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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这个题目，是一位饱受争议的历史学家给一生显赫的顾维钧写悼词时用的题目。历史学家的名字，就叫唐德刚。
2009年10月26日，唐德刚先生在旧金山家中安然辞世，同时带走的，还有他别具一格的史风。
他的身后，留下了《胡适杂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袁氏当国》《晚清七十年》等重要著作。它们所带来的影响，在整个华语文化界不会淡漠下来。首先是台湾岛内媒体，报道了先生辞世的讯息，随后大陆媒体也蜂拥而上。
这就是轮回。他曾经在历史中寻找他人的人生，现在，轮到别人在历史中寻找他的人生了。
“胡适最好的好后学”
“胡适最好的好后学”——胡适去世之后，他的“小脚太太”江冬秀在一封信中如此称呼唐德刚。唐氏生前，也总以胡适门生自居，这给他带来不少争议。
在学术界看来，学术上代有传承，“衣钵”意味浓厚。唐德刚，不过是听过胡适的课，不过是因缘巧合，曾经和胡适过从甚密，但原则问题不能马虎。唐德刚总以胡适门生自居，这是拉胡适的“虎皮”，壮自己声威。
可是纵览唐氏关于胡适的著作和文章，就会发现：我们都被这位聪明的史学家骗过了！唐德刚自称是胡适的学生不假，但却从来没有称过胡适是自己的“业师”，充其量，也就是“老师”。在学术界，“业师”和“老师”，分量差着一截呢。唐德刚的业师是谁呢？在《胡适杂忆》中一个小小的注脚里，唐德刚是这样说的：“笔者的业师，也是胡先生康奈尔时代的同学和好朋友”，他的名字是“晏文斯”。
看看唐德刚在胡适逝世25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就知道，唐德刚深得这种区别的其中三昧。演讲开篇，唐德刚先声夺人：“我是胡适的学生。”
不过且慢，再看唐先生接下来如何说：“胡氏是教育家，授徒半世纪，桃李满天下，生徒数万人……门生遍天下——我也是个门生和小门生之一。”
况且，“在这个有人数上万的学生大队里，如果说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等北大学生是胡老师的开山门生，什么俞平伯、千家驹、吴健雄、苏梅算是第二代学生……等而下之，则有四五代乃至六七代之多了。我不能不承认我也是胡适之的学生。”
再况且，“胡老师生前一直是这样替我介绍，我也从未否认过。做胡老师的学生，不是什么荣誉學位，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光荣，但也算不了什么缺陷和负担。……我没有正式拿他的学分，但是我却单独上过‘胡适学’大课在一千小时上下……我不是替胡先生提皮包、延宾客……”
更况且，“我是胡适最失意、最孤独时代的学生”。上世纪50年代的胡适在美国，“贫困交迫，心脏衰弱、胃溃疡……十分可怜，又受洋人嫉妒。他无法‘自生’，却在等着‘自灭’，情况是十分凄凉的。”那时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唐德刚，“带一个西瓜、半只板鸭去看一个贫病交迫的老师和师母”，岂不是他们需要的吗？这也是唐德刚唯一一次公开称江冬秀为“师母”，但此时的江冬秀，墓木已拱。通读《胡氏杂忆》就会发现，在江冬秀生前，唐德刚每次见到这位“小脚太太”，总是叫她“伯母”。
“伯母”和“师母”之别，世人皆知。
学部委员、社科院研究员杨天石说，读唐德刚会笑出声来。我读唐先生的书，也是禁不住笑出声来。不过，“胡适的学生”这一段公案，却可以就此了结。
史学家眼中的“野狐禅”
唐德刚与胡适相识，真可以说是机缘巧合。上个世纪初期，胡适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正忙着庆祝建校200周年的纪念活动，胡适是名校友，在校园内集会的场合，常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那时的唐德刚，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美国史博士学位，是为数不多的中国文法科的研究生。一个是校方邀请的主客，名满天下；一个是在读的学生，无名小卒，即使在同一座校园这样有限的范围里，相识的几率也不是很大。但是“我的朋友胡适之”，生性喜欢与年轻人打交道。一有机会，他就会走过去和唐德刚那些学生拉拉手，“嘻嘻哈哈聊一阵”。唐德刚最初以为，拉拉手之后也就算了，但是“对这些小地方极为注意”的胡适，三两次之后，便可以和唐德刚称名道姓起来。
