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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拍卖很热，成为继股市、楼市之后的第三大投资热点。走进拍卖会现场，感觉就跟”文革”初期的大批判会场差不多，场子里无数只手举起来，拍卖师口吐莲花的煽动，落槌之前竞拍者的狂热，都像是末日世界的表征。“文革”是用暴力将一个人击溃，现在是金钱将一批人推到顶峰，异曲同工，均令人血脉贲张。
被利用的媒体和专家
每次从闹哄哄的拍卖会现场走出来，三五天内我茶饭不香，浑身就提不起精神。我发现自己虽然平时与朋友下馆子也有胆子抢着埋单，但实质上是一个穷光蛋，两个竞拍的老板举两三次手，就将我的身价——倘若我还有身价的话——马上揩光。最近一次拍卖会上，一幅谢稚柳的画拍出画家最近成交纪录，才用上十秒钟。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资本的力量令我等靠工资奖金养家糊口的人心惊胆战。
由于家庭的影响，我对艺术品收藏的兴趣可说是从小就培养出来了，对书画、陶瓷、杂件等几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但一直局限于在地摊上寻寻觅觅，希望捡一两只皮夹子。虽然偶有斩获，兴奋几天，但我不是开店做生意的，纯粹自己把玩而已，只有支出，没有收入，故而谈不上发财。但如果我早五六年就踏进拍卖会，低价收进，现在高价抛出，局面就大为改观了。再如果——比如25年前我在南京路朵云轩看到墙上挂着一幅齐白石的寿桃中堂，开价才30元，一张陈半丁的花鸟斗方，开价才18元。放到今天，闭着眼睛也能拍到四五十万。
当然，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世上没有后悔药可吃，充满了神奇传说的艺术品收藏尤其不给你假设。不过，多年浪迹江湖，也算结交了一些收藏界的狗朋狐友，其中有博学者、正直者、热心者、慧眼识宝者，也有愚不可教者、龙头虚者、招摇撞骗者。收藏界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因为它也有“三贴近”的特征：贴近群众、贴近财富、贴近机遇。
也因此，我在此提醒各位朋友，要当心披着专家外衣的“野胡禅”。
有一人，人道不过七八年，在高手的帮助下买了几件也很平常的旧器，却到处以专家面目出现，吹得天花乱坠。还东抄西抄地编了一本书出版，因为书中大量收录了博物馆的图片，又请专家作序，使得这本书具有了某种“权威性”。有一回他在市场上以3000元买下一件式样与装饰都很少见的宋代青釉碗，回家后得意洋洋地写了文章，似乎是重大发现。文章通过一张发行量颇大的晚报刊出，还附了图片。圈内的专家看到大吃一惊，因为这件所谓的“宋瓷”无论型制还是釉面都明显作伪，怎么能不负责任地说它是如何的精彩和罕见呢，这不是明摆着眙害读者吗。跟他仔细一说，总算明白自己吃药了。一般情况下，吃了也就吃了，摔了也罢，留作教训也罢，而这个人则拿了刊有图文的晚报再回到市场，将吃进的假碗卖给一个开古玩店的小老板。那老板本来是有点怀疑的，但看到报纸上都登了，不再怀疑。据说小老板买进后，再加了1000元顺利出手，无意中支持这桩买卖的就是这张以讹传讹的报纸。媒体中知识积累不足而又缺乏警惕性的编辑无意中助纣为虐了。
有一种情况也要当心，我是说，不能盲目轻信报上的文聿。现在一班跑文化新闻的记者比较年轻，经验不足，对红包的抵抗力也较差，有时候明知对方另有图谋，但看在钱的份上，也就装糊涂了。比如某拍卖行“征得”一批新仿瓷器，却当作清官遗世的老官窑瓷器从海外归来的新闻大肆宣扬。为了增加可信度，拍卖行的老总会请来十几家媒体记者，像模像样地召开新闻发布会，送上图录跟一只不薄的红包。第二天，全市的大小报纸都会刊出新闻和图片，当作惊世发现的新闻来恶炒，刚入门的收藏爱好者就会相信“政府办的报纸”。我有一朋友，就是看了报道脑子一热冲进拍卖现场，“抢”了几件回来。我到他家一看，东西不对啊。他不信，又叫老法师来看，老法师也认为不可靠。我眼看他脸色发白，额骨头上汗吱吱渗出，这几件东西，加上佣金要16万多啦，不是小数目啊。第二天找上门去，拍卖行就利用现行白卖法规不很健全的现状或所谓的行规为自己巧妙开脱，轻易地玩了金蝉脱壳之计，叫他没话可说。而业内的老法师是劝过他的，你其实大可不必声张，你一放喇叭，全世界都知道你吃了药，被人看笑话。如果保持沉默，甚至到处放风，某人买到好东西了。到下一次拍卖再送进这家拍卖行，他不敢不收，那么或许会有另一个冤大头来接盘，你还可能赚一点呢。
曾有一家拍卖行就在七年前玩过这一招，“成功”拍出一批所谓的清宫宫窑瓷器，不过从此这家拍卖行的名声臭透臭透，到现在也没人相信他们，上家也不会将东西交给他们拍。
那么专家是怎样被利用的呢?
