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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军委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大军队的目标。这是一个沟通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当今与未来的伟大目标。而作为抗战时期我军主力之一的新四军，就是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铁军。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是新四军部队的三大特质。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弘扬铁军优良传统，从本期起，本刊拟发表“听党指挥——铁军之魂”“能打胜仗——铁军之剑”“作风优良——铁军之光”三篇文章，敬请关注。
一个人如果没有灵魂，便空有一副躯壳。
一支军队如果没有军魂，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就是一盘散沙，打起仗来必然一触即溃，一败涂地。
新四军作为抗战时期我们党的主力部队之一，之所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全靠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铁军之魂，是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是打胜仗的本，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之源。
番号可以改，军装可以换，
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不能变
新四军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她为党而生，为党而战，为党而存在。
铁军的英名可以追溯到北伐战争时期。当时由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亲自谋划、安排，组建了叶挺独立团，即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在这个团，叶挺本人是共产党员，团设党支部，连建党小组，实行官兵平等，是一支全新的革命军队。该团在北伐战争中屡建战功，赢得了铁军的称号。
亲身经历北伐战争的郭沫若，曾以“铁军独立一雄团”的诗句称颂叶挺独立团。后来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第四军的英名流传下来了，叶挺独立团的种子保存下来并四处开花结果。
后来我们党创建的几支红军部队，不约而同地都用了“红四军”番号，朱毛会师后部队名叫红四军；贺龙创建的湘赣边部队名叫红四军；黄麻起义后建立的第一军、第十五军合编后也叫红四军。这三个“红四军”就是我军三个方面军的前身。
1937年全国全面抗战爆发后，叶挺从海外回到上海，接受我党重要领导人周恩来的委托，向蒋介石国民政府建议，将共产党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部队。为了继承当年北伐时第四军的铁军传统，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也就是后来名闻中外的“新四军”。
从第四军，到红四军，再到新四军，虽然番号变了，隶属关系变了，但有一点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变，那就是高举共产党的旗帜没有变，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没有变。
把南方分散在八省十四块根据地的红军改编为新四军，蒋介石是另有打算的，他想通过改编，把这支共产党的部队消灭掉，或改弦更张变成他的部队。
但我们党是已经走向成熟的党，是英明清醒的党。在与国民党谈判中，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高举共产党的旗帜，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是丝毫不退让、不含糊的。
全民抗战爆发前，我们党就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中旗帜鲜明地告诫全党：在统一战线中，“让步和妥协，决不是等于取消或降低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也不是等于对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创造的有组织的与有高度觉悟的革命力量放弃领导。保持本党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对于本党所创造的革命力量保持领导，是本党对国民党让步与妥协的最后限度，超过这种限度，则是不能容许的。”
叶挺同志曾一度与党脱离关系，担任新四军军长时，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郑重地向中共中央表态：“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针对红军游击队改编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党中央非常明确地指出：“项英同志似还不明白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原则，他在南昌的做法带着危险性”；“国民党不得插进一个人来”；“坚持独立性，拒绝外人”；“部队领导指挥及其作战，国民党不得干涉，不得插入任何人”。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代军长陈毅适时提出“把新四军建设成强大的正规化的党军”的目标。而正规化党军的要求就是：“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坚决执行共产党的政策和命令，完成共产党赋予的任务”。
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生命，高举共产党的旗帜，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限制可以有，摩擦不会断，
但贯彻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不动摇
