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庸，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湘、鄂、渝、黔四省交界地带，曾被笑称“抽一根烟就可走遍的县城”，闭塞落后，鲜为人知。1988年，国务院批准将大庸市升级为地级市，辖永定区、武陵源区、桑植县和慈利县。1994年4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办函(1994)25号文件下达，批复同意大庸市改为张家界市。经过3年多的努力，大庸市终于成功转变为张家界市。
　　
　　大庸掀起城市改名风
　　
　　大庸市改名张家界市后，接下来几年的实际发展证明，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据有关部门统计，自大庸更名为“张家界”后其知名度迅速飙升，旅游业带动城市经济快速发展，1993年的大庸还是一座连像样公路都没有的落后县城，而现在的张家界市有了机场、新火车站、电气化铁路。2009年，张家界全市游客接待量达到超纪录的19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首次突破100亿元(数据来源于新华网)。只要变换一下城市名称，就能使曾经的“乌鸡变成彩凤凰”，于是在经济利益和政绩工程的驱动下，其他城市纷纷效仿，城市改名运动一时风起云涌，其中包括云南的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中甸县更名“香格里拉”县，徽州市改名为黄山市，四川南坪县更名为“九寨沟”县等。而正在酝酿改名的城市也不在少数，如石家庄市想改成正定市，新郑市想改为轩辕市，新晃县想改为夜郎市……
　　城市名称是一个城市特有的文化符号，在这个独一无二的能指下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历史所指。城市的名称是一个城市百年甚至千年发展历史的文化积淀，具有社会公共历史文化产品属性，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如历史事件、典故、名人、文化等，折射出这个城市的发展轨迹。地名一旦更改，历史事件、典故、文化就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淹没。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被称为“21世纪朝阳产业”的文化产业被提上国家发展的日程。在此大背景下，以旅游业为主的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各省市竞争的焦点。为了提高城市品牌，充分挖掘本省市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打造独特的城市名片，近年来，各省市不断上演以争夺名人故里、挖掘历史资源、更改城市名称等为主的发展大戏。城市千方百计地想改名字，无非就是为了更好地塑造城市品牌，提高城市知名度。广告泰斗大卫·奥格威(DaVid Ogilvy)对品牌的定义是：品牌是一种错综复杂的象征，它是品牌属性、名称、包装、价格、历史、声誉、广告方式的无形总和。可见，名字是品牌包装的基本元素。一个好的名字无疑对于产品、企业、个人、城市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但实质上城市品牌形象绝不是改一个名字就能焕然一新的，它涵盖了城市空间形象、城市环境形象、城市功能形象、城市景观形象和城市产业结构等内容。
　　
　　蜕变的必然性
　　
　　张家界市作为现在公认的成功的改名案例，一直成为其他各省市效仿的对象。但纵观大庸到张家界的蜕变过程，实际上是内外因作用的必然结果，这种改变符合当时发展的规律和人们内心的愿望。
　　从内因上来说，张家界风光秀美，全市旅游风景区所占面积达500余平方公里，堪称湖南第一旅游资源大市。除了已经开发开放的核心景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子山自然保护区、索溪峪自然保护区外，周边开放景区还有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茅岩河漂流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八大公山、世界溶洞探险基地九天洞、以及道教名山五雷山、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贺龙元帅故居洪家关等。作为大庸市内的一个著名风景区，名气可谓蜚声中外。但“大庸市”这一名称显得过于陈旧而且鲜为人知，很不利于一个闻名世界的风景名胜区外引内联。它的知名度实在太小，就连国内各界的游客也很少有人知道它究竟与张家界是什么关系，更不要说外国人了。当时的人们在介绍信与名片上除了写“大庸市”以外，还要写上“张家界”。因此这给出外考察、联系工作、招商引资、外引内联、甚至游客带来许多不便。
　　从外因上说，是当代艺术家的由衷推介。1979年，张家界被国画大师吴冠中誉为一颗失落在湘西的风景明珠，他据此创作的绘画作品被法国立塞奇博物馆收藏；1980年，当代著名画家黄永玉第一个在香港为张家界举办画展；1981年，香港著名摄影家陈复礼在张家界黄石寨拍摄的作品《山鹰·图》获伦敦英国皇家摄影学会作品展览金奖……从此把张家界推向了世人。1994年之前，与“大庸”相比，“张家界”这三个字在国内外更具影响力和知名度，这也成为那次改名的最关键的外因。张家界今天的成功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改个名字，而主要归功于改名后对张家界市城市品牌的塑造。为了进一步打造知名度，1999年张家界市策划了举世震惊的被誉为“人类挑战大自然征服大自然”的“世界特技飞行大赛”；2006年张家界市委宣传部又策划举办“2006首届张家界城市形象大使选拔赛”暨“2006新丝路中国模特大赛张家界选拔赛”等活动；2009年5月14日至18日，张家界市举办“2009国际乡村音乐周”，这一系列的活动大大提高了张家界在国内外的美誉。
　　
　　跟风改名要慎重
　　
　　由此可见，张家界的改名有其必然性的一面，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的成功也当然少不了后期的一系列大型的提高美誉度的策划。而一些城市盲目跟风，导致失去自身文化历史底蕴。如云南思茅市为打造“世界茶源、中国茶城、普洱茶都”，改名为普洱市。但普洱茶因过度炒作，如今盛景不再。思茅市的改名，并没有对普洱茶的发展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却白白丢掉了“思茅”原有的历史文化蕴藉。与此相反的是当襄阳和南阳全力争夺诸葛亮归属的时候，作为诸葛亮真正的家乡——山东临沂(《三国志》上说，诸葛亮是山东琅琊人，今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却不来趟这道浑水。这个被有些经济学家誉为“北方的温州”的小城，依靠小商品批发市场，逐渐成长为北方最大的商品物流中心，全国最大的板材制造基地等，而且荣获2006年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中单项的政府效率第一名。为那些意欲改名的城市提供一种发展的新思路。
　　近年来，城市改名无疑成为一种时尚潮流，追赶潮流又好像是人的本能，但这种潮流不像是服装、化妆品等带来的个人暂时的变化，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到每个人利益的改变，其代价可能是上亿元的经济损失。盲目跟风改名，甚至奋力挖掘本省市的历史人物，哪怕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人物，也要不惜代价，争个头破血流。如此低劣的行为还仍要打着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高雅口号，实为扭曲了文化产业发展实质的偏狭低劣行为。笔者认为城市的名称并不是不能改，关键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一些新兴而文化底蕴浅薄的城市、缺乏文化但需要重新包装的城市或者现有的城市名称无法表现城市自身的文化底蕴的城市可以考虑通过改名寻求发展的新途径。但假如各省市不能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盲目跟风，只顾眼前短暂利益，必将落下东施效颦的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