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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日战争中中日海军的作战史在史学界曾长期的受到忽略,近年来我国海军史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进展,然而大多数研究往往局限于中国海军的视角,对日本海军在中国的编制和作战语焉不详,其数据也往往有缺失或错漏,本文拟从中日双方的史料出发,对七七事变前以及抗日战争前期的中日海军兵力做一番补正,兼谈我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抗日战争;海军;兵力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7-0067-04
1945年9月9日,中国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了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海军上将代表中国海军参加了受降仪式。自清末甲午战争以来,由于外国侵略和内战连连,中国海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建设和发展。在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中,处于绝对劣势的中国海军也是一支重要的抗战力量。作为正面战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日双方的海军作战情况进行研究不仅是必要的,对我国海军史的整体研究水平提升也是有益的。
一、七七事变前日本海军在中国的兵力设置沿革
自清末以来,日本便一直觊觎我国长江流域的领土和各项权益。日本海军首次向长江流域派遣舰队是在1884年4月中法战争之后,由舰队司令官松村淳藏少将率领战舰“扶桑”(舰长为伊东佑亨大佐)和“天城”(舰长为东乡平八郎少佐)进入上海港,并溯江至汉口,“天城”更沿着华南、台湾方向行动。1885年以后,日本政府决定在长江流域派驻常驻警备舰,遂于1885年4月派遣战舰“清辉”常驻上海,1891年又临时增派巡洋舰“天龙”至上海和福州,“爱宕”至大沽[2]。
甲午战争后,由于中国战败签订《马关条约》,日本获得了在中国内地增辟通商口岸,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和建立工厂等一系列不平等权益,日本政府以日本权益和交通贸易扩大以及居留侨民的增加为由,决定派遣更多的警备舰。1887年,日本政府派遣战舰“摩耶”和“赤城”至华北,“大岛”、“筑紫”和“高隆”至华中,次年增派5艘战舰,1899年,又派遣战舰1艘至舟山群岛、澳门,1艘至台湾、澎湖列岛,1艘至长江福州附近华南沿岸,1艘至塘沽、芝罘、牛庄等华北沿岸,这些舰只的派遣日期大约为6个月[3]。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日本政府以保护侨民为由,由常备舰队向中国派驻“爱宕”、“赤城”、“须磨”和“筑紫”4艘警备舰,其中“爱宕”是于事变爆发当时,列强军舰中唯一停泊于白河内的军舰[4]。后又陆续增派“笠置”、“阳炎”前往大沽。北京沦陷后,“爱宕”和“笠置”返回日本,日本政府又以警戒华北为由,派遣战舰“浅间”、“高砂”、“千代田”和“鸟海”开赴华北,同年11月,上述3舰与“松岛”、“千岁”和“浪速”换防之后返回日本。1901年2月,日本政府决定不在华北设置将官级舰队指挥官,命令常备舰队司令有马新一少将率领“千岁”返回佐世保。
在华北发生义和团运动的同时,日本政府还阴谋在东南沿海一带制造事端,企图趁乱扩大在东南沿海的利益。1900年6月,日本政府派遣战舰“筑紫”、“和泉”和“高千穗“至厦门,8月,日本军方阴谋策划了“东本愿寺”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出兵镇压,但由于英国在厦门有直接利益,联合美、法、俄等国军舰入港,日本的阴谋没有得逞,日本政府遂下令逐渐减少驻泊舰只数量,1901年后,由“龙田”和“须磨”常驻华南。
日本在中国首次设立常驻舰队是1905年12月,日俄战争结束后,联合舰队解除编制,新设华南舰队,司令官为武富邦鼎少将,下辖“高千穗”、“千岁”两艘巡洋舰和“宇治”、“隅田”两艘新造的炮艇,负责长江流域及华南、台湾沿海的巡航警备。1908年12月华南舰队改编为第三舰队,司令官为寺垣猪三少将,由巡洋舰、通报舰和炮舰等7艘战舰组成,根据需要另外配属驱逐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政府以保护租界为名,继续向长江流域增兵,增加了便于在内河行动的炮艇。至10月12日,第三舰队中“对马”和“隅田”在汉口,“秋津洲”在上海,“宇治”在广州,“伏见”在宜昌。10月13日,“龙田”、“卷云”、“千早”和“敷波”等舰以及第二驱逐队(下辖驱逐舰“神风”、“初霜”、“如月”和“响”)相继编入第三舰队。12月随着武汉战事平息,第三舰队的编制和舰队序列也做了相应的改变,“对马”和“秋津洲”脱离第三舰队,“新高”、“鸟羽”和“须磨”3舰被编入。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宣布对德宣战,由于中国政府宣布中立,第三舰队司令官土屋光金少将下令解除“鸟羽”、“伏见”和“隅田”武装,3舰离开第三舰队返回日本。但随着1917年中国政府对德宣战,上述3舰又重新被派往长江流域,负责警备工作。1917年12月,日本海军将“千代田”、“宇治”、“隅田”、“伏见”和“鸟羽”编成第七战队合并编入第三舰队,司令官为山冈丰一少将。1918年8月第七战队独立,编成遣华舰队,担任长江流域及中国沿海警备,1919年8月遣华舰队又改编为第一遣外舰队。1922年随着日本海军军备缩减,第三舰队解除编制,第一遣外舰队遂成为日本海军在中国的常驻舰队。
