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鸟影像工作室
　　太阳鸟影像工作室创立于2005，年是一家年轻的自然影像拍摄与制作的专业机构。工作室汇集十余位立志于保护野生动物与留住美好自然的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师与动物学家，建立了独立的自然历史拍摄团队。工作室成员的年纪基本在20～35岁之间，因为对野生动植物的执著喜爱走到了一起。主创人员包括张耳、肖诗白、韩汀和乔轶伦。成立以来，工作室完成的项目有“北京湿地鸟类”。“云南越冬黑颈鹤”、“贵州五步蛇生态”、“海南季雨林”等。
　　
　　太阳鸟工作室的几个小伙子像大部分户外摄影师就样，不太爱说话，有时候聊着聊着会出现突然的冷场，谈话双方齐刷刷地开始往天花板上看，对于我的一些职业性的套话问题，他们会委婉地表达不屑和不满。采访张耳的时候，我屡次引导他描述一下工作中的危险和困难，结果均未遂。他总是反反复复地说两句话：“你不能把拍野生动物写得那么吓人，要不然谁还来拍啊，本来拍的人就少，”我问他那到底是不是危险度很大，他就接着重复下一句：“把危险控制在自己能应对的范围内，不要太鲁莽就没问题。”问工作室成员韩汀他最喜欢什么动物，结果他想了足有两分钟才憋出一句话：“我什么都喜欢，动物之间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平等的，它们身上带有大自然的味道。电线上蹲着的麻雀跟东北虎，非洲象一样，都有可拍的地方。”这样的回答的确让我在审视内心之后汗颜了起来，对于我来说，动物的确是有漂亮有丑，有珍贵有平凡的。我把人类世界中的审美标准带到了动物世界，而对于太阳鸟工作室的成员来说 狭隘的动物观念是不应该存在的。
　　他们的工作基地其实是 个居民区里面的一套单元房，堆置的各种各样的摄影摄像器材已经让并不开阔的空间显得格外局促。我坐在一个沙滩椅上采访了轮流坐在高低床下铺的张耳和韩汀，录音结束后张耳神秘兮兮地打开凉台的玻璃门，我才发现就在这么一千小地方，竟然生活着三条三四十厘米长的蜥蜴，一只正在睡觉的猴子和众多我叫不出名字的小动物，我指着毫无表情，皮肤粗糙的蜥蜴问张耳，“它咬人么?”张耳的表情告诉我像我这样见到动物就充满恐惧心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人他见惯了，“不咬人，乖得很。野生动物并不像人们想得那么凶猛，大多数时候，它们见到人类的第一反应是逃生。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总是拍不到它们的原因。当然，我们受过伤。肖诗白就被蛇咬伤过，在医院里昏迷了三天才出来。危险哪儿都有，家门口也有危险，为了拍摄，我们跟海南季雨林的盗猎者喝过酒，他们其实也不过是生活拮据的老百姓，也不是山大王。”
　　说到拍摄困难，我首先提供了很多选择，比如野外环境的危险，比如保护区的关卡，比如对野生动物的习性不够熟悉。张耳又再次以很简单的一句话反驳了我：“没那么复杂，最大的困难就是没钱加上没时间。”太阳鸟工作室在北京的时候会接一些商业拍摄的活儿来赚路费，等到路费凑齐了，大家就上路出发。钱花光了，就得再回北京接着赚钱，如此周而复始。“其实只要爱好，在家门口拍也不错，但是如果想扩大自己的拍摄范围，并使用专业的拍摄器材。时间和钱就是最大的问题。”
　　
　　“我们会找到保护区获得一个许可证这不是很困难，每个保护区的自然环境都会不一样，但也不至于无法接近，对于动物的习性不熟悉我们可以找当地向导，他们熟悉。说来说去，就是我刚才说的两大难，拍野生动物很耗时间，想要把一个题材拍得全面，需要慢慢地积累素材。我们曾经专门跑到衡水旁边等拍震旦鸭雀，熬了好几天花了好多钱，结果什么都没拍到。海南这次季雨林的拍摄也是这样，去之前我们做了很多计划到当地都没有实现，但是经费花完了，就得赶回北京，所以拍野生动物的第一课就是得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失望的打击。”太阳鸟工作室的“海南季雨林”项目已经进行了三年，主要创作人员轮流去进行拍摄，2007年7月7日，几个人带着第一阶段的拍摄成果在北京的佳能中心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影展。虽然参观展览的人并不像收看快乐男生的观众那么数量庞大、热情难挡，但所有人都被这些真实的记录感动了。
　　张耳是学兽医出身，毕业后在北京动物园工作了四年，虽然跟动物接触频繁，但是真正的野生动物拍摄还是在他跟着首都师范大学的野生动物专业的老师外出实习之后才开始的。其余的成员则都是因为纯粹对动物和摄影的热爱才开始把拍摄野生动物作为生活重心的。韩汀告诉我他以前是学广告专业的2004年开始迷上摄影，从小就对小动物格外着迷的他从一开始端相机，就锁定了野生动物这个主题。而他的大学同学肖诗白则比他更早涉猎这一行，2005年，张耳和其他的成员“都觉得一个人玩儿不如大家起玩儿，于是，玩儿着玩儿着就玩儿到一起了”，太阳鸟工作室开始成为摸着石头过河的一队人马。他们的拍摄初衷都是对动物的热爱，可拍摄的过程给了他们更大的责任和感触，虽然几千人不太乐意用煽情的话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但韩汀和张耳的话还是让我看到了貌似轻松的语气底下那种沉重坚毅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