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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鲁迅与屈原这两位相距千年的文人身上共同的信条，两位“战士”都曾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苦闷彷徨过，却又共同追寻到了各自不同的生命出路。鲁迅与其处于不同时代，心中却存在极为深厚的屈原情结。
关键词：屈原；鲁迅；彷徨；探索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008-01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匆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名句写于屈原放逐江南之时，是诗人充满爱国激情的抒忧发愤之作。屈原痛感自己的治国之道不能为楚王所接受，他只好悲愤地走开了，去寻求那理想中的人生之道。在《彷徨》扉页，鲁迅引用了屈原《离骚》中的此句。据史料记载，《彷徨》写于“五四”运动后新文化阵营分化的时期，原来参加过新文化运动的人，“有的退隐，有的高升，有的前进”，鲁迅当时像不成阵的游勇那样“孤独”和“彷徨”。《彷徨》表现了他在这一时期在革命征途上探索的心情。后来在还曾在《题〈彷徨〉》一诗中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可见屈原和鲁迅之间有着最明显的共性，就是抗争精神。
一、进退维谷的“屈原”与“鲁迅”
战国中后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兼并战争频发的混乱时代，大国各怀野心，互相倾轧的现象众多，诸侯纷纷并起称雄，争战屠戮，欲相互取而代之，号令天下。而国内的社会变革一刻也没有停止，屈原欲举贤授能，修明法度，连齐抗秦，统一中国。他“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先王之踵武”。他为国尽心尽力，为民奔走呼号，希望自己能为君引路导君至圣。但“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昏聩不堪的国君，也执迷不悟，忠佞不分，还听信“争宠而心害其能。实为国效力之用，却成为祸国殃民之害，希望成了泡影，这更加深了他的困惑。奸佞小人的排挤，昏聩君王的不解，被疏远乃至流放，屈原的灵魂难以获得片刻的安宁。
鲁迅生活的时代某些国家境遇与屈原有着相似之处。国之危难，就在眼前，大多数有识之士在积极探索国家与民族的出路，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从信念坚定到理想动摇再到放弃斗争。鲁迅正处于众人分路的境遇，犹豫中不知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救国救民。结合鲁迅的自身境遇大概可推测此时的彷徨应该是在与自己的亲弟弟决裂、离开北平偕许广平南下之间的那段日子。国仇与家恨压制在其身上，让他在彷徨中摸索前进。这段时间里，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讲，他的心情十分颓唐，这一时期内的作品最大限度地体现出鲁迅思想深处的矛盾与痛苦。如《娜拉走后怎样》是一篇告诫青年人注重实际的文章，也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走向梦境的宣言。此时的鲁迅连出走的道路也找不着，他面临的问题比娜拉复杂得多。只有一个走投无路至欲回梦境而不得的人才会发出如此创痛巨深的悲音。
二、灵与肉的超脱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这是屈原和哈姆雷特所共同面对的矛盾命题，也是每一个人所面对的最真实、最无法抗拒的人生命题。我们有掌控自己命运的权力，然而选择生，还是选择死，却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屈原一直在去与留的矛盾中作选择，尽管选择的过程伴随着彷徨和犹豫，但却反映出一种智者与勇者的审慎。生与死的矛盾已在他的心中苦苦纠缠，支撑他身心的政治成就动机和历史责任感，也随着理想王国的崩溃，而被彻底摧毁，死就成了他抉择的最终指向。楚国为南方蛮夷之地，早期受中原诸夏的排斥、侵伐与伤害，形成一种斗争精神，这种不屈的抗争精神被屈原自觉地继承了下来。他的死并非是一种精神病态，他是死于一种热忱，死于一种抗争。正如郭维森所说，“屈原的自杀表现了他坚持自己的理想，坚持高洁的品格至死不悔的精神，同时也是对楚国黑暗政治的一种抗议”。这就是屈原彷徨之后的求索与解脱，最终还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只是以一种决绝的方式。
鲁迅在彷徨后选择以手中的“笔”作为斗争的武器，以自己的笔触唤醒沉睡的人民，借用有力的思想点醒处于迷雾中的民族。将文化改革作为改造国民“劣根性”的主要途径，他的“武器”和方式都是独树一帜的。鲁迅是“五四”以来的“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是文学艺术的重要特征，所以从当代大陆文学的经验教训看，鲁迅坚持创作自由的斗争确实是很有远见的。
三、鲁迅与屈原的精神联系
在中国的韵文作品中，对鲁迅精神影响最大的不是李白，也不是苏轼，而是屈原。鲁迅喜欢屈原的时间应该很早，他十九岁时所作的旧诗《莲蓬人》不但借鉴了《离骚》中的植物，而且那种以美好的植物以喻自己高洁志向的明志方式與《离骚》也有貌异神合之处。
鲁迅一生思想变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怎样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的方法有不同的认识，而拯救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则始终如一。而在古代中国的大诗人中，爱国意识最强烈的应首推屈原。鲁迅从《中国地质略论》高扬爱国主义，学医以图促进国人对于维新变法的信仰，到弃医从文试图以文学改造中国国民的精神，无一不是拯救民族的责任感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所驱动。在这种相似的文化语境中，鲁迅在精神上与屈原发生共鸣是合情合理的。
参考文献
[1]郭杰.屈原新论[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
[2]郭维森.屈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北京：人民文学版社，1973年.
