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太原普光寺壁画主要绘制于圆通殿、普光明殿、普贤殿、文殊殿、藏经阁等各个殿内，绘制内容均为唐代敦煌大型经变画，将西方外来艺术中人物造型准确、比例恰当、凹凸晕染法的长处与我国强调线描和神韵的传统绘画技法相融合，见证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融合创新的继承与发展。为真实地展现普光寺完整风貌，找寻在民间消散许久的壁画痕迹，唤醒公众对壁画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宣扬其独特的寺观壁画风貌体系与价值观念，提升人文精神与道德规范，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2013年至2014年，普光寺得以修复与完善，之后特请美院专家前来绘制壁画，一进院落、二进三进院落分别由两组绘画团队共同绘制而成。至此为普光寺壁画的绘画风格与文物价值考究提供了较为全面且成熟的思路与借鉴，对其壁画及文物价值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普光寺;唐代敦煌;经变画;中西融汇
　　0 引言
　　普光寺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西缉虎营15号，始建于东汉建安年间（196～220年），距今已有1800余年的历史，享有“普光第一地”的美誉，是太原市乃至山西省、华北地区最古老的寺院之一。2009年被列为太原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寺院占地面积4850平方米，坐北朝南，三进院落，壁画内容博大精深，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经变画等题材。这些画作承袭了唐代敦煌大型经变画的艺术风格，恢宏宽广且鲜艳瑰丽，吸收了古代中西方艺术之所长，反映了长达1000多年的佛教文化与历史演变，重温了我国美术史的光辉篇章，融合中国传统绘画技法，使得普光寺逐渐成为一座让民众享受文物保护成果、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把历史古建打造成社区居民身边极具学术研讨价值及历史文物价值的博物馆和文化会客厅。
　　1 壁画发展历程
　　壁画是一种最原始的绘画形式，世界上最早的壁画发现于法国的一个洞穴，因此壁画也被称为“洞穴画”。我国壁画的发展可追溯到旧石器时期的内蒙古阴山岩画，我们的先人经过一万年的时间在这里完成了一条长达300千米的画廊，绘制内容受到宗教及巫术的影响，内容丰富，形象生动。新石器时期，在云南等偏远地区出现了一系列反映人类生活的活动场景的壁画，极具艺术价值。秦汉时期的壁画以宫殿壁画及墓葬壁画为主。1979年在山西太原挖掘出轰动考古界的娄睿墓中共71幅，面积200多平方米的墓葬壁画，内容覆盖了北齐东齐王的生活图像及出行、归来图，门卫仪仗，天象和十二辰图等，构图完整、色彩鲜明、勾描精细、形神兼具，为北朝末年壁画艺术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阶段。隋唐时期的壁画无论是从绘画技巧、细节刻画、设色赋彩等均达到了空前水平，内容题材更加丰富，出现了大量净土经变画、说法图、佛教史迹图、供养人像等，场面宏大，色彩瑰丽，一幅幅巨制壁画慢慢被世人揭开神秘的面纱，让现代人一睹中华文明历史与西方艺术交融贯通的瑰宝。宋金时期寺庙建筑上的壁画规模依旧庞大，但至今保存完好的已不多。元代壁画发展兴盛，涌现出众多艺术题材的壁画元素，山水、竹石、花鸟等绘画题材大多为民间画师所绘，还有一部分为文人士大夫画家创作，体现出当时文人画的兴盛。作为元代壁画佳作的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沿袭了唐、宋时期的绘画技法，融合了元代的绘画特点，三百个形象无一雷同，形态各异。明代壁画的发展由盛转衰，风格类型规范化与世俗化，遗存尚多，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完成于1444年的北京法海寺大雄宝殿中的壁画《帝释梵天图》。清代从事绘制壁画的画工规模及其技法空前低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壁画再次受到重视，所绘内容不仅仅局限于宗教历史、神话传说，而出现了大量人文风光、科技创新等新的题材，“墙壁上的艺术”开始变得“涂鸦化”和“装饰化”。
