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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邓小平在领导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充分依靠群众、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时刻保持与群众血肉联系的群众路线，为以后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完善提供了宝贵经验。邓小平的群众路线对新形势下加强群众工作、永葆党的生命力源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不断创造、总结、充实和发展起来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被邓小平誉为“我们的传家宝”①。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广西左右江地区，领导武装起义并创建革命根据地期间，邓小平已逐步探索并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群众路线思想。这给土地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增添了新内容，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完善提供了宝贵经验。
充分依靠群众，发挥群众革命主力军作用
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土地革命时期，邓小平充分相信左右江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伟大力量，一切依靠群众，在西南边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实践，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成功开展革命斗争的典范。
真正相信群众，才能更好地依靠群众。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相信群众、肯定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才能真心依靠群众和放手发动群众。1929年10月，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俞作柏、李明瑞不听劝告执意反蒋失利，局势骤然紧张，广西党组织对起义部队立脚点的选择产生分歧。基于对左右江群众的高度信任，被派到广西的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争取党组织同意后，安排俞作豫率部沿着左江开赴龙州，自己与陈豪人、张云逸等率部前往右江地区，开始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在左右江工农运动的配合下，党掌握的正规武装消灭了当地反动军队和民团，为武装起义扫除了障碍，也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在12月11日百色起义庆祝大会上，“到会农民、学生、群众三千余人。百色过去群众工作没有基础，此次大会到会人数，可算不少”。②第二天在恩隆县平马镇的群众大会上，“到者竟达三四万人，为平马历史上说来未有之广大群众运动。会中演说声、呼口号声、欢呼声震天。开会时间迫击炮三声庆祝，会场群众有许多尚听不到炮响，可见群众当时之热烈，此亦表明右江群众对于红军之热烈拥护也。”③1930年2月1日的龙州起义庆祝大会上，“居民扶老携幼涌向会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一宣布，“就得到到会群众热烈拥护”。④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之后，邓小平组织颁布的红七军、红八军《目前实施政纲》第一条就是“用民众革命力量驱逐帝国主义出华、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⑤，群众工作同时被提升到事关根据地前途命运的高度。如1929年12月20日颁布的《前委通告（第二号）》中指出“党能否加强对于红军之领导，并在工农群众中建立巩固的基础，则与红军的前途及右江各县群众工作均有莫大的关系”⑥，1930年9月19日又在《前委通告（第七号）》中强调“建立党在群众中之力量，巩固苏维埃，创造群众的基础，是右江党在目前的主要任务”⑦，可见相信和依靠群众思想之明确。
深入宣传群众，才能启发调动群众。群众觉悟提高了，积极性增强了，才能成为党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力量。在带头宣传群众的同时，邓小平主要抓了以下工作：
一是加强宣传队伍建设。宣传群众不仅仅是宣传队的工作，也是红军战士和地方干部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⑧这是1929年12月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总结出来的经验。无独有偶，邓小平也经常对战士说：“我们红军每一个战士都要用两杆枪，除你们手上的武器之外还要掌握一杆宣传的武器，要做到既是一个战斗员，同时又是一个宣传员”⑨，要求红七、红八军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宣传队、播种机。此外，邓小平很注重发挥地方基层干部的作用，多次在干部培训班和实际工作中给予指导，提高他们宣传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是倡导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宣传工作要适应群众的认知水平和思想实际，必须摆脱僵化的说教模式，借助灵活的宣传载体。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左右江根据地创办了《工农小丛书》、《右江日报》、《士兵之友》、《工农兵》、《红旗》等书报，其中创办于1929年11月初的《右江日报》，是当时全国唯一创办于武装起义前的报纸，有革命“螺号”之美誉。同时印发大量布告、通告、政纲、传单、标语、漫画等宣传品，目前在河池红七军宿营地仍完好保存100多幅标语漫画。这些宣传品主题突出、生动形象、载体丰富、通俗易懂且操作简便，容易吸引群众。此外，利用民族化、大众化、地方化的文艺形式宣传群众，如山歌、粤曲、文明戏、白话戏等，其中各族群众最喜爱的山歌最常用也最具民族性，群众经常传唱、对唱，明白了很多革命道理。
