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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暂时回到20世纪90年代末：在长达80年的中断之后，全球经济正在重新统一；经济开放是当时的秩序；金融自由化了；新生的互联网将很快使地球上的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获取信息；为了管理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关系，建立了新的国际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复活了！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气候协议《京都议定书》刚刚完成！
全球化所传递的信息是明确的：全球化不仅关乎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还关乎建立指导市场、促进合作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所需的规则和制度。
现在快进到2018年。尽管进行了10年的谈判，2001年启动的多哈谈判仍无果而终。互联网已经变得支离破碎，可能会进一步分裂。金融区域主义正在兴起。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建立在一系列非约束性协议的基础上，而美国已经从这些协议中撤出。
是的，世贸组织仍然存在，但它的效率越来越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毫不掩饰自己对多边规则的轻视，正试图阻止其争端解决体系。在任何多边框架之外，中国都被无情地要求增加进口、减少出口、削减补贴、避免收购美国科技公司，并尊重知识产权。多边主义作为全球治理的关键支柱，其原则似乎已成为遥远过去的遗物。
世界到底怎么了？肯定与特朗普有关。这位美国第45任总统在竞选时就像冲进瓷器商店里的一头公牛，发誓要摧毁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所有前任建立和维护的国际秩序大厦。自上任以来，他一直“信守诺言”，从一个又一个国际协议中退出，对朋友和对手征收进口关税。
不过，让我们面对现实：今天的问题并不是从特朗普开始的。不是特朗普在2009年扼杀了哥本哈根气候协议的谈判。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不应归咎于特朗普。不是特朗普让亚洲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管理的全球金融安全网。在特朗普上台之前，这些问题得到了更有礼貌的“处理”。但它们仍在那里。
对此，有很多解释。重要的一点是，许多国际体系的参与者正在重新思考全球化问题。发达国家普遍认为，技术创新带来的红利正在急剧下降。过往的美国工厂工人把自己的生活水平归功于这些红利。但正如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在《大融合》（Great Convergence）一书中精彩地指出的那样，技术已经变得更容易获得，生产过程已经被细分，许多红利都已消失。
第二个解释是，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已经失败。上世纪90年代，美国总统老布什（George H.W. Bush）和克林顿（Bill Clinton）曾认为，国际秩序将有助于将俄罗斯和中国转变为“市场民主国家”。但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没有在政治上趋同。中国的GDP和发达程度正在趋同，但它的经济体系仍然是孤立的。正如哈佛大学的马克·吴（Mark Wu）在2016年的一篇论文中所指出的，尽管市场力量在其经济中发挥着强大的作用，但国家的协调依然存在。中国开创了自己的经济规则。
第三，美国不确定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能否为应对与中国的竞争提供最佳框架。的确，多边体系可以帮助现任霸主和崛起中的大国避免落入所谓的军事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但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多边主义对美国自身行为的限制，超过了对中国行为的限制。
最后，全球规则看起来越来越过时。尽管他们的一些基本原则——通过多边而不是双边来解决问题——一如既往地强大，但另一些原则是为一个不再存在的世界而构想的。在全球价值链和复杂服务的世界里，此前建立的贸易谈判惯例毫无意义。而且，根据发展水平对国家进行分类正失去意义，因为有些国家既拥有着一流的全球公司，经济却是落后的。但慣性是相当大的，哪怕只是因为改变规则需要达成共识。
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一个选择是尽可能保持现有的秩序。这是特朗普将美国从《巴黎气候协议》中退出后采取的做法：其他签署国继续遵守该协议。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包含了一个国家的特殊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的态度是一种症状，而环保主义者的做法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种选择是利用危机作为改革的机会。欧盟、中国和其他方——某种程度上也希望包括美国应该主动，将那些传统的多边主义中仍然有用的部分拾起来，融合成新的公平的安排，更灵活，更适合当今世界。
这一战略的优点是可以识别和汲取让传统制度筋疲力尽的教训。但是，除了空洞的、顾全面子的妥协之外，我们还有足够的领导力和足够的政治意愿吗？下行风险是，失败的改革可能导致全球体系彻底解体。