1927年,随着国民政府北伐的进行,日本海军又将巡洋舰“平户”和“对马”以及第九驱逐队编成第二遣外舰队派往中国,司令官为中岛晋少将,第一遣外舰队主要负责长江流域及长江以南中国沿海,第二遣外舰队主要负责长江以北以及关东州沿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扶持伪满洲国政权,1933年4月设置旅顺要港部,遂解除了第二遣外舰队编制。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以保护在中国的日侨的安全为借口向中国大举增兵,2月2日,日本海军在原第一遣外舰队的基础上重新编成第三舰队,司令官为野村吉三郎中将,下辖第一遣外舰队、第三战队、第一航空战队、第一水雷战队,旗舰“出云”、水上飞机母舰“能登吕”以及上海特别陆战队由第三舰队司令官直辖。同时第二舰队也有部分增兵。
1936年在广东省北海一名日本人被杀,酿成“北海事件”,日本以此为借口增兵北海,第三舰队司令及川古志郎中将将派到北海及海口方面的舰只编为“第三舰队南遣部队”,司令官为第五水雷战队司令细萱戊子郎少将,下辖第五水雷战队、“嵯峨”、“若竹”、“球磨”、“太刀风”和“洲崎”等舰。事件解决后,南遣部队将1艘驱逐舰留在海口后,返航马公。10月,南遣部队被解除编制。于是至七七事变前,第三舰队一直是日本海军在中国的常驻舰队。 二、抗日战争前期中日双方海军配置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始终将发展壮大海军作为基本国策之一,甲午战争后,日本将巨额赔款中很大一部分作为海军军费,逐步建成了一支包括“三笠”“初濑”等6艘战列舰和“八云”“吾妻”等6艘装甲巡洋舰在内的“六六舰队”。1905年日俄战争后,海军的胜利更加鉴定了日本发展海军的决心。1907年,由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松川敏胤少将和高级部员田中义一中佐,联合海军军令部第一班班长川岛今次郎大佐和财部彪大佐制定了《日本帝国之国防方针》,其中明确提出了“(为了实现维持在满洲和朝鲜利益的同时向亚洲南部发展这个国家施政的大方针)海军需要建设一支舰龄不满8年,由8艘两万吨以上的战列舰和8艘一万八千吨以上的装甲巡洋舰,辅以若干巡洋舰和大小驱逐舰组成的八八舰队。”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条约和1930年的伦敦海军条约对各国主力舰的吨位和配置都做了限制,但即使在“海军假日”的大环境下,日本仍不断的寻求突破裁军条约的限制,1936年1月日本政府宣布退出正在召开中的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废除裁军条约,开始无限制扩充海军。1936年3月,《帝国国防方针》做了第三次修改,其中明确提出“海军的外战部队需要由12艘战列舰、10艘航空母舰、28艘巡洋舰、6队水雷战队(旗舰6艘,驱逐舰96艘)、潜水战队(旗舰7艘、驱逐舰70艘)组成,内战部队所需飞机母舰以及舰龄超龄的舰艇需新造,外战部队和内战部队所需常备基地航空兵力65队。”
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统计,至抗日战争开始前,日本已经拥有了一支包括9艘战列舰、4艘航空母舰、21艘重型巡洋舰、13艘轻型巡洋舰、102艘驱逐舰、59艘潜艇在内的强大海军,另外还有水上飞机母舰、潜水母舰、炮舰等一系列支援舰种,总计285艘各类舰艇,总吨位115.3万吨,另有37艘正在建造的舰艇,包括两艘战列舰和两艘航空母舰。此外,日本的海军航空兵兵力也十分庞大,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统计,七七事变之前,日本海军拥有各类陆基常用机388架,补用机241架,舰载机182架。
七七事变前,日本海军建制分为第一、二、三舰队和练习舰队,其中第三舰队常驻中国,司令官为长谷川清中将,下辖第十战队(海防舰“出云”,轻巡“天龙”“龙田”)、第十一战队(炮舰“安宅”、“鸟羽”、“适多”、“坚田”、“比良”、“保津”、“热海”、“二见”,敷设舰“八重山”,驱逐舰“栗”、“梅”“莲”)、第五水雷战队(轻巡“夕张”,第十三驱逐队、第十六驱逐队),附属部队有炮舰“嵯峨”和第一扫海队,以及驻扎在上海的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2200人。七七事变后又从旅顺要港部派遣第十四驱逐队(驱逐舰:“菊”、“葵”、“荻”),马公要港部派遣第五驱逐队(驱逐舰“春风”、“松风”、“朝风旗”)编入第三舰队。此时的第三舰队由于中国海军力微质差的缘故,并未派遣主力战列舰和巡洋舰来华,主要是一支由旧式炮舰、海防舰和驱逐舰组成的舰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军令部连续发出“大海令”(大本营海军部命令),向中国大肆增兵。7月28日发出大海令第一号,新编第九战队(重巡“妙高”“多摩”)、第三水雷战队(轻巡“北上”,第二十三驱逐队、第一水雷队、第二十一水雷队)加入第三舰队。同时第二舰队开始运送陆军兵力大举增兵,同时协助第三舰队作战。淞沪会战开始后,又新增第三航空战队加入第三舰队。
随着抗日战争的逐步进行,日本军方深感再往中国增兵的必要,于是10月20日,日本海军从远洋作战兵力中抽出一部分组成第四舰队派往中国,司令官为丰田副武中将,同时将第三和第四舰队合并成为中国方面舰队,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将任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兼第三舰队司令,统辖中国方面海军作战。至10月20日,中国方面舰队编制为:第三舰队,下辖第十战队、第十一战队、第五水雷战队、第三航空战队;第四舰队,下辖第十五战队、第五潜水战队、第四航空战队。