依靠群团组织是党动员群众的组织平台。邓小平把群团组织建设与党、政、军等组织建设并列为根据地建设的四大内容，依靠群团组织去做党的工作，使之起到了将党的方针政策畅达于群众并得到贯彻实行的保障作用。
武装起义前夕，右江各县的农民协会已基本建立健全，左江有11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约3万人；百色、平马、奉议、恩阳和果德县果化区相继成立总工会和行业工会，龙州成立了工人联合总会，部队普遍建立了士兵委员会。随着根据地的创建，群团组织建设被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首先，充分相信群团组织，“党绝不能命令群众或群众团体，如苏维埃、工会等”，⑩并在苏维埃政府安排了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委员，提高群众组织的地位。其次，在保证党领导的基础上，依靠群团组织开展各项工作。如“组织工会，夺取政权，增加工资，减少时间，待遇得改良，失业有保险”，“组织农协，土地革命，打倒地主，消灭豪绅，租税尽取消，土地归农民”；基于区域差异，各个地区的群众工作任务也不尽相同，避免“一刀切”和盲目性。最后，加强群团组织制度建设，颁布工会组织条例、农民协会章程、青年团和少先队组织规章等。据统计，右江地区有20多万人参加了农会、工会、妇女会等组织，8～15岁的孩子都参加了少年儿童组织。各个群团组织逐渐成为党的得力助手和根据地最可依赖的依靠。 解决群众诉求，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所有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在左右江根据地，邓小平始终践行“一切为了群众”的路线，把群众最关注的切身利益放在优先解决的重要地位。
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领导群众实现政治上的翻身。百色起义、龙州起义胜利后，左右江各级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至1930年，已有20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影响范围约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政权。主要表现在：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罢免等民主自由，实行男女平等；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由工农群众和其他劳动者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则由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凡年满16岁的男女且非宗教徒和反革命者皆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从而明确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选举的代表要有广泛性和先进性，能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群众有随时撤退其代表的权力。同时，苏维埃政府的施政纲领和主要工作必须体现人民群众的意愿。如此，保证苏维埃政府的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左右江地区广大群众第一次实现了政治上的翻身。
提高经济地位，才能领导群众实现经济上的翻身。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左右江群众虽终生劳作，却往往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无法保证，工人每天工作长达16小时，工资很少，地位低下。帮助群众经济翻身，成为革命的根本出发点。
根据地建立伊始，邓小平即组织颁发多个文件，维护广大群众的经济利益和权益。对工人，重点是制定劳动保护法、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资待遇；对农民，指出“土地革命是我们贫苦农民必需的要求，也就是我们贫苦农民解除痛苦的唯一办法”；对士兵，重在“改良待遇，废除肉刑，提高生活，官兵平等，既得参政权，又有土地分”；对商民，承诺保护贸易、买卖公平，绝不扰商民，减轻人民群众负担。
普及平民教育，才能领导群众实现文化上的翻身。实现文化上的翻身解放，是广大群众千百年来的梦想，更是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武装起义之后，邓小平及时制定面向工农群众的教育方针，提出“实行平民教育，发展识字运动”口号，强调文化教育的方针是“提高文化，普及教育，劳动儿童，免费入学，推翻旧礼教，创造好风俗”，并把“教育劳动化，为劳动人民创设通俗阅报室、通俗图书室、人民文化讲习所、夜课学校和免费学校，提高劳动儿童教育（设立幼稚院）及实行男女共同教育”等主张落到实处，大批从未上过学的群众拥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据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12月到1930年1月，右江地区仅恩隆县、向都县北区、奉议县仑圩就有平民夜校160余所。值得一提的是，夜校开设轮流上课的男、女班，龙州还建有妇女职业学校，保障了妇女的教育权利。同时，苏区许多县、区、乡办起了劳动小学，满足适龄儿童的入学需求。右江苏维埃政府还将原广西省立第五中学创建为广西第一劳动中学。考虑到群众文化基础普遍薄弱，邓小平组织编印由浅入深，兼顾思想性、实践性和知识性的《工农兵识字课本》，作为成人夜校和劳动小学的主要教材，很受群众欢迎。
