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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937年8月10日，容国团出生在香港一个工人家庭。那时，日寇的铁蹄正践踏着祖国，父亲容勉之为他取名“国团”，寄托了对国家的期望和小家的愿景。
1957年11月29日，因击败两届世乒赛男单冠军荻村伊智朗而名震香江的容国团从香港来到内地，进入广州体育学院。1959年4月5日夺得第25届世乒赛男单世界冠军，这也是新中国体坛第一个世界冠军。之后，又在1961年4月9日的第26届世乒赛上，携手庄则栋、徐寅生击败自1954年起连续五届蝉联冠军的日本队，为中国赢得第一个男团冠军。四年后的4月19日，率中国乒乓球女队奋战第28届世乒赛，第一次夺得女团世界冠军。
黄秀珍曾是广东省田径队的队员，后入选国家田径队，她与容国团相识在1958年，相爱结婚。直到容1968年6月19日离世，两人鹣鲽情深，相濡以沫十载。笔者在2016年因制作相关电视节目采访了黄秀珍女士，她在采访中披露了上世纪50年代后期入选国家田径队后在北京与容国团相恋结婚、善于动脑的容国团在25届世乒赛如何选用有利的战略战术掌控比赛节奏而一举夺魁、“文革”中承受特殊压力的容国团在而立之年走上以死抗争之路前内心的迷茫与挣扎等鲜为人知的细节。
领导并没有反对运动员交朋友
我认识他应该是在1958年初吧，那是在广州。我是广东省田径队的队员，他那时候是代表香港参加广东省运动会。他打乒乓球，那时候已经比较有名气了，赢了荻村了。
那天晚上是容国团的乒乓球决赛。那时候，我们田径队刚好也在集训这一块。有的队员很喜欢乒乓球，说一定要去看。所以，我们跟着一块去。比赛完了，我们这帮队员都跟他握手；那是我们第一次认识。完了以后就没事了，大家都散了。
也就在1958年，我到北京来，那时候调到八一田径队，又从八一田径队转到国家队。他那个时侯，就是准备第25届乒乓球赛，已经从香港调回在广东省了；然后从广东省再调上集训队，代表国家参加乒乓球比赛。他也住在北京。
我们都住在北京，但是都不知道。他打完世界比赛后，跟我们住一个宿舍，就是无线电俱乐部、现在的体育宾馆吧。我们住在六楼，他们住在二楼，但是我们也没有见面。
回来以后，总理开一次欢迎会；我就代表田径队参加晚会去了。在参加晚会当中，我们第二次见面。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呢，因为已经有这么一个印象了。大家都知道，也是广东人，也是在广东见过；所以，很热情的。我们聊了一下，然后就跳舞。那时的晚会就是跳舞，跳舞以后就聊聊啊。
老乡见老乡嘛，大家都是很高兴。特别是我们那时候就是为国争光，又为广东省争光；所以都特别高兴啊。
这样，我们就都知道：他住二楼，我们住六楼。每天吃饭的时候，我们都能见面，排队去食堂吃饭。虽然都能碰见吧，但是也很少讲话。
那年，罗马尼亚田径队到中国来访问。在北京比完了之后，在天津有一站。我们国家田径队跟他们做对抗赛，我们是上午到的，中午休息一下，晚上比赛。
中午睡醒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广东籍的中长跑教练叫梁田，她在门口等着我起床，她就给我递了一个条子。
我说，谁给我的条子啊？
她说，你看看吧。
我看是容国团给我的，说他们也到这来打表演赛，完了以后，晚上有一个晚会，问我有没时间参加。我们这个比赛完了之后，晚上就是自由活动。我就告诉教练，说可以。
我参加比赛回来后，吃完晚饭，他就在大厅门口等着我。告诉我，因为他们明天还有别的任务，所以，今天晚会就不举行了。
我说，不举行那就不去呗。
他就说，你来过天津没有？
我说，没有来过。
他说也没有来过天津，那我们逛逛街吧。
我们两个就逛街去了，就是作为我们认识的老乡嘛；就上街转了一圈。在上街当中，大家也互相介绍一下情况嘛，然后就回来了。
回到北京后，因为我们住在楼上楼下嘛，有时候，礼拜六晚上没事的话呢，他就约我一块去看个电影啊。
他喜歡音乐，可能是跟他原来在香港也有关系。因为他在香港比较早就出来打球了嘛，出来打球就没什么活动，就听听音乐啊。有时候，就跟他们的队友出来一块听听音乐。从那地方就已经培养了对音乐的爱好吧。他会吉他，弹得不好，反正是可以弹一点点。自弹自唱，唱得不好。
那时我们没有谈恋爱，就感觉是一个老乡、朋友吧，大家这样也很高兴。作为我来说，也比较高兴，能够认识他了。可能他是不是有这个意识啊，也愿意和我接近。