举一例。某人家藏丰富，尤其以书画居多，早巳被圈中入知晓，时不时地拿出一两件好东西到拍卖行拍出。但有一次他拿出一件老冲头，也就是过去由造假高手仿的，到今天也有些年份了。表面看上去与真迹无异，但笔触和墨韵还是经不起推敲。但他北上京城，请前故宫工作过的一位专家过目。这位专家与他父亲是世交，熟人，容易产生信任感，加之人老眼花，不易明辨画的细部特征，也可能没多看一眼，就说这是真的，并受托在画的旁边题了一行字，证明自己看过并大喜过望地欣赏了一回。那人拿了此件画轴杀回上海，送交某拍卖行作为主打拍品拍卖，因为有故宫的专家掌眼，写了题签，铁板钉钉，故而竞拍者甚众，场面颇为火爆，结果一路叫价，拍了个天价。但事后买家再请其他博物馆的专家看，一致认为故宫的老先生看走眼了。当然，请那位专家看一眼，也不是白看的，据圈内人说，送上的红包没个三五万是过不了关的。
再举一例则更有意思。有一个台湾学者，经济学家，这几年在大陆风头颇健，大有指点江山，唯我独尊的气势。他做学问写文章之外，又在纽约开一家古玩店，因为有海外华人捧场，据说生意不坏，但前不久因为卖假古董被当地报纸揭露，有一份影响甚广的报纸甚至以16个版面来报道此事，弄得他灰头土脸，在美国一些大场面里也不敢怎么露面了。前一阵他来到上海后，托人找到我，想请上海博物馆的专家鉴定一件东西。我碍于朋友面子，就请了上博的专家到他在上海的别墅里去，他拿出两块唐三彩的瓷片要专家鉴定。我一看此物吓了一跳，别说专家，就连刚入道的新手也应该看出是假货。我问他从哪里收来的?他不肯细说，但一再肯定是真的。我生气了：“既然你认为是真的，又何必请专家来看呢?”他说希望上海博物馆的专家给出一份鉴定书，让他在海外有机会证明自己的清白。我明确回答他，鉴定书肯定对他不利，因为这肯定是假货。唐朝没有这样的东西，无论釉色还是型制都不对。
但这位台湾学者很固执，还是希望专家用热释光测定方法给个说法。无奈之下，我们只得来到一位朋友的工作室，在瓷板上钻一个直径5毫米不到的 小孔，取出胎样带走。第二天，专家给出的口头鉴定与我的判断一致，“胎骨的年份不到50年。”但上海博物馆的专家没有给他出具正规的鉴定书，他们认为作这样的鉴定够丢人的了。
但这个台湾学者还是心不死，又让我和上海博物馆的专家到他家里，取出一件腹径在60厘米以上的唐三彩壶要我们鉴定。我们只消看一眼，根据这样的器形和釉彩，就断定是新仿的，而且仿的水平之抽劣，比城隍庙里地摊卖的东西还差劲。我们理所当然地再次拒绝他书面鉴定的请求。
这个台湾学者的用意是明显的，他希望上海博物馆出具一份鉴定书，让他拿到美国证明自己没有卖假货。事后我知道，这件奇形怪状的唐三彩壶就是他以160万美元卖给人家的，现在买家还他的壶要求退款，他又不肯。此事正在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如果上海博物馆的专家轻信了他，出具鉴定书，等于将自己卷入此案，还是一起涉外案件，麻烦就大啦。
某些拍卖行是如何兴风作浪
自国内第一家拍卖行举槌开拍以来，十余年过去了。这十余年里，是我国艺术市场迅速发展的时段，也是拍卖公司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时段。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资本集中博弈的艺术市场也是如此，拍卖公司就是各种各样的鸟。仅在上海一地的拍卖行就超过一百家；除每月的小拍外，在每年春秋两季更是竭尽全力粉墨登场，上演一出出声色俱佳的活剧。
应该说，随着文物法和与拍卖行业相关法规的出台，绝大多数拍卖公司还是基本守法的，基本遵守行规的，基本对买卖双方负责的。但也有一些规模不大、客户信誉还没能建立起来的拍卖公司，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分得一杯羹，想方设法在征求拍品方面有所突破，因为对拍卖行来说，征集到货真价高的名家精品，就可能一炮打响，制造轰动效应，等于在市场上做了一回广告。但收藏家不可能将名家的精品交给影响力和号召力都不强的公司，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拍品的成交价。
为了征集拍品，每个拍卖公司都在削尖脑袋、利用各种渠道寻找，甚至派专人到境外海外征集。皇族及名门之后是他们的目标，高宫的家属也是目标，书画家本人当然也是牢牢锁定的目标，不过一定要锁定目前国内一流的书画家，而且价位处于上升期的那些。二三流的书画家，他们的作品能在拍卖会上露面，不管成交与否，都是抬举你了。