此外，邓小平等领导人多次谈及文化教育上要优先照顾少数民族。以瑶民为例，过去反动政府不准瑶族地区办学，不准瑶民读书。共产党则提出“提高瑶民的知识教育”、瑶民教育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的主张，拨专款发展瑶民教育，让瑶民子弟免费入学。至1930年初，瑶族聚居的西山16个乡均办有初级劳动小学，适龄儿童都能入学，使瑶民真切感受到来至共产党的尊重和帮助。
严禁脱离群众，时刻与群众血肉相连
“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这是建国后邓小平对高级干部的教导，也是左右江根据地时期就已形成的思想认识。
深入基层群众，才能倾听民意。到群众中去，才能与群众“零距离”接触，倾听群众的呼声，密切与群众的关系。为此，邓小平等左右江党政领导一直保持深入群众的优良作风。如到广西省立第五中学进行演讲，与师生倾心交谈；到街道和工厂了解工人意愿，组织各行业工会开会；到壮乡瑶寨访贫问苦，关注农民的需求；与战士打成一片，及时掌握部队的思想动态。所到之处，都尽量召集当地干部开会，听取来自基层的意见，共同分析革命形势，研究实际问题。如1930年3月至4月初，邓小平经靖西县城、右江至东兰武篆途中，多次找地方干部谈话，还与农民拉家常，召开群众大会，亲切地赞扬他们的工作做得好，平易近人的态度和循循善诱的引导给群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更好地开展土地革命，他和韦拔群、雷经天等领导深入基层调研，多方听取群众意见，有了试点基础才在整个根据地全面展开。鉴于左右江群众以少数民族为主，邓小平经常请韦拔群或本地干部战士充当翻译，一些外地干部学会了本地语言，方便了彼此的沟通与交流，和群众产生了强烈共鸣。
为群众排忧解难，才能赢得民心。真心实意地关心群众疾苦，是获得群众信赖的前提。邓小平等坚持把调查民生、体察民情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把贫苦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尽力为群众排忧解难，同时要求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干部真正为群众谋福利，热心服务群众，坚决反对任何侵占和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1930年夏在恩隆县平马镇整训期间，邓小平得知卧病在床的梁姆蕊大娘家原有9口人，丈夫已去世，7个子女病饿死4个、卖了2个，日子及其艰难。他的心情十分沉重，立即资助200个铜板，并安排红军战士为大娘翻修破烂不堪的茅草房。大娘感动不已，主动让唯一的儿子参加红军。部队离开根据地北上时，邓小平把梁大娘的儿子编入地方赤卫队，以便照顾老人。出身富裕、担任红七军前委委员的韦拔群，经常脚穿草鞋、头戴斗笠，与贫苦农民结拜兄弟，并变卖家产支援群众和革命，被贫苦农民奉为救星。党的干部如此体恤民情，极大提升了党在各族人民心中的分量。虽然他们生活极为清苦，但总会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竭尽全力支持红军。在红七军主力北上、根据地遭到国民党桂系大规模“围剿”的险恶环境下，各族群众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为党和红军提供帮助，才有了左右江革命的坚持和发展。
与群众同甘苦，才能凝聚民力。邓小平曾说：“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渡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的确，正是当时形成了干群一致、官民平等、同甘共苦的良好氛围，才有了艰苦条件下左右江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邓小平以身作则，坚持与战士同吃同住，不搞特殊化，还经常慰问伤病员；行军途中与战士一起爬山涉水，把部队配给的骡子让给体弱的战士骑或驮物品；在寒气逼人的夜晚，看到护卫的赤卫队员衣着单薄，就把自己的棉衣让给该队员。在山村检查工作，他操心群众的柴米油盐，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坚持最简单的饮食，珍惜群众财物，起居自行解决，不让群众受累，获得了“邓政委像我们壮家人一样”的好评，也赢得了群众对革命的大力支持。至1930年9月，右江根据地有100万群众作为革命的基础，是初创时期的五倍；先后有4000多各族青年参加红军，参加赤卫军万人以上。
虽然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存在的时间较短，期间邓小平的群众路线思想也尚未系统化、理论化，但其进行的探索无疑是具有开创性且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在必须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的新形势下，重温当年邓小平的群众路线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百色学院政治与法律系）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8页。
②③⑤⑥⑩中共百色市委党史办：《右江风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2页，第196页，第67页，第73页，第76页，第160页，第175页。
④⑨蒋秋谨：《永远的丰碑—龙州起义与红八军》，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82页，第329页。
⑦中共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342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页。