1938年2月,日本海军为了进攻武汉的作战需要,又新编第五舰队加入中国方面舰队,司令为盐泽幸一中将。随着武汉三镇的陷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海军的增援部队陆续回国待命,于是至1938年12月为止,中国方面舰队的编制缩小为:第三舰队(华中部队),下辖第十一战队(扬子江部队)、第二联合航空队、第一根据地队、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附属(港务部及其他);第四舰队(华北部队),下辖第十二战队(主队)、第一联合特别陆战队、附属(青岛航空队及其他);第五舰队(华南部队),下辖第九战队(主队)、第五水雷战队、第二根据地队(珠江部队)、第三根据地队(厦门部队)、第三联合航空队。1939年11月,中国方面舰队改变编制,司令部解散,下属3个舰队改名为“遣支舰队”,第三舰队更名为“第一遣支舰队”,第四舰队更名为“第三遣支舰队”,第五舰队更名为“第二遣支舰队”。
相对于日本海军来说,中国海军的建设则要滞后很多。自从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后,中国的海军便一直处于力微质差的状况,海军建设几乎停滞。民国成立后,民国政府从清政府手中继承下的所有的海军遗产,不过军舰34艘,3万余吨。民国初年,任命刘冠雄(1912年10月授海军上将衔)为海军总长,汤芗铭(1912年10月授海军中将衔)为海军次长,海军设一总司令,下置左右两舰队,分别置左右司令。12月,改海军左司令为第一舰队司令,司令官为原海军左司令蓝建枢少将,改海军右司令为第二舰队司令,司令官为原海军右司令徐振鹏少将,海军总司令为黄钟英中将。12月,黄钟英病逝,李鼎新升任海军中将就任海军总司令职。此时,第一舰队下辖“海圻”、“海筹”、“海琛”、“飞鹰”、“永丰”、“永翔”、“联鲸”、“换凤”、“建康”、“同安”、“福安”、“豫章”等舰;第二舰队下辖“建威”、“建安”、“江元”、“江贞”、“建中”、“永安”等舰。此外,1913年另设练习舰队。
1913年3月海军总长刘冠雄上将向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呈递了《海军第一次制舰计划案》,其中提出“中国海岸线漫长,港湾纷杂,海军应采取攻守兼营主义。然以目前财力、人力之两难……分两期筹备:第一期现行守防计划,第二期续行巡防计划,各以五年为限,统计十年。”为此,需建立巡防舰队3队,共需经费3725.66万元。4月,参谋本部经与海军部会议,拟定了《民国三年至十年第一次造舰计划案并理由书》,该计划案以日本为假想敌,提出要拥有战斗巡洋舰(排水量2800吨)8艘、侦察舰(3500吨)8艘、鱼雷舰(750吨)40艘、航海潜艇(740吨)12艘等共计96艘约30万吨,总计需经费3.161亿元。但在连年的军阀混战中,无论是海军部还是参谋本部的计划,都成了一纸空文。在北洋政府期间,海军除接收清末向外国订购的9艘军舰外,仅新增舰船17艘,其中大多为200吨左右的浅水炮艇。 1927年南京民国政府成立后,也曾为海军建设做过努力。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取消海军总司令部,设海军编遣办事处,原有第一、二舰队编为第一、第二舰队,东北海军改编为第三舰队,广东各舰队改编为第四舰队,统归编遣委员会管辖,由海军编遣办事处分别编遣。同年6月,海军部向政府提出了15年内造舰60万吨、共需军费20万银元的计划,因经费不足而搁浅。此后海军部几乎每年都向政府呈报扩充海军的计划,但海军部不仅没有增加军备的经费,甚至连日常办公费用都被拖欠,只能在现有军费下苦心经营,添造一些小型舰艇和改造部分旧舰艇。
至七七事变之前,中国海军的编制大致分为四部分:中央海军部直辖舰队,包括第一舰队、第二舰队和练习舰队;第三舰队;广东江防司令部(原第四舰队);电雷学校部队。其兵力配置大致如下:
(一)中央海军:练习舰队(下辖“应瑞”、“通济”两舰)、第一舰队(下辖“海容”、“海筹”、“宁海”、“逸仙”、“大同”等12舰艇)、第二舰队(下辖“江元”、“江贞”、“民权”、“楚有”、“楚泰”等19舰艇)、测量队(下辖“甘露”、“庆云”等7舰艇)、巡防队(下辖“顺胜”、“义胜”、“海宁”、“江宁”等14艇)
(二)第三舰队(下辖“定海”、“永翔”“楚豫”、“同安”、“海圻”等13舰)
(三)广东江防司令部(下辖巡洋舰“肇和”,炮舰“海虎”、“海强”、“坚如”等5艘,河用炮舰19艘,鱼雷艇4艘,福安运舰1艘)
(四)电雷学校(下辖“同心”、“同德”两舰,“自由中国”号,英式快艇12艘,德式快艇2艘)
此外加上1938年新增巡洋舰“平海”,运输舰“普安”,炮舰“武胜”,鱼雷艇“辰字”、“宿字”,抗日战争初期我国海军全部舰艇数量为118艘,其总吨位最多不超过68895吨,且大多舰龄已过长,为旧时炮艇和鱼雷艇,新造巡洋舰寥寥无几。对照日方史料,统计中国海军在七七事变之前的兵力为巡洋舰8艘,临时改装巡洋舰1艘,炮舰27艘,临时改装炮舰1艘,河用炮舰21艘,鱼雷艇8艘,驱逐舰2艘,炮艇22艘,运输舰6艘,测量舰6艘,总计102艘,总吨位6万吨左右(未统计电雷学校部队),亦相差不远。
此外,中国海军的军用机数量不过十数架,且大多为训练用的教练机,但考虑到日本没有独立的空军,此一项兵力差距大概并不如数据所显示的那样悬殊。
在抗日战争中,尽管敌我力量悬殊,兵力不及对方一个零头的中国海军却在内河与敌军进行了英勇的抗战,以己之长攻敌之短,采取阻塞和布雷作战的方式,成功的延迟了日军进攻的步伐,有人曾精辟的指出中国海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海军之封锁线,从未于敌人深入后方之前,为其破坏;守护封锁线之海军,从未在他种军队之先退却……故敌人虽已深入长江上游,但其海军从未做过陆军之先导。此非敌国海军之无能,乃系我国海军之巧妙策略有以致之耳。”
三、浅谈我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相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其他学科来说,我国的近代军事史研究可以说是比较滞后的,尽管抗日战争史研究在近代军事史研究中已经算是处于“显学”的地位,但无论从学科建设还是从研究成果上来讲,都不能说是令人满意的,在此对其中的一些问题做一番浅谈。
