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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上，值得人们崇敬和永远怀念的英模、为国捐躯的烈士，很多很多，其中有一位，既出席了开罗会议，又参加了密苏里号舰上受降仪式的特殊人物，更应该受到国人的敬重，他，就是国民政府中将高参杨宣诚。
杨宣诚，字朴园，湖南长沙人。1908年就读日本海军士官学校、海军炮校、海军水雷学校。因与黄兴长子黄一欧是同学，又是长沙同乡，且交情甚笃，故常见到黄兴，受其革命思想熏陶，参加了华兴会。在日期间，因1905年7月，孙中山已在日本将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等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杨宣诚也成为同盟会会员。1911年杨宣诚回国后，即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他组织并率领“长江”舰上的革命党人，溯江而上直赴武汉支援，参加武昌起义。杨宣诚、廖仲恺从此也成为挚友，杨、廖两家的友谊，从第一代到第二代，现已延续到了第三代。
辛亥之后，杨宣诚一度回到湖南，受邀与杨昌济（杨开慧之父）、徐特立等人任教于湖南高等师范。此时毛泽东、李维汉正在该校就读，故常与杨交往，求知问教，诸如：何为“布尔什维克”？就是杨宣诚给予准确翻译，并解释涵义，堪为启蒙之教也。二十余年后，毛泽东与杨交往，信任有加，盖源于此。离开湖南后，杨宣诚先后到美国、日本，从事反袁斗争，1920年后，先后任职湖南省交涉司司长、湖北省交涉员、驻日本大使馆武官。1933年8月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处长，并负责创办驻外武官训练班。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任参谋本部第一部情报组处长兼第五部对敌宣传组组长。
1938年任军令部中将高参，被派驻汉口，负责接待外国武官及新闻记者。1939年1月，调任军令部第二厅厅长，主管国际情报。1943年春，调任军委会外事局局长，同年12月，任委员长侍从室中将武官。1945年9月2日，参加盟军在密苏里舰上举行的受降仪式。
开罗会议力主领土诉求
1943年11月22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商讨对日战争、军事合作、经济援助等重大问题，以及打败日本之后，中国领土的归还问题和亚洲事务的安排。出席会议的首脑，美国为罗斯福总统，英国为邱吉尔首相，中国为蒋介石。杨宣诚以高级幕僚身份随蒋介石出席了会议。英美两国尚有陆海空军参谋总长，东南亚盟军总司令及各部幕僚，欧亚两战场高级指挥将领，及各关系国的外交官。美国来华作战的史迪威将军和陈纳德将军以中国代表身份出席，中国代表还有商震、周至柔、王宠惠等及随从共20人。
会议议定要公布一份会议文件，即《开罗宣言》，这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性文件，将要为战后的历史安排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份文件由美国霍布金斯起草。文件草案提供各参会国审议时，杨宣诚敏锐地发现，在归还中国领土文字叙述中，没有提及澎湖群岛，遂及时告诉负责外交工作的代表王宠惠，应该加上。
王宠惠代表亦不平凡，他1895年14岁时即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堂法科，1900年毕业，次年赴日本留学，研究法政。后转赴欧美留学，获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9月回国。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1921年10月，与施肇基、顾维钧同被派为北京政府全权代表，出席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1931年5月赴荷兰担任海牙国际法庭正法官。1937年3月任外交部长。1941年4月，改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
此时，王宠惠认为“澎湖群岛系台湾的一部分，宣言中既已说明台湾归还中国，澎湖自然已经包括在内”。杨宣诚说：非也，“因当年马关条约写明割让台湾与澎湖，两者并列，乃系日本方面提出，当时我国代表李鸿章正如阁下所言，认为澎湖已包括在台湾之内，不必再标明。但日方坚持，系恐我国临时将澎湖划出台湾省，或将之并入福建省管辖。日方坚持要写明澎湖，也因俄国曾出面要求割让或租借，故日本特别重视。现在如果在宣言中只写为台湾而不明确写出澎湖应归返，与马关条约不符合，战争结束后，日方也可能借口不归返澎湖。”王宠惠听杨此番道理后，恍然大悟，即出面通知美国在草稿上加上“澎湖”。蒋介石对此亦十分重视，非常满意，后来曾叙述开罗宣言签字过程也说：“我们对宣言草稿没有更改一字，意见完全一致，仅加了‘澎湖’而已。”王宠惠博士对杨宣诚工作认真仔细，博闻强记，格外赏识、敬佩，印象很深。曾赞称：“翘胡子将军多闻博识，并且一个字也不忽略。”其他各国代表对此增改，均表示认同和赞赏。