　　壁画的发展历程展现了当时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进入隋唐，我国壁画绘画艺术发展到了高度成熟的时期，较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朝等朝代来说，其最具鲜明特色的便是经变画样式。经变画是一种具有我国民族特色及气韵的佛教艺术，种类烦冗，场面宏大，色彩瑰丽鲜明，是隋唐时期佛教壁画中地位最重要且成就最高的题材，博大宽宏的佛国世界融汇了我国人物画、山水画、建筑画等多方面的成就，把我国绘画的空间表现技法推向高峰。
　　2 文殊殿绘制内容及其艺术风格
　　2.1 绘制内容
　　文殊殿所绘制的壁画风格与唐代敦煌大型经变画类似。塑像背墙绘制内容为佛顶尊圣陀罗尼经变，南墙绘制内容为文殊经变及两尊大体量胁侍菩萨。采用干壁画绘画形式，也叫作“胶彩壁画”，采用丙烯颜料在干燥墙面上绘制色彩鲜明的唐代风格壁画，展现其瑰丽而不失典雅的艺术风格。
　　北墙的绘制内容为文殊菩萨赴会（图1）。文殊菩萨端坐于青狮之上，青狮目光如炬，张口吼啸，若闻其声。菩萨头鬃呈螺旋形，高髻宝冠，内着僧祗支，下着锦裙，手执如意，面露慈祥，蕴含笑意，既显其健勇威猛，又尽其壮美雄姿。而敦煌莫高窟所绘制的文殊形象却多为温婉气质，心生善意，同一角色所产生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恰恰反映了壁画艺术的时代性与前瞻性。在文殊菩萨赴会图中，一种以凶煞与慈爱、丑陋与笑靥相矛盾的外部特征与内涵表达结合的创作技法引人注意。画面中，一位头长独角、蓝脸、尖锐獠牙露于嘴外、面露含笑的夜叉怀抱婴儿，站立于神将身后，虽其地位不高，却在文殊身边扮演着重要且神秘的角色。在结构与形象塑造、线描与色彩运用、构图与空间营造等方面，透露出画家细微的洞察能力与感知力，并通过夸张的表现手法与高超的绘画技艺巧妙地融入整个画面，人物形象呼之欲出，經文的深刻内涵也跃然于壁上。
　　2.2 艺术风格
　　2.2.1 以线造型，以形写神
　　文殊殿壁画中的三身伎乐是分别演奏着笙、横笛、拍板的伎乐天，各因乐器不同而神态各异，仿佛沉浸在悠扬的旋律中。吹横笛者，专心致志聆听板点;奏笙者，跷脚点拍，神情忘我;拍板者，观舞击板，稳叩节奏，眉眼鼻嘴皆笑形于色而悦于心。整个画面无过多乐伎及器乐，场面不及其他内容宽宏巨制，但画家却以丝缕线描勾画出形神兼具、姿态各异的人物形象，于笔毫间赏游鱼出听之音，实为唐代敦煌壁画艺术乐伎图中的佼佼者。文殊身后的护法天王，怒目圆睁，与身旁神将交谈甚欢，显现出他憨厚直率、不循礼术之状，身旁神将虬须飘飞，可谓“毛根出肉、力健有余”。此乃具有吴道子一派“吴带当风”的特征，以线描特有的张力、流动之感突出精神，于焦墨略染中感受神韵。 　　此外，画家十分注重对人物眼神的刻画，或温婉柔情，或怒目凝视，同时与身体动态、面部表情相结合，人物形象饱满生动，呼之欲出，以达到以形写神的效果。文殊菩萨眼画为鱼形，微微相闭，眼尾上翘，眼表笑意，面露慈祥而又高屋建瓴的神情;狮尾后半遮玉面的天女，同为鱼形眼目，双眸居中，瞪大有神，笑意中表露出少女的温婉与烂漫;乐队中的拍板乐伎，眼如弯月，眉眼居中，紧紧注视着舞伎曼妙柔美的身姿，笑意中略带赏心悦目、情于内心之感;而相貌恶丑的诃梨底，同样眼如弯月，两眼向上翻白而无珠，笑面怪异而坦率。这些细微的面部表情与动态特征往往不以色彩为主要表现手段，而是通过线条的轻重变化来呈现，配合相应的色彩晕染，充分展现我国线描的高超技艺。
　　2.2.2 凹凸晕染，略施微染