小公司征集不到名家拍品怎么办?为了利润，他们就敢铤而走险——接受赝品，或者对赝品采取开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反正艺术市场是凭眼力吃饭的，买对是你的，买错也是你的。我经常在一些小公司的拍卖会预展上看到非常好笑的一幕，张大干、徐悲鸿、齐白石、舒同、启功和程十发几位的作品连起码的装裱都没有，像尿布一样搭在铅丝上，夹子一夹，几百元一张。但奇怪的是，在拍卖会当天，这些明显的赝品也有人抢购。据圈内人说，这些假画都是当作礼品来送人的，有人托人办事，三五百拿不出手，三五万又没那个能力，就买一张假画虚应故事，看到大名头的书画作品，如果受礼的一方又是外行，就会很高兴地接受。这比收现金安全，也更雅观。这也是如今侦破高官腐败案件时，会从涉案人员家中搜出大量假画的原因了，比如河北第一贪李真家里就有许多这样的假画和假古董。
我曾了解到一家拍卖公司故意拍卖假画的整个过程。
具体过程是这样的：拍卖公司老板与假画的拥有者(或者制假者)事先讲好斤头，也就是不再按照行规的上下家百分之十提取佣金，而是按成交额提取相应的比例。
一般是为清末或民国初年某书画名家的几十件作品作一个整体包装，选一个冠冕堂皇的主题，精心印制拍卖图录。
接下来召集一批书画理论家和收藏家开一场某画家艺术风格的研讨会。与会者或许不明就里地来了，但看到的都是图录而非作品本身，所谈的内容无非是这位画家的风格以及对中国书画艺术发展的贡献，纯粹务虚，并不涉及拍品本身，或很少涉及拍品的估价。
研讨会肯定会请记者参加，而一般记者是看不懂作品真伪的，拿了红包后就会当作重要新闻报道，有必要的话，这些假画还会借正规的美术馆办一个为期三天的展览会。如此做新闻就更有看头了，对外行的欺骗性更大。前不久就有人在珠海美术馆办了一个关山月、黎雄才作品展，结果开幕当天就有两位画家的家属冲进展厅质疑策展人提供的一百余件展品几乎都是伪作。后来策展人拿了几件作品送到北京请专家鉴定，专家说是真迹无误。但家属又质疑：拿去作鉴定的那几件并不是展出的那几件。现在此案还没有下文，但也可见这种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展览并非孤例。
精心造势后，拍卖会当天一般都能形成火爆场面，假画最终成功拍出。 现在，随着人们警惕性的提高，假画的出笼更具前瞻性了。比如在假画出笼前两年，先向出版社买一个书号，出版一本某名家的书画精品图册，在市场露面，造成这批赝品已被“国家”认可的假象，等两年后拍卖公司出版拍品图录时就会注明“在某出版社出版的某图册中有记载”，这样的信息也颇具惑力。
还有一种情况呢，是通过某些渠道让假画参加正规的画展。比如某名家诞辰一百周年书画展，或海派书画家群展等，拍卖公司拍卖这批假画前印制的图录也会特别注明这件拍品参加过某次画展，如此做法也能迷惑买家。
一位老法师对我说，不能相信图册，不能相信展览会。也不能相信专家，只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越是吹得神乎其神的东西，越是要保持高度警惕。这位老法师在每次拍卖会前都要赶到预展现场，亲眼看过拍品。看到不确定的东西，他也不吭声，只有看到真迹才会发表意见。
我问他为什么不当场指认赝品。他告诉我一件事，7年前他受一收藏家委托赴北京，在一个拍卖预展上为一件任伯年的花鸟作鉴定，仔细看后他当场认定是赝品。但回到上海后就接到恐口下电话：若是再乱说的话；要戳瞎他的眼睛。
我有一朋友老徐，正宗老实人，工资奖金加积蓄都扔在收藏上面，自己穿得像叫花子。眼看到大家都买了房，房价又天天涨，老婆跟他急了，天天吵。老徐被逼得走投无路，找了几件东西包了包送到上海某拍卖行，谁知他们看也不多看就一口定是假货。老徐火了：“我在淘旧货的时候，你们这班小赤佬还在穿开裆裤呢。”但是这班小赤佬就是不买他的账，其实是想把价格压下来，为他们的牟利腾出空间。老徐再送到别的拍卖行，他们也不收，理由也是看不准。老徐急了，说我跟谁谁谁是一起出道的，不信可以问他，又一件件说出藏品的来龙去脉，对方说，“那么好吧，我们通货吃进，一口价，也不要上拍卖会了，省得到时候流标，大家难看。”老徐心里盘算过，这几件清三代官窑瓷器如按市价的话，至少在60万元左右，但现在拍卖行以30万元“敲榔头”，如果你不同意，那么就拜拜。
老徐一气之下，包了东西走人，刚 出门，有一陌生人喊住他，面目和善地指点迷津：“送拍卖行一定得有熟人，像你这样虽然在市场混了二十年，大家都心里有数，但不通过关系还是送不进去的。”老徐听他讲得有理，就一起喝了茶，最后托那人打通关节，但事先说好拍卖成功后他要获得成交价的一半，因为这一半的利润里边还要给拍卖行里的人。这情景跟前一阵卖楼时的黑幕交易极为相似。老徐糊里糊涂地同意了。结果呢，有人打通关节，拍卖行果然收了，又果然成功拍出，老徐付了佣金，净得43万元，比买断多得了十几万，但其间的关节获得的利润是净收入，老徐心里怎能平衡?