唐德刚开始登堂入室，甚至有时候还会被“应召”到胡适东城八十一街简陋的小公寓里，吃一两餐“胡伯母”所烧的安徽菜。
一帮年轻的留美研究生，围绕在胡适周围。胡适一生重视言论，鼓励他们在海外自办报刊，这一群青年人，受了胡适的感召，果然办了一份《海外论坛》。史学家周策纵、文学史家夏志清，都是这群年轻人中的一员，也都是这个杂志的撰稿人。就连胡适，也纡尊降贵给这份杂志写了一篇关于曹雪芹的文章，并且引起了《人民日报》的注意。
虎虎有生气的唐德刚，在学生时代就受林语堂之约写下了《梅兰芳传稿》，唐氏文风已经崭露头角。喜欢平实文风的胡适看了，不好直说，只是笑笑：“稍嫌渲染，稍嫌渲染……”
但是后来和唐德刚同时代的史学家们，则没有胡适这么客气，甚至认为，唐文那种兴之所至、意之所归的笔法，根本不符合学术规范。学术界曾经流传这样一个逸闻，当年一家内地出版社曾经想组织一套海外史学论丛，唐德刚名列其中。不想，另外一位史学大家看了，负气地索回自己的书稿：“竟然把我的书和唐德刚的书放在一起，荒唐！”
无论多么有名气，在史学正规军眼里，唐德刚始终是“野狐禅”“杂牌军”，就连“胡适门生”的招牌，在正规军那里也不管用。在这些人的眼里，胡适的学生是吴晗、罗尔纲，怎么也轮不到你唐德刚啊！唐德刚的老友周策纵和夏志清倒是曾经肯定过他，但是一个说他“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另一个则说他“散文界有此唐派新腔可听”，“十分可喜”。都是肯定他的文字风格，对于他的治史才能，反倒避而不提。
仔细咂摸唐德刚在胡适逝世25周年的演讲，发现他虽然名满天下，但似乎有些底气不足。证据当然还不只这些，翻看唐氏着作，也会发现蛛丝马迹：比如唐德刚回忆自己1964年在伦敦与当代一些华裔史学界巨擘“联床夜话”，他使用的一个词是“有幸得与”，引用胡适当年的典故，他还不忘拉上“今日的名史学家余英时先生”，“也征引了这一段胡适之的口头‘禅’”。唐德刚倒是有一次自称“我们历史学家”，可是他面对的是少帅夫人赵四小姐…… 唐德刚说胡适晚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确实把哥大看成北大，但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啊！这话如今也在唐德刚身上应验了：唐德刚对史学确实一往情深，可是史学界却不认可唐氏的“正史”地位。
如今，斯人已逝，但有关他学术地位的争议却不会到此结束。目前能看到的对他的纪念文字，多出于“史学杂牌军”之手。可是这一点也不影响唐德刚的地位——他有那么多的读者，并且留下了那么多“口述历史”，而“唐德刚口述历史系列”现在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经典。
得天独厚的口述史宗师
上个世纪5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在福特基金会的赞助之下，成立“中国口述史历史学部，哥大一下子成了世界级的口述史重镇。
近水楼台先得月，唐德刚参与其中。这对他真是好福气，当时的纽约，中国当年曾经名震一时的党、政、军、学各界要人，在十字街头随处可见。不过，人是当年人，景非当年景，这些要人已经今非昔比，寄居域外，有个小青年来陪着聊聊天，真是“不亦快哉”。
胡适当然成了唐德刚的第一个口述史对象。顾维钧、李宗仁、张学良……这些重量级的人物，治史者一生能碰到一个可竭泽而渔，已堪称幸运，唐德刚竟然全都遇到了。
专业的发问和记录整理在外人看来枯燥，但对唐德刚来说却津津有味。更何况，还有意趣横生的逸事。
国民党大佬吴国祯曾经接受哥大的邀请参加口述史计划，因为当时吴国祯是个敏感的“是非人物”，哥大特地把吴孤立起来，还专门请了一位守口如瓶的退休老教授和吴“密谈”。为老教授充当临时“技术助理”的唐德刚，装好录音机后也得退避三舍。但老教授倒腾不了新玩意，没有唐德刚在旁，他竟然录不了音。