听党指挥，就要坚决贯彻党的战略方针，这既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所决定的，也是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党中央对新四军如何生存，如何作战，如何发展，都有战略的部署，对整个抗战以及各个时期的任务及工作方针、原则、策略等都指示的很明确。新四军刚组建时，中央就明确规定了“到敌人后方去，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根本任务。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又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总方略。后来鉴于日军占领整个华北的严峻形势，又明确指出“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
毛泽东主席的两个“五四指示”，进一步指明了新四军的发展方向。
新四军坚持执行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大力扩充抗战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不断取得歼敌和发展双丰收。在这方面，既有成功经验，也有血的教训。
1939年春，周恩来同志到皖南军部，根据中央的方针，分析了新四军面临的形势特点，与新四军领导人再次商定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落实意见。为贯彻这一意见，苏南部队东进北上，江北部队整编并挺进皖东。
1939年秋，刘少奇同志到华中，研究明确了发展苏北的思路举措，对新四军在长江以北部队向东发展、向苏北发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他认为，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 凡坚决贯彻中央指示，深入到敌后地区的部队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如叶飞率部东进时不足1000人，在很短时间扩大到5000人；彭雪枫1938年9月底率370人东进豫东敌后，到1940年底时已发展到1.3万余人；李先念1939年1月中旬率两个连南下鄂中敌后，到1940年底时发展到1.2万余人。
但发展道路总不是一帆风顺的。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中也并不都能自觉贯彻中央的指示。项英同志存在严重的右倾观点，强调新四军的特殊性，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力量，对国民党无原则的迁就和退让，主观地决定了株守皖南的方针，除把第三支队留在皖南为国民党第三战区“看大门”外，还把已到了苏南并有一定发展的第一团、第三团调去皖南，严重违反了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大大限制了新四军的发展。而当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时，又手足无措，指挥失当，致使我北移部队9000人，除2000多人冲出重围外，其余壮烈牺牲或被捕。这是不服从中央指挥的典型案例，教训非常深刻。
当抗战进入反攻阶段后，中央从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以及应对即将到来的全国内战的需要出发，适时作出新四军西进、北上、南下的战略部署，新四军第四师西进恢复原豫皖苏边区根据地，第五师北上开辟豫南、豫中抗日根据地，第一师主力渡江南下开辟苏浙皖边敌后新区。
全国抗战胜利后，新四军立即执行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江南部队北撤，第三师部队进军东北。
新四军在10年发展中，每前进一步，都是党指引的路。实践证明，无论那支部队，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论哪位领导，不管你地位多高，本事多大，资格多老，什么时候坚决听从党的指挥，自觉贯彻执行中央的决策指示，就能打胜仗，大发展；反之，违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必打败仗，必遭挫折。
编制可以限制，名份可以不要，
但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决不能削弱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靠我党我军一系列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制度来保证的，没有了军队党的工作、政治工作制度，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成了一句空话。
健全党的各级组织，这是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基础。新四军建有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支队（后来师）建有军政委员会和党务委员会，团有军政委员会和总支部，连有党支部。
高度重视发展党员工作。注意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到了1939年底，新四军部队中共产党员已占全军总人数的40%。作战伤亡中，共产党员占60%。
支部建在连上，既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又是党的决策指示落实到基层的基本保证。
第三师七旅十九团四连即刘老庄连就是典型例证。1943年3月18日拂晓，驻在刘老庄的四连听到远处传来日伪军进攻的枪声。情况危急，四连党支部书记、指导员李云鹏和连长白思才立即召集党支部成员分析后认为，这是敌人妄图偷袭驻在六塘河一带的领导机关，连队必须留下来防守，让领导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他们毫不畏惧，顽强战斗，连续打退日伪军多次冲锋。日伪军见屡攻不下，稍作停顿。四连党支部抓紧这个间隙，召开支委会和党小组会分析研究，一致认为还不能突围，必须坚持到天黑，继续把敌人拖住，争取更多一点时间让领导机关和群众转移。此时党支部委员分头到班传达了支部决定，大家一致响应连党支部的号召，非党员战士纷纷写了入党申请书，连党支部向上级党委写了报告（战后在李云鹏遗物中发现这份报告）。敌人又冲上来了，四连官兵愈战愈勇。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掷完了，就同敌人拼刺刀，用枪托砸，毙伤日伪军170多名，终因寡不敌众，82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白思才牺牲前带领仅存的几人高呼“中华民族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战后，当地人民选送82名同年生棒小伙给新四军，第三师重新组建了四连，并命名为刘老庄连。朱德总司令赞扬刘老庄82烈士是我军指战员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
