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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16日16时,“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终换得马革裹尸还,以集团军总司令之位殉国”的张自忠将军一生的传奇戛然而止。
当时国内有张将军是以死表清白的说法,盖因1937年发生了两件事:4月,张自忠率冀察国外旅行团访问日本;7月28日,张自忠奉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长等职留守北平,这两件事当时曾经使舆论对张自忠产生了很大的误解,甚至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曾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将张自忠明正典刑。
73年后,张自忠上将之女,张廉云老人首次对媒体详细谈起了父亲在北平留守期间的历史细节。
■ 访日
1937年,我才十四岁,还不大懂事,但从家庭的日常教诲中知道绝不能做亡国奴,知道父亲是正直勇敢的爱国军人,父亲当时是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并兼任天津市市长。因率团访日及奉命留平这两件事,当时舆论对父亲产生了很大的误解,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海峡两岸陆续公开了大量档案材料,这些材料清楚地表明了我父亲当年留守北平前后的作为,完全对得起国家和民族,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933年,二十九军在宋哲元军长的率领之下参加了长城抗战,取得了喜峰口和罗文峪两次战斗的胜利。在长城抗战期间,父亲与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在遵化三屯营合组一个指挥所,共同指挥第一线的作战部队,在长城一线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达两个月之久。
1935年,二十九军入主冀察平津之后,日本就一直以软硬兼施的两种手段对付二十九军,图谋在华北造成一种特殊的局面。日本人一方面不断地在华北地区挑起事端,一方面又邀请冀察当局派员访日。
1937年4月,宋哲元军长派我父亲率团访问日本,团员中有张允荣(河北省保安司令)、何基沣(二十九军三十七师旅长)、黄维纲(二十九军三十八师旅长)、徐廷玑(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参谋长)、田温其(二十九军一四三师旅长)、郑文轩(冀察外交委员会委员)、边守靖(天津市政府参事)等军政官员,我和哥哥也随团到了日本。在日本期间,我们先后去过东京、奈良、大阪等城市,然后在5月下旬乘船返回青岛。历史学家李云汉教授对我父亲的日本之行进行过认真研究,他说,在中日双方的材料中均找不出张自忠访日时有任何有失体面或有亏职守的记载。
■ 北平的最后八日
七七事变爆发时,父亲正因病在北平家中休养,当时宋哲元军长尚在山东老家,父亲就抱病与日军进行交涉。7月11日宋哲元到了天津,14日父亲赶到天津去见他,然后奉命在天津继续与日军交涉。7月19日宋哲元返回北平。23日父亲在津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自信爱国尤向不后人”。7月25日父亲奉宋哲元召,于下午五时乘平榆(北平-榆关,榆关即山海关)四次列车离开天津,当晚七时半抵北平,秦德纯(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和石友三(冀北保安司令)等到车站迎接。下车后,父亲即赶赴西城武衣库(现政协礼堂南面)的宋宅见宋哲元,然后到东城铁狮子胡同的进德社出席冀察要员会议。26日发生了广安门事件,日军向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7月27日宋哲元严词拒绝日军的最后通牒,并通电全国,表明了“自卫守土”的决心。
7月28日凌晨,日军从北平南北两个方向向二十九军发动了全面进攻。二十九军在南苑作战失利,赵登禹、佟麟阁两将军殉国。下午,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三十七师师长)、张维藩(二十九军前参谋长)和我父亲五人在进德社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最后做出决定,宋哲元奉蒋介石电令移驻保定坐镇指挥,二十九军主力撤离北平,北平城内仅留下独立二十七旅和独立三十九旅。