“这真使我丢尽face！”老教授摆出一副中国通的样子，尴尬地对唐德刚说。
“但是我们仍然充满了faith（信念）！”吴国祯的回答真是恰到好处。
没办法，只好让唐德刚在旁专司“录音”，但要求对他们的绝密谈话“充耳不闻”。
“唐君！”每当谈话到了高潮，老教授总是不忘半真半假地提醒唐德刚，“你不许听呀！”
“不听！不听！”唐德刚保证。可是，两个人讲到有趣处，唐德刚却忍不住大笑。
“你又犯禁了！你又犯禁了！”老教授无可奈何。
到了唐德刚独挑大梁的时候，就更让人艳羡。给顾维钧做口述历史，顾和唐分头做功课，商定谈话内容。对于治史者，顾维钧是个多么大的宝藏！难得他又那么配合。
不过坚持记日记的顾博士也有犯错的时候。有一次，顾维钧把一段往事张冠李戴，唐德刚整理录音时发现了错误，更正过来，拿去顾维钧审校。顾维钧哪里服气，“事如昨日”，哪能记错。唐德刚不声不响拿出顾维钧当年自己签署的文件，顾维钧不得不服。
“唐博士，”顾维钧说，“这一章是错了。下礼拜，我们俩重新写过。”
两次谈史论学的通信
2006年5月，我曾有幸与唐先生就治史问题有过两番通信。当时，唐先生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但依然勉力作答。
第一封回信是唐先生亲自作书，到了第二封，便是由夫人吴昭文代笔了。唐先生在信中叙述他的身体状况：“久病，日常所用的中英文电脑皆失灵，写字手也抖个不停。前天又跌了一跤，弄得卧床不起。迟至今天才恢复一点。”第二封信再次说道：“暮年握笔，耳脑争鸣，障眼有纱。初以为勉力作书，或可改善，孰料每况愈下，几至失明。此信只好请老伴代书。”
自那以后，我未曾发现唐德刚谈史论学的文字面世。在那两束通信中，作为晚辈的我，初生牛犊，发问步步紧逼，老先生淡然应对。行文至此，遥想当年，不禁感慨自己的不知天高地厚。而再次重温唐先生的回复，则可以看到一代史家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信，摘其要点如下：
我问：您曾提到中国史学有三大主流，第一是从往古的左丘明、司马迁到今日在台湾的钱穆教授，这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史学；第二则是在今日大陆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第三则是由十九世纪的西方汉学逐渐现代化和社会科学化而形成的“现代西方史学”，您把自己划到哪一派呢
唐先生答：关于历史学派，原无定论。弟则选择所谓“三派”吧。至于我自己属于何派？老实说，治史数十年，却不敢附骥，乱找师承。为说话方便计，就无中生有，说是第四派，算是综合三家、采长补短的现代派吧。弟在课堂里对学生言明，此派上不见踪影，就姑妄言之吧。
我继续发问：说到流派，不由得就想到师承，您是胡适之先生期许颇深的弟子，您自己在著作中也屡屡提到“胡适老师”。在您几十年的治史生涯以及您的着作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史学方法论，能谈谈您在这方面的心得吗？您觉得您在多大程度上是继承了适之先生？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己的创新和发展？
唐先生答：禅宗六祖的学生或问半山和尚曰：“汝肯先师也否？”和尚答曰：“半肯半不肯。”问者再问曰：“何不全肯 ”和尚答曰：“全肯则辜负先师也。”一次在胡家，某台湾访客亦以相同问题问我，我即以相同言语回答。全堂宾客闻之大笑，说我在老师面前开这样玩笑。我说这故事是老师自己说的，胡老师在一旁也为之点头大笑不已。
胡适先生本人基本上是乾嘉学派的后起之秀。据他自己说，他之成为现代学术的尖兵，是他在康奈尔大学翻大英百科全书谈考据专章，忽然灵感大发，偶然搞起来的，不意竟成终生的兴趣。
胡先生的第一篇考证文章《诗经言字考》颇受蔡元培之赏识。我自己平生所写的第一篇考据文章《中国郡县起源考》就是受他的影响下笔的。东施效颦，言之可笑。我自选的论文导师是顾颉刚先生。顾是胡的学生，后来我又做了胡老师的学生，胡氏开玩笑地叫我“小门生”。我个人所受胡门的影响是很大的，但不是全部，我对胡老师也是“半肯半不肯”的。