建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是落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保证。新四军组建初期，由于受国民党当局的限制，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使党的工作人员的公开地位有所降低。皖南事变后，重建军部，完全摆脱了国民党的限制，团以上各级都正式任命了政治委员，同时郑重申明各级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处于同等的地位，加强了各级政治机关的建设，建立健全各项政治工作制度。
加强政治教育。新四军各部队都建立了政治教育制度，编印下发了教材，军部和各支队（各师）大都创办了报纸和刊物，培养了一大批新闻和文化工作骨干。
丰富政治工作理论，创新政治工作方法。新四军高层领导不仅模范地实践了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理论和方针原则，还依据自身的环境特点，勇于创造，丰富和发展了政治工作理论。
作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组织召开了两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新四军政治工作的目标、任务、方针、原则等进行了充分发挥。
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高度重视部队政治工作，多次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阐明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巩固和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保持共产党领导的单一性和绝对性；阐明了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机关制度的重要性和科学性；阐明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过渡的政治工作问题，给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以有力的指导。
新四军中强有力的党的建设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了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和各项任务的完成。
头可断，血可流，党的信念不可丢
八年全民抗战，新四军伤亡8.9万官兵，平均每天伤亡30余人，这其中共产党员占大多数。“烈士之血、主义之花”。因为他们心中装着党，为党而生，为党而战，为党而死。党的信念铸就了他们的魂魄。
叶挺独立团官兵平时唱革命歌，看革命书，连营房里都贴着马克思列宁的像。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铭视察后惊呼：“太红了！”叶挺当即回答：“红才能打胜仗。”在湘南首战前，叶挺召开大会进行战前动员，他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又是北伐先锋队，我们不但代表革命军，而且代表共产党。这是北伐第一仗，我们一定要打胜。”在武昌攻城战中第一营战前动员时，共产党员班长手捧一封家书，一包衣物和几块钱，对营长曹渊说：“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不怕死，如果我死了，请把这封信，这些衣物和几块钱交给我的母亲。”曹渊深受感动地说：“你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不怕死，我同你一样不怕死的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在官兵一个个倒下的情况下，曹渊身先士卒，以身殉国。战斗结束后，叶挺为牺牲官兵组织了隆重的葬礼，墓碑上镌刻着“烈士之血”、“主义之花”，“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的颂词。正因为叶挺独立团“红”了，官兵有了“主义”，有了理想，才有了这种英勇顽强的精神。后来叶剑英说道：“由于叶挺指挥的独立团，有共产党员，有党的政治工作，因而战斗力很强，成为威震敌胆的铁军。” 军长叶挺更是对党忠贞不二、信念如磐的模范代表。在皖南突围失败后，他不顾个人安危下山与国民党军谈判，结果被扣。入狱后给蒋介石写信，愿以自己的生命换取其他被捕同志出狱。叶挺被国民党囚禁长达五年零两个月，其间国民党当局欺骗利诱，百般折磨，他始终大义凛然义无反顾。1942年11月，叶挺在关押的重庆歌乐山中美合作所里，奋笔写作了被郭沫若称为一首崇高的革命者壮怀的《满江红》的《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呵，给你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在五年多的囚狱生活中，叶挺一直思索着，他写道：“我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能贡献其全部力量，为中国人民来工作。在我失去自由的环境中更能深刻了解这一点。所以我囚禁期间，就下了这个决心，如果我能自由了，一定要继承牺牲了的同志的精神，重新加入共产党，贡献我全部的力量，来为中国人民服务。”在叶挺同志出狱的第二天，就致电党中央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就收到中央的回电，告知他已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当叶挺手捧中央这份电报时，激动不已，热泪盈眶！
1940年4月1日的山城集战斗中，新四军第六支队及萧县抗敌总队等部队，英勇抗击了日军2000余人和伪军1000多人的扫荡。第六支队第一总队长鲁雨亭率部激战竟日，击退敌人七次冲击，毙伤日伪军300余人。在战斗后期，鲁雨亭让政委孔石泉趁机率部队和伤员撤退，他来掩护。孔石泉则坚持要鲁雨亭先撤，两人争执不下。鲁雨亭大声说：“我是军事主官，打仗我说了算！”当孔政委率部安全突围后，鲁雨亭才向另一方向撤退。他头部中弹倒地的瞬间，高呼“共产党万岁”！第六支队支队长彭雪枫在追悼会上称颂鲁雨亭：“是一个只知有党不知有己，只知有国不知有家的真正出色的民族的布尔什维克英雄！”