代表中国陆海空三军首长在《开罗宣言》上签字的是：陆军商震上将、海军杨宣诚中将、空军周至柔中将。对于签字一事，杨宣诚认为，作为参谋首长论资历，应请原军令部次长林蔚中将代表，他不便僭越。但蒋介石称：“你是代表中国海军，不可缺海军”。杨宣诚只得遵命。11月26日《开罗宣言》签署后，12月1日正式发表。该宣言的发表，加强了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确立了中国收复领土及战后处置日本的基本原则。其实，钓鱼岛当年就包含在台湾、澎湖列岛范围之内。杨宣诚当年关键性的两字增补，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今天更加彰显出重大的现实意义。
情报翘楚彰显中国能力
杨宣诚既是海军中将，也是情报专家。在军令部第二厅厅长职上，同时主管国际情报。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第二厅监测电台就接收到日军的一个新出现的密码，距离很远，电波微弱，不久销声匿迹。经过破译，发现是日本太平洋海、空军之间的联系。杨宣诚命令一组监测台，日夜监视这一神秘波段。“珍珠港事件”前夕，这个电台又出现了，它频繁忙碌地向太平洋地区发布指示，部署和调动大批海空军力量。结合当时世界整个战局，以及外交战线上的活动，杨宣诚判断日本将在太平洋地区，特别可能向美国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战略据点有所动作。他当即报告蒋介石，并建议将这份分析通报盟军。遂由中国驻美武官郭德权及副武官萧勃亲自向华盛顿美国政府提供这一情报。据闻，罗斯福总统获此情报之后，专门召集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研究，可惜，因美国人轻视中国人，这份重量级情报并没有受到美方重视。 不久，1941年12月6日珍珠港战争爆发，日本偷袭成功，罗斯福想起此事，不胜懊恼。后来，他曾向蒋介石提出，要求中国派一位海军将领，精通英、日文的情报专家，作为他的私人高级顾问。蒋介石当然不会同意。当时侍从室的一位主管，曾打电话告诉杨宣诚，并戏谓：“罗斯福简直是寄了照片来要人，至少提到你那翘胡子了。”
杨宣诚在抗日战争中详尽的情报搜集与精辟独到的分析，在盟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开罗会议上，参谋会议研究反攻缅甸的东南亚战役部署时，杨宣诚对敌情分析入木三分，对敌军动态了如指掌，震惊盟军参谋界。太平洋战役之前，国内对日军是南进，还是北进？一时议论纷纭，而大多为迎合上峰愿望，多主北进之说，唯杨宣诚力排众议，明确阐述并坚定己说“日本将行南进”。后来，事实果如他所论证。
当日军攻下香港后，重庆参谋首脑研究新加坡形势时，有些人认为大英帝国在新加坡苦苦经营近20年，新加坡要塞为其东南亚防御枢钮，并且有最新型的战舰“威尔斯亲王”号及“却敌”号参加防御，应是固若金汤。而杨宣诚根据军事情报及战备形势的分析判断，独持不同见解。在高级军事会议上，他阐述了自己的意见：“新加坡要塞虽经英国多年建设，然原设计过于偏重保东西航道畅通，对来自海上的攻击，和防御工事可云至善尽美，而忽略了，也没有考虑会有来自马来西亚方面的陆上攻击，因而形成了薄弱地带，造成有隙可乘。正如此次大战中欧洲战场上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前车之鉴，不可不重视。海上虽有‘威尔斯亲王’号及‘却敌’号新型巨舰协防，然英国空军多集中在本土及欧洲，对东南亚形成空军掩防弱点，故新型战舰也不一定可恃”。他的结论是：“新加坡要塞难长期固守”。与会中的军令部次长刘斐中将深不以为然，甚至疾言厉色质问，并斥之为悲观情绪。
不久，战争发生，形势发展如杨宣诚分析所言中。“威尔斯亲王”号及“却敌”号为日本空军击沉。而新加坡要塞为来自马来西亚进攻之日军所攻陷。此时，军界对杨宣诚的洞悉战争形势，莫不钦佩。
登上密苏里舰见证日本投降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杜鲁门、邱吉尔及三国外交部长等，在德国柏林郊外波茨坦举行会议，商讨处置战败的德国、意大利及其欧洲仆从以及对日作战等问题。其间，三国首脑还讨论了盟国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有关对日本战后处置方针问题，7月26日签署《波茨坦公告》，因苏联尚未对日宣战，该公告遂以中美英三国共同宣言形式发表。《公告》强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并签署该公告。8月14日，日本最终接受该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9日，日本收到盟国拟定的投降书。
9月2日上午10时，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盟国受降仪式。盟军以美国麦克阿瑟上将为首，中国派出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受降，杨宣诚中将、朱世民少将为代表团副团长，陈延辉为代表团秘书长，成员还有王丕成、李树正、陈善定、王之等，共8人。中国代表依英文字母顺序排在第一行。为首的徐永昌上将，杨宣诚排列在第二位，其余依次排成一列。