是啊，对“胡老师”半肯半不肯的“小门生”唐德刚走了。他没有带走一个时代，但是他带走了属于他自己的一代史风。
2009年10月26日，唐德刚先生在旧金山家中安然辞世，同时带走的，还有他别具一格的史风。
他的身后，留下了《胡适杂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袁氏当国》《晚清七十年》等重要著作。它们所带来的影响，在整个华语文化界不会淡漠下来。首先是台湾岛内媒体，报道了先生辞世的讯息，随后大陆媒体也蜂拥而上。
这就是轮回。他曾经在历史中寻找他人的人生，现在，轮到别人在历史中寻找他的人生了。
“胡适最好的好后学”
“胡适最好的好后学”——胡适去世之后，他的“小脚太太”江冬秀在一封信中如此称呼唐德刚。唐氏生前，也总以胡适门生自居，这给他带来不少争议。
在学术界看来，学术上代有传承，“衣钵”意味浓厚。唐德刚，不过是听过胡适的课，不过是因缘巧合，曾经和胡适过从甚密，但原则问题不能马虎。唐德刚总以胡适门生自居，这是拉胡适的“虎皮”，壮自己声威。
可是纵览唐氏关于胡适的著作和文章，就会发现：我们都被这位聪明的史学家骗过了！唐德刚自称是胡适的学生不假，但却从来没有称过胡适是自己的“业师”，充其量，也就是“老师”。在学术界，“业师”和“老师”，分量差着一截呢。唐德刚的业师是谁呢？在《胡适杂忆》中一个小小的注脚里，唐德刚是这样说的：“笔者的业师，也是胡先生康奈尔时代的同学和好朋友”，他的名字是“晏文斯”。
看看唐德刚在胡适逝世25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就知道，唐德刚深得这种区别的其中三昧。演讲开篇，唐德刚先声夺人：“我是胡适的学生。”
不过且慢，再看唐先生接下来如何说：“胡氏是教育家，授徒半世纪，桃李满天下，生徒数万人……门生遍天下——我也是个门生和小门生之一。”
况且，“在这个有人数上万的学生大队里，如果说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等北大学生是胡老师的开山门生，什么俞平伯、千家驹、吴健雄、苏梅算是第二代学生……等而下之，则有四五代乃至六七代之多了。我不能不承认我也是胡适之的学生。”
再况且，“胡老师生前一直是这样替我介绍，我也从未否认过。做胡老师的学生，不是什么荣誉學位，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光荣，但也算不了什么缺陷和负担。……我没有正式拿他的学分，但是我却单独上过‘胡适学’大课在一千小时上下……我不是替胡先生提皮包、延宾客……”
更况且，“我是胡适最失意、最孤独时代的学生”。上世纪50年代的胡适在美国，“贫困交迫，心脏衰弱、胃溃疡……十分可怜，又受洋人嫉妒。他无法‘自生’，却在等着‘自灭’，情况是十分凄凉的。”那时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唐德刚，“带一个西瓜、半只板鸭去看一个贫病交迫的老师和师母”，岂不是他们需要的吗？这也是唐德刚唯一一次公开称江冬秀为“师母”，但此时的江冬秀，墓木已拱。通读《胡氏杂忆》就会发现，在江冬秀生前，唐德刚每次见到这位“小脚太太”，总是叫她“伯母”。
“伯母”和“师母”之别，世人皆知。
学部委员、社科院研究员杨天石说，读唐德刚会笑出声来。我读唐先生的书，也是禁不住笑出声来。不过，“胡适的学生”这一段公案，却可以就此了结。
史学家眼中的“野狐禅”
唐德刚与胡适相识，真可以说是机缘巧合。上个世纪初期，胡适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正忙着庆祝建校200周年的纪念活动，胡适是名校友，在校园内集会的场合，常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那时的唐德刚，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美国史博士学位，是为数不多的中国文法科的研究生。一个是校方邀请的主客，名满天下；一个是在读的学生，无名小卒，即使在同一座校园这样有限的范围里，相识的几率也不是很大。但是“我的朋友胡适之”，生性喜欢与年轻人打交道。一有机会，他就会走过去和唐德刚那些学生拉拉手，“嘻嘻哈哈聊一阵”。唐德刚最初以为，拉拉手之后也就算了，但是“对这些小地方极为注意”的胡适，三两次之后，便可以和唐德刚称名道姓起来。