1939年7月6日，陈毅在《纪念我们的死者》一文中指出，我以后死之身应该首先纪念我们的死者，永远不要忘记他们，永远学习他们！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先烈们的牺牲，不要忘记先烈们的陷敌不屈的就义殉国精神，不应该忘记我们的死者平昔里吃苦耐劳的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应该忘记我们的死者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大多数是工农出身的分子，这些人都是革命运动中所成长的人物，共产党培养出的精华！
一个人如果没有灵魂，便空有一副躯壳。
一支军队如果没有军魂，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就是一盘散沙，打起仗来必然一触即溃，一败涂地。
新四军作为抗战时期我们党的主力部队之一，之所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全靠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铁军之魂，是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是打胜仗的本，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之源。
番号可以改，军装可以换，
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不能变
新四军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她为党而生，为党而战，为党而存在。
铁军的英名可以追溯到北伐战争时期。当时由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亲自谋划、安排，组建了叶挺独立团，即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在这个团，叶挺本人是共产党员，团设党支部，连建党小组，实行官兵平等，是一支全新的革命军队。该团在北伐战争中屡建战功，赢得了铁军的称号。
亲身经历北伐战争的郭沫若，曾以“铁军独立一雄团”的诗句称颂叶挺独立团。后来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第四军的英名流传下来了，叶挺独立团的种子保存下来并四处开花结果。
后来我们党创建的几支红军部队，不约而同地都用了“红四军”番号，朱毛会师后部队名叫红四军；贺龙创建的湘赣边部队名叫红四军；黄麻起义后建立的第一军、第十五军合编后也叫红四军。这三个“红四军”就是我军三个方面军的前身。
1937年全国全面抗战爆发后，叶挺从海外回到上海，接受我党重要领导人周恩来的委托，向蒋介石国民政府建议，将共产党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部队。为了继承当年北伐时第四军的铁军传统，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也就是后来名闻中外的“新四军”。
从第四军，到红四军，再到新四军，虽然番号变了，隶属关系变了，但有一点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变，那就是高举共产党的旗帜没有变，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没有变。
把南方分散在八省十四块根据地的红军改编为新四军，蒋介石是另有打算的，他想通过改编，把这支共产党的部队消灭掉，或改弦更张变成他的部队。
但我们党是已经走向成熟的党，是英明清醒的党。在与国民党谈判中，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高举共产党的旗帜，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是丝毫不退让、不含糊的。
全民抗战爆发前，我们党就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中旗帜鲜明地告诫全党：在统一战线中，“让步和妥协，决不是等于取消或降低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也不是等于对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创造的有组织的与有高度觉悟的革命力量放弃领导。保持本党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对于本党所创造的革命力量保持领导，是本党对国民党让步与妥协的最后限度，超过这种限度，则是不能容许的。”
叶挺同志曾一度与党脱离关系，担任新四军军长时，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郑重地向中共中央表态：“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针对红军游击队改编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党中央非常明确地指出：“项英同志似还不明白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原则，他在南昌的做法带着危险性”；“国民党不得插进一个人来”；“坚持独立性，拒绝外人”；“部队领导指挥及其作战，国民党不得干涉，不得插入任何人”。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代军长陈毅适时提出“把新四军建设成强大的正规化的党军”的目标。而正规化党军的要求就是：“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坚决执行共产党的政策和命令，完成共产党赋予的任务”。
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生命，高举共产党的旗帜，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限制可以有，摩擦不会断，
但贯彻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不动摇
听党指挥，就要坚决贯彻党的战略方针，这既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所决定的，也是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党中央对新四军如何生存，如何作战，如何发展，都有战略的部署，对整个抗战以及各个时期的任务及工作方针、原则、策略等都指示的很明确。新四军刚组建时，中央就明确规定了“到敌人后方去，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根本任务。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又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总方略。后来鉴于日军占领整个华北的严峻形势，又明确指出“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