韦志虹，吴忠才：《百色起义与中国革命》，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0页。
中共百色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国共产党百色市历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2页。
【关键词】邓小平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不断创造、总结、充实和发展起来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被邓小平誉为“我们的传家宝”①。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广西左右江地区，领导武装起义并创建革命根据地期间，邓小平已逐步探索并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群众路线思想。这给土地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增添了新内容，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完善提供了宝贵经验。
充分依靠群众，发挥群众革命主力军作用
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土地革命时期，邓小平充分相信左右江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伟大力量，一切依靠群众，在西南边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实践，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成功开展革命斗争的典范。
真正相信群众，才能更好地依靠群众。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相信群众、肯定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才能真心依靠群众和放手发动群众。1929年10月，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俞作柏、李明瑞不听劝告执意反蒋失利，局势骤然紧张，广西党组织对起义部队立脚点的选择产生分歧。基于对左右江群众的高度信任，被派到广西的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争取党组织同意后，安排俞作豫率部沿着左江开赴龙州，自己与陈豪人、张云逸等率部前往右江地区，开始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在左右江工农运动的配合下，党掌握的正规武装消灭了当地反动军队和民团，为武装起义扫除了障碍，也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在12月11日百色起义庆祝大会上，“到会农民、学生、群众三千余人。百色过去群众工作没有基础，此次大会到会人数，可算不少”。②第二天在恩隆县平马镇的群众大会上，“到者竟达三四万人，为平马历史上说来未有之广大群众运动。会中演说声、呼口号声、欢呼声震天。开会时间迫击炮三声庆祝，会场群众有许多尚听不到炮响，可见群众当时之热烈，此亦表明右江群众对于红军之热烈拥护也。”③1930年2月1日的龙州起义庆祝大会上，“居民扶老携幼涌向会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一宣布，“就得到到会群众热烈拥护”。④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之后，邓小平组织颁布的红七军、红八军《目前实施政纲》第一条就是“用民众革命力量驱逐帝国主义出华、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⑤，群众工作同时被提升到事关根据地前途命运的高度。如1929年12月20日颁布的《前委通告（第二号）》中指出“党能否加强对于红军之领导，并在工农群众中建立巩固的基础，则与红军的前途及右江各县群众工作均有莫大的关系”⑥，1930年9月19日又在《前委通告（第七号）》中强调“建立党在群众中之力量，巩固苏维埃，创造群众的基础，是右江党在目前的主要任务”⑦，可见相信和依靠群众思想之明确。
深入宣传群众，才能启发调动群众。群众觉悟提高了，积极性增强了，才能成为党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力量。在带头宣传群众的同时，邓小平主要抓了以下工作：
一是加强宣传队伍建设。宣传群众不仅仅是宣传队的工作，也是红军战士和地方干部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⑧这是1929年12月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总结出来的经验。无独有偶，邓小平也经常对战士说：“我们红军每一个战士都要用两杆枪，除你们手上的武器之外还要掌握一杆宣传的武器，要做到既是一个战斗员，同时又是一个宣传员”⑨，要求红七、红八军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宣传队、播种机。此外，邓小平很注重发挥地方基层干部的作用，多次在干部培训班和实际工作中给予指导，提高他们宣传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是倡导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宣传工作要适应群众的认知水平和思想实际，必须摆脱僵化的说教模式，借助灵活的宣传载体。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左右江根据地创办了《工农小丛书》、《右江日报》、《士兵之友》、《工农兵》、《红旗》等书报，其中创办于1929年11月初的《右江日报》，是当时全国唯一创办于武装起义前的报纸，有革命“螺号”之美誉。同时印发大量布告、通告、政纲、传单、标语、漫画等宣传品，目前在河池红七军宿营地仍完好保存100多幅标语漫画。这些宣传品主题突出、生动形象、载体丰富、通俗易懂且操作简便，容易吸引群众。此外，利用民族化、大众化、地方化的文艺形式宣传群众，如山歌、粤曲、文明戏、白话戏等，其中各族群众最喜爱的山歌最常用也最具民族性，群众经常传唱、对唱，明白了很多革命道理。