唐德刚开始登堂入室，甚至有时候还会被“应召”到胡适东城八十一街简陋的小公寓里，吃一两餐“胡伯母”所烧的安徽菜。
一帮年轻的留美研究生，围绕在胡适周围。胡适一生重视言论，鼓励他们在海外自办报刊，这一群青年人，受了胡适的感召，果然办了一份《海外论坛》。史学家周策纵、文学史家夏志清，都是这群年轻人中的一员，也都是这个杂志的撰稿人。就连胡适，也纡尊降贵给这份杂志写了一篇关于曹雪芹的文章，并且引起了《人民日报》的注意。
虎虎有生气的唐德刚，在学生时代就受林语堂之约写下了《梅兰芳传稿》，唐氏文风已经崭露头角。喜欢平实文风的胡适看了，不好直说，只是笑笑：“稍嫌渲染，稍嫌渲染……”
但是后来和唐德刚同时代的史学家们，则没有胡适这么客气，甚至认为，唐文那种兴之所至、意之所归的笔法，根本不符合学术规范。学术界曾经流传这样一个逸闻，当年一家内地出版社曾经想组织一套海外史学论丛，唐德刚名列其中。不想，另外一位史学大家看了，负气地索回自己的书稿：“竟然把我的书和唐德刚的书放在一起，荒唐！”
无论多么有名气，在史学正规军眼里，唐德刚始终是“野狐禅”“杂牌军”，就连“胡适门生”的招牌，在正规军那里也不管用。在这些人的眼里，胡适的学生是吴晗、罗尔纲，怎么也轮不到你唐德刚啊！唐德刚的老友周策纵和夏志清倒是曾经肯定过他，但是一个说他“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另一个则说他“散文界有此唐派新腔可听”，“十分可喜”。都是肯定他的文字风格，对于他的治史才能，反倒避而不提。
仔细咂摸唐德刚在胡适逝世25周年的演讲，发现他虽然名满天下，但似乎有些底气不足。证据当然还不只这些，翻看唐氏着作，也会发现蛛丝马迹：比如唐德刚回忆自己1964年在伦敦与当代一些华裔史学界巨擘“联床夜话”，他使用的一个词是“有幸得与”，引用胡适当年的典故，他还不忘拉上“今日的名史学家余英时先生”，“也征引了这一段胡适之的口头‘禅’”。唐德刚倒是有一次自称“我们历史学家”，可是他面对的是少帅夫人赵四小姐…… 唐德刚说胡适晚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确实把哥大看成北大，但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啊！这话如今也在唐德刚身上应验了：唐德刚对史学确实一往情深，可是史学界却不认可唐氏的“正史”地位。
如今，斯人已逝，但有关他学术地位的争议却不会到此结束。目前能看到的对他的纪念文字，多出于“史学杂牌军”之手。可是这一点也不影响唐德刚的地位——他有那么多的读者，并且留下了那么多“口述历史”，而“唐德刚口述历史系列”现在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经典。
得天独厚的口述史宗师
上个世纪5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在福特基金会的赞助之下，成立“中国口述史历史学部，哥大一下子成了世界级的口述史重镇。
近水楼台先得月，唐德刚参与其中。这对他真是好福气，当时的纽约，中国当年曾经名震一时的党、政、军、学各界要人，在十字街头随处可见。不过，人是当年人，景非当年景，这些要人已经今非昔比，寄居域外，有个小青年来陪着聊聊天，真是“不亦快哉”。
胡适当然成了唐德刚的第一个口述史对象。顾维钧、李宗仁、张学良……这些重量级的人物，治史者一生能碰到一个可竭泽而渔，已堪称幸运，唐德刚竟然全都遇到了。
专业的发问和记录整理在外人看来枯燥，但对唐德刚来说却津津有味。更何况，还有意趣横生的逸事。
国民党大佬吴国祯曾经接受哥大的邀请参加口述史计划，因为当时吴国祯是个敏感的“是非人物”，哥大特地把吴孤立起来，还专门请了一位守口如瓶的退休老教授和吴“密谈”。为老教授充当临时“技术助理”的唐德刚，装好录音机后也得退避三舍。但老教授倒腾不了新玩意，没有唐德刚在旁，他竟然录不了音。
“这真使我丢尽face！”老教授摆出一副中国通的样子，尴尬地对唐德刚说。
“但是我们仍然充满了faith（信念）！”吴国祯的回答真是恰到好处。