[4]吴小美，肖同庆.是复归与认同，还是告别与超越—对鲁迅与屈原关系的思考.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5]许寿裳著，马会芹编.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作者简介：崔金凤（1991.05-），女，汉族，内蒙古赤峰市，研究生，甘肃省天水市天水师范学院，学科教学（语文）。
关键词：屈原；鲁迅；彷徨；探索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008-01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匆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名句写于屈原放逐江南之时，是诗人充满爱国激情的抒忧发愤之作。屈原痛感自己的治国之道不能为楚王所接受，他只好悲愤地走开了，去寻求那理想中的人生之道。在《彷徨》扉页，鲁迅引用了屈原《离骚》中的此句。据史料记载，《彷徨》写于“五四”运动后新文化阵营分化的时期，原来参加过新文化运动的人，“有的退隐，有的高升，有的前进”，鲁迅当时像不成阵的游勇那样“孤独”和“彷徨”。《彷徨》表现了他在这一时期在革命征途上探索的心情。后来在还曾在《题〈彷徨〉》一诗中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可见屈原和鲁迅之间有着最明显的共性，就是抗争精神。
一、进退维谷的“屈原”与“鲁迅”
战国中后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兼并战争频发的混乱时代，大国各怀野心，互相倾轧的现象众多，诸侯纷纷并起称雄，争战屠戮，欲相互取而代之，号令天下。而国内的社会变革一刻也没有停止，屈原欲举贤授能，修明法度，连齐抗秦，统一中国。他“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先王之踵武”。他为国尽心尽力，为民奔走呼号，希望自己能为君引路导君至圣。但“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昏聩不堪的国君，也执迷不悟，忠佞不分，还听信“争宠而心害其能。实为国效力之用，却成为祸国殃民之害，希望成了泡影，这更加深了他的困惑。奸佞小人的排挤，昏聩君王的不解，被疏远乃至流放，屈原的灵魂难以获得片刻的安宁。
鲁迅生活的时代某些国家境遇与屈原有着相似之处。国之危难，就在眼前，大多数有识之士在积极探索国家与民族的出路，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从信念坚定到理想动摇再到放弃斗争。鲁迅正处于众人分路的境遇，犹豫中不知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救国救民。结合鲁迅的自身境遇大概可推测此时的彷徨应该是在与自己的亲弟弟决裂、离开北平偕许广平南下之间的那段日子。国仇与家恨压制在其身上，让他在彷徨中摸索前进。这段时间里，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讲，他的心情十分颓唐，这一时期内的作品最大限度地体现出鲁迅思想深处的矛盾与痛苦。如《娜拉走后怎样》是一篇告诫青年人注重实际的文章，也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走向梦境的宣言。此时的鲁迅连出走的道路也找不着，他面临的问题比娜拉复杂得多。只有一个走投无路至欲回梦境而不得的人才会发出如此创痛巨深的悲音。
二、灵与肉的超脱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这是屈原和哈姆雷特所共同面对的矛盾命题，也是每一个人所面对的最真实、最无法抗拒的人生命题。我们有掌控自己命运的权力，然而选择生，还是选择死，却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屈原一直在去与留的矛盾中作选择，尽管选择的过程伴随着彷徨和犹豫，但却反映出一种智者与勇者的审慎。生与死的矛盾已在他的心中苦苦纠缠，支撑他身心的政治成就动机和历史责任感，也随着理想王国的崩溃，而被彻底摧毁，死就成了他抉择的最终指向。楚国为南方蛮夷之地，早期受中原诸夏的排斥、侵伐与伤害，形成一种斗争精神，这种不屈的抗争精神被屈原自觉地继承了下来。他的死并非是一种精神病态，他是死于一种热忱，死于一种抗争。正如郭维森所说，“屈原的自杀表现了他坚持自己的理想，坚持高洁的品格至死不悔的精神，同时也是对楚国黑暗政治的一种抗议”。这就是屈原彷徨之后的求索与解脱，最终还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只是以一种决绝的方式。
鲁迅在彷徨后选择以手中的“笔”作为斗争的武器，以自己的笔触唤醒沉睡的人民，借用有力的思想点醒处于迷雾中的民族。将文化改革作为改造国民“劣根性”的主要途径，他的“武器”和方式都是独树一帜的。鲁迅是“五四”以来的“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是文学艺术的重要特征，所以从当代大陆文学的经验教训看，鲁迅坚持创作自由的斗争确实是很有远见的。
三、鲁迅与屈原的精神联系
在中国的韵文作品中，对鲁迅精神影响最大的不是李白，也不是苏轼，而是屈原。鲁迅喜欢屈原的时间应该很早，他十九岁时所作的旧诗《莲蓬人》不但借鉴了《离骚》中的植物，而且那种以美好的植物以喻自己高洁志向的明志方式與《离骚》也有貌异神合之处。
鲁迅一生思想变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怎样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的方法有不同的认识，而拯救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则始终如一。而在古代中国的大诗人中，爱国意识最强烈的应首推屈原。鲁迅从《中国地质略论》高扬爱国主义，学医以图促进国人对于维新变法的信仰，到弃医从文试图以文学改造中国国民的精神，无一不是拯救民族的责任感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所驱动。在这种相似的文化语境中，鲁迅在精神上与屈原发生共鸣是合情合理的。
参考文献
[1]郭杰.屈原新论[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
[2]郭维森.屈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北京：人民文学版社，1973年.
[4]吴小美，肖同庆.是复归与认同，还是告别与超越—对鲁迅与屈原关系的思考.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5]许寿裳著，马会芹编.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作者简介：崔金凤（1991.05-），女，汉族，内蒙古赤峰市，研究生，甘肃省天水市天水师范学院，学科教学（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