(一)对海军和空军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在我国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军事战斗方面的研究较少,大部分研究仍然集中于军事思想、根据地建设、后勤、政局变化、军事战略等方面,对具体战斗的研究往往不予重视,以致战果统计和伤亡情况统计常常不准确。而在军事方面的研究当中,陆军方面的研究又占去了绝大部分的篇幅,海军和空军史的研究便显得十分不足。
海军是19世纪兴起的一个近代军种,在近代战争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国内相应的研究却比较薄弱。近年来我国海军史研究虽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进展,但大部分研究仍然集中于晚晴(尤其是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海军,对于民国以后的海军建制、兵力配备、战略思想和在抗战中的具体战斗很少提及,造成此方面的研究几乎形成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空军相对于海军来说则是更加新晋的一个军种,国内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对此方面的研究则显得更加不足,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的主要侵略力量不单包括了陆军,也包括海军和空军。尤其是空军,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对我国内地进行了大量有组织的大规模空袭,但奇怪的是,在国内的抗日战争研究领域中,还没有人在这一方面做出系统的研究。
(二)对日本方面军队的研究十分薄弱。在我国的抗日战争研究当中,把日本方面军队作为研究对象的可谓少之又少。对战史研究来说,交战双方的研究可以说同等重要,而我国的抗日战争研究中,大多数仍然从中方史料和视角出发,单一方面的对战争进行研究,且不说单方的史料会失却很多可信度,对于战史本身的研究也是不利的。
日本对中国长期怀有侵略野心,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时,已经在中国驻军长达数十年,而国内的研究却鲜见有关于日本在中国驻军编制沿革、作战编队等方面的系统研究,尤其是关东军这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起着重大影响的军队,国内还没有此方面的研究先例。
而日本海军在国内就更加是一个受人冷落的研究领域,国内关于日本海军的研究恐怕也仅仅限于甲午战争时期的联合舰队。同日本陆军一样,日本海军在中国的驻军时间也长达数十年,而国内尚无一本系统的专著对日本海军在中国的编制和作战进行研究,以至于国内许多抗日战争方面的著作在编写日本方面军事力量配备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讹误。如《中国近代海军史》中对七七事变时的第三舰队编制描述如下:“第三舰队,下辖第十、十一战队,第五水雷队,第一潜水战队,第一联合航空队,第一、二航空战队,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航空队。”而对照日方史料,此时的第三舰队并无航空战队编制,第一联合航空队是七七事变后为了侵华战争的需要编成的特设航空队,前身为木更津海军航空队和鹿屋海军航空队,而在侵华战争中似乎也并未提及其隶属第三舰队,其中《大本营海军部?联合舰队》中提到:“昭和十二年战时编制中至少计划编成第一和第二联合航空队,但其详细的(隶属)关系不明。” (三)大多从中方史料出发,对日方史料利用较少。战史研究之所以与其他历史学科的研究不同,在于统计的复杂性和不确切性。目前国内的抗日战争研究仍然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中方史料,对日方、美方、德方、苏方等其他相关国家的资料运用很少,而且许多研究者不作深入的史实考究,往往在参考资料中互相引用,如此造成的讹误可谓是数不胜数。
如《中国近代通史?抗日战争》中在关于七七事变的章节中提到:“……卢沟桥中国守军迫不得已,毅然实行抵抗。激战4小时,日本一木清直大队长被击毙。”而事实上,一木清直中佐死于1942年8月太平洋战争的瓜岛战役。再如《通史》一书中对成都空战的描述为:“1941年3月14日,日本12架零式驱逐机袭击成都……击落日机6架。”而对照日方史料,1942年以前,零式战斗机在中国大陆从未有过一次被击落6架的记录,况且当时中国空军配备的战斗机为E-15,性能落后零式甚远,按照常理判断,一次击落敌机6架似为不太可信。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作为目前国内最权威的中国近现代史通史著作,出现此类错误实在是匪夷所思到了令人怀疑著者是否真的翻阅过主要参考文献中所列的日方史料。国内很多抗日战争史研究者往往局限于台湾和大陆所编的史料,如《通史》中很多战果统计便来源于台湾“国防部”所编印的《抗日战史》,而国民党部队虚报战果是赫赫有名的,以此类史料作为研究基础,得出的研究成果也是很值得怀疑的。