没办法，只好让唐德刚在旁专司“录音”，但要求对他们的绝密谈话“充耳不闻”。
“唐君！”每当谈话到了高潮，老教授总是不忘半真半假地提醒唐德刚，“你不许听呀！”
“不听！不听！”唐德刚保证。可是，两个人讲到有趣处，唐德刚却忍不住大笑。
“你又犯禁了！你又犯禁了！”老教授无可奈何。
到了唐德刚独挑大梁的时候，就更让人艳羡。给顾维钧做口述历史，顾和唐分头做功课，商定谈话内容。对于治史者，顾维钧是个多么大的宝藏！难得他又那么配合。
不过坚持记日记的顾博士也有犯错的时候。有一次，顾维钧把一段往事张冠李戴，唐德刚整理录音时发现了错误，更正过来，拿去顾维钧审校。顾维钧哪里服气，“事如昨日”，哪能记错。唐德刚不声不响拿出顾维钧当年自己签署的文件，顾维钧不得不服。
“唐博士，”顾维钧说，“这一章是错了。下礼拜，我们俩重新写过。”
两次谈史论学的通信
2006年5月，我曾有幸与唐先生就治史问题有过两番通信。当时，唐先生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但依然勉力作答。
第一封回信是唐先生亲自作书，到了第二封，便是由夫人吴昭文代笔了。唐先生在信中叙述他的身体状况：“久病，日常所用的中英文电脑皆失灵，写字手也抖个不停。前天又跌了一跤，弄得卧床不起。迟至今天才恢复一点。”第二封信再次说道：“暮年握笔，耳脑争鸣，障眼有纱。初以为勉力作书，或可改善，孰料每况愈下，几至失明。此信只好请老伴代书。”
自那以后，我未曾发现唐德刚谈史论学的文字面世。在那两束通信中，作为晚辈的我，初生牛犊，发问步步紧逼，老先生淡然应对。行文至此，遥想当年，不禁感慨自己的不知天高地厚。而再次重温唐先生的回复，则可以看到一代史家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信，摘其要点如下：
我问：您曾提到中国史学有三大主流，第一是从往古的左丘明、司马迁到今日在台湾的钱穆教授，这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史学；第二则是在今日大陆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第三则是由十九世纪的西方汉学逐渐现代化和社会科学化而形成的“现代西方史学”，您把自己划到哪一派呢
唐先生答：关于历史学派，原无定论。弟则选择所谓“三派”吧。至于我自己属于何派？老实说，治史数十年，却不敢附骥，乱找师承。为说话方便计，就无中生有，说是第四派，算是综合三家、采长补短的现代派吧。弟在课堂里对学生言明，此派上不见踪影，就姑妄言之吧。
我继续发问：说到流派，不由得就想到师承，您是胡适之先生期许颇深的弟子，您自己在著作中也屡屡提到“胡适老师”。在您几十年的治史生涯以及您的着作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史学方法论，能谈谈您在这方面的心得吗？您觉得您在多大程度上是继承了适之先生？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己的创新和发展？
唐先生答：禅宗六祖的学生或问半山和尚曰：“汝肯先师也否？”和尚答曰：“半肯半不肯。”问者再问曰：“何不全肯 ”和尚答曰：“全肯则辜负先师也。”一次在胡家，某台湾访客亦以相同问题问我，我即以相同言语回答。全堂宾客闻之大笑，说我在老师面前开这样玩笑。我说这故事是老师自己说的，胡老师在一旁也为之点头大笑不已。
胡适先生本人基本上是乾嘉学派的后起之秀。据他自己说，他之成为现代学术的尖兵，是他在康奈尔大学翻大英百科全书谈考据专章，忽然灵感大发，偶然搞起来的，不意竟成终生的兴趣。
胡先生的第一篇考证文章《诗经言字考》颇受蔡元培之赏识。我自己平生所写的第一篇考据文章《中国郡县起源考》就是受他的影响下笔的。东施效颦，言之可笑。我自选的论文导师是顾颉刚先生。顾是胡的学生，后来我又做了胡老师的学生，胡氏开玩笑地叫我“小门生”。我个人所受胡门的影响是很大的，但不是全部，我对胡老师也是“半肯半不肯”的。
是啊，对“胡老师”半肯半不肯的“小门生”唐德刚走了。他没有带走一个时代，但是他带走了属于他自己的一代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