仪式开始，首先，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陆军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随后，接受投降的同盟国代表签字：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上将、美国代表尼米兹海军上将，中国代表徐永昌陆军上将、杨宣诚海军中将、朱世民空军少将，英国代表福莱塞海军上将，苏联代表杰列维亚科中将，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各国代表依次签字。至此，日本正式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中国代表签署了中文名字，这支签字金笔，作为纪念物永久保存。
晚年留下了终身遗憾
抗日战争结束后，杨宣诚对蒋介石不能忠实执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反感日渐加深，执意退出政坛。直到1948年，因身居台湾的老友病重思念，方得辞职赴台探望。后因台北友人多，竞相宴请，本欲尽早返回大陆，但未能及时启程。因在南京任职期间，曾与中国共产党人有私下交往，甚至与中共高级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廖承志等也有多次接触。周恩来经常与国民党内友好人士交往，开展统战工作，其中就包括杨宣诚先生。1949年初，身在台北的杨宣诚突然接到周恩来、叶剑英通过秘密渠道，由地下交通人员辗转送达的密件，盛情邀请他返回大陆，到北京参加商讨、组建全国政协，并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大会，共议国事。同时告知其名讳已列入政协委员名单。杨心中非常感激。但此时已身不由己了，虽经过多方努力，最终不能成行，留下了终身遗憾。更让杨宣诚没有想到的是，中共此后一直想方设法争取杨宣诚将军返回内地，出席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可惜他不仅回返故乡的愿望终成泡影，也为不能为新中国服务深为内疚，留下永久的遗憾。
在台期间，杨宣诚蛰居家中，以“在乱世可为伯夷叔齐，在治时不能为王顺长息”以自勉。最高当局再三邀请他出任要职，蒋介石亦曾邀其面谈数次，均以年迈体衰以对，谢绝盛意。
1962年3月23日，杨宣诚将军于台北逝世，终年73岁。
杨宣诚，字朴园，湖南长沙人。1908年就读日本海军士官学校、海军炮校、海军水雷学校。因与黄兴长子黄一欧是同学，又是长沙同乡，且交情甚笃，故常见到黄兴，受其革命思想熏陶，参加了华兴会。在日期间，因1905年7月，孙中山已在日本将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等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杨宣诚也成为同盟会会员。1911年杨宣诚回国后，即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他组织并率领“长江”舰上的革命党人，溯江而上直赴武汉支援，参加武昌起义。杨宣诚、廖仲恺从此也成为挚友，杨、廖两家的友谊，从第一代到第二代，现已延续到了第三代。
辛亥之后，杨宣诚一度回到湖南，受邀与杨昌济（杨开慧之父）、徐特立等人任教于湖南高等师范。此时毛泽东、李维汉正在该校就读，故常与杨交往，求知问教，诸如：何为“布尔什维克”？就是杨宣诚给予准确翻译，并解释涵义，堪为启蒙之教也。二十余年后，毛泽东与杨交往，信任有加，盖源于此。离开湖南后，杨宣诚先后到美国、日本，从事反袁斗争，1920年后，先后任职湖南省交涉司司长、湖北省交涉员、驻日本大使馆武官。1933年8月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处长，并负责创办驻外武官训练班。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任参谋本部第一部情报组处长兼第五部对敌宣传组组长。
1938年任军令部中将高参，被派驻汉口，负责接待外国武官及新闻记者。1939年1月，调任军令部第二厅厅长，主管国际情报。1943年春，调任军委会外事局局长，同年12月，任委员长侍从室中将武官。1945年9月2日，参加盟军在密苏里舰上举行的受降仪式。
开罗会议力主领土诉求
1943年11月22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商讨对日战争、军事合作、经济援助等重大问题，以及打败日本之后，中国领土的归还问题和亚洲事务的安排。出席会议的首脑，美国为罗斯福总统，英国为邱吉尔首相，中国为蒋介石。杨宣诚以高级幕僚身份随蒋介石出席了会议。英美两国尚有陆海空军参谋总长，东南亚盟军总司令及各部幕僚，欧亚两战场高级指挥将领，及各关系国的外交官。美国来华作战的史迪威将军和陈纳德将军以中国代表身份出席，中国代表还有商震、周至柔、王宠惠等及随从共20人。
