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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是不是要“纯洁语言”已经争论了半个世纪，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这个问题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本文尝试梳理了“纯洁语言”的缘起和发展脉络，对于是不是要“纯洁语言”、怎样“纯洁语言”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纯洁语言 语言主体化多样性
没有绝对纯的语言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首次提出了“纯洁语言”的口号。
50年后，也就是200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再次刊登评论员文章：《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继续奋斗》再次提出了“纯洁语言”的口号。
笔者认为这个口号值得商榷。
首先从哲学层面分析一下世界上有没有所谓绝对纯洁的事物。纯就是不含杂质，世界上有不含杂质的东西吗?物理学告诉我们——没有。黄金很纯了吧，但也只有24k，也就是99，99％，并没有100％的黄金。世界上只有相对的纯，没有绝对的纯。、
再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纯洁语言”。
中国传媒大学于根元教授认为，“创新”是语言的生命力所在。世界上曾经有很多种语言，但每年都有一些语言消逝。消逝的原因多种多样，有时候是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消灭，如蒙古人吞并了党项人，党项入的语言文字也就随之消亡。同时，如果某种语言自己本身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和外界缺少信息交换，就会逐渐失去生存活力而消亡。
比如东汉时期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新疆，与佛教有关的吐火罗语也随之进入中国。吐火罗语有两种变体，线性文字A和线性文字B，都主要用于佛教经典的记录。由于它的使用范围很小，基本不和其他语言文字交流，因此随着13世纪新疆逐渐伊斯兰化，吐火罗语消亡了。类似的还有梵文的一种变体——怯卢文。它也是这样消失的。
但一个封闭的语言系统相对来说是比较“纯洁”的。
笔者曾经多次去西藏采访，在采访中我发现，在拉萨、日喀则等西藏较发达、和内地交流较频繁的地区，当地藏民在藏语中经常赢接夹杂汉语，如“电脑、电视、飞机、火车、铁路”等等。
这些词汇过去在藏语里是没有的，但现在又必须要用，所以西藏群众就直接把汉语里的词汇借用了。
而在西藏的偏远地区如阿里，基本是无人区。方圆上百公里只有几户人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因为他们的帐篷里没有电。有些人一辈子甚至连县城都没去过，他们使用的藏语中就没有汉语词汇。
同行的藏族同志告诉我，这些藏民说的藏语他们都听不太懂，因为里面有很多古藏语成分。但同时他们也承认阿里地区的藏语远不如拉萨、日喀则地区的藏语表现力强。
因此笔者认为，一种语言包容力强、善于和外界进行信息交换是生命力旺盛的标志。
语言的包容性
笔者觉得英语的包容性很强，很多外来词汇直接拿来就用。比如“基地组织AL QAIDA”来自阿拉伯语，“狗仔队PAPARAZI”来自意大利语。“long timeno see好久不见!”来自中文，它本来就是一句地地道道的中国式英语。但英语盒去就用了!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交际起来很方便。
其实从历史上看，汉语天生就不是保守的。它的交融能力很强，包容性也很强，不亚于英文。
说到汉语我们先看看汉族。从考古人类学的角度看，汉族属于蒙古人种，是古羌人的一支。羌人是游牧民族。比如秦人就是给周天子放马的游牧人，后来强大了统一了中国。中国历史上汉族不断和匈奴、鲜卑、羯、狄、满、女真等少数民族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中国人。
人种都没有绝对的纯，又哪来的语言的绝对的纯洁呢?也正因为不纯，汉语才有强大的生命力。
历史证明，早期对汉语影响最大的是佛教。
东汉佛教传人中国后，佛教语言随之传人，逐渐成为汉语的一部分。比如我们现在常用的“涅磐、劫、色、空、恐怖、挂碍”包括“无间道”等等，我们今天用起来很自如，并不觉得它们是外来语。
笔者认为重要的一点是，佛教用语的引入不仅丰富了汉语而且影响到国人的思维，因为它带来的一些哲学概念是当时中国传统文化中欠缺的。
李泽厚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有一段话：“傅斯年为了说明文言文的僵化没落，说了一句外行话，他认为中国人思考用的是白话，表达时才翻译成文言，因而遭到吴宓的嘲笑。”