因为我们两个不是谈恋爱，所以就没有防止别人知道啊，我们都是公开的。因为公开，好多人都知道了，从队员开始，教练都是知道了，上面的领导都知道了。他们知道容国团经常来找我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感到很坦然，因为我们两个并不是谈恋爱嘛。但是不是往这边发展，那就很难说吧。当时，领队来找我谈话，问我说是不是？
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意思。
但领队认为我有这个意思，传出去反而不好。
我说，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你还是去找容国团谈话吧，叫他不要来找我。又不是我去找他的。
真正说是比较有好感啊、那样的关系话，也就是容国团在北京打完26届，拿了男团冠军以后，我们才说是正式确定我们两个的关系。
可能差不多是一年多、两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我们是没有间断接触，但接触的时间还是比较短的。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任务，他们有他们的任务。我们经常是到别的地方去训练，就不在北京。我们冬天的话是住在北京体院，就不在这个楼住。那时候交通没这么方便，不可能经常出来。所以，见面的时间还是比较少。26届完了以后，现在体育总局的楼起好了。我们大家都搬到这个楼去住了，这样的话呢，就是经常能接触。 我很愿意交这个朋友。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运动员吧；为国争光，特别是为我们广东省也争光。那他来找我，我肯定是愿意跟他接触。在慢慢的接触过程中，还是慢慢感觉到他还是不错。我们谈恋爱谈了很长时间才结婚的，就等于我们认识之后的时间很长了。
按自己的思路打比赛赢得第一个世界冠军
他打败荻村之后，在香港就挺有名气了。但是家里面经济上比较困难，就靠他的打球啊，还有在总工会里面的工作。收入比较低。当时，父母身体都不太好。
成名之后，各方面的人都想要他。他原来是在工人俱乐部嘛，很多老板都想要他。那时候，香港还是和广东体育有来往的，广东省也想要他。
他父亲是比较爱国的一个工人，他们分析情况：认为真正你打球的话，还是回内地比较有发展。在这里，你就没人管；你就等于自由职业似的，你弄不弄好都是你自己的事。你真正要发展的话，还是回内地发展比较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广东省一邀请他，他就回来了。
他这个人，不怎么爱说自己的事情。因为他夺冠的情况，他知道我全都知道，这在体育界都传开了。
决赛对手是团体赛中胜过他的匈牙利选手、世界冠军西多。决赛前，他特地理了发。当时对比赛着装没规定，他穿长裤打决赛。他觉得自己小腿瘦，怕人家笑；不愿穿短裤。第一局输了，从第二局开始连扳三局，最终以3：1战胜对手。第一次为中国队夺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提前两年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他当时没怎么跟我讲他的情况，但是讲到他夺冠的时候，就感到很高兴，他也没想到能夺冠。他就讲了一个，当时就是在比赛当中，就是自己的战略战术可能和教练的不一样。要是听教练的话呢，可能还是输球。当时他就是说：不行，就按自己的思路去打，结果赢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还是挺有信心，挺有把握。因为他就是后来所说的，他是多面手。就是什么都会一点，但并没有一项特别好；不是这样靠一个技术，而是他多面的都比较好。所以，他利用这个战略战术嘛，最后取得胜利。
因為他拿了冠军，教练也挺高兴的啊，所以也没说他。但是这个事，他主要还是跟我说。说我听了教练的话，可能我都拿不了。我干脆就不听了，就自己打，结果还取得了胜利。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这个事也不太好说，所以，他当时就跟我谈。大家都知道的，就没什么好谈了；所以他就告诉我。后来，我没想到，就是说他教练有保守思想。所以，他自己不听。我说是对的，我当时也是这么讲的。他心里面有底。因为他主要自己技术比较全面，所以这样的话，就想到自己怎么打就怎么打吧。
他打26届的时候，我那时候住北京体院，我们田径队集训，冬天基本上都在体院。体院里面有室内田径馆，所以，我们到冬天都到体院去住去了。