行贿和洗钱的新载体
随着反腐斗争的深化，公开的索贿受贿已转入更为隐蔽的行为，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艺术市场里就演变为行贿与受贿的密切配合，或者是通过艺术品拍卖进行疯狂洗钱。
这里只举四个有代表性的事例，都是我亲历或亲眼看到的。
其一，北方某画家，声震宇内，名扬海外，每平方尽数万，一幅六尺整张的巨制动辄数十万，还不易得。某画廊老板与他关系密切，经常能得到精品力作，有些企业家就常从他那得到真迹。用画家的作品行贿，不是现金交易，收受者比较安心。而且在著名画家手里，中国书画一挥而就，算不上什么，想当初两瓶黄酒就可以换来一幅画呢。但老板在行贿时密告宫太太，“如果嫌这幅画不好看，可以送至某路某号某画廊，画廊老板可以退钱给你。”事后还真有官太太将画退给画廊老板，因为事先有约，画廊老板扣除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将画款打入指定账户，活做得非常清爽。这个画廊老板有一幅名家名作，曾在一年内被买走买进五次。名家作品在钱权交易中纯粹成了一枚筹码。
其二，中国艺术市场在前几年似乎出现萎缩迹象，收藏家们呼吁有关方面网开一面，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进入艺术市场提供政策优惠，比如鼓励企业购买艺术品，以冲抵一部分税收，特别是从境外回购艺术品和文物，抵税的比例还应该增加。这项政策至今还没有落实，因为情况正在起变化。
一些国有、民营企业的领导人和老板在个人物质生活得到全面改善之后，开始染指艺术品，希望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品位，跻身于上流社会。他们在专家的指点下，进入拍卖会，高举高打，颇为活跃。从屡创新高的艺术品新主的身份来看，以民营企业家居多。民营企业家收藏艺术品，从整体上说应该是件好事，有些企业家收藏多了，就办起了民间收藏馆，既保护了艺术品，又能让更多的人分享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但不少企业则出于避税的考虑，因为艺术品是可以作为生产成本购入的，他是用于装饰办公场地和会议厅啊，税务部门没有理由阻止他。而这些价值不菲的艺术品一旦进入企业，分摊了经营成本，但每年可以折旧，十年后，这批艺术品都折光了，但艺术品本身的价值反而比十年前购进时翻了几番。而此时，这些艺术品在账面上的数字是零，如何处理就由老总说了算了，这也为国有资产流失开了一个新渠道。
第三个例子，某企业通过走私获得一笔巨资，如何入账是颇费脑筋的，后来在“高人”指点下进入境外拍卖会，大举拍下一批西洋油画、雕塑和瓷器，并串通不良商人开高发票，虚增交易额，然后以艺术品回流的善举流回国内，深得有关方面的嘉许。一年后，他通过某拍卖公司再将这批回流文物拍出，以投资艺术品成功的案例将资金漂白。
最后一个例子技术含量最高，故事性也强。某民营企业老板为获得某工程项目，向主管部门负责人行贿，被拒绝。后他得知这位高官近年来在瓷器收藏方面有浓厚的兴趣，就送去一件清乾隆粉彩梅瓶试探，结果正中下怀，该官员笑纳了。但这件从文物商店购来的花瓶不过数万元，不足以将事情搞掂。于是他拿出一本拍卖图录，指点那位官员拍下其中一件明宣德青花缠枝莲纹大罐。官员说：“我哪来这么多钱?明宣德官窑，少说也要几十万，再说这件东西我看着妖怪。”民企老板说：“没问题的，我已经请专家掌过眼了，你拍吧，钱不够的话我借你。”那官员动心了：“如果现场竞拍者一路叫上去怎么办?我没那个实力与别人叫板。”民企老板拍胸脯说：“这个你放心，有你出场，谁还敢跟你叫板?”那官员说：“那不一定，市场法则面前，人人平等。”“话是这么说的，但谁都要看清对手再出手。”
拍卖会那天，那位官员果然没有遇到像样的挑战者，拍卖师一开叫，他一举手就如愿以偿地拍下了那只明代大罐。但回家后细看，发现疑点重重，正要发作，电话铃响了。正是民企老板打来的：“局长大人，你拍来的那只明代大罐确实有点问题，否则会是这个价吗?不过你放心，我借你的钱先别急着还我，今年秋天还有一场拍卖会，你拿出去拍好了，肯定会有人接盘。”
到了秋拍，同一家拍卖公司主拍，这只有疑问的明代青花大罐从起拍价开叫，场内至少有五六位买家竞相举牌，最终一路叫到230万元成交，场内一片掌声。那位官员自然不便出现在现场，不过事后他还掉民企老板垫付的30万元，净赚200万元。而且这钱赚得心安理得，叫投资成功，靠知识来获取利润，纪委来查的话根本别想查出问题。
还有一种办法是倒做。比如某老板要贿赂官员，先将一件水墨画真迹送至某场拍卖会，起拍价标得很低，几乎是正常估价的四分之一。但因为事先已放出风声，并请专家掌过眼，认为这件东西疑问很大，口下得别人不敢与之竞争，到时候再请该官员前去竞拍，顺利斩获。如果该官员没有收藏的雅好，那也没关系，拍品从来就是一件过渡性质的载体。过一年，再请官员将这件“有问题”的拍品送到拍卖行，然后请出更高级别的专家再次鉴宝，为以前的错误鉴定平反。到拍卖那天，民企老板串通一伙人做戏似的竞拍，最终以高出原价十几倍的价格成交。该官员的传奇故事也就再一次证明了中国的艺术市场机会无限，只要有眼力，必定能投资成功。这样的故事对刺激市场，提升收藏爱好者的积极性不是大有裨益吗?