要想使我国的抗日战争史研究跨上一个新的台阶,对各方史料的利用是必不可少的。单就日本来说,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所编的102卷《战史丛书》便是一份珍贵的资料,遗憾的是大陆只选取了少量几部做了节译,台湾虽然翻译了一些,但翻译质量实在让人不敢恭维,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日军将领回忆录,联队史和作战史可以作为研究参考资料。因此在这个空白的领域,我国的研究者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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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部.戦史叢書?大本營海軍部?大東亞戦爭開戦経緯<1>[M].朝雲新聞社,昭和五十四年(1979):10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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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抗日战争;海军;兵力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7-0067-04
1945年9月9日,中国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了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海军上将代表中国海军参加了受降仪式。自清末甲午战争以来,由于外国侵略和内战连连,中国海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建设和发展。在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中,处于绝对劣势的中国海军也是一支重要的抗战力量。作为正面战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日双方的海军作战情况进行研究不仅是必要的,对我国海军史的整体研究水平提升也是有益的。
一、七七事变前日本海军在中国的兵力设置沿革
自清末以来,日本便一直觊觎我国长江流域的领土和各项权益。日本海军首次向长江流域派遣舰队是在1884年4月中法战争之后,由舰队司令官松村淳藏少将率领战舰“扶桑”(舰长为伊东佑亨大佐)和“天城”(舰长为东乡平八郎少佐)进入上海港,并溯江至汉口,“天城”更沿着华南、台湾方向行动。1885年以后,日本政府决定在长江流域派驻常驻警备舰,遂于1885年4月派遣战舰“清辉”常驻上海,1891年又临时增派巡洋舰“天龙”至上海和福州,“爱宕”至大沽[2]。
甲午战争后,由于中国战败签订《马关条约》,日本获得了在中国内地增辟通商口岸,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和建立工厂等一系列不平等权益,日本政府以日本权益和交通贸易扩大以及居留侨民的增加为由,决定派遣更多的警备舰。1887年,日本政府派遣战舰“摩耶”和“赤城”至华北,“大岛”、“筑紫”和“高隆”至华中,次年增派5艘战舰,1899年,又派遣战舰1艘至舟山群岛、澳门,1艘至台湾、澎湖列岛,1艘至长江福州附近华南沿岸,1艘至塘沽、芝罘、牛庄等华北沿岸,这些舰只的派遣日期大约为6个月[3]。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日本政府以保护侨民为由,由常备舰队向中国派驻“爱宕”、“赤城”、“须磨”和“筑紫”4艘警备舰,其中“爱宕”是于事变爆发当时,列强军舰中唯一停泊于白河内的军舰[4]。后又陆续增派“笠置”、“阳炎”前往大沽。北京沦陷后,“爱宕”和“笠置”返回日本,日本政府又以警戒华北为由,派遣战舰“浅间”、“高砂”、“千代田”和“鸟海”开赴华北,同年11月,上述3舰与“松岛”、“千岁”和“浪速”换防之后返回日本。1901年2月,日本政府决定不在华北设置将官级舰队指挥官,命令常备舰队司令有马新一少将率领“千岁”返回佐世保。
在华北发生义和团运动的同时,日本政府还阴谋在东南沿海一带制造事端,企图趁乱扩大在东南沿海的利益。1900年6月,日本政府派遣战舰“筑紫”、“和泉”和“高千穗“至厦门,8月,日本军方阴谋策划了“东本愿寺”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出兵镇压,但由于英国在厦门有直接利益,联合美、法、俄等国军舰入港,日本的阴谋没有得逞,日本政府遂下令逐渐减少驻泊舰只数量,1901年后,由“龙田”和“须磨”常驻华南。
日本在中国首次设立常驻舰队是1905年12月,日俄战争结束后,联合舰队解除编制,新设华南舰队,司令官为武富邦鼎少将,下辖“高千穗”、“千岁”两艘巡洋舰和“宇治”、“隅田”两艘新造的炮艇,负责长江流域及华南、台湾沿海的巡航警备。1908年12月华南舰队改编为第三舰队,司令官为寺垣猪三少将,由巡洋舰、通报舰和炮舰等7艘战舰组成,根据需要另外配属驱逐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政府以保护租界为名,继续向长江流域增兵,增加了便于在内河行动的炮艇。至10月12日,第三舰队中“对马”和“隅田”在汉口,“秋津洲”在上海,“宇治”在广州,“伏见”在宜昌。10月13日,“龙田”、“卷云”、“千早”和“敷波”等舰以及第二驱逐队(下辖驱逐舰“神风”、“初霜”、“如月”和“响”)相继编入第三舰队。12月随着武汉战事平息,第三舰队的编制和舰队序列也做了相应的改变,“对马”和“秋津洲”脱离第三舰队,“新高”、“鸟羽”和“须磨”3舰被编入。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宣布对德宣战,由于中国政府宣布中立,第三舰队司令官土屋光金少将下令解除“鸟羽”、“伏见”和“隅田”武装,3舰离开第三舰队返回日本。但随着1917年中国政府对德宣战,上述3舰又重新被派往长江流域,负责警备工作。1917年12月,日本海军将“千代田”、“宇治”、“隅田”、“伏见”和“鸟羽”编成第七战队合并编入第三舰队,司令官为山冈丰一少将。1918年8月第七战队独立,编成遣华舰队,担任长江流域及中国沿海警备,1919年8月遣华舰队又改编为第一遣外舰队。1922年随着日本海军军备缩减,第三舰队解除编制,第一遣外舰队遂成为日本海军在中国的常驻舰队。
