的是作者登山时看到的美景，前面部分，作者按照原文顺序译出，并没有多大改动和创造，但原文最后一句“炊烟四起，晚霞灿然”，两种景物并没有明显的联系，林语堂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情思，从中国画的整体感出发，进行了合理想象，加上一个“against”，将一上一下两种景物融合在一起，炊烟缥缈，背衬晚霞，烟霞一体，意境更美，令人叹服。
四、结语
《浮生六记》作为一部清代落魄文人抒写性灵的作品，原来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是很高，正是因了林语堂之功，这部清人家庭生活图卷得以名扬海内外。林氏在翻译过程中，一方面，注意西方语言的行文特点，追求简洁明了的行文，因而在翻译中注意调整句型结构，补足原文逻辑不够严密的地方。另一方面，对于古代典籍中的文化负载词，林语堂的译法丰富多彩，巧用关键词进行文本内解释，既充分保留了原文的文化特色，又维持了译文总体的流畅和可读性。他还充分坚持了自己关于文学作品翻译要求美的原则，在不违背翻译大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进行添加渲染，增强译文的文学美感。正是由于林语堂从这几个方面不断努力，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才使得《浮生六记》英译本具备了通顺、流畅，充满趣味和英语简洁的美感，因而在西方获得了较好的反响，这对于有志于从事汉语典籍英译的人士而言是一种很好的启发。
参考文献：
[1]沈复，著.林语堂，译.浮生六记[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6.
[2]许渊冲.典籍英译，中国可算一流[J].中国外语，2006：70-72.
[3]Munday，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 ledge，2001：163.
[4]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01）：19-24.
[5]王佐良.王佐良文集[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6]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本文系南昌工程学院2014年青年基金项目—“改写理论视角下的林语堂《英译重编传奇小说》研究”（项目编号：2014SK018）的系列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