毛泽东主席的两个“五四指示”，进一步指明了新四军的发展方向。
新四军坚持执行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大力扩充抗战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不断取得歼敌和发展双丰收。在这方面，既有成功经验，也有血的教训。
1939年春，周恩来同志到皖南军部，根据中央的方针，分析了新四军面临的形势特点，与新四军领导人再次商定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落实意见。为贯彻这一意见，苏南部队东进北上，江北部队整编并挺进皖东。
1939年秋，刘少奇同志到华中，研究明确了发展苏北的思路举措，对新四军在长江以北部队向东发展、向苏北发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他认为，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 凡坚决贯彻中央指示，深入到敌后地区的部队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如叶飞率部东进时不足1000人，在很短时间扩大到5000人；彭雪枫1938年9月底率370人东进豫东敌后，到1940年底时已发展到1.3万余人；李先念1939年1月中旬率两个连南下鄂中敌后，到1940年底时发展到1.2万余人。
但发展道路总不是一帆风顺的。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中也并不都能自觉贯彻中央的指示。项英同志存在严重的右倾观点，强调新四军的特殊性，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力量，对国民党无原则的迁就和退让，主观地决定了株守皖南的方针，除把第三支队留在皖南为国民党第三战区“看大门”外，还把已到了苏南并有一定发展的第一团、第三团调去皖南，严重违反了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大大限制了新四军的发展。而当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时，又手足无措，指挥失当，致使我北移部队9000人，除2000多人冲出重围外，其余壮烈牺牲或被捕。这是不服从中央指挥的典型案例，教训非常深刻。
当抗战进入反攻阶段后，中央从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以及应对即将到来的全国内战的需要出发，适时作出新四军西进、北上、南下的战略部署，新四军第四师西进恢复原豫皖苏边区根据地，第五师北上开辟豫南、豫中抗日根据地，第一师主力渡江南下开辟苏浙皖边敌后新区。
全国抗战胜利后，新四军立即执行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江南部队北撤，第三师部队进军东北。
新四军在10年发展中，每前进一步，都是党指引的路。实践证明，无论那支部队，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论哪位领导，不管你地位多高，本事多大，资格多老，什么时候坚决听从党的指挥，自觉贯彻执行中央的决策指示，就能打胜仗，大发展；反之，违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必打败仗，必遭挫折。
编制可以限制，名份可以不要，
但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决不能削弱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靠我党我军一系列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制度来保证的，没有了军队党的工作、政治工作制度，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成了一句空话。
健全党的各级组织，这是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基础。新四军建有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支队（后来师）建有军政委员会和党务委员会，团有军政委员会和总支部，连有党支部。
高度重视发展党员工作。注意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到了1939年底，新四军部队中共产党员已占全军总人数的40%。作战伤亡中，共产党员占60%。
支部建在连上，既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又是党的决策指示落实到基层的基本保证。
第三师七旅十九团四连即刘老庄连就是典型例证。1943年3月18日拂晓，驻在刘老庄的四连听到远处传来日伪军进攻的枪声。情况危急，四连党支部书记、指导员李云鹏和连长白思才立即召集党支部成员分析后认为，这是敌人妄图偷袭驻在六塘河一带的领导机关，连队必须留下来防守，让领导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他们毫不畏惧，顽强战斗，连续打退日伪军多次冲锋。日伪军见屡攻不下，稍作停顿。四连党支部抓紧这个间隙，召开支委会和党小组会分析研究，一致认为还不能突围，必须坚持到天黑，继续把敌人拖住，争取更多一点时间让领导机关和群众转移。此时党支部委员分头到班传达了支部决定，大家一致响应连党支部的号召，非党员战士纷纷写了入党申请书，连党支部向上级党委写了报告（战后在李云鹏遗物中发现这份报告）。敌人又冲上来了，四连官兵愈战愈勇。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掷完了，就同敌人拼刺刀，用枪托砸，毙伤日伪军170多名，终因寡不敌众，82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白思才牺牲前带领仅存的几人高呼“中华民族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战后，当地人民选送82名同年生棒小伙给新四军，第三师重新组建了四连，并命名为刘老庄连。朱德总司令赞扬刘老庄82烈士是我军指战员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