会议议定要公布一份会议文件，即《开罗宣言》，这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性文件，将要为战后的历史安排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份文件由美国霍布金斯起草。文件草案提供各参会国审议时，杨宣诚敏锐地发现，在归还中国领土文字叙述中，没有提及澎湖群岛，遂及时告诉负责外交工作的代表王宠惠，应该加上。
王宠惠代表亦不平凡，他1895年14岁时即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堂法科，1900年毕业，次年赴日本留学，研究法政。后转赴欧美留学，获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9月回国。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1921年10月，与施肇基、顾维钧同被派为北京政府全权代表，出席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1931年5月赴荷兰担任海牙国际法庭正法官。1937年3月任外交部长。1941年4月，改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
此时，王宠惠认为“澎湖群岛系台湾的一部分，宣言中既已说明台湾归还中国，澎湖自然已经包括在内”。杨宣诚说：非也，“因当年马关条约写明割让台湾与澎湖，两者并列，乃系日本方面提出，当时我国代表李鸿章正如阁下所言，认为澎湖已包括在台湾之内，不必再标明。但日方坚持，系恐我国临时将澎湖划出台湾省，或将之并入福建省管辖。日方坚持要写明澎湖，也因俄国曾出面要求割让或租借，故日本特别重视。现在如果在宣言中只写为台湾而不明确写出澎湖应归返，与马关条约不符合，战争结束后，日方也可能借口不归返澎湖。”王宠惠听杨此番道理后，恍然大悟，即出面通知美国在草稿上加上“澎湖”。蒋介石对此亦十分重视，非常满意，后来曾叙述开罗宣言签字过程也说：“我们对宣言草稿没有更改一字，意见完全一致，仅加了‘澎湖’而已。”王宠惠博士对杨宣诚工作认真仔细，博闻强记，格外赏识、敬佩，印象很深。曾赞称：“翘胡子将军多闻博识，并且一个字也不忽略。”其他各国代表对此增改，均表示认同和赞赏。
代表中国陆海空三军首长在《开罗宣言》上签字的是：陆军商震上将、海军杨宣诚中将、空军周至柔中将。对于签字一事，杨宣诚认为，作为参谋首长论资历，应请原军令部次长林蔚中将代表，他不便僭越。但蒋介石称：“你是代表中国海军，不可缺海军”。杨宣诚只得遵命。11月26日《开罗宣言》签署后，12月1日正式发表。该宣言的发表，加强了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确立了中国收复领土及战后处置日本的基本原则。其实，钓鱼岛当年就包含在台湾、澎湖列岛范围之内。杨宣诚当年关键性的两字增补，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今天更加彰显出重大的现实意义。
情报翘楚彰显中国能力
杨宣诚既是海军中将，也是情报专家。在军令部第二厅厅长职上，同时主管国际情报。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第二厅监测电台就接收到日军的一个新出现的密码，距离很远，电波微弱，不久销声匿迹。经过破译，发现是日本太平洋海、空军之间的联系。杨宣诚命令一组监测台，日夜监视这一神秘波段。“珍珠港事件”前夕，这个电台又出现了，它频繁忙碌地向太平洋地区发布指示，部署和调动大批海空军力量。结合当时世界整个战局，以及外交战线上的活动，杨宣诚判断日本将在太平洋地区，特别可能向美国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战略据点有所动作。他当即报告蒋介石，并建议将这份分析通报盟军。遂由中国驻美武官郭德权及副武官萧勃亲自向华盛顿美国政府提供这一情报。据闻，罗斯福总统获此情报之后，专门召集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研究，可惜，因美国人轻视中国人，这份重量级情报并没有受到美方重视。 不久，1941年12月6日珍珠港战争爆发，日本偷袭成功，罗斯福想起此事，不胜懊恼。后来，他曾向蒋介石提出，要求中国派一位海军将领，精通英、日文的情报专家，作为他的私人高级顾问。蒋介石当然不会同意。当时侍从室的一位主管，曾打电话告诉杨宣诚，并戏谓：“罗斯福简直是寄了照片来要人，至少提到你那翘胡子了。”
杨宣诚在抗日战争中详尽的情报搜集与精辟独到的分析，在盟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开罗会议上，参谋会议研究反攻缅甸的东南亚战役部署时，杨宣诚对敌情分析入木三分，对敌军动态了如指掌，震惊盟军参谋界。太平洋战役之前，国内对日军是南进，还是北进？一时议论纷纭，而大多为迎合上峰愿望，多主北进之说，唯杨宣诚力排众议，明确阐述并坚定己说“日本将行南进”。后来，事实果如他所论证。
