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芜湖路72号，松柏森森，绿树掩映。临水处，绿道纵横，老人练着太极，跑步、品茶者的闲情逸致在盈盈莲荷的映衬下几多雅致。这是合肥的“中央公园”，在当地人心中，这座园林虽为传奇清官、合肥老乡包拯而建，但她并不超然出尘，而是藏于烟火、植于民心，犹如包河水润物无声，将包拯的德行化为代代相继的文化。
　　1062年7月3日，包拯驾鹤西去，宋仁宗敬他是大孝之人且为官严肃、铁面无私，赐谥号“孝肃”。明弘治元年（1488年），时任庐州（今合肥）太守宋克明在包河一个叫香花墩的沙洲上，兴建“包公书院”，传说包拯少年时曾在此地读书格物。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朝廷御史杨瞻重修“包公书院”，定名为“包公祠”。
　　清光绪八年（1882年）的一天，一群匠人来到因战乱而破败的包公祠，雕梁画栋，瞬间土石横飞。这一年，包拯的同乡也是他的崇拜者李鸿章因母亲去世，返庐州守孝，捐资重修包公祠。两年后，李鸿章在天津撰写《重修包孝肃公祠记》，“公之清风介节，举世已奉如神明;其精神气象，至今尚仿佛于村氓、野老、孺子之口”，写到最后，用情至深，不禁潸然泪下。

“包家祠堂李家修”

　　“孝肃祠边古树森，小桥一曲倚城阴。清溪流出荷花水，犹是龙图不染心。”清代思想家宋衡拜谒包公祠后，赋诗描述包公祠的环境。今天，时空仿佛达成了无缝对接。步入大门，“忠贤将相，道德名家”八個大字映入眼帘。正堂内，檀香气扑鼻而来，青烟氤氲中，香炉的正面浮雕着“色正芒寒”四个金色大字显得更为肃静。
　　李鸿章重修包公祠时，本来计划写一匾额放置于祠堂中心位置。不料，因忙于公事，不得不提前结束守制，这时，时任湖广总督、因丧母依旧居家守孝的兄长李瀚章捷足先登，挂上自己题写的“色正芒寒”的横匾。
　　兄长先行李鸿章自然相让，却又不想失去了在偶像祠堂内打卡留念的机会，方才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写出《重修包孝肃公祠记》，刻石于祠后。因此，当地人有个说法，“包家祠堂李家修”。
　　从包公祠往东，荷莲芬芳中，一座六角亭矗立水边，内有一“廉泉”古井，清泉至今不绝。李鸿章的侄孙、光绪年间举人李国稀撰写的《香花墩井亭记》记载：昔日有一太守游览至此，因天气炎热，喝此井水，即头痛不止。原来这个太守是一贪官，因此，人们称此井水为廉泉，“不廉者饮此头痛欤”。这口井，寄托着人们对赃官的嫉恨和对包拯清廉品质的敬畏，也见证了包家和李家深厚的文脉渊源。
　　时光荏苒，到1949年4月2日，渡江战役前夕，邓小平和陈毅在蚌埠火车站登上一节“闷罐车厢”，驶向合肥。在合肥的间隙，他们抽空在时任中共皖北区委书记曾希圣等的陪同下，匆匆游览了包公祠。1960年2月，邓小平再次来到包公祠，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陪同邓小平，详细介绍包公的故事和园区的建设情况。
　　说起来，邓小平颇有“包公情缘”，上世纪30年代初他出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冒着风险，深入城乡调查研究，查清了李添富乱肃“社会民主党”的真相及恶果，让300多名无辜被关押者幸免于难。干部、群众无不拍手称赞邓小平是“包公再世”。
　　包公园一名负责人介绍，1979年邓小平说过，“旅游赚了钱可以拿出一些来搞城市建设！”这给了园区打造“包公桑梓地、千年正气园”的品牌诸多启发。1999年，为纪念包公千年诞辰，合肥市重新规划建设了包公文化园，新建了清风阁、浮庄等建筑，升级为拜谒先贤、观赏游览的园林。2010年包公园被中央纪委命名为首批全国廉政教育基地。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哎，我们那儿的父母官，贪污、不作为！”
　　“别怕，你回他一句话吓吓他，‘小心包弹弹你’，倍儿管用。”
　　穿越回北宋市井，有一段时间，这样的对话稀松平常。为何？先从包公祠内的包公全身像石刻说起。
　　石刻上的包拯头戴乌纱帽，身着紫罗袍，脚蹬粉底靴，白脸长须，神情刚毅。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广东督学徐琪在包家后代的家中看到了这幅画像，于是请工匠以包拯的画像为范本，临摹刻在包公祠的石碑之上，挥毫写下：“岩岩我公，铁中之钢。危言鲠论，烈如秋霜。”
　　古代穿紫罗袍的人，都是国家三品以上的高官。结合画中评语，这幅肖像显然是做谏官时的包拯。
　　天圣五年（1027年），包拯中进士，却为了尽孝做了十多年宅男。父母去世后，包拯在双亲墓旁筑起草庐，守丧期满仍不肯离去。最后经人劝说下终于出仕，在安徽的天长县当一把手，后被提拔为大理寺丞、知端州（今广东肇庆）。
　　彼时，端州出现大疫，包拯调查发现，百姓主要饮用的西江和沥湖水质差，是致病源之一。于是，他带领随从和百姓在城内凿出七口水井，缓解市民用水之苦。后人将这七口井称为“包公井”。