依靠群团组织是党动员群众的组织平台。邓小平把群团组织建设与党、政、军等组织建设并列为根据地建设的四大内容，依靠群团组织去做党的工作，使之起到了将党的方针政策畅达于群众并得到贯彻实行的保障作用。
武装起义前夕，右江各县的农民协会已基本建立健全，左江有11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约3万人；百色、平马、奉议、恩阳和果德县果化区相继成立总工会和行业工会，龙州成立了工人联合总会，部队普遍建立了士兵委员会。随着根据地的创建，群团组织建设被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首先，充分相信群团组织，“党绝不能命令群众或群众团体，如苏维埃、工会等”，⑩并在苏维埃政府安排了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委员，提高群众组织的地位。其次，在保证党领导的基础上，依靠群团组织开展各项工作。如“组织工会，夺取政权，增加工资，减少时间，待遇得改良，失业有保险”，“组织农协，土地革命，打倒地主，消灭豪绅，租税尽取消，土地归农民”；基于区域差异，各个地区的群众工作任务也不尽相同，避免“一刀切”和盲目性。最后，加强群团组织制度建设，颁布工会组织条例、农民协会章程、青年团和少先队组织规章等。据统计，右江地区有20多万人参加了农会、工会、妇女会等组织，8～15岁的孩子都参加了少年儿童组织。各个群团组织逐渐成为党的得力助手和根据地最可依赖的依靠。 解决群众诉求，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所有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在左右江根据地，邓小平始终践行“一切为了群众”的路线，把群众最关注的切身利益放在优先解决的重要地位。
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领导群众实现政治上的翻身。百色起义、龙州起义胜利后，左右江各级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至1930年，已有20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影响范围约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政权。主要表现在：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罢免等民主自由，实行男女平等；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由工农群众和其他劳动者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则由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凡年满16岁的男女且非宗教徒和反革命者皆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从而明确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选举的代表要有广泛性和先进性，能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群众有随时撤退其代表的权力。同时，苏维埃政府的施政纲领和主要工作必须体现人民群众的意愿。如此，保证苏维埃政府的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左右江地区广大群众第一次实现了政治上的翻身。
提高经济地位，才能领导群众实现经济上的翻身。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左右江群众虽终生劳作，却往往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无法保证，工人每天工作长达16小时，工资很少，地位低下。帮助群众经济翻身，成为革命的根本出发点。
根据地建立伊始，邓小平即组织颁发多个文件，维护广大群众的经济利益和权益。对工人，重点是制定劳动保护法、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资待遇；对农民，指出“土地革命是我们贫苦农民必需的要求，也就是我们贫苦农民解除痛苦的唯一办法”；对士兵，重在“改良待遇，废除肉刑，提高生活，官兵平等，既得参政权，又有土地分”；对商民，承诺保护贸易、买卖公平，绝不扰商民，减轻人民群众负担。
普及平民教育，才能领导群众实现文化上的翻身。实现文化上的翻身解放，是广大群众千百年来的梦想，更是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武装起义之后，邓小平及时制定面向工农群众的教育方针，提出“实行平民教育，发展识字运动”口号，强调文化教育的方针是“提高文化，普及教育，劳动儿童，免费入学，推翻旧礼教，创造好风俗”，并把“教育劳动化，为劳动人民创设通俗阅报室、通俗图书室、人民文化讲习所、夜课学校和免费学校，提高劳动儿童教育（设立幼稚院）及实行男女共同教育”等主张落到实处，大批从未上过学的群众拥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据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12月到1930年1月，右江地区仅恩隆县、向都县北区、奉议县仑圩就有平民夜校160余所。值得一提的是，夜校开设轮流上课的男、女班，龙州还建有妇女职业学校，保障了妇女的教育权利。同时，苏区许多县、区、乡办起了劳动小学，满足适龄儿童的入学需求。右江苏维埃政府还将原广西省立第五中学创建为广西第一劳动中学。考虑到群众文化基础普遍薄弱，邓小平组织编印由浅入深，兼顾思想性、实践性和知识性的《工农兵识字课本》，作为成人夜校和劳动小学的主要教材，很受群众欢迎。
