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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想，过去的事故‘算账’一直在算‘经济账’，很少关注‘心灵账’和‘精神账’。一个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怎么能换算成经济账？真的非常費解。”2016年5月29日上午，在淮南矿业集团谢一矿会议室，刘庆邦讲述他采访平顶山十矿重大瓦斯爆炸事故时，不时地哽咽住话语，眼泪随之流了下来。作为当下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家之一，名气和地位都在今天文坛的高峰，他竟如此动情，令人惊诧和感动。他为什么要动情呢？因为他内心里有伤痛。伤痛的原因，可能是他觉得，最有价值的事物被损坏或者毁灭了。
读罢庆邦老师的最新长篇小说《黑白男女》，我仿佛看见他又坐到了我面前，执拗地追问道：一个矿工牺牲了，这个命没有了，你说说，到底损失了多少钱？我之所以用这个近乎贬义的“执拗”，我想表达庆邦老师非同一般的执着。他得不到回答，他就自己来计算，他当然不会用数字来计算，因为他知道这不是一道数学题。
其实这是一个哲学问题，是关于人生哲学的问题，庆邦老师用来自于现实生活的故事情节来探讨人生的目的、价值、意义、态度等。人活着为了什么？人应该怎么样活着？小说讲述了一个叫龙陌的大型煤矿，在瓦斯爆炸造成大量伤亡之后，周天杰老吴和儿媳郑宝兰、卫君梅和慧灵慧生两个孩子、秦风玲和儿子陶小强等工亡家庭的现实处境和与苦难命运的抗争。庆邦老师说，《黑白男女》是纪实文学《生命悲悯》的虚构版，是短篇小说《清汤面》的扩大版。这几部作品我都读过，而且，庆邦老师的小说，只要我能遇到的，我都会虔诚地拜读。在这些作品中，我读到的是庆邦老师的情义，他对生命个体的高度关注。他把抽象的冷冰冰的数字还原为具体的有温度的人，他让人回到了价值主体的位置上，使每个人的价值都能够明确可见、可以触摸。任何人都不是孤立的，都与上下左右的亲人关系密切、相互影响、相互决定，他们的突然走失，必然使一座大厦轰然坍塌。伤亡事故，特别是煤矿的伤亡事故，牺牲的都是家庭里的顶梁柱，事故无疑都是对这个小世界进行颠覆性的破坏，它给相关的人的生活和情感造成了巨大废墟和幽深陷阱。活着的人还要把生命延续下去，继续履行伦理中的责任，他们必须在这个废墟、陷阱里重新站起来、跳出来，建设新的生活和感情。在这里，庆邦老师把生死离别这个人间最大的伤痛用一个个细节呈现出来，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死的悲歌，更读到了由死带来的艰难的生，读到了人生的悲壮和意义。
第一个走进我们阅读视线的，是已经退休了的老矿工周天杰。儿子周启帆在矿难中离去，剥夺了周天杰颐养天年的自然幸福。儿子不在了，周天杰必须退而不休，他在家里再次承担起支柱功能。他这一段的老年人生，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天伦之乐也许还有，但更主要的是责任，他必须用自己已经衰老的肩膀来扛起它们。小说在周天杰身上着墨很多。只要在煤矿生活过，甚至在中国生活过的人，对“周天杰”都会十分熟悉，“周天杰”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父亲。周天杰是一个好矿工，他钻了三十多年的“黑窟窿”，除了受过两次轻伤，身上留下两块煤瘢，直到退休，不缺胳膊不少腿，是一个能跑能跳的全活人。他向顶替他工作进煤矿上班的儿子传授自己没有出过重伤的经验时，不惜贬低自己，说经验只在一条，就是怕死，只要一到井下，他的每根汗毛都竖着，随时准备接收危险信号，只要发现哪里不对劲儿，拔腿就跑。他说，人人都怕死，怕死不为丑。读到这里，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周天杰是个不负责任的人，恰恰相反，周天杰是有担当的，儿子工亡后，他之所以坚持活着，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孙子，为了把孙子这棵独苗养大成人。他极为重视传统价值，他的人生目标很明确，他认为，人活一辈子，活的就是儿子、孙子，所以他一定要把孙子留住。周天杰是智慧的，他想要把孙子留住，认为要留住果子必须留住树，即留住儿媳妇郑宝兰，不让她改嫁。要留下郑宝兰，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对她好，以前对她好，现在要好上加好。他心里有很多“小九九”，他在亲家郑海生面前摆起自己的优越，到工会洪主席那里哭要拆阳台、帮儿媳安排工作，对蒋志方到访高度警惕，等等，他审时度势，该昂首时高高地抬起头，该诉苦时就让苦海波涛翻滚，总归一条，就是要把这个家撑下去，把孙子小来带大。