当日军攻下香港后，重庆参谋首脑研究新加坡形势时，有些人认为大英帝国在新加坡苦苦经营近20年，新加坡要塞为其东南亚防御枢钮，并且有最新型的战舰“威尔斯亲王”号及“却敌”号参加防御，应是固若金汤。而杨宣诚根据军事情报及战备形势的分析判断，独持不同见解。在高级军事会议上，他阐述了自己的意见：“新加坡要塞虽经英国多年建设，然原设计过于偏重保东西航道畅通，对来自海上的攻击，和防御工事可云至善尽美，而忽略了，也没有考虑会有来自马来西亚方面的陆上攻击，因而形成了薄弱地带，造成有隙可乘。正如此次大战中欧洲战场上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前车之鉴，不可不重视。海上虽有‘威尔斯亲王’号及‘却敌’号新型巨舰协防，然英国空军多集中在本土及欧洲，对东南亚形成空军掩防弱点，故新型战舰也不一定可恃”。他的结论是：“新加坡要塞难长期固守”。与会中的军令部次长刘斐中将深不以为然，甚至疾言厉色质问，并斥之为悲观情绪。
不久，战争发生，形势发展如杨宣诚分析所言中。“威尔斯亲王”号及“却敌”号为日本空军击沉。而新加坡要塞为来自马来西亚进攻之日军所攻陷。此时，军界对杨宣诚的洞悉战争形势，莫不钦佩。
登上密苏里舰见证日本投降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杜鲁门、邱吉尔及三国外交部长等，在德国柏林郊外波茨坦举行会议，商讨处置战败的德国、意大利及其欧洲仆从以及对日作战等问题。其间，三国首脑还讨论了盟国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有关对日本战后处置方针问题，7月26日签署《波茨坦公告》，因苏联尚未对日宣战，该公告遂以中美英三国共同宣言形式发表。《公告》强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并签署该公告。8月14日，日本最终接受该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9日，日本收到盟国拟定的投降书。
9月2日上午10时，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盟国受降仪式。盟军以美国麦克阿瑟上将为首，中国派出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受降，杨宣诚中将、朱世民少将为代表团副团长，陈延辉为代表团秘书长，成员还有王丕成、李树正、陈善定、王之等，共8人。中国代表依英文字母顺序排在第一行。为首的徐永昌上将，杨宣诚排列在第二位，其余依次排成一列。
仪式开始，首先，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陆军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随后，接受投降的同盟国代表签字：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上将、美国代表尼米兹海军上将，中国代表徐永昌陆军上将、杨宣诚海军中将、朱世民空军少将，英国代表福莱塞海军上将，苏联代表杰列维亚科中将，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各国代表依次签字。至此，日本正式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中国代表签署了中文名字，这支签字金笔，作为纪念物永久保存。
晚年留下了终身遗憾
抗日战争结束后，杨宣诚对蒋介石不能忠实执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反感日渐加深，执意退出政坛。直到1948年，因身居台湾的老友病重思念，方得辞职赴台探望。后因台北友人多，竞相宴请，本欲尽早返回大陆，但未能及时启程。因在南京任职期间，曾与中国共产党人有私下交往，甚至与中共高级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廖承志等也有多次接触。周恩来经常与国民党内友好人士交往，开展统战工作，其中就包括杨宣诚先生。1949年初，身在台北的杨宣诚突然接到周恩来、叶剑英通过秘密渠道，由地下交通人员辗转送达的密件，盛情邀请他返回大陆，到北京参加商讨、组建全国政协，并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大会，共议国事。同时告知其名讳已列入政协委员名单。杨心中非常感激。但此时已身不由己了，虽经过多方努力，最终不能成行，留下了终身遗憾。更让杨宣诚没有想到的是，中共此后一直想方设法争取杨宣诚将军返回内地，出席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可惜他不仅回返故乡的愿望终成泡影，也为不能为新中国服务深为内疚，留下永久的遗憾。
在台期间，杨宣诚蛰居家中，以“在乱世可为伯夷叔齐，在治时不能为王顺长息”以自勉。最高当局再三邀请他出任要职，蒋介石亦曾邀其面谈数次，均以年迈体衰以对，谢绝盛意。
1962年3月23日，杨宣诚将军于台北逝世，终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