被利用的媒体和专家
每次从闹哄哄的拍卖会现场走出来，三五天内我茶饭不香，浑身就提不起精神。我发现自己虽然平时与朋友下馆子也有胆子抢着埋单，但实质上是一个穷光蛋，两个竞拍的老板举两三次手，就将我的身价——倘若我还有身价的话——马上揩光。最近一次拍卖会上，一幅谢稚柳的画拍出画家最近成交纪录，才用上十秒钟。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资本的力量令我等靠工资奖金养家糊口的人心惊胆战。
由于家庭的影响，我对艺术品收藏的兴趣可说是从小就培养出来了，对书画、陶瓷、杂件等几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但一直局限于在地摊上寻寻觅觅，希望捡一两只皮夹子。虽然偶有斩获，兴奋几天，但我不是开店做生意的，纯粹自己把玩而已，只有支出，没有收入，故而谈不上发财。但如果我早五六年就踏进拍卖会，低价收进，现在高价抛出，局面就大为改观了。再如果——比如25年前我在南京路朵云轩看到墙上挂着一幅齐白石的寿桃中堂，开价才30元，一张陈半丁的花鸟斗方，开价才18元。放到今天，闭着眼睛也能拍到四五十万。
当然，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世上没有后悔药可吃，充满了神奇传说的艺术品收藏尤其不给你假设。不过，多年浪迹江湖，也算结交了一些收藏界的狗朋狐友，其中有博学者、正直者、热心者、慧眼识宝者，也有愚不可教者、龙头虚者、招摇撞骗者。收藏界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因为它也有“三贴近”的特征：贴近群众、贴近财富、贴近机遇。
也因此，我在此提醒各位朋友，要当心披着专家外衣的“野胡禅”。
有一人，人道不过七八年，在高手的帮助下买了几件也很平常的旧器，却到处以专家面目出现，吹得天花乱坠。还东抄西抄地编了一本书出版，因为书中大量收录了博物馆的图片，又请专家作序，使得这本书具有了某种“权威性”。有一回他在市场上以3000元买下一件式样与装饰都很少见的宋代青釉碗，回家后得意洋洋地写了文章，似乎是重大发现。文章通过一张发行量颇大的晚报刊出，还附了图片。圈内的专家看到大吃一惊，因为这件所谓的“宋瓷”无论型制还是釉面都明显作伪，怎么能不负责任地说它是如何的精彩和罕见呢，这不是明摆着眙害读者吗。跟他仔细一说，总算明白自己吃药了。一般情况下，吃了也就吃了，摔了也罢，留作教训也罢，而这个人则拿了刊有图文的晚报再回到市场，将吃进的假碗卖给一个开古玩店的小老板。那老板本来是有点怀疑的，但看到报纸上都登了，不再怀疑。据说小老板买进后，再加了1000元顺利出手，无意中支持这桩买卖的就是这张以讹传讹的报纸。媒体中知识积累不足而又缺乏警惕性的编辑无意中助纣为虐了。
有一种情况也要当心，我是说，不能盲目轻信报上的文聿。现在一班跑文化新闻的记者比较年轻，经验不足，对红包的抵抗力也较差，有时候明知对方另有图谋，但看在钱的份上，也就装糊涂了。比如某拍卖行“征得”一批新仿瓷器，却当作清官遗世的老官窑瓷器从海外归来的新闻大肆宣扬。为了增加可信度，拍卖行的老总会请来十几家媒体记者，像模像样地召开新闻发布会，送上图录跟一只不薄的红包。第二天，全市的大小报纸都会刊出新闻和图片，当作惊世发现的新闻来恶炒，刚入门的收藏爱好者就会相信“政府办的报纸”。我有一朋友，就是看了报道脑子一热冲进拍卖现场，“抢”了几件回来。我到他家一看，东西不对啊。他不信，又叫老法师来看，老法师也认为不可靠。我眼看他脸色发白，额骨头上汗吱吱渗出，这几件东西，加上佣金要16万多啦，不是小数目啊。第二天找上门去，拍卖行就利用现行白卖法规不很健全的现状或所谓的行规为自己巧妙开脱，轻易地玩了金蝉脱壳之计，叫他没话可说。而业内的老法师是劝过他的，你其实大可不必声张，你一放喇叭，全世界都知道你吃了药，被人看笑话。如果保持沉默，甚至到处放风，某人买到好东西了。到下一次拍卖再送进这家拍卖行，他不敢不收，那么或许会有另一个冤大头来接盘，你还可能赚一点呢。
曾有一家拍卖行就在七年前玩过这一招，“成功”拍出一批所谓的清宫宫窑瓷器，不过从此这家拍卖行的名声臭透臭透，到现在也没人相信他们，上家也不会将东西交给他们拍。
那么专家是怎样被利用的呢?
