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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般说来，在历史的评价中，选用最佳的使道德与价值的评价综合统一的方法来评价历史问题，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和公正的评价来。那么，道德评价如何？价值评价如何？它们如何统一？这是摆在我们修史工作者面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道德评价
道德是协调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它反映在个人的品德和修养上，是一种靠自觉和信念维系的社会力量。我国传统的历史科学，非常重视对历史人物的道德评价。因为古代的历史学家把“彰善戒恶”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目的。要进行道德教育，首先要进行道德评价，分出善恶来，然后提倡和学习“善”的，鞭挞和惩戒“恶”的。《左传》中的“君子曰”，《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以及历代史书中的“论”、“赞”、“评”等，就都把道德和评价放在首位。道德的评价，一般都很重视个人的品行和修养，而比较忽视社会道德的建设和影响，这是中国传统史学评价的特点。比如评价一个官吏，总是先看他生活是否简朴，作风是否廉洁。对“家无余财”、“死无余资”、“遗无所受”的官吏，不管其政绩如何，总是给予很高的评价。象东汉时的南阳太守羊续，镇压农民起义有功，他为了表示自己的清廉，“敝衣薄食，车马赢败”（《后汉书·羊续列传》），他的儿子和妻子来看望，竟以无物可以招待，闭门不见。羊续一贯被认为是有名的清官，可为了表示自己的清廉，作出这种不近情理的事，显然就太过分了。对于武将，很重视评价其死守不屈的气节，象西汉时“啮雪苦节”的苏武，南宋“留取丹心照汗清”的文天祥，明末英勇殉国的史可法等，一直成为后世歌颂的不屈英雄。虽然他们都很有气节，但结局都是悲剧（苏武“发须尽白”时回国），从事业上看他们虽然都是失败者，但从道德上评价，他们又是崇高的道德规范的实践者。所以强调道德标准的历史学家，都给他们以高的评价，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对于那些个人的道德修养不高，而对社会道德的建设却有一定的贡献和影响的历史人物，历史学家的评价相对来说却比较低。比如南唐皇帝李煜，他溺信佛教，酷嗜文艺，荒于朝政，亡国时既未殉国，也没有英勇反抗，作了俘虏。作为一皇帝，是很没有气节的了。但是他作了亡国之君后，写的一些有很高的艺术水平的关于怀念故国，忧国忧民的诗词，对后世保家卫国、不作亡国之奴的爱国主义教育，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所以即使从道德标准来评价，对于李煜这样的人物，也不应一概加以抹煞。
道德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阶级社会还是一阶级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阶级中，道德的评价标准并不一样，这就为历史的评价带来了矛盾和困难。一个时代或一个阶级认为是道德的事，在另一个时代和另一个阶级却可能认为是不道德的事。比如农民起义反抗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这在封建社会被看成是“叛逆”，是最大的不道德的事，在现在来看，因为时代不同了，却是最大的革命和正义的行动。如此等等。这是进行道德评价中经常遇到的和不可避免的问题。
二、价值评价
价值是一种社会的需要，凡是能满足一定社会需要的行为，就会产生价值。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6页）。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它对人类提出了什么样的需求，人们对这种需求又采取什么态度，是尽量给予满足还是回避和拒绝，是价值评价的主要标准。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前进的，在前进的过程中虽然有曲折，有时甚至还有倒退，但进步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评价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的价值，要看它在总的效用上，是促进了历史的进步，满足了社会的需求，还是阻碍和破坏了历史的前进，拒绝了社会的需求。如果它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就有历史的价值；如果它妨碍了社会的前进，就没有历史的价值，反而成为历史的反动。