文言文不但是表达工具而且可以是思维工具，那更说明文言文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巨大障碍。
鲁迅强调文言文语法不精密，说明中国人思维不严密；周作人指出古汉语晦涩，养成国民笼统的心理；胡适提出研究中国文学套语体现出来的民族心理……
这一系列见解不见得都十分准确，但体现出一种总的倾向：“五四”时期作家学者是把语言跟思维联系在一起考虑的，这使得他们有可能超越一般的语言文字改革专家而直接影响整个民族精神的发展。
汉语吸收外来词的另一个高峰是唐代，这同时也是汉民族最有活力的时代。“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首边塞诗就用了两个外来词：葡萄、琵琶。美国学者爱德华·谢弗专门写了一本书《中国唐代的外来文明》，里面列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
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外来词大量涌入的时期是“五四”时期。这也是中国人思想大解放、大碰撞的时代。像“政治、经济、社会、干部”等等都是这个时候从日语引入汉语的。
现在用这些词的时候很自如，根本意识不到它们的来历。
再看看西方，后现代哲学家们不管是结构主义的还是符号学的都是从语言学切入来研究哲学的。索绪尔的《语言学教程》被西方公认是符号学研究的开端。
拉康、罗兰·巴特、列维·斯特劳斯、福柯等后现代哲学家对语言学和哲学的关系都有精辟论述。
正因为语言学和哲学密切相关，所以，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僵化了，那么思维也必然随之僵化。
缩略语问题
有人说缩略语应该限制甚至禁止使用。
笔者认为缩略语完全可以用，没必要设置重重限制。像“WTO、SAP、S、DNA”等等，用汉语反而说不清楚。
但相当一段时间有关部门限制缩略语的使用。2000年我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工作时，有一次稿子里有WTO这个词，片子审完之后领导一定让改成“世界贸易组织”，当时已经18：30了，等找到播音员重新配完音已经18：55了，紧赶慢赶才没耽误《新闻联播》的播出，出了一身冷汗。
个人觉得缩略语的放开是从“非典”开始的，因为非典不如SAPS准确明了。也正是从非典之后中央新闻单位对缩略语的限制才逐渐放松。
有些专家总想用立法、行政等手段来纯洁语言，笔者认为大可不必。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还是不提“纯洁语言”的口号为好。而应该倡导规范地使用汉语。因为语言文字是民族的标志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及组成部分。其应用水平体现和直接影响着民族的教育、文化和素质。
【关键词】纯洁语言 语言主体化多样性
没有绝对纯的语言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首次提出了“纯洁语言”的口号。
50年后，也就是200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再次刊登评论员文章：《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继续奋斗》再次提出了“纯洁语言”的口号。
笔者认为这个口号值得商榷。
首先从哲学层面分析一下世界上有没有所谓绝对纯洁的事物。纯就是不含杂质，世界上有不含杂质的东西吗?物理学告诉我们——没有。黄金很纯了吧，但也只有24k，也就是99，99％，并没有100％的黄金。世界上只有相对的纯，没有绝对的纯。、
再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纯洁语言”。
中国传媒大学于根元教授认为，“创新”是语言的生命力所在。世界上曾经有很多种语言，但每年都有一些语言消逝。消逝的原因多种多样，有时候是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消灭，如蒙古人吞并了党项人，党项入的语言文字也就随之消亡。同时，如果某种语言自己本身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和外界缺少信息交换，就会逐渐失去生存活力而消亡。
比如东汉时期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新疆，与佛教有关的吐火罗语也随之进入中国。吐火罗语有两种变体，线性文字A和线性文字B，都主要用于佛教经典的记录。由于它的使用范围很小，基本不和其他语言文字交流，因此随着13世纪新疆逐渐伊斯兰化，吐火罗语消亡了。类似的还有梵文的一种变体——怯卢文。它也是这样消失的。
但一个封闭的语言系统相对来说是比较“纯洁”的。
笔者曾经多次去西藏采访，在采访中我发现，在拉萨、日喀则等西藏较发达、和内地交流较频繁的地区，当地藏民在藏语中经常赢接夹杂汉语，如“电脑、电视、飞机、火车、铁路”等等。
这些词汇过去在藏语里是没有的，但现在又必须要用，所以西藏群众就直接把汉语里的词汇借用了。