举一例。某人家藏丰富，尤其以书画居多，早巳被圈中入知晓，时不时地拿出一两件好东西到拍卖行拍出。但有一次他拿出一件老冲头，也就是过去由造假高手仿的，到今天也有些年份了。表面看上去与真迹无异，但笔触和墨韵还是经不起推敲。但他北上京城，请前故宫工作过的一位专家过目。这位专家与他父亲是世交，熟人，容易产生信任感，加之人老眼花，不易明辨画的细部特征，也可能没多看一眼，就说这是真的，并受托在画的旁边题了一行字，证明自己看过并大喜过望地欣赏了一回。那人拿了此件画轴杀回上海，送交某拍卖行作为主打拍品拍卖，因为有故宫的专家掌眼，写了题签，铁板钉钉，故而竞拍者甚众，场面颇为火爆，结果一路叫价，拍了个天价。但事后买家再请其他博物馆的专家看，一致认为故宫的老先生看走眼了。当然，请那位专家看一眼，也不是白看的，据圈内人说，送上的红包没个三五万是过不了关的。
再举一例则更有意思。有一个台湾学者，经济学家，这几年在大陆风头颇健，大有指点江山，唯我独尊的气势。他做学问写文章之外，又在纽约开一家古玩店，因为有海外华人捧场，据说生意不坏，但前不久因为卖假古董被当地报纸揭露，有一份影响甚广的报纸甚至以16个版面来报道此事，弄得他灰头土脸，在美国一些大场面里也不敢怎么露面了。前一阵他来到上海后，托人找到我，想请上海博物馆的专家鉴定一件东西。我碍于朋友面子，就请了上博的专家到他在上海的别墅里去，他拿出两块唐三彩的瓷片要专家鉴定。我一看此物吓了一跳，别说专家，就连刚入道的新手也应该看出是假货。我问他从哪里收来的?他不肯细说，但一再肯定是真的。我生气了：“既然你认为是真的，又何必请专家来看呢?”他说希望上海博物馆的专家给出一份鉴定书，让他在海外有机会证明自己的清白。我明确回答他，鉴定书肯定对他不利，因为这肯定是假货。唐朝没有这样的东西，无论釉色还是型制都不对。
但这位台湾学者很固执，还是希望专家用热释光测定方法给个说法。无奈之下，我们只得来到一位朋友的工作室，在瓷板上钻一个直径5毫米不到的 小孔，取出胎样带走。第二天，专家给出的口头鉴定与我的判断一致，“胎骨的年份不到50年。”但上海博物馆的专家没有给他出具正规的鉴定书，他们认为作这样的鉴定够丢人的了。
但这个台湾学者还是心不死，又让我和上海博物馆的专家到他家里，取出一件腹径在60厘米以上的唐三彩壶要我们鉴定。我们只消看一眼，根据这样的器形和釉彩，就断定是新仿的，而且仿的水平之抽劣，比城隍庙里地摊卖的东西还差劲。我们理所当然地再次拒绝他书面鉴定的请求。
这个台湾学者的用意是明显的，他希望上海博物馆出具一份鉴定书，让他拿到美国证明自己没有卖假货。事后我知道，这件奇形怪状的唐三彩壶就是他以160万美元卖给人家的，现在买家还他的壶要求退款，他又不肯。此事正在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如果上海博物馆的专家轻信了他，出具鉴定书，等于将自己卷入此案，还是一起涉外案件，麻烦就大啦。
某些拍卖行是如何兴风作浪
自国内第一家拍卖行举槌开拍以来，十余年过去了。这十余年里，是我国艺术市场迅速发展的时段，也是拍卖公司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时段。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资本集中博弈的艺术市场也是如此，拍卖公司就是各种各样的鸟。仅在上海一地的拍卖行就超过一百家；除每月的小拍外，在每年春秋两季更是竭尽全力粉墨登场，上演一出出声色俱佳的活剧。
应该说，随着文物法和与拍卖行业相关法规的出台，绝大多数拍卖公司还是基本守法的，基本遵守行规的，基本对买卖双方负责的。但也有一些规模不大、客户信誉还没能建立起来的拍卖公司，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分得一杯羹，想方设法在征求拍品方面有所突破，因为对拍卖行来说，征集到货真价高的名家精品，就可能一炮打响，制造轰动效应，等于在市场上做了一回广告。但收藏家不可能将名家的精品交给影响力和号召力都不强的公司，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拍品的成交价。
为了征集拍品，每个拍卖公司都在削尖脑袋、利用各种渠道寻找，甚至派专人到境外海外征集。皇族及名门之后是他们的目标，高宫的家属也是目标，书画家本人当然也是牢牢锁定的目标，不过一定要锁定目前国内一流的书画家，而且价位处于上升期的那些。二三流的书画家，他们的作品能在拍卖会上露面，不管成交与否，都是抬举你了。