当被确诊得了癌症后，他逮谁跟谁哭：我可不能死啊，我儿子没了，我们家上有老下有小，还指望我呢，你们救救我吧！他的样子看上去很可笑，但仔细一品味，却让人感到欲哭无泪。是啊，他的确不能死，他要是真的死了，这个家、这一家人怎么办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儿媳郑宝兰来医院看他，他还给她讲笑话，宽她的心。郑宝兰心如明镜：这个老人家不光命苦，还长着一颗苦心，真是难为他了。庆邦老师谈到这个人物时说：“他以非常积极的态度来维持这个家庭。其实，我在文中没写，他会利用他的痛苦获得矿上的一些照顾。生活把他逼到这一步了，他必须改变生存策略，什么事情都找矿上。我觉得，他从根本上说也是很可怜的，也是非常值得同情的。”在生命力已经走下坡的人生行程中，周天杰的生命作用被迫抬升到如此的价值高度，对于他本人来说，是极端无奈的；对读者来说，心里不免涌上来阵阵苦涩。
我们说，百善孝为先，如果生命都没有了，我们怎么去孝；如果把自己的人生承担一把推给父母，那更是“大逆不道”。周启帆的离世是因为矿难，是被动的，在自己无意识之中发生的，他的“大逆不道”不是他想能控制的。故事读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确，管理煤矿、管理矿工，对国家、对企业、对群众负责，不是凭空说说，安全当然是第一要务；我们工作称不称职，有没有做到位，安全就是最低标准，是最实实在在的标准。
庆邦老师讲到为什么要写这个长篇小说时说，这是他一个长久的心愿。从1996年采访平顶山事故撰写近两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生命悲悯》，到2005年赴辽宁阜新孙家山矿采访被婉拒，再到后来到平顶山大坪矿深入生活，这个心愿一直跟随着他、催促着他。心愿在积累和储蓄认知、情感，成为责任和使命，它既是动力，也是毅力。庆邦老师没有放弃，最后终于写出了《黑白男女》。在这本书里，庆邦老师没有直接正面写矿难的残酷，而是把笔墨放在矿难之后的工亡家庭的生活，他有他的思考：“我觉得书中的家庭是一个延伸意义上的矿井，矿工家属也是延伸意义上的矿工，我叫‘后矿难’或者‘爆炸后’的生活。其实，每个人终究都是要面临生与死，面临亲人失去以后怎么办。我写这个小说想超越行业，希望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对死亡有一种敬畏。”后矿难中的最大的“难”，当属于亡者的妻子。 评价一个女人的人生成功不成功、幸福不幸福，爱情、婚姻、家庭，是最重要的指标。在卫君梅和郑宝兰这些矿工妻子的体会中，她们的丈夫不僅属于丈夫个人，而是属于他们所在的整个世界。丈夫的生命终止，她们的幸福生活随之被打破，她们的世界犹如一下子跌进万丈深渊。我们来看一个细节：井下出事了，矿上大门口外拉起了警戒线。左等右等，等不来自己的男人上来，卫君梅把警戒线一掀，从下面钻过，大步向矿门口走去。治安队员将她控制住，她前进不成，身子往下一坠，坐在地上大哭：龙民，龙民，你怎么还不出来？你千万不能丢下我和孩子不管啊！龙民，龙民，你可以舍下我，你怎么舍得下你的两个年幼的孩子呢！我的天哪，我也不活了……男人在世时，卫君梅是幸福的。由于陈龙民的收入和在家里的地位，公婆、叔子弟媳一大家人其乐融融，她也受人尊重。陈龙民是爱她的，两个人的生活像蜜一样甜。在此前，陈龙民在一次透水事故被大水堵住，大家眼看着生还无望，每个人把对亲人要说的话写在纸上，陈龙民写的是：君梅，君梅，我的恩人啊，我怎么舍得离开你呢！事故是残酷无情的，再舍不得离开也被强行拖走。爱人真的没有了，卫君梅不仅不能不活了，还必须比以前活得更努力、更积极，她得重建一个世界，开始一个新的阶段。卫君梅是最正面的人物，在看到同情的同时，我能感觉到，庆邦老师对她更多的是敬重。她怎么继续活下去？她要用她柔弱的力量把两个孩子拉扯大、教育好。面对小叔子、弟媳妇的进逼和谩骂，她一忍再忍，只有到了深夜，无法入睡的她才能在心里呼唤，龙民，龙民，你在哪里？你这一走，你倒是省心了，你哪里知道，人家是怎样欺负我们，我们孤儿寡母遭的是什么样的罪！她被邀请到矿上做安全报告，她讲述她的故事，讲到陈龙民留下的几个字时，她泣不成声，再也说不出话来。她不是没有另外的选择，蒋志方就是她的一条光明大道。她对蒋志方也不是没有感觉，她在内心是喜欢的，甚至夸赞蒋志方是个“诗人”，然而她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不是一个“自由的女人”，她有独立养育女儿、儿子的任务，她认识到与蒋志方之间的“差距”，她“不得不”放弃，她对蒋志方说，她不需要男人帮，她要试一试，靠自己的力量能不能活下去，能不能把两个孩子养大。