此外，邓小平等领导人多次谈及文化教育上要优先照顾少数民族。以瑶民为例，过去反动政府不准瑶族地区办学，不准瑶民读书。共产党则提出“提高瑶民的知识教育”、瑶民教育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的主张，拨专款发展瑶民教育，让瑶民子弟免费入学。至1930年初，瑶族聚居的西山16个乡均办有初级劳动小学，适龄儿童都能入学，使瑶民真切感受到来至共产党的尊重和帮助。
严禁脱离群众，时刻与群众血肉相连
“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这是建国后邓小平对高级干部的教导，也是左右江根据地时期就已形成的思想认识。
深入基层群众，才能倾听民意。到群众中去，才能与群众“零距离”接触，倾听群众的呼声，密切与群众的关系。为此，邓小平等左右江党政领导一直保持深入群众的优良作风。如到广西省立第五中学进行演讲，与师生倾心交谈；到街道和工厂了解工人意愿，组织各行业工会开会；到壮乡瑶寨访贫问苦，关注农民的需求；与战士打成一片，及时掌握部队的思想动态。所到之处，都尽量召集当地干部开会，听取来自基层的意见，共同分析革命形势，研究实际问题。如1930年3月至4月初，邓小平经靖西县城、右江至东兰武篆途中，多次找地方干部谈话，还与农民拉家常，召开群众大会，亲切地赞扬他们的工作做得好，平易近人的态度和循循善诱的引导给群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更好地开展土地革命，他和韦拔群、雷经天等领导深入基层调研，多方听取群众意见，有了试点基础才在整个根据地全面展开。鉴于左右江群众以少数民族为主，邓小平经常请韦拔群或本地干部战士充当翻译，一些外地干部学会了本地语言，方便了彼此的沟通与交流，和群众产生了强烈共鸣。
为群众排忧解难，才能赢得民心。真心实意地关心群众疾苦，是获得群众信赖的前提。邓小平等坚持把调查民生、体察民情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把贫苦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尽力为群众排忧解难，同时要求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干部真正为群众谋福利，热心服务群众，坚决反对任何侵占和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1930年夏在恩隆县平马镇整训期间，邓小平得知卧病在床的梁姆蕊大娘家原有9口人，丈夫已去世，7个子女病饿死4个、卖了2个，日子及其艰难。他的心情十分沉重，立即资助200个铜板，并安排红军战士为大娘翻修破烂不堪的茅草房。大娘感动不已，主动让唯一的儿子参加红军。部队离开根据地北上时，邓小平把梁大娘的儿子编入地方赤卫队，以便照顾老人。出身富裕、担任红七军前委委员的韦拔群，经常脚穿草鞋、头戴斗笠，与贫苦农民结拜兄弟，并变卖家产支援群众和革命，被贫苦农民奉为救星。党的干部如此体恤民情，极大提升了党在各族人民心中的分量。虽然他们生活极为清苦，但总会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竭尽全力支持红军。在红七军主力北上、根据地遭到国民党桂系大规模“围剿”的险恶环境下，各族群众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为党和红军提供帮助，才有了左右江革命的坚持和发展。
与群众同甘苦，才能凝聚民力。邓小平曾说：“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渡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的确，正是当时形成了干群一致、官民平等、同甘共苦的良好氛围，才有了艰苦条件下左右江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邓小平以身作则，坚持与战士同吃同住，不搞特殊化，还经常慰问伤病员；行军途中与战士一起爬山涉水，把部队配给的骡子让给体弱的战士骑或驮物品；在寒气逼人的夜晚，看到护卫的赤卫队员衣着单薄，就把自己的棉衣让给该队员。在山村检查工作，他操心群众的柴米油盐，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坚持最简单的饮食，珍惜群众财物，起居自行解决，不让群众受累，获得了“邓政委像我们壮家人一样”的好评，也赢得了群众对革命的大力支持。至1930年9月，右江根据地有100万群众作为革命的基础，是初创时期的五倍；先后有4000多各族青年参加红军，参加赤卫军万人以上。
虽然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存在的时间较短，期间邓小平的群众路线思想也尚未系统化、理论化，但其进行的探索无疑是具有开创性且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在必须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的新形势下，重温当年邓小平的群众路线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百色学院政治与法律系）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8页。
②③⑤⑥⑩中共百色市委党史办：《右江风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2页，第196页，第67页，第73页，第76页，第160页，第175页。
④⑨蒋秋谨：《永远的丰碑—龙州起义与红八军》，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82页，第329页。
⑦中共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342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页。
韦志虹，吴忠才：《百色起义与中国革命》，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0页。
中共百色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国共产党百色市历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