最后，解决办法既不是培养对昨天秩序的怀旧情绪，也不是把希望放在松散、无效的国际合作形式中。国际集体行动需要规则，因为只有灵活性和善意不能解决棘手的问题。前面的狭窄道路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有效集体行动的最低要求，并就满足这些条件的改革达成协议。对于那些相信这条路存在的人来说，找到它是刻不容缓的。
编辑|杜娟 juan.du@wtoguide.net
本文编译自project syndicate，作者Jean Pisani-Ferry 为柏林赫尔梯行政学院和巴黎政治学院教授
全球化所传递的信息是明确的：全球化不仅关乎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还关乎建立指导市场、促进合作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所需的规则和制度。
现在快进到2018年。尽管进行了10年的谈判，2001年启动的多哈谈判仍无果而终。互联网已经变得支离破碎，可能会进一步分裂。金融区域主义正在兴起。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建立在一系列非约束性协议的基础上，而美国已经从这些协议中撤出。
是的，世贸组织仍然存在，但它的效率越来越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毫不掩饰自己对多边规则的轻视，正试图阻止其争端解决体系。在任何多边框架之外，中国都被无情地要求增加进口、减少出口、削减补贴、避免收购美国科技公司，并尊重知识产权。多边主义作为全球治理的关键支柱，其原则似乎已成为遥远过去的遗物。
世界到底怎么了？肯定与特朗普有关。这位美国第45任总统在竞选时就像冲进瓷器商店里的一头公牛，发誓要摧毁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所有前任建立和维护的国际秩序大厦。自上任以来，他一直“信守诺言”，从一个又一个国际协议中退出，对朋友和对手征收进口关税。
不过，让我们面对现实：今天的问题并不是从特朗普开始的。不是特朗普在2009年扼杀了哥本哈根气候协议的谈判。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不应归咎于特朗普。不是特朗普让亚洲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管理的全球金融安全网。在特朗普上台之前，这些问题得到了更有礼貌的“处理”。但它们仍在那里。
对此，有很多解释。重要的一点是，许多国际体系的参与者正在重新思考全球化问题。发达国家普遍认为，技术创新带来的红利正在急剧下降。过往的美国工厂工人把自己的生活水平归功于这些红利。但正如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在《大融合》（Great Convergence）一书中精彩地指出的那样，技术已经变得更容易获得，生产过程已经被细分，许多红利都已消失。
第二个解释是，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已经失败。上世纪90年代，美国总统老布什（George H.W. Bush）和克林顿（Bill Clinton）曾认为，国际秩序将有助于将俄罗斯和中国转变为“市场民主国家”。但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没有在政治上趋同。中国的GDP和发达程度正在趋同，但它的经济体系仍然是孤立的。正如哈佛大学的马克·吴（Mark Wu）在2016年的一篇论文中所指出的，尽管市场力量在其经济中发挥着强大的作用，但国家的协调依然存在。中国开创了自己的经济规则。
第三，美国不确定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能否为应对与中国的竞争提供最佳框架。的确，多边体系可以帮助现任霸主和崛起中的大国避免落入所谓的军事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但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多边主义对美国自身行为的限制，超过了对中国行为的限制。
最后，全球规则看起来越来越过时。尽管他们的一些基本原则——通过多边而不是双边来解决问题——一如既往地强大，但另一些原则是为一个不再存在的世界而构想的。在全球价值链和复杂服务的世界里，此前建立的贸易谈判惯例毫无意义。而且，根据发展水平对国家进行分类正失去意义，因为有些国家既拥有着一流的全球公司，经济却是落后的。但慣性是相当大的，哪怕只是因为改变规则需要达成共识。
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一个选择是尽可能保持现有的秩序。这是特朗普将美国从《巴黎气候协议》中退出后采取的做法：其他签署国继续遵守该协议。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包含了一个国家的特殊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的态度是一种症状，而环保主义者的做法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种选择是利用危机作为改革的机会。欧盟、中国和其他方——某种程度上也希望包括美国应该主动，将那些传统的多边主义中仍然有用的部分拾起来，融合成新的公平的安排，更灵活，更适合当今世界。
这一战略的优点是可以识别和汲取让传统制度筋疲力尽的教训。但是，除了空洞的、顾全面子的妥协之外，我们还有足够的领导力和足够的政治意愿吗？下行风险是，失败的改革可能导致全球体系彻底解体。
最后，解决办法既不是培养对昨天秩序的怀旧情绪，也不是把希望放在松散、无效的国际合作形式中。国际集体行动需要规则，因为只有灵活性和善意不能解决棘手的问题。前面的狭窄道路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有效集体行动的最低要求，并就满足这些条件的改革达成协议。对于那些相信这条路存在的人来说，找到它是刻不容缓的。
编辑|杜娟 juan.du@wtoguide.net
本文编译自project syndicate，作者Jean Pisani-Ferry 为柏林赫尔梯行政学院和巴黎政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