她自立，她说：“谁要是认为我苦，老是同情我，只会给我心里添苦。”卫君梅始终在逼迫自己，她把自己逼到悬崖峭壁上，成为一道冷峻的风景，让人看到、想起来不由得心里一阵抽搐。由于她的自立自强，她成了郑宝兰、秦风玲等工亡家属的主心骨，她们有什么事情都会找她拿主意、请她帮忙。秦风玲和尤四品相亲，尤四品说以后要什么事都听秦风玲的，发了工资也都交给她。卫君梅说，尤师傅，你对风玲好，我不怀疑，但还有最重要的一条，你没有说到。她说：风玲跟了你，你在井下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才是最重要的。读到这里，我们会心里一酸，对卫君梅这样的工亡家属来说，男人的安全就是她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同时，我们也看到，庆邦老师之所以写这部小说，甚至他的其他煤矿题材的作品，都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敬畏生命，保卫生命，生命最重要，安全最重要，生命安全是人生的最高价值。
人与人的情感是个人价值形成和延伸的主要原因；一个人对其他人的责任和付出，是其人生价值实现和提升的主要渠道。我工作的煤矿，在上个世纪末的一个初冬，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死亡88人。一年多后，我被组织安排兼任了矿上的信访办主任，接待的来访人员主要是工亡家属。他们各有各的故事，也各有各的难处，物质上的困难我可以向上级请示尽量帮助解决，而心灵的创伤和精神上的困境我束手无策。我只能陪他们哭。正是因为一直在煤矿企业工作，也正是因为有了一年多信访办主任的工作经历，我对庆邦老师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认识感同身受。5月29日下午，在谢桥矿，与矿上的同志座谈时，庆邦说道，煤矿就是我的家，矿工都是我兄弟。庆邦始终把自己当作矿工的一分子，仿佛发生在矿工身上的苦难就是他本人的一样，他无法心情平静、不为之动容。在讲述自己参与矿难处理时，能哽咽地流泪，并不是他这个人轻易动情，而是他对煤矿、对矿工、对矿工家属有着深厚的情谊。他的作品都倾注了大量的情感，用情感表现个体生命价值是他的主要方式。小说在故事中构建出责任体系，观照到责任体系伸展的方方面面。在小说中，我们能够感觉到庆邦老师的周到和细密，感受他深情的视线向煤矿和矿工家庭生活的深层延伸，努力用感情来打动、来唤醒。比如他写到的那些失去父亲的孩子。
陶刚在事故中死亡，使儿子陶小强成为失怙少年。没有父爱，没有父亲的影响和教育，失去了正常的青春和生长环境，使陶小强后来成为一个问题少年。但陶小强并不是一直就有问题，他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还得到过奖状。陶刚走了，陶小强上中学时进了寄宿制学校。放学后，陶小强跟同学一起到附近网吧玩儿游戏，有些着迷、上瘾。玩儿游戏需要钱，家里给他的钱有限，一个月两百块，每天生活费不到十块钱，吃饱肚子都紧巴，哪有多余的钱玩儿游戏？没有钱怎么办？他看到小卖店纸盒子里有钱，伸手捞了一把就跑，没跑多远就被抓住了。陶小强的行为构成了抢劫，触犯了法律，被行政拘留了七天。这还不算，陶小强回到学校，待了三天，因为被同学揭了短，伤了自尊，就跑回家，说不上学了。这时候，秦风玲揍揍不得，只能揍自己，她喊道：陶刚，你死到哪里去了，也不回来管管你儿子，我可是管不了他了！她喊过之后，悲从心中来，坐在地上哭起来。没有正常家庭生活和得不到正常家教的陶小强，他的成长之路变得曲折，与同学、与继父都很难相处，以后走上社会，也可能会因为其性格缺陷，很难融入群体，也许他的人生道路仍然十分艰难。父亲陶刚在事故中丧生，从儿子的角度来说，这笔人生之账，谁也无法算得清。陶小强的班主任一语中的：孩子的事可是大事，孩子从小到大，不管在家还是在外，孩子的每一步，都踩在父母心上。现在孩子的父亲没有了，母亲又改嫁了，陶小强没有“心”可踩，他的脚步虚空，跌跟斗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秦风玲一家的遭遇，仍然是小说的主线之一。相对于其他工亡家属，秦风玲算是比较自我、生活欲望比较强烈的。庆邦同样对她给予极大的同情和宽容，她与卖卤猪肉的好上了，她改嫁尤四品，她不亲自带儿子而是把他送到寄宿制学校，等等，作家没有在道德上对她进行指三道四，而是从人性的角度给予充分的理解。我认为庆邦老师仍然是在同情，同情她作为矿工妻子，因为丈夫离开没有人再为她尽到人夫之责，遇到问题时，她只得自己寻求解决。 《黑白男女》荣获了央视2015年度“中国好书”，表明这本书得到评论界和读者充分认可。庆邦老师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很感动，我明白了只要我们写的东西用了心，就会触动矿工的心，引起矿工兄弟的共鸣。用文艺作品为矿工服务，不是一个说辞，不是一个高调，也不是一句虚妄的话，而是一种俯下身子的行动，是一件实实在在、呕心沥血的事情，只要我们心里装着矿工，贴心贴肺地去写，作品就会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