1927年,随着国民政府北伐的进行,日本海军又将巡洋舰“平户”和“对马”以及第九驱逐队编成第二遣外舰队派往中国,司令官为中岛晋少将,第一遣外舰队主要负责长江流域及长江以南中国沿海,第二遣外舰队主要负责长江以北以及关东州沿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扶持伪满洲国政权,1933年4月设置旅顺要港部,遂解除了第二遣外舰队编制。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以保护在中国的日侨的安全为借口向中国大举增兵,2月2日,日本海军在原第一遣外舰队的基础上重新编成第三舰队,司令官为野村吉三郎中将,下辖第一遣外舰队、第三战队、第一航空战队、第一水雷战队,旗舰“出云”、水上飞机母舰“能登吕”以及上海特别陆战队由第三舰队司令官直辖。同时第二舰队也有部分增兵。
1936年在广东省北海一名日本人被杀,酿成“北海事件”,日本以此为借口增兵北海,第三舰队司令及川古志郎中将将派到北海及海口方面的舰只编为“第三舰队南遣部队”,司令官为第五水雷战队司令细萱戊子郎少将,下辖第五水雷战队、“嵯峨”、“若竹”、“球磨”、“太刀风”和“洲崎”等舰。事件解决后,南遣部队将1艘驱逐舰留在海口后,返航马公。10月,南遣部队被解除编制。于是至七七事变前,第三舰队一直是日本海军在中国的常驻舰队。 二、抗日战争前期中日双方海军配置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始终将发展壮大海军作为基本国策之一,甲午战争后,日本将巨额赔款中很大一部分作为海军军费,逐步建成了一支包括“三笠”“初濑”等6艘战列舰和“八云”“吾妻”等6艘装甲巡洋舰在内的“六六舰队”。1905年日俄战争后,海军的胜利更加鉴定了日本发展海军的决心。1907年,由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松川敏胤少将和高级部员田中义一中佐,联合海军军令部第一班班长川岛今次郎大佐和财部彪大佐制定了《日本帝国之国防方针》,其中明确提出了“(为了实现维持在满洲和朝鲜利益的同时向亚洲南部发展这个国家施政的大方针)海军需要建设一支舰龄不满8年,由8艘两万吨以上的战列舰和8艘一万八千吨以上的装甲巡洋舰,辅以若干巡洋舰和大小驱逐舰组成的八八舰队。”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条约和1930年的伦敦海军条约对各国主力舰的吨位和配置都做了限制,但即使在“海军假日”的大环境下,日本仍不断的寻求突破裁军条约的限制,1936年1月日本政府宣布退出正在召开中的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废除裁军条约,开始无限制扩充海军。1936年3月,《帝国国防方针》做了第三次修改,其中明确提出“海军的外战部队需要由12艘战列舰、10艘航空母舰、28艘巡洋舰、6队水雷战队(旗舰6艘,驱逐舰96艘)、潜水战队(旗舰7艘、驱逐舰70艘)组成,内战部队所需飞机母舰以及舰龄超龄的舰艇需新造,外战部队和内战部队所需常备基地航空兵力65队。”
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统计,至抗日战争开始前,日本已经拥有了一支包括9艘战列舰、4艘航空母舰、21艘重型巡洋舰、13艘轻型巡洋舰、102艘驱逐舰、59艘潜艇在内的强大海军,另外还有水上飞机母舰、潜水母舰、炮舰等一系列支援舰种,总计285艘各类舰艇,总吨位115.3万吨,另有37艘正在建造的舰艇,包括两艘战列舰和两艘航空母舰。此外,日本的海军航空兵兵力也十分庞大,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统计,七七事变之前,日本海军拥有各类陆基常用机388架,补用机241架,舰载机182架。
七七事变前,日本海军建制分为第一、二、三舰队和练习舰队,其中第三舰队常驻中国,司令官为长谷川清中将,下辖第十战队(海防舰“出云”,轻巡“天龙”“龙田”)、第十一战队(炮舰“安宅”、“鸟羽”、“适多”、“坚田”、“比良”、“保津”、“热海”、“二见”,敷设舰“八重山”,驱逐舰“栗”、“梅”“莲”)、第五水雷战队(轻巡“夕张”,第十三驱逐队、第十六驱逐队),附属部队有炮舰“嵯峨”和第一扫海队,以及驻扎在上海的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2200人。七七事变后又从旅顺要港部派遣第十四驱逐队(驱逐舰:“菊”、“葵”、“荻”),马公要港部派遣第五驱逐队(驱逐舰“春风”、“松风”、“朝风旗”)编入第三舰队。此时的第三舰队由于中国海军力微质差的缘故,并未派遣主力战列舰和巡洋舰来华,主要是一支由旧式炮舰、海防舰和驱逐舰组成的舰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军令部连续发出“大海令”(大本营海军部命令),向中国大肆增兵。7月28日发出大海令第一号,新编第九战队(重巡“妙高”“多摩”)、第三水雷战队(轻巡“北上”,第二十三驱逐队、第一水雷队、第二十一水雷队)加入第三舰队。同时第二舰队开始运送陆军兵力大举增兵,同时协助第三舰队作战。淞沪会战开始后,又新增第三航空战队加入第三舰队。
随着抗日战争的逐步进行,日本军方深感再往中国增兵的必要,于是10月20日,日本海军从远洋作战兵力中抽出一部分组成第四舰队派往中国,司令官为丰田副武中将,同时将第三和第四舰队合并成为中国方面舰队,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将任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兼第三舰队司令,统辖中国方面海军作战。至10月20日,中国方面舰队编制为:第三舰队,下辖第十战队、第十一战队、第五水雷战队、第三航空战队;第四舰队,下辖第十五战队、第五潜水战队、第四航空战队。