　　端州盛产名砚“端砚”，每年砚民须向皇帝进贡，历任知州总是多加收砚台，以此贿赂京官。包拯上任之后，下令贡品端砚不多收任何一块。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端砚一事让包拯气愤不已，那天晚上，他难以抑制对贪官污吏的憎恶情绪，灯下挥毫奋书作《书端州郡斋壁》，力透纸背，这是包拯生平留下的唯一一首诗。三年后包拯离任，当地砚工私下精心制作了一方端砚赠于包拯，他断然拒绝。 　　包公墓展览馆中，有一枚高2厘米、长宽约20厘米的灰黑色砚台，出土于合肥市东郊大兴集的包拯家族墓群中，为包拯次子包绶所有。
　　原来，包拯离世前，留下“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的家训，并把所有遗产留给包绶。包绶墓中出土的这块砚台质地粗糙，显然不是精致的端砚，这也见证了史料记载的包拯“不带一砚归”的美谈。包拯在端州廉洁有为的故事在京城官民中口耳相传，这段从政经历为他日后晋升朝中枢要起到了关键作用。
　　皇祐二年（1050年），包拯出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当时，仁宗皇帝跟张贵妃打得火热。张贵妃的叔父张尧佐无德无能，靠裙带关系从七品县令被火箭式提拔为开封知府，更是以“国丈”自居，作威作福。没过多久，仁宗又在张贵妃的枕边风下，提张尧佐为三司使，掌管国家财政。
　　一次，朝会结束后，包拯留下百官和仁宗“廷诤”。他黑着一张脸，情绪激动，说话的唾沫星子都溅到仁宗脸上了。仁宗悻悻然退朝后，直奔后宫告诉张贵妃：有包拯在，不仅提拔你叔父为宣徽使的计划泡汤了，这个三司使他也当不下去了。张尧佐就此下课，后被赏了个虚职。
　　可以说，仁宗与包拯维系起明君贤臣的典范關系，不仅惹李鸿章眼红，宋代以降，天下文士无不推崇之。
　　司马光在《涑水纪闻》里记载了包拯任庐州知州时的往事。包拯的大儿子叫包繶，二十岁时患上重病不幸去世，包拯思念儿子，请求朝廷调自己到离家乡较近的州郡当官。古时官员回避原籍制度异常严苛，但仁宗对包卿家一万个放心，将其调回老家庐州任知州。
　　包拯的亲朋故旧以为可得其庇护，仗势欺人。包拯决定大义灭亲，以儆效尤。正好遇到有一从舅犯法，包拯在公堂上依法责挞，自此以后，亲旧皆屏息收敛，不敢胡作非为。

“两个包公传千古”

　　合肥人有个说法，“两个包公传千古”。一个是有着“黑脸月牙”的超级英雄，另一个是身高一米六的刚烈白面书生。
　　在包公园工作了十多年的解说员宋晓嘉，幼时跟着长辈看包公戏、听包公故事，那会儿对包公的印象是身材魁梧、黑面长髯。随着对包公的了解，她看到了包拯刚正不阿背后，是对家人、社稷的温暖。
　　祠内的包公浮雕，蹙眉平视，威严正气，却没有妇孺皆知的黑脸月牙特征。宋晓嘉介绍，关于包拯的面容，史籍上有“面目清秀，白脸长须”的记载，这个浮雕是按照相关史料记载所制。雕像左边，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分别陈列，其实，《铡美案》等戏剧都是虚构的，包拯也从未做过开封府尹。
　　当时规定，非亲王负责开封府的，最高职位是权知开封府。权即代理之意，北宋非太子、亲王担任开封府一把手的，均称权知开封府，包拯在开封府仅有一年多，极少审案。包公祠的展出，兼顾了艺术与现实的“两个包公”。
　　现实版的包青天身边也没有公孙策和展昭这样的文武拱卫，有的只是四书五经和父母的宠爱。其父包令仪耕读传家，先后在朝中和南京等地做官，包拯从小接受良好的儒家教育。
　　现实中，包拯很可能是因工作积劳成疾，突然病倒了。那是1062年，一年前，63岁的包拯刚被提拔为枢密副使（副宰相职），成为中枢重臣。
　　宋仁宗到包拯家探视病情，君臣相见，曾经的冲突、成见烟消云散，仁宗安排了最好的御医，却没有能医治好这位令他头痛、害怕、敬畏的诤臣。包拯病逝后，其女婿文效将其灵柩运回合肥，归葬故里。“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欧阳修如此评价包拯一生。
　　如今，包公墓下方的墓室内安放着包拯墓志铭和金丝楠木棺，墓志铭开头便是“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包公”之尊称，由此而来。
　　生活在合肥的包拯后人俞包淳子，幼时长辈常给她讲包拯诗中的含义：端正思想是吏治的根本，刚直的品性是修身的原则。“我们不仅给孩子讲包家故事、包氏家训和包公的诗，看包公园的‘无私藕’‘黑背鱼’，要义还是在于我们必须照着标准去做，才有资格为孩子做榜样。”
　　回望包公祠，侧门上“顽廉”“懦立”的大字清晰可见，使贪婪的人廉洁，使懦弱的人立志，这是包公对社会源源不断的感化、教化力量，早已穿越国门，辐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