庆邦老师心里装着矿工。在这个小说中，青年工人蒋志方是庆邦老师树立的矿工典型。蒋志方积极向上，爱读书、写诗、出黑板报。他感情纯粹，他爱上卫君梅，抛却了世俗眼里的种种偏见，比如卫君梅是工亡家属，比如卫君梅带了两个孩子，比如卫君梅比他大好几岁。他就是爱她。为了使蒋志方的“爱”逻辑理由充分，庆邦老师写到了林黛玉和贾宝玉，他说林黛玉执着地爱贾宝玉，让世上无数的男人爱上了她。正是因为卫君梅爱陈龙民，在事故现场痛不欲生地冲向井口，后来又自强自立地带孩子生活，使蒋志方对她刮目相看，在越来越多的关注中生发出爱慕之情。爱情是内心的美好感情，从来就没有规定的格式和程序，也不能用日常的价值观甚至所谓的身价能够等量齐观的。但具体到个人、家庭，通向婚姻之路的过程中，世俗的人们会从双方的物质条件进行评判。蒋志方的情感追求不仅让大家不看好，向来通情达理的蒋妈妈也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虽然蒋妈妈本人也是工亡家属，但在蒋妈妈眼里，卫君梅因丈夫的离世，不管其品行、相貌多好，她在恋爱、婚配的资格上，已经大打了折扣。她所设想的未来儿媳妇样子有一百个，但没有一个像卫君梅的。她乍一听说儿子看上卫君梅，第一个反应是否认，一百个否认，不可能，一点儿可能都没有。她想，好端端的一个儿子，怎么能找一个结过婚、生过两个孩子、年龄上大得多、死了丈夫的人呢？更有甚者，蒋妈妈竟然认为，蒋志方在有些方面还不太成熟，他对卫君梅的感情根本不是爱情，而是同情。对于有没有资格和蒋志方相爱，卫君梅也和蒋妈妈有同样的认识，她对蒋妈妈说，如果蒋志方是天上的星星，我连地上的一只蚂蚁都不是。她说，人格上的平等，不等于条件和地位平等。我很清楚自己的条件和地位，会找准自己的位置，不会有任何痴心妄想的。
也许大家会认为蒋妈妈太世俗了，小说这样写也太世俗了。事实上，这也是基本的人性，是文学所不能忽略的。所谓世俗，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世俗是抛不掉的，我们都活在世俗之中。我也坚持认为，所有的感情都是世俗的。感情是来自于心灵的，但通往心灵的道路却是物质的，是有具体的价值甚至价格可以计算的。蒋妈妈是一个高尚的有责任感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真实的有感情的人，小说中多有交待。真实、具体地生在俗世，作为俗人，想要挣脱世俗的约束是很难的。所以说，没有绝对超凡脱俗的感情和生活，小说中的人物感情，都是在世俗的情境发生、发展。蒋妈妈有自己的难处，她必须面对并依靠自己解决这些难题。在世俗中，丈夫是女人最大的人生资源。矿难的发生，同样是工亡家属的蒋妈妈，她在这个世俗中最大的资源被突然断送了。这样的损失对她造成的伤害和影响，我们如何能将它们确切地描述出来呢？
一个年轻矿工的失去，幼年丧父、老年丧子、青年丧夫的人生三个最大悲剧往往会在一个家庭同时上演。我曾经写过一首诗《事故损失》：一起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巷道毁坏、耗费抢险物资、伤亡职工抢救和抚恤/折合人民币二百三十万元。这是直接经济损失//矿井停产整顿，少生产煤炭数十万吨/招待检查视察人员，处理伤残职工的多次上访/折合人民币两千多万元。这是间接经济损失//报纸上已经报道/对责任人的处理以此为据/至于遇难的矿工，他们只有一次的宝贵生命/因公殉职，死得其所。他们的死重于泰山/当然不能简单地，算进一个/事故的损失。我写这首诗时，也想到了人的价值问题，想到了人的生命是无法用价格来衡量，虽然我知道，对工亡职工的家庭都有赔偿金，我们叫作抚恤金。我强烈地认识到，无论赔偿金给多少，都不可能与一个具体生命是等值。
人之为人，就在于有人类社会，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一个人的价值，显然不能仅仅用其个人能创造多少社会财富来衡量，还是要通过对各种关系的观照，通过其影响力进行不断地延伸。故事说到最后，庆邦老师的“账”也算清了，他说，他给它的定位就是要心靈画卷，要人生壮歌，要生命礼赞。他要赞美生命，写人对死亡的一种敬畏，写人所向往的生活。是啊，生命无价，生命至上。这就是庆邦要告诉我们的关于人生哲学的道理。不管怎么写，不管如何表达感情，不管人的价值轻重与否，庆邦老师落实到字里行间里的唯一诉求就是两个字：安全。这是保全和保证人生价值的最基本形态。只有安全了，个体的生命价值才能存在，最后才有可能得以完整地实现。这个账，我相信，所有的读者都能算清楚，所有矿工、所有安全管理人员，都能算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说，《黑白男女》既是煤矿开展安全教育的好教材，同时也给我们如何建设家庭幸福指出了一条方向性的道路。
