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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由文化部、财政部等国家部委联合主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经启动，专家小组审批的几百个项目拨款申请已上报政府。“保护款”将分三年流向地方政府具体的传统文化保护项目，其中包括80多个音乐项目。有了资金后，原生态民歌保护该怎么办？
数年前，国际上有一次民歌比赛，据悉中国参赛者“全军覆没”，评委们称其“不是地道的民歌”，多有“创作”和“流行”等因素。（大意）
“‘原生态’民歌，作为‘原生的生态环境’中的伴生物与一定的民族、地域、生活状况、生产方式密切相关。”（见《音乐周报》，2006.6.23，杨仲华《“原生态”民歌的可比性与不可比性》）歌唱者与山川、河流、村寨、旷野的地理环境和歌唱自己的心态紧密相连而浑然融为一体，且发自内心的自然歌唱。若改变了这种环境，又是被人“逼”着歌唱，“它不再是‘原生态’意义上的民间歌曲了。离开了特定的生存环境，无论在舞台上将原生态民间歌曲形式模仿得如何惟妙惟肖，也只能是在原生态民间歌曲上变异的次生态或再生态的生态还原，不可能完全不走样的”。（见《音乐周报》2006.8.18，冯光钰《“原生态唱法”三议》）此说极是。
中国音乐（歌唱）优了一个“活”字，无论歌唱、民间器乐，时变时新，而令人百听不厌、情趣盎然。《江南丝竹》，新音乐工作者的演奏总感到“味道不足”，何也？因为把原来“活”的音乐演奏“死”了。《江南丝竹》的“花音八法”和一些“艺诀”，新音乐工作者都不知道更谈不上运用了。他们所演奏的《江南丝竹》，充其量只是（建国初期）某一个丝竹班的某一次的演奏而固定下来的乐谱。又都不会“即兴”，当然只能“照谱宣科”而“死”了。民歌演唱也大体如此，在“歌师”那里学来的歌，在新人新环境中，总有某些和“歌师”有所不同之处。“花儿王”朱仲禄曾说：唱“花儿”、“百人百不同，同了没人听。”……“原生态”民歌就“在其长期的传承过程中，通过群众演唱、集体创造，往往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冯光钰，同上）百人百鲜而代代相传。离开了特定的环境和人们与特点环境相符的心态，则极易走上“定谱”、“定音”，把音乐定“死”的状态，使“原生态”遭到破坏。
冯光钰先生在《“原生态唱法”三议》中分析的比较透彻，文中所列举的关于《海菜腔》的情况正是民间歌曲从“原生态”走向“固定形式”、“固定音调”、“固定曲式”，按照新音乐工作者的理念（而这些理念又大多来自西方的音乐理论——对比——快慢）而强加在中国“原生态”民歌中的一个例证，真有点圆凿方枘；罗复常先生在《听“洗菜心”所想到的》（载《中国音乐》1997年第1期）文中叙述了他三次听湖南花鼓小调《洗菜心》的过程与心理：一、老艺人杨福生所唱的《洗菜心》，“无疑是地道的民间音乐”，“其特性音的‘微升SO1’的原始性是不容置疑的”。二，湖南艺术学校视唱练耳教师“用钢琴弹唱的湖南民歌小调，那旋律中时时出现了（钢琴中）升SO1”，而替代了微升SO1。三，其后，在电视中听到毕业于湖南戏曲学校花鼓科的一位女演员所唱《洗菜心》，则“以La（6）音而替代微升SO1和升SO1”。原生态民歌中的特性音被抹掉了，被归纳到西方音乐理论（十二平均律）中去了，遭到了可谓毁灭性的破坏。
中国音乐（歌唱）的灵魂——“活”，由来已久，在《纳书楹曲谱》中就有明确的论述：“板眼中另有小眼，原为初学而设，在善歌者自能生巧，若细细注明，转觉束缚，今照旧谱，悉不加入”又说，“乐之筐格在曲，而色泽在唱”。这或许是中国歌唱艺术（包括民间歌曲、戏曲演唱和曲艺说唱）乃至民间器乐，所以千百年经久不衰，派别丛生，各有千秋，形成百花齐放局面的原因所在吧！
“原生态”民歌：第一、必须加以保护，让“原生态”民歌（音乐）在自己的环境中承传、延续，政府要给予有力的、实在的支持。第二、对“原生态”民歌（音乐）要赴“原生态”所在地去搜集、采访、录音像——像贺绿汀院长当年为徐丽仙录制评弹音乐，像周吉先生（汉族·江苏人）那样，半个世纪“泡”在新疆，学维语，入乡随俗，跑遍全疆，对当地的“原生态”民间音乐（民歌）学习、搜集、研究、整理，终生不悔；像樊祖荫教授，一生多次赴西南搜集、研究、整理“多声部民歌”；像杨红教授那样8次赴西北探寻《走西口》的真谛；像李玉珍教授那样孜孜以求，不改初衷地研习“二人转”——等等。而不只是让这些“原生态”民歌手脱离他们一生相伴的地域、民风、人文环境，只热衷于上舞台唱什么“原生态”的民歌，那已不是真正、地道的“原生态”的民歌了。