宋哲元命我父亲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和北平市长,父亲本不愿留在北平,因为他十分清楚这样做的后果,但在宋哲元的一再坚持之下,父亲最终同意留在北平,“维持十日”。
当晚,父亲告诉张克侠(二十九军副参谋长)下午二十九军首脑会议所作决定,并让他通知从南苑撤到城内的部队赶快离开北平去追赶大部队,同时致电李文田(三十八师副师长)表示:“我等受国大恩,不为不重,现在为我辈报国之日,兄负责保守北平,后事已有遗嘱交舍弟亮忱(我叔叔)主持,天津由弟负责指挥,津郊部队及保安队负责守备,不惜一切牺牲,与敌周旋。”
29日下午,父亲先后到冀察政委会和北平市政府就职,并召开会议,研究北平的治安、金融和粮食问题。另外,宋哲元到了保定之后,依然通过电报和电话与我父亲保持着联系。
在留守北平期间,父亲将平津作战中的负伤者安排治疗,将阵亡者予以安葬,对没来得及撤离的29军官兵眷属则派员予以接济,或分发路费让他们离开北平,返回故乡。
7月31日,驻北苑的独立三十九旅被日军缴械。 8月1日,父亲在得知此消息后,感到情况不好,马上召见北平城内的独立二十七旅旅长石振纲及该旅两团长,要他们迅速突围。当晚二十七旅便撤离北平城,突破日军的包围后,经昌平、阳坊抵延庆。当日,父亲也试图率手枪队离开北平,刚出德胜门便遭日军截击,只得返回城内。
8月3日,父亲以“离职不在北平者太多”为由,将秦德纯等八位冀察政委会委员开缺。8月4日,父亲任命张允荣等八人为冀察政委会新聘委员。 8月5日,父亲便致函冀察政委会常委,声明“辞去代理职务”,随即住进了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就这样,父亲在北平先后一共维持了八日。
■ 最后一面
8月10日,日军进入北平城内。为了避免日本人的察觉,父亲离开了医院,设法躲入东城礼士胡同美国友人福开森的家中。福开森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宝藏很了解,过去和我父亲就认识。后来在美国商人甘先生、天津商人赵子青等朋友们的安排下,父亲于9月上旬悄悄地离开北平到了天津,隐居在一位英国朋友家中。
为了躲避战乱,大约在7月中旬,我们一家和叔叔张自明一家从北平搬到了天津,住在英租界66号路 (现营口西道庆余里),那是一栋小楼,连同地下室一共4层。父亲的音信全无,我们全家都十分惦念。
记得 9月的一天,叔叔突然告诉我们说,父亲要回来。天黑的时候,父亲果然回来了,他穿着便装戴着礼帽,看上去很是消瘦。以前在北平,父亲每次回家,家里都特别热闹,笑啊,说啊,可那个晚上家里十分严肃,全家人进屋向他问安,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后来,大家都退出了,房间里只有父亲、母亲、叔叔、堂姐廉瑜和我;父亲先让廉瑜拿来了纸笔,给福开森写信,感谢他在北平的帮助。然后把我母亲和叔叔叫到一边,告诉母亲说,以后有事就找叔叔商量,把家事全部委托给了叔叔。临别时,父亲又给我们几个堂姐妹每人一点钱,说:这些作为以后你们结婚时的嫁妆,实际上,他这就是在安排后事了。
天全黑了,父亲穿上长袍,戴上帽子,默默地走了。弄堂里住着4户人家,我们都不敢送他。我趴在二楼的窗子上,看着父亲远去的背景渐渐消失,没料到那竟是和父亲的最后一面。
1937年10月,父亲到了南京,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当时让我父亲出任军政部中将部附,这是个闲差。后由于战事趋紧,以及李宗仁、冯玉祥等人的力荐,1937年12月父亲奉命回到老部队,任五十九军代军长(五十九军由三十八师扩编而成)。
1938年1月,五十九军划归第五战区,自此父亲就在一直李宗仁的指挥之下与日军作战。1938年,五十九军先后参加了淮河北岸阻击战、临沂战役、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父亲作战英勇,至此国内民众对他的误解得以消除。
1938年10月,父亲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11月,父亲在湖北荆门就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指挥所部五十九军、七十七军以及其他部队镇守襄河(汉水襄阳以下段)一线,其间进行了京山钟祥保卫战、随枣会战、1939年冬季攻势和枣宜会战,直至1940年5月16日殉国。