读罢庆邦老师的最新长篇小说《黑白男女》，我仿佛看见他又坐到了我面前，执拗地追问道：一个矿工牺牲了，这个命没有了，你说说，到底损失了多少钱？我之所以用这个近乎贬义的“执拗”，我想表达庆邦老师非同一般的执着。他得不到回答，他就自己来计算，他当然不会用数字来计算，因为他知道这不是一道数学题。
其实这是一个哲学问题，是关于人生哲学的问题，庆邦老师用来自于现实生活的故事情节来探讨人生的目的、价值、意义、态度等。人活着为了什么？人应该怎么样活着？小说讲述了一个叫龙陌的大型煤矿，在瓦斯爆炸造成大量伤亡之后，周天杰老吴和儿媳郑宝兰、卫君梅和慧灵慧生两个孩子、秦风玲和儿子陶小强等工亡家庭的现实处境和与苦难命运的抗争。庆邦老师说，《黑白男女》是纪实文学《生命悲悯》的虚构版，是短篇小说《清汤面》的扩大版。这几部作品我都读过，而且，庆邦老师的小说，只要我能遇到的，我都会虔诚地拜读。在这些作品中，我读到的是庆邦老师的情义，他对生命个体的高度关注。他把抽象的冷冰冰的数字还原为具体的有温度的人，他让人回到了价值主体的位置上，使每个人的价值都能够明确可见、可以触摸。任何人都不是孤立的，都与上下左右的亲人关系密切、相互影响、相互决定，他们的突然走失，必然使一座大厦轰然坍塌。伤亡事故，特别是煤矿的伤亡事故，牺牲的都是家庭里的顶梁柱，事故无疑都是对这个小世界进行颠覆性的破坏，它给相关的人的生活和情感造成了巨大废墟和幽深陷阱。活着的人还要把生命延续下去，继续履行伦理中的责任，他们必须在这个废墟、陷阱里重新站起来、跳出来，建设新的生活和感情。在这里，庆邦老师把生死离别这个人间最大的伤痛用一个个细节呈现出来，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死的悲歌，更读到了由死带来的艰难的生，读到了人生的悲壮和意义。
第一个走进我们阅读视线的，是已经退休了的老矿工周天杰。儿子周启帆在矿难中离去，剥夺了周天杰颐养天年的自然幸福。儿子不在了，周天杰必须退而不休，他在家里再次承担起支柱功能。他这一段的老年人生，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天伦之乐也许还有，但更主要的是责任，他必须用自己已经衰老的肩膀来扛起它们。小说在周天杰身上着墨很多。只要在煤矿生活过，甚至在中国生活过的人，对“周天杰”都会十分熟悉，“周天杰”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父亲。周天杰是一个好矿工，他钻了三十多年的“黑窟窿”，除了受过两次轻伤，身上留下两块煤瘢，直到退休，不缺胳膊不少腿，是一个能跑能跳的全活人。他向顶替他工作进煤矿上班的儿子传授自己没有出过重伤的经验时，不惜贬低自己，说经验只在一条，就是怕死，只要一到井下，他的每根汗毛都竖着，随时准备接收危险信号，只要发现哪里不对劲儿，拔腿就跑。他说，人人都怕死，怕死不为丑。读到这里，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周天杰是个不负责任的人，恰恰相反，周天杰是有担当的，儿子工亡后，他之所以坚持活着，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孙子，为了把孙子这棵独苗养大成人。他极为重视传统价值，他的人生目标很明确，他认为，人活一辈子，活的就是儿子、孙子，所以他一定要把孙子留住。周天杰是智慧的，他想要把孙子留住，认为要留住果子必须留住树，即留住儿媳妇郑宝兰，不让她改嫁。要留下郑宝兰，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对她好，以前对她好，现在要好上加好。他心里有很多“小九九”，他在亲家郑海生面前摆起自己的优越，到工会洪主席那里哭要拆阳台、帮儿媳安排工作，对蒋志方到访高度警惕，等等，他审时度势，该昂首时高高地抬起头，该诉苦时就让苦海波涛翻滚，总归一条，就是要把这个家撑下去，把孙子小来带大。当被确诊得了癌症后，他逮谁跟谁哭：我可不能死啊，我儿子没了，我们家上有老下有小，还指望我呢，你们救救我吧！他的样子看上去很可笑，但仔细一品味，却让人感到欲哭无泪。是啊，他的确不能死，他要是真的死了，这个家、这一家人怎么办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儿媳郑宝兰来医院看他，他还给她讲笑话，宽她的心。郑宝兰心如明镜：这个老人家不光命苦，还长着一颗苦心，真是难为他了。庆邦老师谈到这个人物时说：“他以非常积极的态度来维持这个家庭。其实，我在文中没写，他会利用他的痛苦获得矿上的一些照顾。生活把他逼到这一步了，他必须改变生存策略，什么事情都找矿上。我觉得，他从根本上说也是很可怜的，也是非常值得同情的。”在生命力已经走下坡的人生行程中，周天杰的生命作用被迫抬升到如此的价值高度，对于他本人来说，是极端无奈的；对读者来说，心里不免涌上来阵阵苦涩。