1938年2月,日本海军为了进攻武汉的作战需要,又新编第五舰队加入中国方面舰队,司令为盐泽幸一中将。随着武汉三镇的陷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海军的增援部队陆续回国待命,于是至1938年12月为止,中国方面舰队的编制缩小为:第三舰队(华中部队),下辖第十一战队(扬子江部队)、第二联合航空队、第一根据地队、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附属(港务部及其他);第四舰队(华北部队),下辖第十二战队(主队)、第一联合特别陆战队、附属(青岛航空队及其他);第五舰队(华南部队),下辖第九战队(主队)、第五水雷战队、第二根据地队(珠江部队)、第三根据地队(厦门部队)、第三联合航空队。1939年11月,中国方面舰队改变编制,司令部解散,下属3个舰队改名为“遣支舰队”,第三舰队更名为“第一遣支舰队”,第四舰队更名为“第三遣支舰队”,第五舰队更名为“第二遣支舰队”。
相对于日本海军来说,中国海军的建设则要滞后很多。自从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后,中国的海军便一直处于力微质差的状况,海军建设几乎停滞。民国成立后,民国政府从清政府手中继承下的所有的海军遗产,不过军舰34艘,3万余吨。民国初年,任命刘冠雄(1912年10月授海军上将衔)为海军总长,汤芗铭(1912年10月授海军中将衔)为海军次长,海军设一总司令,下置左右两舰队,分别置左右司令。12月,改海军左司令为第一舰队司令,司令官为原海军左司令蓝建枢少将,改海军右司令为第二舰队司令,司令官为原海军右司令徐振鹏少将,海军总司令为黄钟英中将。12月,黄钟英病逝,李鼎新升任海军中将就任海军总司令职。此时,第一舰队下辖“海圻”、“海筹”、“海琛”、“飞鹰”、“永丰”、“永翔”、“联鲸”、“换凤”、“建康”、“同安”、“福安”、“豫章”等舰;第二舰队下辖“建威”、“建安”、“江元”、“江贞”、“建中”、“永安”等舰。此外,1913年另设练习舰队。
1913年3月海军总长刘冠雄上将向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呈递了《海军第一次制舰计划案》,其中提出“中国海岸线漫长,港湾纷杂,海军应采取攻守兼营主义。然以目前财力、人力之两难……分两期筹备:第一期现行守防计划,第二期续行巡防计划,各以五年为限,统计十年。”为此,需建立巡防舰队3队,共需经费3725.66万元。4月,参谋本部经与海军部会议,拟定了《民国三年至十年第一次造舰计划案并理由书》,该计划案以日本为假想敌,提出要拥有战斗巡洋舰(排水量2800吨)8艘、侦察舰(3500吨)8艘、鱼雷舰(750吨)40艘、航海潜艇(740吨)12艘等共计96艘约30万吨,总计需经费3.161亿元。但在连年的军阀混战中,无论是海军部还是参谋本部的计划,都成了一纸空文。在北洋政府期间,海军除接收清末向外国订购的9艘军舰外,仅新增舰船17艘,其中大多为200吨左右的浅水炮艇。 1927年南京民国政府成立后,也曾为海军建设做过努力。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取消海军总司令部,设海军编遣办事处,原有第一、二舰队编为第一、第二舰队,东北海军改编为第三舰队,广东各舰队改编为第四舰队,统归编遣委员会管辖,由海军编遣办事处分别编遣。同年6月,海军部向政府提出了15年内造舰60万吨、共需军费20万银元的计划,因经费不足而搁浅。此后海军部几乎每年都向政府呈报扩充海军的计划,但海军部不仅没有增加军备的经费,甚至连日常办公费用都被拖欠,只能在现有军费下苦心经营,添造一些小型舰艇和改造部分旧舰艇。
至七七事变之前,中国海军的编制大致分为四部分:中央海军部直辖舰队,包括第一舰队、第二舰队和练习舰队;第三舰队;广东江防司令部(原第四舰队);电雷学校部队。其兵力配置大致如下:
(一)中央海军:练习舰队(下辖“应瑞”、“通济”两舰)、第一舰队(下辖“海容”、“海筹”、“宁海”、“逸仙”、“大同”等12舰艇)、第二舰队(下辖“江元”、“江贞”、“民权”、“楚有”、“楚泰”等19舰艇)、测量队(下辖“甘露”、“庆云”等7舰艇)、巡防队(下辖“顺胜”、“义胜”、“海宁”、“江宁”等14艇)
(二)第三舰队(下辖“定海”、“永翔”“楚豫”、“同安”、“海圻”等13舰)
(三)广东江防司令部(下辖巡洋舰“肇和”,炮舰“海虎”、“海强”、“坚如”等5艘,河用炮舰19艘,鱼雷艇4艘,福安运舰1艘)
(四)电雷学校(下辖“同心”、“同德”两舰,“自由中国”号,英式快艇12艘,德式快艇2艘)
此外加上1938年新增巡洋舰“平海”,运输舰“普安”,炮舰“武胜”,鱼雷艇“辰字”、“宿字”,抗日战争初期我国海军全部舰艇数量为118艘,其总吨位最多不超过68895吨,且大多舰龄已过长,为旧时炮艇和鱼雷艇,新造巡洋舰寥寥无几。对照日方史料,统计中国海军在七七事变之前的兵力为巡洋舰8艘,临时改装巡洋舰1艘,炮舰27艘,临时改装炮舰1艘,河用炮舰21艘,鱼雷艇8艘,驱逐舰2艘,炮艇22艘,运输舰6艘,测量舰6艘,总计102艘,总吨位6万吨左右(未统计电雷学校部队),亦相差不远。
此外,中国海军的军用机数量不过十数架,且大多为训练用的教练机,但考虑到日本没有独立的空军,此一项兵力差距大概并不如数据所显示的那样悬殊。
在抗日战争中,尽管敌我力量悬殊,兵力不及对方一个零头的中国海军却在内河与敌军进行了英勇的抗战,以己之长攻敌之短,采取阻塞和布雷作战的方式,成功的延迟了日军进攻的步伐,有人曾精辟的指出中国海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海军之封锁线,从未于敌人深入后方之前,为其破坏;守护封锁线之海军,从未在他种军队之先退却……故敌人虽已深入长江上游,但其海军从未做过陆军之先导。此非敌国海军之无能,乃系我国海军之巧妙策略有以致之耳。”
三、浅谈我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相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其他学科来说,我国的近代军事史研究可以说是比较滞后的,尽管抗日战争史研究在近代军事史研究中已经算是处于“显学”的地位,但无论从学科建设还是从研究成果上来讲,都不能说是令人满意的,在此对其中的一些问题做一番浅谈。