反正比赛就是很紧张，他不是前面输了两次了吗；所以，紧张得不得了。紧张也没办法。大家都紧张，也不是我一个人紧张。因为他在第三出场吧，再输了就不太好说了。那么，取得了胜利之后就很高兴，大家都很高兴。
原因是他自己到最后的话就是拼了，我怎么地也要拿住这一分，因为当时对手是日本那个星野。因为星野呢，跟他一样；这次比赛当中，在前面大家都是输了两分；星野输了两分， 他也输了两分。所以，就是等于大家的竞技状态都不是非常好。所以，我也必须要赢他。既然大家都是这么个情况，我就一定要想办法赢他。在这样的决心之下，结果就赢了他，还赢了他一筹。
他也感觉自己压力很大的，怕打不好，总感到不好吧。打不好就是没完成任务嘛，主要责任是他的，因为他排的是主力的位置。所以，他说他紧张。为什么发挥得不好？就是紧张。
还有一个就是技术上，他自己也承认技术上还是有漏洞了，有缺陷的地方，所以让人知道。都是有研究的嘛，对手互相研究。研究对手哪个地方不行，你就专门打那个地方。因为自己技术上还是不够成熟、这么好，他自己也承认的。到最后单打就比较清楚了嘛。单打的话，他是对巴西的队员；结果人家就搓球。他就最怕人家打搓球，结果搓球就输在这个巴西人身上。
当女队的教练，主要还是领导、他们集体决定让他去。他接了这个任务以后，感觉压力还是挺大的。他这个人也是比较聪明，他就分析了他女队的情况，感到女队还是有实力拿得更好的成绩。所以，他就接了这个任务。然后，怎么地也要把女队翻身仗要打好。
他那时候接了以后，就是跟我说嘛；他接了这么一个任务，也很重。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的接近就是少一点了，就是这样。本来，我们两个是已经准备结婚了。他接了这个任务之后就跟我讲，我们是不是可以往后拖？把这个艰巨的任务完成了，把女子翻身仗打好了；我们更高兴了，更好。跟我商量这个事情。
我说是没有问题，支持他吧。当时都是这样的。当运动员都有这个思想，要去参加比赛，就是要赢。在要赢之前的话呢，必定你要下功夫；你不下功夫，那是不行的；下功夫就必定要时间。都一样的。因为我本身是运动员，我也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很痛快地就同意了。
我们的女儿没有搞体育
我们结婚是他取得女团冠军回来。26届男团回来之后，他就退役了，就不当运动员当教练嘛。因为当运动员是不能结婚的，当教练是可以结婚的。
总局给我们分房的，就是住在这幸福大街9号楼嘛。我们结婚的时候，还是比较简单的。当时他爸在广州二沙头图书馆工作，在我们结婚前就决定接他过来。所以，当时问领导要房子的话，就是给我们两间；我们一间，他爸一间；我们住在一块。
他爸来了大概三天以后，我们结婚了。过了一年多以后，才有小孩。我家里的老人没办法过来帮着带，他妈妈不在，他爸也不会带孩子；我们两个还在训练局里搞训练。这样的话，也没时间带孩子，就决定到满月就送出去给人家带。 好在我们找了单位一个职工爱人，他爱人没工作。就跟她谈，她同意帮我们带。就在我们楼的前面；很近，非常方便。然后就托给她，满月就送到她家去。那个阿姨还挺好的。
我们就是每天都去看一看她。一天24小时都在人家，就礼拜天回来半天。早晨把她接回来，然后中午把她送回去。给她吃完了，中午在人家那还照样睡觉，就不会打乱她的那个生活习惯了嘛。
容国团走了以后，我们就把她带回来了，因为她开支也挺大的。他当时工资应该说是比较高的吧，79块。当时对运动员教练员来说，除了傅其芳以外，算是比较高的了。我的工资就是一般运动员的工资，49块5。他爸的工资还不到40块钱。就是这样的钱，也都是够我们几个人花的；所以把孩子托出去也没问题。
但容国团一死了之后，那样就不够了，不够就把她带回来。回来后，也是我们单位的一个职工爱人，跟我们一块住。我们那时候是三间，我们要了两间，那一间是给她住的。她同意帮我们白天看这个孩子，晚上我把她带回来。
把女儿带回来，她才一岁多，就这么养大。到三岁了，就上幼儿园了。小时候打过乒乓球，但总感觉我们当过运动员的人，还是不很喜欢自己的小孩再继续搞体育。她在我们体校那上乒乓球班，在那训练。当初中毕业以后，就没让她再训练了，就念书了。
高中毕业后就考大学，在那个旅游学院，学的是英语。毕业后，在青旅工作了一年，就去美国留学。她在北京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她的男朋友，就是我现在的爱人同学的儿子。他们就已经挺好了。她这个男朋友是单位公派出去，在英国是做生意，那是北方工业公司。她在美国留学两年吧，后来他们在美国结婚，就跟他爱人去英国了，一直到现在。
容国团去世前曾说：我该休息休息了
假如是我感觉到的话，那他就不可能去世了。