我们说，百善孝为先，如果生命都没有了，我们怎么去孝；如果把自己的人生承担一把推给父母，那更是“大逆不道”。周启帆的离世是因为矿难，是被动的，在自己无意识之中发生的，他的“大逆不道”不是他想能控制的。故事读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确，管理煤矿、管理矿工，对国家、对企业、对群众负责，不是凭空说说，安全当然是第一要务；我们工作称不称职，有没有做到位，安全就是最低标准，是最实实在在的标准。
庆邦老师讲到为什么要写这个长篇小说时说，这是他一个长久的心愿。从1996年采访平顶山事故撰写近两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生命悲悯》，到2005年赴辽宁阜新孙家山矿采访被婉拒，再到后来到平顶山大坪矿深入生活，这个心愿一直跟随着他、催促着他。心愿在积累和储蓄认知、情感，成为责任和使命，它既是动力，也是毅力。庆邦老师没有放弃，最后终于写出了《黑白男女》。在这本书里，庆邦老师没有直接正面写矿难的残酷，而是把笔墨放在矿难之后的工亡家庭的生活，他有他的思考：“我觉得书中的家庭是一个延伸意义上的矿井，矿工家属也是延伸意义上的矿工，我叫‘后矿难’或者‘爆炸后’的生活。其实，每个人终究都是要面临生与死，面临亲人失去以后怎么办。我写这个小说想超越行业，希望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对死亡有一种敬畏。”后矿难中的最大的“难”，当属于亡者的妻子。 评价一个女人的人生成功不成功、幸福不幸福，爱情、婚姻、家庭，是最重要的指标。在卫君梅和郑宝兰这些矿工妻子的体会中，她们的丈夫不僅属于丈夫个人，而是属于他们所在的整个世界。丈夫的生命终止，她们的幸福生活随之被打破，她们的世界犹如一下子跌进万丈深渊。我们来看一个细节：井下出事了，矿上大门口外拉起了警戒线。左等右等，等不来自己的男人上来，卫君梅把警戒线一掀，从下面钻过，大步向矿门口走去。治安队员将她控制住，她前进不成，身子往下一坠，坐在地上大哭：龙民，龙民，你怎么还不出来？你千万不能丢下我和孩子不管啊！龙民，龙民，你可以舍下我，你怎么舍得下你的两个年幼的孩子呢！我的天哪，我也不活了……男人在世时，卫君梅是幸福的。由于陈龙民的收入和在家里的地位，公婆、叔子弟媳一大家人其乐融融，她也受人尊重。陈龙民是爱她的，两个人的生活像蜜一样甜。在此前，陈龙民在一次透水事故被大水堵住，大家眼看着生还无望，每个人把对亲人要说的话写在纸上，陈龙民写的是：君梅，君梅，我的恩人啊，我怎么舍得离开你呢！事故是残酷无情的，再舍不得离开也被强行拖走。爱人真的没有了，卫君梅不仅不能不活了，还必须比以前活得更努力、更积极，她得重建一个世界，开始一个新的阶段。卫君梅是最正面的人物，在看到同情的同时，我能感觉到，庆邦老师对她更多的是敬重。她怎么继续活下去？她要用她柔弱的力量把两个孩子拉扯大、教育好。面对小叔子、弟媳妇的进逼和谩骂，她一忍再忍，只有到了深夜，无法入睡的她才能在心里呼唤，龙民，龙民，你在哪里？你这一走，你倒是省心了，你哪里知道，人家是怎样欺负我们，我们孤儿寡母遭的是什么样的罪！她被邀请到矿上做安全报告，她讲述她的故事，讲到陈龙民留下的几个字时，她泣不成声，再也说不出话来。她不是没有另外的选择，蒋志方就是她的一条光明大道。她对蒋志方也不是没有感觉，她在内心是喜欢的，甚至夸赞蒋志方是个“诗人”，然而她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不是一个“自由的女人”，她有独立养育女儿、儿子的任务，她认识到与蒋志方之间的“差距”，她“不得不”放弃，她对蒋志方说，她不需要男人帮，她要试一试，靠自己的力量能不能活下去，能不能把两个孩子养大。她自立，她说：“谁要是认为我苦，老是同情我，只会给我心里添苦。”卫君梅始终在逼迫自己，她把自己逼到悬崖峭壁上，成为一道冷峻的风景，让人看到、想起来不由得心里一阵抽搐。由于她的自立自强，她成了郑宝兰、秦风玲等工亡家属的主心骨，她们有什么事情都会找她拿主意、请她帮忙。秦风玲和尤四品相亲，尤四品说以后要什么事都听秦风玲的，发了工资也都交给她。卫君梅说，尤师傅，你对风玲好，我不怀疑，但还有最重要的一条，你没有说到。她说：风玲跟了你，你在井下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才是最重要的。读到这里，我们会心里一酸，对卫君梅这样的工亡家属来说，男人的安全就是她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同时，我们也看到，庆邦老师之所以写这部小说，甚至他的其他煤矿题材的作品，都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敬畏生命，保卫生命，生命最重要，安全最重要，生命安全是人生的最高价值。