我是在《申报》上看到父亲牺牲的消息的,开始还以为是日本人在造谣。父亲殉国时,我才17岁,我和姐姐在将要启程与父亲见面时,传来了父亲牺牲的消息。
■ 父亲不是以死明志
过去有人说过,父亲的牺牲是因曾被误解,受到耻辱,而以死来表清白,一定要牺牲在战场,现在还有类似的说法,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我把我了解的情况及我的认识,叙述如下:
父亲当年在平津时期,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情,访问日本和留守北平都是奉命而为。当年的民众和媒体都是非常爱国的,迫切要求与日本一战。那时我还是小孩子,就怕做亡国奴,七七事变后,当听到二十九军的战士英勇守卫卢沟桥,我们都热血沸腾。媒体和民众当时对我父亲的误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父亲出生在孔孟之乡的山东,自幼受传统道德的教育,后来在冯玉祥先生的西北军中受到了真爱民、不扰民、身先士卒、誓死报国的教育。受到误解,对于这样一位山东硬汉来说,确实是极大的伤害,但是他不会只为洗刷个人的屈辱而求一死,以示清白。这一点,从父亲的话语、信件中,也可见一斑。
1939年8月,父亲到重庆述职,对前来采访的《时事新报》记者表示,“我每次作战,都以‘必死’自誓,同时亦以此告诫部下,以往诸战役,如临沂之攻击、潢川之防御、京钟路之会战以及敌人所谓‘五月攻势’等大小数十战,莫不赖此而转危为安。” 我军在各方面都远逊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在这种情况下,“置之死地而后生”是父亲指挥部队作战的一种方式。
1940年5月,父亲在东渡襄河之前,给五十九军诸将领写了一封信,其中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这就是父亲当时的心迹。
就是这样,每当战况紧急,父亲便抱着必死的决心指挥部队。父亲每次出去作战都会留下遗书。父亲有一个副官叫朱增源,父亲牺牲以后,一位朱副官就在重庆北碚守墓守了十年。朱副官讲,只要是一打仗出去,父亲就留下遗书,等着回来就一撕一烧就完了。■
(作者周海滨系口述史专栏作家,著有《家国光影:12位开国元勋后人讲述往事与现实》等)
当时国内有张将军是以死表清白的说法,盖因1937年发生了两件事:4月,张自忠率冀察国外旅行团访问日本;7月28日,张自忠奉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长等职留守北平,这两件事当时曾经使舆论对张自忠产生了很大的误解,甚至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曾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将张自忠明正典刑。
73年后,张自忠上将之女,张廉云老人首次对媒体详细谈起了父亲在北平留守期间的历史细节。
■ 访日
1937年,我才十四岁,还不大懂事,但从家庭的日常教诲中知道绝不能做亡国奴,知道父亲是正直勇敢的爱国军人,父亲当时是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并兼任天津市市长。因率团访日及奉命留平这两件事,当时舆论对父亲产生了很大的误解,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海峡两岸陆续公开了大量档案材料,这些材料清楚地表明了我父亲当年留守北平前后的作为,完全对得起国家和民族,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933年,二十九军在宋哲元军长的率领之下参加了长城抗战,取得了喜峰口和罗文峪两次战斗的胜利。在长城抗战期间,父亲与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在遵化三屯营合组一个指挥所,共同指挥第一线的作战部队,在长城一线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达两个月之久。
1935年,二十九军入主冀察平津之后,日本就一直以软硬兼施的两种手段对付二十九军,图谋在华北造成一种特殊的局面。日本人一方面不断地在华北地区挑起事端,一方面又邀请冀察当局派员访日。