大家那时候都是没有什么工作，到晚上就基本上没什么事儿了。他也不需要回队开会，我也不需要回来开什么会，都是自由的。假如我知道他有情况的话，我肯定会整天跟着他，不可能我就离开他。就因为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就出了这么一个空子。
他在去世前曾经说过：他那个乒乓球队开了一个会，就是把他叫起来问问题，很多问题。就等于说，他们造反派对他有看法了。当时，傅其芳他们都已经隔离了；最后隔離的，是那个徐寅生。他告诉我：“可能下次就轮到我了，要隔离了的话，就轮到我了。”
我就跟他说，不管隔离不隔离，我们没什么事儿。你不用担心。我说这么一个事也没什么，很简单的。他说的也是很简单，我也没想什么复杂东西。所以，这事情就忽略掉了。
当天晚上的话，我们分开的时候是吃完晚饭。本来吃完晚饭的话，我们训练局那边是开一个批判会，那天晚上吃完饭，我就问他：你去不去开这个批判会？
他说他不去。那我说，你不去干嘛？
他说，我该休息休息了。
那我说：好吧。你休息吧。我们单位是通知我们要去开会的，那我还是去吧。
吃完饭以后，我们就分开了。在分开之前，我们两个还专门去看了我们的女儿。女儿那时候才刚一岁，是放在人家那，也不回来住。我们一天去看三次，早中晚都去。晚上吃完晚饭，必定要去看她，跟她玩玩。我们两个人就去看了她，然后我就去开会了，他就回家了。
等我开完会，也就九点多，快十点了。回家以后，就发现他还没回来，不知道到哪去了。 他父亲在家，我就问他父亲：他到哪去了？
他父亲说不知道。他说我走没多久，他就走了。
我说：怎么会这么晚还不回来啊。干嘛去了。
我等了一会他还不回来，这个时候就过十点了。我的想法，就是以为他跟人家下棋去了。我就去他棋友那个地方，说没来过啊。然后，就打电话问他们乒乓球的教练，也没有找到。
我就开始着急了，着急了也没办法。然后就在等，等半天不行。我就叫了一个我的同事，我们两个在街上转啊，看看能不能找到他。转了一圈也没有。
我的同事说，我们还是回家先休息吧。我那时候，心里面已经比较有底了：认为这个是不好的、不祥的象征。所以，回家我也没睡着。
一早大概五点多钟，我同事来敲门，叫我们再去找。我们两个人就再去龙潭湖找，走到半路的时候，就听到有人讲。不是我们单位的，听到别人讲。说在那边养鸭场的地方，发现容国团的尸体在那。但是我们两个不太相信，因为是听别人讲，没人正式通知我们。我们说别转了，我们回家吧。
一回家没多久，当时的造反派的领导就到我们家来了。就是正式通知我，说他们一大早就收到那个养鸭场来的电话，容国团就在那了。就是告诉我正式的消息，那时候可能就八点多钟吧。
是发现的人认识他，不认识他就不可能打电话到我们训练局来了。那个地方不在龙潭湖，是他去世前几天，我们整个训练局组织夏收、帮助农民去割麦子的公社。队员教练全部拉出去，到那个去帮助别人割麦子。就在那个快到割麦子的那条路上，那个地方有个养鸭场。现在已经没有了，已经全拆了，都起了房子了。应该是现在肿瘤医院的地方，就是北京市肿瘤医院。走路噢，还挺长的，那时候都是小路。不是在龙潭湖，就是在养鸭场的一个地方。
他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首先第一个，他整个的那个思想、感觉的话就是：他认为我工作就应该工作得好，我取得的成绩是应该的， 我拿了冠军我就能完成任务，这是我应该的工作。他整个的主观思想就是这样的。
很多人说他很少去跟人家讲啊、炫耀自己。他拿了三个冠军以后，自己也是比较低调的，就不是说感到自己很了不起；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认为这是他的责任，应该完成得好。是这样的一个思想。就在家里面呢，他自己也不炫耀，都不说这些东西的，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正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文化大革命”以后一冲击运动队，说拿冠军越多啊，罪恶就越大。从这个地方，他自己是想不通的。
再一个的话，那时候也不给他们参加什么世界比赛，所以他感到自己既然都没有这个工作，我没意思了，没意义了。我估计，这是起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打球为国争光，培养队员为国争光。如果这个任务你都不要我干了，那我生活没什么意思。所以，最主要估计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自己会走到这一步，到最后自己走到这个绝路上去，最主要还是这个问题。因为他总感觉自己的工作就应该干好，我拿冠军的话也是应该的。