人与人的情感是个人价值形成和延伸的主要原因；一个人对其他人的责任和付出，是其人生价值实现和提升的主要渠道。我工作的煤矿，在上个世纪末的一个初冬，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死亡88人。一年多后，我被组织安排兼任了矿上的信访办主任，接待的来访人员主要是工亡家属。他们各有各的故事，也各有各的难处，物质上的困难我可以向上级请示尽量帮助解决，而心灵的创伤和精神上的困境我束手无策。我只能陪他们哭。正是因为一直在煤矿企业工作，也正是因为有了一年多信访办主任的工作经历，我对庆邦老师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认识感同身受。5月29日下午，在谢桥矿，与矿上的同志座谈时，庆邦说道，煤矿就是我的家，矿工都是我兄弟。庆邦始终把自己当作矿工的一分子，仿佛发生在矿工身上的苦难就是他本人的一样，他无法心情平静、不为之动容。在讲述自己参与矿难处理时，能哽咽地流泪，并不是他这个人轻易动情，而是他对煤矿、对矿工、对矿工家属有着深厚的情谊。他的作品都倾注了大量的情感，用情感表现个体生命价值是他的主要方式。小说在故事中构建出责任体系，观照到责任体系伸展的方方面面。在小说中，我们能够感觉到庆邦老师的周到和细密，感受他深情的视线向煤矿和矿工家庭生活的深层延伸，努力用感情来打动、来唤醒。比如他写到的那些失去父亲的孩子。
陶刚在事故中死亡，使儿子陶小强成为失怙少年。没有父爱，没有父亲的影响和教育，失去了正常的青春和生长环境，使陶小强后来成为一个问题少年。但陶小强并不是一直就有问题，他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还得到过奖状。陶刚走了，陶小强上中学时进了寄宿制学校。放学后，陶小强跟同学一起到附近网吧玩儿游戏，有些着迷、上瘾。玩儿游戏需要钱，家里给他的钱有限，一个月两百块，每天生活费不到十块钱，吃饱肚子都紧巴，哪有多余的钱玩儿游戏？没有钱怎么办？他看到小卖店纸盒子里有钱，伸手捞了一把就跑，没跑多远就被抓住了。陶小强的行为构成了抢劫，触犯了法律，被行政拘留了七天。这还不算，陶小强回到学校，待了三天，因为被同学揭了短，伤了自尊，就跑回家，说不上学了。这时候，秦风玲揍揍不得，只能揍自己，她喊道：陶刚，你死到哪里去了，也不回来管管你儿子，我可是管不了他了！她喊过之后，悲从心中来，坐在地上哭起来。没有正常家庭生活和得不到正常家教的陶小强，他的成长之路变得曲折，与同学、与继父都很难相处，以后走上社会，也可能会因为其性格缺陷，很难融入群体，也许他的人生道路仍然十分艰难。父亲陶刚在事故中丧生，从儿子的角度来说，这笔人生之账，谁也无法算得清。陶小强的班主任一语中的：孩子的事可是大事，孩子从小到大，不管在家还是在外，孩子的每一步，都踩在父母心上。现在孩子的父亲没有了，母亲又改嫁了，陶小强没有“心”可踩，他的脚步虚空，跌跟斗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秦风玲一家的遭遇，仍然是小说的主线之一。相对于其他工亡家属，秦风玲算是比较自我、生活欲望比较强烈的。庆邦同样对她给予极大的同情和宽容，她与卖卤猪肉的好上了，她改嫁尤四品，她不亲自带儿子而是把他送到寄宿制学校，等等，作家没有在道德上对她进行指三道四，而是从人性的角度给予充分的理解。我认为庆邦老师仍然是在同情，同情她作为矿工妻子，因为丈夫离开没有人再为她尽到人夫之责，遇到问题时，她只得自己寻求解决。 《黑白男女》荣获了央视2015年度“中国好书”，表明这本书得到评论界和读者充分认可。庆邦老师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很感动，我明白了只要我们写的东西用了心，就会触动矿工的心，引起矿工兄弟的共鸣。用文艺作品为矿工服务，不是一个说辞，不是一个高调，也不是一句虚妄的话，而是一种俯下身子的行动，是一件实实在在、呕心沥血的事情，只要我们心里装着矿工，贴心贴肺地去写，作品就会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