而在西藏的偏远地区如阿里，基本是无人区。方圆上百公里只有几户人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因为他们的帐篷里没有电。有些人一辈子甚至连县城都没去过，他们使用的藏语中就没有汉语词汇。
同行的藏族同志告诉我，这些藏民说的藏语他们都听不太懂，因为里面有很多古藏语成分。但同时他们也承认阿里地区的藏语远不如拉萨、日喀则地区的藏语表现力强。
因此笔者认为，一种语言包容力强、善于和外界进行信息交换是生命力旺盛的标志。
语言的包容性
笔者觉得英语的包容性很强，很多外来词汇直接拿来就用。比如“基地组织AL QAIDA”来自阿拉伯语，“狗仔队PAPARAZI”来自意大利语。“long timeno see好久不见!”来自中文，它本来就是一句地地道道的中国式英语。但英语盒去就用了!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交际起来很方便。
其实从历史上看，汉语天生就不是保守的。它的交融能力很强，包容性也很强，不亚于英文。
说到汉语我们先看看汉族。从考古人类学的角度看，汉族属于蒙古人种，是古羌人的一支。羌人是游牧民族。比如秦人就是给周天子放马的游牧人，后来强大了统一了中国。中国历史上汉族不断和匈奴、鲜卑、羯、狄、满、女真等少数民族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中国人。
人种都没有绝对的纯，又哪来的语言的绝对的纯洁呢?也正因为不纯，汉语才有强大的生命力。
历史证明，早期对汉语影响最大的是佛教。
东汉佛教传人中国后，佛教语言随之传人，逐渐成为汉语的一部分。比如我们现在常用的“涅磐、劫、色、空、恐怖、挂碍”包括“无间道”等等，我们今天用起来很自如，并不觉得它们是外来语。
笔者认为重要的一点是，佛教用语的引入不仅丰富了汉语而且影响到国人的思维，因为它带来的一些哲学概念是当时中国传统文化中欠缺的。
李泽厚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有一段话：“傅斯年为了说明文言文的僵化没落，说了一句外行话，他认为中国人思考用的是白话，表达时才翻译成文言，因而遭到吴宓的嘲笑。”
文言文不但是表达工具而且可以是思维工具，那更说明文言文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巨大障碍。
鲁迅强调文言文语法不精密，说明中国人思维不严密；周作人指出古汉语晦涩，养成国民笼统的心理；胡适提出研究中国文学套语体现出来的民族心理……
这一系列见解不见得都十分准确，但体现出一种总的倾向：“五四”时期作家学者是把语言跟思维联系在一起考虑的，这使得他们有可能超越一般的语言文字改革专家而直接影响整个民族精神的发展。
汉语吸收外来词的另一个高峰是唐代，这同时也是汉民族最有活力的时代。“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首边塞诗就用了两个外来词：葡萄、琵琶。美国学者爱德华·谢弗专门写了一本书《中国唐代的外来文明》，里面列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
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外来词大量涌入的时期是“五四”时期。这也是中国人思想大解放、大碰撞的时代。像“政治、经济、社会、干部”等等都是这个时候从日语引入汉语的。
现在用这些词的时候很自如，根本意识不到它们的来历。
再看看西方，后现代哲学家们不管是结构主义的还是符号学的都是从语言学切入来研究哲学的。索绪尔的《语言学教程》被西方公认是符号学研究的开端。
拉康、罗兰·巴特、列维·斯特劳斯、福柯等后现代哲学家对语言学和哲学的关系都有精辟论述。
正因为语言学和哲学密切相关，所以，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僵化了，那么思维也必然随之僵化。
缩略语问题
有人说缩略语应该限制甚至禁止使用。
笔者认为缩略语完全可以用，没必要设置重重限制。像“WTO、SAP、S、DNA”等等，用汉语反而说不清楚。
但相当一段时间有关部门限制缩略语的使用。2000年我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工作时，有一次稿子里有WTO这个词，片子审完之后领导一定让改成“世界贸易组织”，当时已经18：30了，等找到播音员重新配完音已经18：55了，紧赶慢赶才没耽误《新闻联播》的播出，出了一身冷汗。
个人觉得缩略语的放开是从“非典”开始的，因为非典不如SAPS准确明了。也正是从非典之后中央新闻单位对缩略语的限制才逐渐放松。
有些专家总想用立法、行政等手段来纯洁语言，笔者认为大可不必。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还是不提“纯洁语言”的口号为好。而应该倡导规范地使用汉语。因为语言文字是民族的标志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及组成部分。其应用水平体现和直接影响着民族的教育、文化和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