（整理者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
1957年11月29日，因击败两届世乒赛男单冠军荻村伊智朗而名震香江的容国团从香港来到内地，进入广州体育学院。1959年4月5日夺得第25届世乒赛男单世界冠军，这也是新中国体坛第一个世界冠军。之后，又在1961年4月9日的第26届世乒赛上，携手庄则栋、徐寅生击败自1954年起连续五届蝉联冠军的日本队，为中国赢得第一个男团冠军。四年后的4月19日，率中国乒乓球女队奋战第28届世乒赛，第一次夺得女团世界冠军。
黄秀珍曾是广东省田径队的队员，后入选国家田径队，她与容国团相识在1958年，相爱结婚。直到容1968年6月19日离世，两人鹣鲽情深，相濡以沫十载。笔者在2016年因制作相关电视节目采访了黄秀珍女士，她在采访中披露了上世纪50年代后期入选国家田径队后在北京与容国团相恋结婚、善于动脑的容国团在25届世乒赛如何选用有利的战略战术掌控比赛节奏而一举夺魁、“文革”中承受特殊压力的容国团在而立之年走上以死抗争之路前内心的迷茫与挣扎等鲜为人知的细节。
领导并没有反对运动员交朋友
我认识他应该是在1958年初吧，那是在广州。我是广东省田径队的队员，他那时候是代表香港参加广东省运动会。他打乒乓球，那时候已经比较有名气了，赢了荻村了。
那天晚上是容国团的乒乓球决赛。那时候，我们田径队刚好也在集训这一块。有的队员很喜欢乒乓球，说一定要去看。所以，我们跟着一块去。比赛完了，我们这帮队员都跟他握手；那是我们第一次认识。完了以后就没事了，大家都散了。
也就在1958年，我到北京来，那时候调到八一田径队，又从八一田径队转到国家队。他那个时侯，就是准备第25届乒乓球赛，已经从香港调回在广东省了；然后从广东省再调上集训队，代表国家参加乒乓球比赛。他也住在北京。
我们都住在北京，但是都不知道。他打完世界比赛后，跟我们住一个宿舍，就是无线电俱乐部、现在的体育宾馆吧。我们住在六楼，他们住在二楼，但是我们也没有见面。
回来以后，总理开一次欢迎会；我就代表田径队参加晚会去了。在参加晚会当中，我们第二次见面。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呢，因为已经有这么一个印象了。大家都知道，也是广东人，也是在广东见过；所以，很热情的。我们聊了一下，然后就跳舞。那时的晚会就是跳舞，跳舞以后就聊聊啊。
老乡见老乡嘛，大家都是很高兴。特别是我们那时候就是为国争光，又为广东省争光；所以都特别高兴啊。
这样，我们就都知道：他住二楼，我们住六楼。每天吃饭的时候，我们都能见面，排队去食堂吃饭。虽然都能碰见吧，但是也很少讲话。
那年，罗马尼亚田径队到中国来访问。在北京比完了之后，在天津有一站。我们国家田径队跟他们做对抗赛，我们是上午到的，中午休息一下，晚上比赛。
中午睡醒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广东籍的中长跑教练叫梁田，她在门口等着我起床，她就给我递了一个条子。
我说，谁给我的条子啊？
她说，你看看吧。
我看是容国团给我的，说他们也到这来打表演赛，完了以后，晚上有一个晚会，问我有没时间参加。我们这个比赛完了之后，晚上就是自由活动。我就告诉教练，说可以。
我参加比赛回来后，吃完晚饭，他就在大厅门口等着我。告诉我，因为他们明天还有别的任务，所以，今天晚会就不举行了。
我说，不举行那就不去呗。
他就说，你来过天津没有？
我说，没有来过。
他说也没有来过天津，那我们逛逛街吧。
我们两个就逛街去了，就是作为我们认识的老乡嘛；就上街转了一圈。在上街当中，大家也互相介绍一下情况嘛，然后就回来了。
回到北京后，因为我们住在楼上楼下嘛，有时候，礼拜六晚上没事的话呢，他就约我一块去看个电影啊。
他喜歡音乐，可能是跟他原来在香港也有关系。因为他在香港比较早就出来打球了嘛，出来打球就没什么活动，就听听音乐啊。有时候，就跟他们的队友出来一块听听音乐。从那地方就已经培养了对音乐的爱好吧。他会吉他，弹得不好，反正是可以弹一点点。自弹自唱，唱得不好。
那时我们没有谈恋爱，就感觉是一个老乡、朋友吧，大家这样也很高兴。作为我来说，也比较高兴，能够认识他了。可能他是不是有这个意识啊，也愿意和我接近。
因为我们两个不是谈恋爱，所以就没有防止别人知道啊，我们都是公开的。因为公开，好多人都知道了，从队员开始，教练都是知道了，上面的领导都知道了。他们知道容国团经常来找我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感到很坦然，因为我们两个并不是谈恋爱嘛。但是不是往这边发展，那就很难说吧。当时，领队来找我谈话，问我说是不是？