庆邦老师心里装着矿工。在这个小说中，青年工人蒋志方是庆邦老师树立的矿工典型。蒋志方积极向上，爱读书、写诗、出黑板报。他感情纯粹，他爱上卫君梅，抛却了世俗眼里的种种偏见，比如卫君梅是工亡家属，比如卫君梅带了两个孩子，比如卫君梅比他大好几岁。他就是爱她。为了使蒋志方的“爱”逻辑理由充分，庆邦老师写到了林黛玉和贾宝玉，他说林黛玉执着地爱贾宝玉，让世上无数的男人爱上了她。正是因为卫君梅爱陈龙民，在事故现场痛不欲生地冲向井口，后来又自强自立地带孩子生活，使蒋志方对她刮目相看，在越来越多的关注中生发出爱慕之情。爱情是内心的美好感情，从来就没有规定的格式和程序，也不能用日常的价值观甚至所谓的身价能够等量齐观的。但具体到个人、家庭，通向婚姻之路的过程中，世俗的人们会从双方的物质条件进行评判。蒋志方的情感追求不仅让大家不看好，向来通情达理的蒋妈妈也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虽然蒋妈妈本人也是工亡家属，但在蒋妈妈眼里，卫君梅因丈夫的离世，不管其品行、相貌多好，她在恋爱、婚配的资格上，已经大打了折扣。她所设想的未来儿媳妇样子有一百个，但没有一个像卫君梅的。她乍一听说儿子看上卫君梅，第一个反应是否认，一百个否认，不可能，一点儿可能都没有。她想，好端端的一个儿子，怎么能找一个结过婚、生过两个孩子、年龄上大得多、死了丈夫的人呢？更有甚者，蒋妈妈竟然认为，蒋志方在有些方面还不太成熟，他对卫君梅的感情根本不是爱情，而是同情。对于有没有资格和蒋志方相爱，卫君梅也和蒋妈妈有同样的认识，她对蒋妈妈说，如果蒋志方是天上的星星，我连地上的一只蚂蚁都不是。她说，人格上的平等，不等于条件和地位平等。我很清楚自己的条件和地位，会找准自己的位置，不会有任何痴心妄想的。
也许大家会认为蒋妈妈太世俗了，小说这样写也太世俗了。事实上，这也是基本的人性，是文学所不能忽略的。所谓世俗，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世俗是抛不掉的，我们都活在世俗之中。我也坚持认为，所有的感情都是世俗的。感情是来自于心灵的，但通往心灵的道路却是物质的，是有具体的价值甚至价格可以计算的。蒋妈妈是一个高尚的有责任感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真实的有感情的人，小说中多有交待。真实、具体地生在俗世，作为俗人，想要挣脱世俗的约束是很难的。所以说，没有绝对超凡脱俗的感情和生活，小说中的人物感情，都是在世俗的情境发生、发展。蒋妈妈有自己的难处，她必须面对并依靠自己解决这些难题。在世俗中，丈夫是女人最大的人生资源。矿难的发生，同样是工亡家属的蒋妈妈，她在这个世俗中最大的资源被突然断送了。这样的损失对她造成的伤害和影响，我们如何能将它们确切地描述出来呢？
一个年轻矿工的失去，幼年丧父、老年丧子、青年丧夫的人生三个最大悲剧往往会在一个家庭同时上演。我曾经写过一首诗《事故损失》：一起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巷道毁坏、耗费抢险物资、伤亡职工抢救和抚恤/折合人民币二百三十万元。这是直接经济损失//矿井停产整顿，少生产煤炭数十万吨/招待检查视察人员，处理伤残职工的多次上访/折合人民币两千多万元。这是间接经济损失//报纸上已经报道/对责任人的处理以此为据/至于遇难的矿工，他们只有一次的宝贵生命/因公殉职，死得其所。他们的死重于泰山/当然不能简单地，算进一个/事故的损失。我写这首诗时，也想到了人的价值问题，想到了人的生命是无法用价格来衡量，虽然我知道，对工亡职工的家庭都有赔偿金，我们叫作抚恤金。我强烈地认识到，无论赔偿金给多少，都不可能与一个具体生命是等值。
人之为人，就在于有人类社会，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一个人的价值，显然不能仅仅用其个人能创造多少社会财富来衡量，还是要通过对各种关系的观照，通过其影响力进行不断地延伸。故事说到最后，庆邦老师的“账”也算清了，他说，他给它的定位就是要心靈画卷，要人生壮歌，要生命礼赞。他要赞美生命，写人对死亡的一种敬畏，写人所向往的生活。是啊，生命无价，生命至上。这就是庆邦要告诉我们的关于人生哲学的道理。不管怎么写，不管如何表达感情，不管人的价值轻重与否，庆邦老师落实到字里行间里的唯一诉求就是两个字：安全。这是保全和保证人生价值的最基本形态。只有安全了，个体的生命价值才能存在，最后才有可能得以完整地实现。这个账，我相信，所有的读者都能算清楚，所有矿工、所有安全管理人员，都能算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说，《黑白男女》既是煤矿开展安全教育的好教材，同时也给我们如何建设家庭幸福指出了一条方向性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