小公司征集不到名家拍品怎么办?为了利润，他们就敢铤而走险——接受赝品，或者对赝品采取开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反正艺术市场是凭眼力吃饭的，买对是你的，买错也是你的。我经常在一些小公司的拍卖会预展上看到非常好笑的一幕，张大干、徐悲鸿、齐白石、舒同、启功和程十发几位的作品连起码的装裱都没有，像尿布一样搭在铅丝上，夹子一夹，几百元一张。但奇怪的是，在拍卖会当天，这些明显的赝品也有人抢购。据圈内人说，这些假画都是当作礼品来送人的，有人托人办事，三五百拿不出手，三五万又没那个能力，就买一张假画虚应故事，看到大名头的书画作品，如果受礼的一方又是外行，就会很高兴地接受。这比收现金安全，也更雅观。这也是如今侦破高官腐败案件时，会从涉案人员家中搜出大量假画的原因了，比如河北第一贪李真家里就有许多这样的假画和假古董。
我曾了解到一家拍卖公司故意拍卖假画的整个过程。
具体过程是这样的：拍卖公司老板与假画的拥有者(或者制假者)事先讲好斤头，也就是不再按照行规的上下家百分之十提取佣金，而是按成交额提取相应的比例。
一般是为清末或民国初年某书画名家的几十件作品作一个整体包装，选一个冠冕堂皇的主题，精心印制拍卖图录。
接下来召集一批书画理论家和收藏家开一场某画家艺术风格的研讨会。与会者或许不明就里地来了，但看到的都是图录而非作品本身，所谈的内容无非是这位画家的风格以及对中国书画艺术发展的贡献，纯粹务虚，并不涉及拍品本身，或很少涉及拍品的估价。
研讨会肯定会请记者参加，而一般记者是看不懂作品真伪的，拿了红包后就会当作重要新闻报道，有必要的话，这些假画还会借正规的美术馆办一个为期三天的展览会。如此做新闻就更有看头了，对外行的欺骗性更大。前不久就有人在珠海美术馆办了一个关山月、黎雄才作品展，结果开幕当天就有两位画家的家属冲进展厅质疑策展人提供的一百余件展品几乎都是伪作。后来策展人拿了几件作品送到北京请专家鉴定，专家说是真迹无误。但家属又质疑：拿去作鉴定的那几件并不是展出的那几件。现在此案还没有下文，但也可见这种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展览并非孤例。
精心造势后，拍卖会当天一般都能形成火爆场面，假画最终成功拍出。 现在，随着人们警惕性的提高，假画的出笼更具前瞻性了。比如在假画出笼前两年，先向出版社买一个书号，出版一本某名家的书画精品图册，在市场露面，造成这批赝品已被“国家”认可的假象，等两年后拍卖公司出版拍品图录时就会注明“在某出版社出版的某图册中有记载”，这样的信息也颇具惑力。
还有一种情况呢，是通过某些渠道让假画参加正规的画展。比如某名家诞辰一百周年书画展，或海派书画家群展等，拍卖公司拍卖这批假画前印制的图录也会特别注明这件拍品参加过某次画展，如此做法也能迷惑买家。
一位老法师对我说，不能相信图册，不能相信展览会。也不能相信专家，只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越是吹得神乎其神的东西，越是要保持高度警惕。这位老法师在每次拍卖会前都要赶到预展现场，亲眼看过拍品。看到不确定的东西，他也不吭声，只有看到真迹才会发表意见。
我问他为什么不当场指认赝品。他告诉我一件事，7年前他受一收藏家委托赴北京，在一个拍卖预展上为一件任伯年的花鸟作鉴定，仔细看后他当场认定是赝品。但回到上海后就接到恐口下电话：若是再乱说的话；要戳瞎他的眼睛。
我有一朋友老徐，正宗老实人，工资奖金加积蓄都扔在收藏上面，自己穿得像叫花子。眼看到大家都买了房，房价又天天涨，老婆跟他急了，天天吵。老徐被逼得走投无路，找了几件东西包了包送到上海某拍卖行，谁知他们看也不多看就一口定是假货。老徐火了：“我在淘旧货的时候，你们这班小赤佬还在穿开裆裤呢。”但是这班小赤佬就是不买他的账，其实是想把价格压下来，为他们的牟利腾出空间。老徐再送到别的拍卖行，他们也不收，理由也是看不准。老徐急了，说我跟谁谁谁是一起出道的，不信可以问他，又一件件说出藏品的来龙去脉，对方说，“那么好吧，我们通货吃进，一口价，也不要上拍卖会了，省得到时候流标，大家难看。”老徐心里盘算过，这几件清三代官窑瓷器如按市价的话，至少在60万元左右，但现在拍卖行以30万元“敲榔头”，如果你不同意，那么就拜拜。
老徐一气之下，包了东西走人，刚 出门，有一陌生人喊住他，面目和善地指点迷津：“送拍卖行一定得有熟人，像你这样虽然在市场混了二十年，大家都心里有数，但不通过关系还是送不进去的。”老徐听他讲得有理，就一起喝了茶，最后托那人打通关节，但事先说好拍卖成功后他要获得成交价的一半，因为这一半的利润里边还要给拍卖行里的人。这情景跟前一阵卖楼时的黑幕交易极为相似。老徐糊里糊涂地同意了。结果呢，有人打通关节，拍卖行果然收了，又果然成功拍出，老徐付了佣金，净得43万元，比买断多得了十几万，但其间的关节获得的利润是净收入，老徐心里怎能平衡?