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意思。
但领队认为我有这个意思，传出去反而不好。
我说，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你还是去找容国团谈话吧，叫他不要来找我。又不是我去找他的。
真正说是比较有好感啊、那样的关系话，也就是容国团在北京打完26届，拿了男团冠军以后，我们才说是正式确定我们两个的关系。
可能差不多是一年多、两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我们是没有间断接触，但接触的时间还是比较短的。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任务，他们有他们的任务。我们经常是到别的地方去训练，就不在北京。我们冬天的话是住在北京体院，就不在这个楼住。那时候交通没这么方便，不可能经常出来。所以，见面的时间还是比较少。26届完了以后，现在体育总局的楼起好了。我们大家都搬到这个楼去住了，这样的话呢，就是经常能接触。 我很愿意交这个朋友。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运动员吧；为国争光，特别是为我们广东省也争光。那他来找我，我肯定是愿意跟他接触。在慢慢的接触过程中，还是慢慢感觉到他还是不错。我们谈恋爱谈了很长时间才结婚的，就等于我们认识之后的时间很长了。
按自己的思路打比赛赢得第一个世界冠军
他打败荻村之后，在香港就挺有名气了。但是家里面经济上比较困难，就靠他的打球啊，还有在总工会里面的工作。收入比较低。当时，父母身体都不太好。
成名之后，各方面的人都想要他。他原来是在工人俱乐部嘛，很多老板都想要他。那时候，香港还是和广东体育有来往的，广东省也想要他。
他父亲是比较爱国的一个工人，他们分析情况：认为真正你打球的话，还是回内地比较有发展。在这里，你就没人管；你就等于自由职业似的，你弄不弄好都是你自己的事。你真正要发展的话，还是回内地发展比较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广东省一邀请他，他就回来了。
他这个人，不怎么爱说自己的事情。因为他夺冠的情况，他知道我全都知道，这在体育界都传开了。
决赛对手是团体赛中胜过他的匈牙利选手、世界冠军西多。决赛前，他特地理了发。当时对比赛着装没规定，他穿长裤打决赛。他觉得自己小腿瘦，怕人家笑；不愿穿短裤。第一局输了，从第二局开始连扳三局，最终以3：1战胜对手。第一次为中国队夺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提前两年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他当时没怎么跟我讲他的情况，但是讲到他夺冠的时候，就感到很高兴，他也没想到能夺冠。他就讲了一个，当时就是在比赛当中，就是自己的战略战术可能和教练的不一样。要是听教练的话呢，可能还是输球。当时他就是说：不行，就按自己的思路去打，结果赢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还是挺有信心，挺有把握。因为他就是后来所说的，他是多面手。就是什么都会一点，但并没有一项特别好；不是这样靠一个技术，而是他多面的都比较好。所以，他利用这个战略战术嘛，最后取得胜利。
因為他拿了冠军，教练也挺高兴的啊，所以也没说他。但是这个事，他主要还是跟我说。说我听了教练的话，可能我都拿不了。我干脆就不听了，就自己打，结果还取得了胜利。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这个事也不太好说，所以，他当时就跟我谈。大家都知道的，就没什么好谈了；所以他就告诉我。后来，我没想到，就是说他教练有保守思想。所以，他自己不听。我说是对的，我当时也是这么讲的。他心里面有底。因为他主要自己技术比较全面，所以这样的话，就想到自己怎么打就怎么打吧。
他打26届的时候，我那时候住北京体院，我们田径队集训，冬天基本上都在体院。体院里面有室内田径馆，所以，我们到冬天都到体院去住去了。
反正比赛就是很紧张，他不是前面输了两次了吗；所以，紧张得不得了。紧张也没办法。大家都紧张，也不是我一个人紧张。因为他在第三出场吧，再输了就不太好说了。那么，取得了胜利之后就很高兴，大家都很高兴。
