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中层的人被逼得退居二线城市,这不仅是知识在流动,更是耻辱在流动。
　　
　　放自己一马
　　“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扛着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台湾歌手郑智化的一首《中产阶级》,让网友们产生共鸣,房价高,不宜居,没有幸福感,工作压力大,只有“走为上”了。
　　伴随着全国大城市房价的飙升,大部分没有买房的80后只能望房兴叹。在北京就连通州都到2万一平方米了;在广州,几年前还是3000一平方米的地方也高傲地挤进了五位数的行列,而上海的房价在迪斯尼和世博的概念中,已经是变得高不可攀。一些漂在大城市里的“80后”精英阶层,不得不考虑离开。
　　房子无疑是这群年轻白领在一线城市遇到的最大难题,这是他们安全感的基础、幸福感的保障。这群白领逐入而立之年,想结婚、成家,要继续未来的生活,必须要有房子。但房价几年来迅速攀升,已经把他们的工资连同希望一起秒杀。
　　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一线城市,有部分年收入在5万至10万元左右的家庭,正准备摆脱大都市带给他们的“伪幸福”,去二三线城市追寻真正的幸福。
　　林清(化名)是深圳某农药公司研发部职员,在深圳公司工作了4年的她正在为去东莞发展铺路。“我现已正式向公司提出申请,到东莞子公司工作。申请成功后我一家会一起离开深圳去东莞定居。”
　　与林清有一样想法的人现在越来越多,而且更多的人开始付诸行动。有心理学家研究表示,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内陆,相对落后地区、西部地区,近几年中小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很多中小城市跟一线大城市的生活差距逐渐拉小。两相比较之下,不少白领认为自己曾经执着追求的都市优越感、归属感、安全感已经逐渐消褪,都市的光环开始黯然失色,而工作的压力和焦虑却有增无减,缺乏幸福感。
　　2010年初,一份名为《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幸福指数却较低,与人均收入不成正比,尤其2009年房价飙升则令很多家庭感到痛苦。住房变成一件很“奢侈的事”,家庭幸福感大打折扣。为了负担房贷,夫妻双方必须获得更高的报酬或用更多时间加班。缺少了沟通的家庭生活变得程序化,家成为临时住所。
　　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澎博士指出,目前,不只在广州,大城市的高房价、高生活成本、高压力已开始逼走了一批知识分子。“大城市的机遇更多,所以很多人舍不得离开,但发展下去又看不到前景,其实不少人都很彷徨。现在已有一些人开始撤离广州,而更多人还在犹豫中,心有不甘。如果广州高房价势头继续,还将有更多的人选择离开。”
　　
　　大都市,真的成了个传说
　　我国自改革开放始,社会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规模性流动。大学扩招后,毕业生急剧增多,这种流动呈现出加速态势。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社会资源——包括与这些资源相关联的人的发展机会,长期过度集中于“一线城市”,这就自然而然吸引了众多的精英人才向这些城市汇聚。但他们涌入心驰神往的大都市后,很快发现自己面临着很多以前未曾料到的问题。
　　他们是从经济、文化相对弱势的“外地”进入都市的,对大都市有着先赋性的陌生感;而人口超多、强者云集、竞争激烈的大都市更具有丛林特征和江湖特点,又给外来者带来了后致性的疏离感。这种陌生感和疏离感使他们在这个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难以获得“家园体认”。加上户籍等方面的制度原因,他们大多数人在心理上处于守势,在行动上处于弱势,在生活上处于劣势,很难真正融入大都市。他们暂居在出租屋,游走在城市边缘,习惯把自己称为“打工者”,把自己的生存状态描述为“漂”,感到自己是在大都市的茫茫人海中漂浮。这种身无定所、心无皈依的状态,实际上根本就无所谓“坚守”。所谓的“坚守”本质上只是“挣扎”。
　　即使是他们中的少数人,因其超强的能力加上幸运,成功地在大都市里实现了自己的“向上流动”,成为了都市精英,在 “他乡”站稳了脚跟,但并不等于他们在价值取向上认同自己的都市生活。
　　人们创造了都市,参与都市生活,但同时被都市异化。空气的浑浊、噪音的烦扰、交通的拥堵、物价的昂贵、信息的泛滥、人际关系的隔膜、生存竞争的残酷,凡此种种,造成了人们内心的焦虑和无力感、无助感。这样的生活与知识精英的内心理想相去甚远,与理想的价值追求相互抵牾,他们不仅感到身心疲惫,而且感到缺乏尊严和自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必然会对当下生活提出怀疑。在无力改变现状的情况下,则不得不选择逃离。
　　
　　耻辱还是进步?
　　从千方百计进入都市,到千辛万苦在都市打拼,最后又从都市撤离,这看上去有点荒谬、有点悲惨,从个人价值追求的角度看确乎有几分悲剧性。但不管怎么说,这些离开都市的人,除了带走自己对都市的失望之外,还会带走都市文化的印记。
　　这些离开都市的人客观上将会成为一个传播者,把都市文化的印记传播到文化相对弱势、相对落后的中小城市,但是这种知识散播,并非出自个体本意的选择,相反,是社会压力下的产物。从深层次上说,这是白领阶层“出逃”倾向的写照和中产阶层日益焦虑化、脆弱化的折射。
　　就像日本电影《入殓师》里面的主人公在失去大提琴师的工作后,不得不回到乡下干起了为死者美容、超度的工作一样,中国大城市白领在衣着光鲜的背后也面临着诸多困惑。他们没有功劳簿可躺、没有实权的老爸来依赖,唯一值得骄傲的就是那张薄薄的文凭和一些专业知识。没有谁来兜底,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他们的道路在趋高的社会成本的挤压下越来越狭窄:要么努力进入高收入群体,要么往下走,返贫为低收入群体。当二者都不可得的时候,“出逃”似乎成了个体理性的一项选择。
　　撤离还是坚守,实际上是一个寻找和确立人之存在的真正意义的互动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变动、冲突、妥协的过程。一个社会把社会中层的人逼得退居二线城市,这不仅是知识在流动,更是耻辱在流动。当一个城市容不下新中产阶级的到来的时候,这个社会最具活力和精力的一部分被抽空了,这将使得一个地方存在巨大的人才空洞,更遑论可持续性发展。
　　不断疯涨的房价、令人生畏的医疗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不但让社会底层群体心怀绝望,也堵住了知识青年的上升通道,这样的社会不能说疯了,但至少是病了。
　　4月19日,国务院以罕见凌厉的态度出台了遏制房价的“国十条”,或许正是为了扭转知识青年“走西口”的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