　　壁画画家采用淡墨线勾画人物面部及五官，用白色涂面，翠绿描眉并画出神态迥异的柔和双眸，描绘出素颜玉面、温婉秀美的人物形象;用土红色线勾画人物整体形象，赤色染眉描须，以绿色点画怒目圆睁，创造出威武凛然的生猛形象。这种用青面獠牙、丑恶怪异的表情刻画妖魔嘴脸的表现形式，高度概括了吐蕃时期描绘人物形象所具备的多样性与创造性，深刻影响着中唐以后的类似人物描绘，对之后出现的戏曲人物脸谱化、戏剧化注入了先机。与此同时，画家融入了西域天竺的绘画方式—晕染法，也称作“凹凸法”，采用具有不透明性特质的矿物质颜料绘制层层叠色的美感，经过2次甚至更多次的线描完成定稿，画家用一支笔蘸色、一支笔蘸水，染色时先用笔填色，然后接着用清水笔将所填的色块晕染开，以表现物象体积，使形象更逼真，色彩更有层次。这种西域的晕染方式与中原“略施微染”的方法相融合，将饱满而含蓄的色彩营造出一种特殊的空间时间感。
　　文殊赴会图反映了吐蕃时期所创造的清新淡雅、瑰丽浓厚的一代新风，创造了一系列婉约柔和、儒雅书俊、丑而不恶、淑质英才的形象，以淡墨、浓墨、土红的不同色线描绘不同类别、性格的人物，善用青绿淡彩形成清秀雅致的新风格，这与中原地区同时期以程修为代表的画家追求清淡、不饰夸张的画风多有相似之处。画家面对不同人物形象、物象特征采用不同的绘画技巧，对菩萨、天女、伎乐等具有女性或中性化特征的形象，略施粉黛。其中，颜面肌肤染以白色，眼部及脸颊处轻施粉红淡晕，眉以翠绿细描，唇以赤朱微点，最后再以柔若丝缕的淡墨线勾勒外形，从而塑造出眉清目秀的柔美形象。对天王武将等威猛形象，大多以土红勾线，绘以赤眉、绿瞳、红须、朱髯以显勇武之态。对衣衫步履、装饰飘带、披帛锦绣等不同质感的对象，画家则以不同浓度和力度青绿涂染，以婉柔飘逸且富于变化的兰叶描勾勒衣纹褶皱，生动描绘出轻纱绫罗的质感和抑扬飘拂的动态。
　　3 结语
　　壁画艺术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广泛的人文思想，通过深入研究壁画的内容与形式有助于了解当时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社会发展状况等。面对众多历史悠久的寺观壁画，普光寺壁画无疑是其中的“新生儿”，壁画工匠者“略施微染”“笔才一二，象已应焉”，展现了其深厚的功力与娴熟的技艺，虽不乏模式化的倾向，但从侧面也反映出他们对于寺观壁画的深入了解、无限热爱与尊重。在1800多年前的明代建筑、仿唐建筑上开启人们对寺观壁画的新认识与再认识，再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风格的壁画，以其完整多样、匠心独具、宏伟巨制、自主革新自成一体，高度凝练了我国古代壁画的发展进程。
　　普光寺壁画正是将我国与西方的绘画艺术语言相结合，承袭了经典的古代线描表达，饱满且具有张力，不仅仅满足于“象似”，在追求神韵的同时营造一种独特的中式意境，配合相应的色彩晕染，将线条变为色线，突出色彩的协调统一性，以达到“以形写神、气韵生动”之境界，充分展示出中国画线描的优势。同时，画家吸收了西方对待客观事物的科学严谨性，重视对线条造型、透视的表达，并将凹凸法晕染的长处融汇于青施粉黛中，美轮美奂的大型经变画重映于世人面前。
　　习近平总书记说道：“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纵观山西的壁画，艺术价值在全国首屈一指，但在如今的居民生活中，传统壁画已经消失殆尽，因此，对壁画文物的保护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文物保护、研究机制、安全管理等方面需大量引进社会研究力量，讲好国保故事，提高活化能力，让壁画“复活”，让文物“复活”。让后世都能在如此富丽堂皇、雍容华贵的墙壁艺术中，窥望我国古代的生活与历史、嗅闻时代艺術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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