原因是他自己到最后的话就是拼了，我怎么地也要拿住这一分，因为当时对手是日本那个星野。因为星野呢，跟他一样；这次比赛当中，在前面大家都是输了两分；星野输了两分， 他也输了两分。所以，就是等于大家的竞技状态都不是非常好。所以，我也必须要赢他。既然大家都是这么个情况，我就一定要想办法赢他。在这样的决心之下，结果就赢了他，还赢了他一筹。
他也感觉自己压力很大的，怕打不好，总感到不好吧。打不好就是没完成任务嘛，主要责任是他的，因为他排的是主力的位置。所以，他说他紧张。为什么发挥得不好？就是紧张。
还有一个就是技术上，他自己也承认技术上还是有漏洞了，有缺陷的地方，所以让人知道。都是有研究的嘛，对手互相研究。研究对手哪个地方不行，你就专门打那个地方。因为自己技术上还是不够成熟、这么好，他自己也承认的。到最后单打就比较清楚了嘛。单打的话，他是对巴西的队员；结果人家就搓球。他就最怕人家打搓球，结果搓球就输在这个巴西人身上。
当女队的教练，主要还是领导、他们集体决定让他去。他接了这个任务以后，感觉压力还是挺大的。他这个人也是比较聪明，他就分析了他女队的情况，感到女队还是有实力拿得更好的成绩。所以，他就接了这个任务。然后，怎么地也要把女队翻身仗要打好。
他那时候接了以后，就是跟我说嘛；他接了这么一个任务，也很重。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的接近就是少一点了，就是这样。本来，我们两个是已经准备结婚了。他接了这个任务之后就跟我讲，我们是不是可以往后拖？把这个艰巨的任务完成了，把女子翻身仗打好了；我们更高兴了，更好。跟我商量这个事情。
我说是没有问题，支持他吧。当时都是这样的。当运动员都有这个思想，要去参加比赛，就是要赢。在要赢之前的话呢，必定你要下功夫；你不下功夫，那是不行的；下功夫就必定要时间。都一样的。因为我本身是运动员，我也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很痛快地就同意了。
我们的女儿没有搞体育
我们结婚是他取得女团冠军回来。26届男团回来之后，他就退役了，就不当运动员当教练嘛。因为当运动员是不能结婚的，当教练是可以结婚的。
总局给我们分房的，就是住在这幸福大街9号楼嘛。我们结婚的时候，还是比较简单的。当时他爸在广州二沙头图书馆工作，在我们结婚前就决定接他过来。所以，当时问领导要房子的话，就是给我们两间；我们一间，他爸一间；我们住在一块。
他爸来了大概三天以后，我们结婚了。过了一年多以后，才有小孩。我家里的老人没办法过来帮着带，他妈妈不在，他爸也不会带孩子；我们两个还在训练局里搞训练。这样的话，也没时间带孩子，就决定到满月就送出去给人家带。 好在我们找了单位一个职工爱人，他爱人没工作。就跟她谈，她同意帮我们带。就在我们楼的前面；很近，非常方便。然后就托给她，满月就送到她家去。那个阿姨还挺好的。
我们就是每天都去看一看她。一天24小时都在人家，就礼拜天回来半天。早晨把她接回来，然后中午把她送回去。给她吃完了，中午在人家那还照样睡觉，就不会打乱她的那个生活习惯了嘛。
容国团走了以后，我们就把她带回来了，因为她开支也挺大的。他当时工资应该说是比较高的吧，79块。当时对运动员教练员来说，除了傅其芳以外，算是比较高的了。我的工资就是一般运动员的工资，49块5。他爸的工资还不到40块钱。就是这样的钱，也都是够我们几个人花的；所以把孩子托出去也没问题。
但容国团一死了之后，那样就不够了，不够就把她带回来。回来后，也是我们单位的一个职工爱人，跟我们一块住。我们那时候是三间，我们要了两间，那一间是给她住的。她同意帮我们白天看这个孩子，晚上我把她带回来。
把女儿带回来，她才一岁多，就这么养大。到三岁了，就上幼儿园了。小时候打过乒乓球，但总感觉我们当过运动员的人，还是不很喜欢自己的小孩再继续搞体育。她在我们体校那上乒乓球班，在那训练。当初中毕业以后，就没让她再训练了，就念书了。
高中毕业后就考大学，在那个旅游学院，学的是英语。毕业后，在青旅工作了一年，就去美国留学。她在北京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她的男朋友，就是我现在的爱人同学的儿子。他们就已经挺好了。她这个男朋友是单位公派出去，在英国是做生意，那是北方工业公司。她在美国留学两年吧，后来他们在美国结婚，就跟他爱人去英国了，一直到现在。
容国团去世前曾说：我该休息休息了
假如是我感觉到的话，那他就不可能去世了。
大家那时候都是没有什么工作，到晚上就基本上没什么事儿了。他也不需要回队开会，我也不需要回来开什么会，都是自由的。假如我知道他有情况的话，我肯定会整天跟着他，不可能我就离开他。就因为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就出了这么一个空子。