1937年4月,宋哲元军长派我父亲率团访问日本,团员中有张允荣(河北省保安司令)、何基沣(二十九军三十七师旅长)、黄维纲(二十九军三十八师旅长)、徐廷玑(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参谋长)、田温其(二十九军一四三师旅长)、郑文轩(冀察外交委员会委员)、边守靖(天津市政府参事)等军政官员,我和哥哥也随团到了日本。在日本期间,我们先后去过东京、奈良、大阪等城市,然后在5月下旬乘船返回青岛。历史学家李云汉教授对我父亲的日本之行进行过认真研究,他说,在中日双方的材料中均找不出张自忠访日时有任何有失体面或有亏职守的记载。
■ 北平的最后八日
七七事变爆发时,父亲正因病在北平家中休养,当时宋哲元军长尚在山东老家,父亲就抱病与日军进行交涉。7月11日宋哲元到了天津,14日父亲赶到天津去见他,然后奉命在天津继续与日军交涉。7月19日宋哲元返回北平。23日父亲在津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自信爱国尤向不后人”。7月25日父亲奉宋哲元召,于下午五时乘平榆(北平-榆关,榆关即山海关)四次列车离开天津,当晚七时半抵北平,秦德纯(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和石友三(冀北保安司令)等到车站迎接。下车后,父亲即赶赴西城武衣库(现政协礼堂南面)的宋宅见宋哲元,然后到东城铁狮子胡同的进德社出席冀察要员会议。26日发生了广安门事件,日军向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7月27日宋哲元严词拒绝日军的最后通牒,并通电全国,表明了“自卫守土”的决心。
7月28日凌晨,日军从北平南北两个方向向二十九军发动了全面进攻。二十九军在南苑作战失利,赵登禹、佟麟阁两将军殉国。下午,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三十七师师长)、张维藩(二十九军前参谋长)和我父亲五人在进德社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最后做出决定,宋哲元奉蒋介石电令移驻保定坐镇指挥,二十九军主力撤离北平,北平城内仅留下独立二十七旅和独立三十九旅。
宋哲元命我父亲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和北平市长,父亲本不愿留在北平,因为他十分清楚这样做的后果,但在宋哲元的一再坚持之下,父亲最终同意留在北平,“维持十日”。
当晚,父亲告诉张克侠(二十九军副参谋长)下午二十九军首脑会议所作决定,并让他通知从南苑撤到城内的部队赶快离开北平去追赶大部队,同时致电李文田(三十八师副师长)表示:“我等受国大恩,不为不重,现在为我辈报国之日,兄负责保守北平,后事已有遗嘱交舍弟亮忱(我叔叔)主持,天津由弟负责指挥,津郊部队及保安队负责守备,不惜一切牺牲,与敌周旋。”
29日下午,父亲先后到冀察政委会和北平市政府就职,并召开会议,研究北平的治安、金融和粮食问题。另外,宋哲元到了保定之后,依然通过电报和电话与我父亲保持着联系。
在留守北平期间,父亲将平津作战中的负伤者安排治疗,将阵亡者予以安葬,对没来得及撤离的29军官兵眷属则派员予以接济,或分发路费让他们离开北平,返回故乡。
7月31日,驻北苑的独立三十九旅被日军缴械。 8月1日,父亲在得知此消息后,感到情况不好,马上召见北平城内的独立二十七旅旅长石振纲及该旅两团长,要他们迅速突围。当晚二十七旅便撤离北平城,突破日军的包围后,经昌平、阳坊抵延庆。当日,父亲也试图率手枪队离开北平,刚出德胜门便遭日军截击,只得返回城内。
8月3日,父亲以“离职不在北平者太多”为由,将秦德纯等八位冀察政委会委员开缺。8月4日,父亲任命张允荣等八人为冀察政委会新聘委员。 8月5日,父亲便致函冀察政委会常委,声明“辞去代理职务”,随即住进了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就这样,父亲在北平先后一共维持了八日。
■ 最后一面
8月10日,日军进入北平城内。为了避免日本人的察觉,父亲离开了医院,设法躲入东城礼士胡同美国友人福开森的家中。福开森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宝藏很了解,过去和我父亲就认识。后来在美国商人甘先生、天津商人赵子青等朋友们的安排下,父亲于9月上旬悄悄地离开北平到了天津,隐居在一位英国朋友家中。
为了躲避战乱,大约在7月中旬,我们一家和叔叔张自明一家从北平搬到了天津,住在英租界66号路 (现营口西道庆余里),那是一栋小楼,连同地下室一共4层。父亲的音信全无,我们全家都十分惦念。