建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是落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保证。新四军组建初期，由于受国民党当局的限制，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使党的工作人员的公开地位有所降低。皖南事变后，重建军部，完全摆脱了国民党的限制，团以上各级都正式任命了政治委员，同时郑重申明各级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处于同等的地位，加强了各级政治机关的建设，建立健全各项政治工作制度。
加强政治教育。新四军各部队都建立了政治教育制度，编印下发了教材，军部和各支队（各师）大都创办了报纸和刊物，培养了一大批新闻和文化工作骨干。
丰富政治工作理论，创新政治工作方法。新四军高层领导不仅模范地实践了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理论和方针原则，还依据自身的环境特点，勇于创造，丰富和发展了政治工作理论。
作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组织召开了两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新四军政治工作的目标、任务、方针、原则等进行了充分发挥。
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高度重视部队政治工作，多次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阐明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巩固和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保持共产党领导的单一性和绝对性；阐明了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机关制度的重要性和科学性；阐明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过渡的政治工作问题，给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以有力的指导。
新四军中强有力的党的建设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了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和各项任务的完成。
头可断，血可流，党的信念不可丢
八年全民抗战，新四军伤亡8.9万官兵，平均每天伤亡30余人，这其中共产党员占大多数。“烈士之血、主义之花”。因为他们心中装着党，为党而生，为党而战，为党而死。党的信念铸就了他们的魂魄。
叶挺独立团官兵平时唱革命歌，看革命书，连营房里都贴着马克思列宁的像。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铭视察后惊呼：“太红了！”叶挺当即回答：“红才能打胜仗。”在湘南首战前，叶挺召开大会进行战前动员，他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又是北伐先锋队，我们不但代表革命军，而且代表共产党。这是北伐第一仗，我们一定要打胜。”在武昌攻城战中第一营战前动员时，共产党员班长手捧一封家书，一包衣物和几块钱，对营长曹渊说：“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不怕死，如果我死了，请把这封信，这些衣物和几块钱交给我的母亲。”曹渊深受感动地说：“你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不怕死，我同你一样不怕死的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在官兵一个个倒下的情况下，曹渊身先士卒，以身殉国。战斗结束后，叶挺为牺牲官兵组织了隆重的葬礼，墓碑上镌刻着“烈士之血”、“主义之花”，“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的颂词。正因为叶挺独立团“红”了，官兵有了“主义”，有了理想，才有了这种英勇顽强的精神。后来叶剑英说道：“由于叶挺指挥的独立团，有共产党员，有党的政治工作，因而战斗力很强，成为威震敌胆的铁军。” 军长叶挺更是对党忠贞不二、信念如磐的模范代表。在皖南突围失败后，他不顾个人安危下山与国民党军谈判，结果被扣。入狱后给蒋介石写信，愿以自己的生命换取其他被捕同志出狱。叶挺被国民党囚禁长达五年零两个月，其间国民党当局欺骗利诱，百般折磨，他始终大义凛然义无反顾。1942年11月，叶挺在关押的重庆歌乐山中美合作所里，奋笔写作了被郭沫若称为一首崇高的革命者壮怀的《满江红》的《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呵，给你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在五年多的囚狱生活中，叶挺一直思索着，他写道：“我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能贡献其全部力量，为中国人民来工作。在我失去自由的环境中更能深刻了解这一点。所以我囚禁期间，就下了这个决心，如果我能自由了，一定要继承牺牲了的同志的精神，重新加入共产党，贡献我全部的力量，来为中国人民服务。”在叶挺同志出狱的第二天，就致电党中央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就收到中央的回电，告知他已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当叶挺手捧中央这份电报时，激动不已，热泪盈眶！
1940年4月1日的山城集战斗中，新四军第六支队及萧县抗敌总队等部队，英勇抗击了日军2000余人和伪军1000多人的扫荡。第六支队第一总队长鲁雨亭率部激战竟日，击退敌人七次冲击，毙伤日伪军300余人。在战斗后期，鲁雨亭让政委孔石泉趁机率部队和伤员撤退，他来掩护。孔石泉则坚持要鲁雨亭先撤，两人争执不下。鲁雨亭大声说：“我是军事主官，打仗我说了算！”当孔政委率部安全突围后，鲁雨亭才向另一方向撤退。他头部中弹倒地的瞬间，高呼“共产党万岁”！第六支队支队长彭雪枫在追悼会上称颂鲁雨亭：“是一个只知有党不知有己，只知有国不知有家的真正出色的民族的布尔什维克英雄！”
1939年7月6日，陈毅在《纪念我们的死者》一文中指出，我以后死之身应该首先纪念我们的死者，永远不要忘记他们，永远学习他们！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先烈们的牺牲，不要忘记先烈们的陷敌不屈的就义殉国精神，不应该忘记我们的死者平昔里吃苦耐劳的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应该忘记我们的死者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大多数是工农出身的分子，这些人都是革命运动中所成长的人物，共产党培养出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