他在去世前曾经说过：他那个乒乓球队开了一个会，就是把他叫起来问问题，很多问题。就等于说，他们造反派对他有看法了。当时，傅其芳他们都已经隔离了；最后隔離的，是那个徐寅生。他告诉我：“可能下次就轮到我了，要隔离了的话，就轮到我了。”
我就跟他说，不管隔离不隔离，我们没什么事儿。你不用担心。我说这么一个事也没什么，很简单的。他说的也是很简单，我也没想什么复杂东西。所以，这事情就忽略掉了。
当天晚上的话，我们分开的时候是吃完晚饭。本来吃完晚饭的话，我们训练局那边是开一个批判会，那天晚上吃完饭，我就问他：你去不去开这个批判会？
他说他不去。那我说，你不去干嘛？
他说，我该休息休息了。
那我说：好吧。你休息吧。我们单位是通知我们要去开会的，那我还是去吧。
吃完饭以后，我们就分开了。在分开之前，我们两个还专门去看了我们的女儿。女儿那时候才刚一岁，是放在人家那，也不回来住。我们一天去看三次，早中晚都去。晚上吃完晚饭，必定要去看她，跟她玩玩。我们两个人就去看了她，然后我就去开会了，他就回家了。
等我开完会，也就九点多，快十点了。回家以后，就发现他还没回来，不知道到哪去了。 他父亲在家，我就问他父亲：他到哪去了？
他父亲说不知道。他说我走没多久，他就走了。
我说：怎么会这么晚还不回来啊。干嘛去了。
我等了一会他还不回来，这个时候就过十点了。我的想法，就是以为他跟人家下棋去了。我就去他棋友那个地方，说没来过啊。然后，就打电话问他们乒乓球的教练，也没有找到。
我就开始着急了，着急了也没办法。然后就在等，等半天不行。我就叫了一个我的同事，我们两个在街上转啊，看看能不能找到他。转了一圈也没有。
我的同事说，我们还是回家先休息吧。我那时候，心里面已经比较有底了：认为这个是不好的、不祥的象征。所以，回家我也没睡着。
一早大概五点多钟，我同事来敲门，叫我们再去找。我们两个人就再去龙潭湖找，走到半路的时候，就听到有人讲。不是我们单位的，听到别人讲。说在那边养鸭场的地方，发现容国团的尸体在那。但是我们两个不太相信，因为是听别人讲，没人正式通知我们。我们说别转了，我们回家吧。
一回家没多久，当时的造反派的领导就到我们家来了。就是正式通知我，说他们一大早就收到那个养鸭场来的电话，容国团就在那了。就是告诉我正式的消息，那时候可能就八点多钟吧。
是发现的人认识他，不认识他就不可能打电话到我们训练局来了。那个地方不在龙潭湖，是他去世前几天，我们整个训练局组织夏收、帮助农民去割麦子的公社。队员教练全部拉出去，到那个去帮助别人割麦子。就在那个快到割麦子的那条路上，那个地方有个养鸭场。现在已经没有了，已经全拆了，都起了房子了。应该是现在肿瘤医院的地方，就是北京市肿瘤医院。走路噢，还挺长的，那时候都是小路。不是在龙潭湖，就是在养鸭场的一个地方。
他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首先第一个，他整个的那个思想、感觉的话就是：他认为我工作就应该工作得好，我取得的成绩是应该的， 我拿了冠军我就能完成任务，这是我应该的工作。他整个的主观思想就是这样的。
很多人说他很少去跟人家讲啊、炫耀自己。他拿了三个冠军以后，自己也是比较低调的，就不是说感到自己很了不起；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认为这是他的责任，应该完成得好。是这样的一个思想。就在家里面呢，他自己也不炫耀，都不说这些东西的，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正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文化大革命”以后一冲击运动队，说拿冠军越多啊，罪恶就越大。从这个地方，他自己是想不通的。
再一个的话，那时候也不给他们参加什么世界比赛，所以他感到自己既然都没有这个工作，我没意思了，没意义了。我估计，这是起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打球为国争光，培养队员为国争光。如果这个任务你都不要我干了，那我生活没什么意思。所以，最主要估计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自己会走到这一步，到最后自己走到这个绝路上去，最主要还是这个问题。因为他总感觉自己的工作就应该干好，我拿冠军的话也是应该的。
（整理者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