数年前，国际上有一次民歌比赛，据悉中国参赛者“全军覆没”，评委们称其“不是地道的民歌”，多有“创作”和“流行”等因素。（大意）
“‘原生态’民歌，作为‘原生的生态环境’中的伴生物与一定的民族、地域、生活状况、生产方式密切相关。”（见《音乐周报》，2006.6.23，杨仲华《“原生态”民歌的可比性与不可比性》）歌唱者与山川、河流、村寨、旷野的地理环境和歌唱自己的心态紧密相连而浑然融为一体，且发自内心的自然歌唱。若改变了这种环境，又是被人“逼”着歌唱，“它不再是‘原生态’意义上的民间歌曲了。离开了特定的生存环境，无论在舞台上将原生态民间歌曲形式模仿得如何惟妙惟肖，也只能是在原生态民间歌曲上变异的次生态或再生态的生态还原，不可能完全不走样的”。（见《音乐周报》2006.8.18，冯光钰《“原生态唱法”三议》）此说极是。
中国音乐（歌唱）优了一个“活”字，无论歌唱、民间器乐，时变时新，而令人百听不厌、情趣盎然。《江南丝竹》，新音乐工作者的演奏总感到“味道不足”，何也？因为把原来“活”的音乐演奏“死”了。《江南丝竹》的“花音八法”和一些“艺诀”，新音乐工作者都不知道更谈不上运用了。他们所演奏的《江南丝竹》，充其量只是（建国初期）某一个丝竹班的某一次的演奏而固定下来的乐谱。又都不会“即兴”，当然只能“照谱宣科”而“死”了。民歌演唱也大体如此，在“歌师”那里学来的歌，在新人新环境中，总有某些和“歌师”有所不同之处。“花儿王”朱仲禄曾说：唱“花儿”、“百人百不同，同了没人听。”……“原生态”民歌就“在其长期的传承过程中，通过群众演唱、集体创造，往往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冯光钰，同上）百人百鲜而代代相传。离开了特定的环境和人们与特点环境相符的心态，则极易走上“定谱”、“定音”，把音乐定“死”的状态，使“原生态”遭到破坏。
冯光钰先生在《“原生态唱法”三议》中分析的比较透彻，文中所列举的关于《海菜腔》的情况正是民间歌曲从“原生态”走向“固定形式”、“固定音调”、“固定曲式”，按照新音乐工作者的理念（而这些理念又大多来自西方的音乐理论——对比——快慢）而强加在中国“原生态”民歌中的一个例证，真有点圆凿方枘；罗复常先生在《听“洗菜心”所想到的》（载《中国音乐》1997年第1期）文中叙述了他三次听湖南花鼓小调《洗菜心》的过程与心理：一、老艺人杨福生所唱的《洗菜心》，“无疑是地道的民间音乐”，“其特性音的‘微升SO1’的原始性是不容置疑的”。二，湖南艺术学校视唱练耳教师“用钢琴弹唱的湖南民歌小调，那旋律中时时出现了（钢琴中）升SO1”，而替代了微升SO1。三，其后，在电视中听到毕业于湖南戏曲学校花鼓科的一位女演员所唱《洗菜心》，则“以La（6）音而替代微升SO1和升SO1”。原生态民歌中的特性音被抹掉了，被归纳到西方音乐理论（十二平均律）中去了，遭到了可谓毁灭性的破坏。
中国音乐（歌唱）的灵魂——“活”，由来已久，在《纳书楹曲谱》中就有明确的论述：“板眼中另有小眼，原为初学而设，在善歌者自能生巧，若细细注明，转觉束缚，今照旧谱，悉不加入”又说，“乐之筐格在曲，而色泽在唱”。这或许是中国歌唱艺术（包括民间歌曲、戏曲演唱和曲艺说唱）乃至民间器乐，所以千百年经久不衰，派别丛生，各有千秋，形成百花齐放局面的原因所在吧！
“原生态”民歌：第一、必须加以保护，让“原生态”民歌（音乐）在自己的环境中承传、延续，政府要给予有力的、实在的支持。第二、对“原生态”民歌（音乐）要赴“原生态”所在地去搜集、采访、录音像——像贺绿汀院长当年为徐丽仙录制评弹音乐，像周吉先生（汉族·江苏人）那样，半个世纪“泡”在新疆，学维语，入乡随俗，跑遍全疆，对当地的“原生态”民间音乐（民歌）学习、搜集、研究、整理，终生不悔；像樊祖荫教授，一生多次赴西南搜集、研究、整理“多声部民歌”；像杨红教授那样8次赴西北探寻《走西口》的真谛；像李玉珍教授那样孜孜以求，不改初衷地研习“二人转”——等等。而不只是让这些“原生态”民歌手脱离他们一生相伴的地域、民风、人文环境，只热衷于上舞台唱什么“原生态”的民歌，那已不是真正、地道的“原生态”的民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