记得 9月的一天,叔叔突然告诉我们说,父亲要回来。天黑的时候,父亲果然回来了,他穿着便装戴着礼帽,看上去很是消瘦。以前在北平,父亲每次回家,家里都特别热闹,笑啊,说啊,可那个晚上家里十分严肃,全家人进屋向他问安,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后来,大家都退出了,房间里只有父亲、母亲、叔叔、堂姐廉瑜和我;父亲先让廉瑜拿来了纸笔,给福开森写信,感谢他在北平的帮助。然后把我母亲和叔叔叫到一边,告诉母亲说,以后有事就找叔叔商量,把家事全部委托给了叔叔。临别时,父亲又给我们几个堂姐妹每人一点钱,说:这些作为以后你们结婚时的嫁妆,实际上,他这就是在安排后事了。
天全黑了,父亲穿上长袍,戴上帽子,默默地走了。弄堂里住着4户人家,我们都不敢送他。我趴在二楼的窗子上,看着父亲远去的背景渐渐消失,没料到那竟是和父亲的最后一面。
1937年10月,父亲到了南京,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当时让我父亲出任军政部中将部附,这是个闲差。后由于战事趋紧,以及李宗仁、冯玉祥等人的力荐,1937年12月父亲奉命回到老部队,任五十九军代军长(五十九军由三十八师扩编而成)。
1938年1月,五十九军划归第五战区,自此父亲就在一直李宗仁的指挥之下与日军作战。1938年,五十九军先后参加了淮河北岸阻击战、临沂战役、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父亲作战英勇,至此国内民众对他的误解得以消除。
1938年10月,父亲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11月,父亲在湖北荆门就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指挥所部五十九军、七十七军以及其他部队镇守襄河(汉水襄阳以下段)一线,其间进行了京山钟祥保卫战、随枣会战、1939年冬季攻势和枣宜会战,直至1940年5月16日殉国。
我是在《申报》上看到父亲牺牲的消息的,开始还以为是日本人在造谣。父亲殉国时,我才17岁,我和姐姐在将要启程与父亲见面时,传来了父亲牺牲的消息。
■ 父亲不是以死明志
过去有人说过,父亲的牺牲是因曾被误解,受到耻辱,而以死来表清白,一定要牺牲在战场,现在还有类似的说法,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我把我了解的情况及我的认识,叙述如下:
父亲当年在平津时期,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情,访问日本和留守北平都是奉命而为。当年的民众和媒体都是非常爱国的,迫切要求与日本一战。那时我还是小孩子,就怕做亡国奴,七七事变后,当听到二十九军的战士英勇守卫卢沟桥,我们都热血沸腾。媒体和民众当时对我父亲的误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父亲出生在孔孟之乡的山东,自幼受传统道德的教育,后来在冯玉祥先生的西北军中受到了真爱民、不扰民、身先士卒、誓死报国的教育。受到误解,对于这样一位山东硬汉来说,确实是极大的伤害,但是他不会只为洗刷个人的屈辱而求一死,以示清白。这一点,从父亲的话语、信件中,也可见一斑。
1939年8月,父亲到重庆述职,对前来采访的《时事新报》记者表示,“我每次作战,都以‘必死’自誓,同时亦以此告诫部下,以往诸战役,如临沂之攻击、潢川之防御、京钟路之会战以及敌人所谓‘五月攻势’等大小数十战,莫不赖此而转危为安。” 我军在各方面都远逊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在这种情况下,“置之死地而后生”是父亲指挥部队作战的一种方式。
1940年5月,父亲在东渡襄河之前,给五十九军诸将领写了一封信,其中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这就是父亲当时的心迹。
就是这样,每当战况紧急,父亲便抱着必死的决心指挥部队。父亲每次出去作战都会留下遗书。父亲有一个副官叫朱增源,父亲牺牲以后,一位朱副官就在重庆北碚守墓守了十年。朱副官讲,只要是一打仗出去,父亲就留下遗书,等着回来就一撕一烧就完了。■
(作者周海滨系口述史专栏作家,著有《家国光影:12位开国元勋后人讲述往事与现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