(一)对海军和空军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在我国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军事战斗方面的研究较少,大部分研究仍然集中于军事思想、根据地建设、后勤、政局变化、军事战略等方面,对具体战斗的研究往往不予重视,以致战果统计和伤亡情况统计常常不准确。而在军事方面的研究当中,陆军方面的研究又占去了绝大部分的篇幅,海军和空军史的研究便显得十分不足。
海军是19世纪兴起的一个近代军种,在近代战争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国内相应的研究却比较薄弱。近年来我国海军史研究虽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进展,但大部分研究仍然集中于晚晴(尤其是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海军,对于民国以后的海军建制、兵力配备、战略思想和在抗战中的具体战斗很少提及,造成此方面的研究几乎形成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空军相对于海军来说则是更加新晋的一个军种,国内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对此方面的研究则显得更加不足,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的主要侵略力量不单包括了陆军,也包括海军和空军。尤其是空军,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对我国内地进行了大量有组织的大规模空袭,但奇怪的是,在国内的抗日战争研究领域中,还没有人在这一方面做出系统的研究。
(二)对日本方面军队的研究十分薄弱。在我国的抗日战争研究当中,把日本方面军队作为研究对象的可谓少之又少。对战史研究来说,交战双方的研究可以说同等重要,而我国的抗日战争研究中,大多数仍然从中方史料和视角出发,单一方面的对战争进行研究,且不说单方的史料会失却很多可信度,对于战史本身的研究也是不利的。
日本对中国长期怀有侵略野心,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时,已经在中国驻军长达数十年,而国内的研究却鲜见有关于日本在中国驻军编制沿革、作战编队等方面的系统研究,尤其是关东军这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起着重大影响的军队,国内还没有此方面的研究先例。
而日本海军在国内就更加是一个受人冷落的研究领域,国内关于日本海军的研究恐怕也仅仅限于甲午战争时期的联合舰队。同日本陆军一样,日本海军在中国的驻军时间也长达数十年,而国内尚无一本系统的专著对日本海军在中国的编制和作战进行研究,以至于国内许多抗日战争方面的著作在编写日本方面军事力量配备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讹误。如《中国近代海军史》中对七七事变时的第三舰队编制描述如下:“第三舰队,下辖第十、十一战队,第五水雷队,第一潜水战队,第一联合航空队,第一、二航空战队,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航空队。”而对照日方史料,此时的第三舰队并无航空战队编制,第一联合航空队是七七事变后为了侵华战争的需要编成的特设航空队,前身为木更津海军航空队和鹿屋海军航空队,而在侵华战争中似乎也并未提及其隶属第三舰队,其中《大本营海军部?联合舰队》中提到:“昭和十二年战时编制中至少计划编成第一和第二联合航空队,但其详细的(隶属)关系不明。” (三)大多从中方史料出发,对日方史料利用较少。战史研究之所以与其他历史学科的研究不同,在于统计的复杂性和不确切性。目前国内的抗日战争研究仍然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中方史料,对日方、美方、德方、苏方等其他相关国家的资料运用很少,而且许多研究者不作深入的史实考究,往往在参考资料中互相引用,如此造成的讹误可谓是数不胜数。
如《中国近代通史?抗日战争》中在关于七七事变的章节中提到:“……卢沟桥中国守军迫不得已,毅然实行抵抗。激战4小时,日本一木清直大队长被击毙。”而事实上,一木清直中佐死于1942年8月太平洋战争的瓜岛战役。再如《通史》一书中对成都空战的描述为:“1941年3月14日,日本12架零式驱逐机袭击成都……击落日机6架。”而对照日方史料,1942年以前,零式战斗机在中国大陆从未有过一次被击落6架的记录,况且当时中国空军配备的战斗机为E-15,性能落后零式甚远,按照常理判断,一次击落敌机6架似为不太可信。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作为目前国内最权威的中国近现代史通史著作,出现此类错误实在是匪夷所思到了令人怀疑著者是否真的翻阅过主要参考文献中所列的日方史料。国内很多抗日战争史研究者往往局限于台湾和大陆所编的史料,如《通史》中很多战果统计便来源于台湾“国防部”所编印的《抗日战史》,而国民党部队虚报战果是赫赫有名的,以此类史料作为研究基础,得出的研究成果也是很值得怀疑的。
要想使我国的抗日战争史研究跨上一个新的台阶,对各方史料的利用是必不可少的。单就日本来说,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所编的102卷《战史丛书》便是一份珍贵的资料,遗憾的是大陆只选取了少量几部做了节译,台湾虽然翻译了一些,但翻译质量实在让人不敢恭维,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日军将领回忆录,联队史和作战史可以作为研究参考资料。因此在这个空白的领域,我国的研究者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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