行贿和洗钱的新载体
随着反腐斗争的深化，公开的索贿受贿已转入更为隐蔽的行为，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艺术市场里就演变为行贿与受贿的密切配合，或者是通过艺术品拍卖进行疯狂洗钱。
这里只举四个有代表性的事例，都是我亲历或亲眼看到的。
其一，北方某画家，声震宇内，名扬海外，每平方尽数万，一幅六尺整张的巨制动辄数十万，还不易得。某画廊老板与他关系密切，经常能得到精品力作，有些企业家就常从他那得到真迹。用画家的作品行贿，不是现金交易，收受者比较安心。而且在著名画家手里，中国书画一挥而就，算不上什么，想当初两瓶黄酒就可以换来一幅画呢。但老板在行贿时密告宫太太，“如果嫌这幅画不好看，可以送至某路某号某画廊，画廊老板可以退钱给你。”事后还真有官太太将画退给画廊老板，因为事先有约，画廊老板扣除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将画款打入指定账户，活做得非常清爽。这个画廊老板有一幅名家名作，曾在一年内被买走买进五次。名家作品在钱权交易中纯粹成了一枚筹码。
其二，中国艺术市场在前几年似乎出现萎缩迹象，收藏家们呼吁有关方面网开一面，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进入艺术市场提供政策优惠，比如鼓励企业购买艺术品，以冲抵一部分税收，特别是从境外回购艺术品和文物，抵税的比例还应该增加。这项政策至今还没有落实，因为情况正在起变化。
一些国有、民营企业的领导人和老板在个人物质生活得到全面改善之后，开始染指艺术品，希望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品位，跻身于上流社会。他们在专家的指点下，进入拍卖会，高举高打，颇为活跃。从屡创新高的艺术品新主的身份来看，以民营企业家居多。民营企业家收藏艺术品，从整体上说应该是件好事，有些企业家收藏多了，就办起了民间收藏馆，既保护了艺术品，又能让更多的人分享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但不少企业则出于避税的考虑，因为艺术品是可以作为生产成本购入的，他是用于装饰办公场地和会议厅啊，税务部门没有理由阻止他。而这些价值不菲的艺术品一旦进入企业，分摊了经营成本，但每年可以折旧，十年后，这批艺术品都折光了，但艺术品本身的价值反而比十年前购进时翻了几番。而此时，这些艺术品在账面上的数字是零，如何处理就由老总说了算了，这也为国有资产流失开了一个新渠道。
第三个例子，某企业通过走私获得一笔巨资，如何入账是颇费脑筋的，后来在“高人”指点下进入境外拍卖会，大举拍下一批西洋油画、雕塑和瓷器，并串通不良商人开高发票，虚增交易额，然后以艺术品回流的善举流回国内，深得有关方面的嘉许。一年后，他通过某拍卖公司再将这批回流文物拍出，以投资艺术品成功的案例将资金漂白。
最后一个例子技术含量最高，故事性也强。某民营企业老板为获得某工程项目，向主管部门负责人行贿，被拒绝。后他得知这位高官近年来在瓷器收藏方面有浓厚的兴趣，就送去一件清乾隆粉彩梅瓶试探，结果正中下怀，该官员笑纳了。但这件从文物商店购来的花瓶不过数万元，不足以将事情搞掂。于是他拿出一本拍卖图录，指点那位官员拍下其中一件明宣德青花缠枝莲纹大罐。官员说：“我哪来这么多钱?明宣德官窑，少说也要几十万，再说这件东西我看着妖怪。”民企老板说：“没问题的，我已经请专家掌过眼了，你拍吧，钱不够的话我借你。”那官员动心了：“如果现场竞拍者一路叫上去怎么办?我没那个实力与别人叫板。”民企老板拍胸脯说：“这个你放心，有你出场，谁还敢跟你叫板?”那官员说：“那不一定，市场法则面前，人人平等。”“话是这么说的，但谁都要看清对手再出手。”
拍卖会那天，那位官员果然没有遇到像样的挑战者，拍卖师一开叫，他一举手就如愿以偿地拍下了那只明代大罐。但回家后细看，发现疑点重重，正要发作，电话铃响了。正是民企老板打来的：“局长大人，你拍来的那只明代大罐确实有点问题，否则会是这个价吗?不过你放心，我借你的钱先别急着还我，今年秋天还有一场拍卖会，你拿出去拍好了，肯定会有人接盘。”
到了秋拍，同一家拍卖公司主拍，这只有疑问的明代青花大罐从起拍价开叫，场内至少有五六位买家竞相举牌，最终一路叫到230万元成交，场内一片掌声。那位官员自然不便出现在现场，不过事后他还掉民企老板垫付的30万元，净赚200万元。而且这钱赚得心安理得，叫投资成功，靠知识来获取利润，纪委来查的话根本别想查出问题。
还有一种办法是倒做。比如某老板要贿赂官员，先将一件水墨画真迹送至某场拍卖会，起拍价标得很低，几乎是正常估价的四分之一。但因为事先已放出风声，并请专家掌过眼，认为这件东西疑问很大，口下得别人不敢与之竞争，到时候再请该官员前去竞拍，顺利斩获。如果该官员没有收藏的雅好，那也没关系，拍品从来就是一件过渡性质的载体。过一年，再请官员将这件“有问题”的拍品送到拍卖行，然后请出更高级别的专家再次鉴宝，为以前的错误鉴定平反。到拍卖那天，民企老板串通一伙人做戏似的竞拍，最终以高出原价十几倍的价格成交。该官员的传奇故事也就再一次证明了中国的艺术市场机会无限，只要有眼力，必定能投资成功。这样的故事对刺激市场，提升收藏爱好者的积极性不是大有裨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