历史的价值评价不但要看当时当地的影响和作用，还要看对后世以及对整个历史发展的影响，因为有时在某个时期或某一个地方起积极作用的东西，在整体或者另一个时期则可能会起消极的影响，它们并不总是一致的。比如秦始皇“焚书坑儒”，从当时来说，有利于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国家的统一，这种作法虽然过于残暴和极端，但从客观的效果看，对国家的统一却起了积极的作用。可是“焚书坑儒”这一事件，从长远来说，消极作用却很明显。“焚书”的结果，使祖国的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从此绝了迹，这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显然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坑儒”虽然只涉及460多人，从知识分子来说是很少的一部分，但是它却开创了对不满现实统治的知识分子用残酷手段加以镇压的先河，为以后历代统治者镇压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榜样，这无疑对以后我国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发展，起了阻碍和破坏的作用。可见在价值的评价中发生矛盾，这是历史评价中常见的现象。
怎么样克服价值评价中的这种矛盾呢？一般可以用分层次评价的方法，将价值分割为不同的层次，在分层次评价的基础上，再进行总的历史价值的评价。因为各个时代社会需求的不同，所以价值的观念并不是永恒的，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在一个时代是有价值的东西，到了另一个时代也可能会变成毫无价值的废物。价值的这种转换及其增值，说明价值的评价也是一个时代和历史的范畴，它会随着社会的需求而发生变化。
三、道德评价与价值评价的统一
道德与价值的评价，在多数历史问题上是统一的，即既是道德的，也会是有价值的。但是在某些历史问题上，道德与价值的评价却会发生矛盾，即有道德的未必有价值，而有价值的又不一定有道德。当道德与价值的评价发生矛盾的时候，在历史评价中如何克服和统一这个矛盾呢？
1、不管是道德的还是价值的评价，都综合在一起，从总体上给予评价。如评价曹操，虽然他曾“挟天子以令诸侯”，违背了封建道德的原则；残酷镇压过黄巾起义，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但他统一北方，使长期经过战乱受到破坏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他还打破门阀制度，破格从基层选拔了一批有才干的文武官吏，因而使北方的政局得以稳定下来，为以后西晋实现全国的统一打下了基礎。所以，从总体上看，“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鲁迅全集》第3卷第490页）。鲁迅对曹操的这一评价，就是从总体上说的。
2、对一个历史问题的评价，着重点放在结局和效果上，对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只从其结局和效果上给予逆推评价，与结局和效果无关的问题，则弃而不论。比如五代时梁的开国皇帝朱全忠，幼年家庭出身穷苦，给人当过雇工，黄巢起义时与其哥朱存一起参加了起义军，因为作战勇敢，升为队长，黄巢占领长安后，被任命为同州防御使，在与唐军的战斗中，打过不少胜仗，屡立战功，所以很为黄巢所器重。同州是农民起义军在渭北的唯一重要据点，朱全忠在敌人的重兵压力下动摇，投降了唐朝，变成一名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因而被赐名朱全忠。他借镇压农民起义，扩充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成为唐末军阀混战的一支重要力量。后来他自己当了皇帝，不但不注意经济的恢复，而且“大纵朋淫，骨肉聚魔，帷薄荒秽”（《北梦琐言》卷17），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结果被儿子所杀。从朱全忠的结局和效果看，他是一个残暴的帝王，一个出卖和屠杀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用逆推法看他早期参加农民起义的成绩，就属于政治投机的偶然行为，所以可弃而不论。
3、在道德和价值的评价中，选其最重要最本质的加以评价，而舍弃次要的非本质的不论，这就是重点评价法。如岳飞曾镇压过杨么起义，他也不分青红皂白地以“壮志饥餐胡虏肉”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屠杀过少数民族，最后出于对皇帝的“愚忠”，不顾民族的利益从前线撤兵而被奸臣所害，这些都是岳飞的缺陷。但他在民族和国家危亡之际，作为一员武将，有勇敢杀敌的决心，作为封建时代的一个大臣，他也实现了“精心报国”的道德抱负。所以，从他一生的主要方面看，“丹心一片栖霞月，犹照中原万里山”，作为民族英雄他是当之无愧的。
4、对一个历史问题在道德和价值上所起的好作用和破坏作用，以功过互相抵消的方法，得出功大于过或过大于功的评价。如北宋时的司马光，他是王安石变法的最积极的反对派，一生不与新法妥协，只要新法不废，他就“死不瞑目”。这当然是他的一大错误。但因为他与王安石进行的都是公开的政治斗争，并无个人之间的恩怨，所以从政治品质上看，他还是道德的。王安石当政后，他避居洛阳，一心撰写历史巨著《资治通鉴》，成为“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100），司马光一生作了两件大事，一反对王安石变法，这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不可取的；另一个是写《资治通鉴》，这是祖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这两件事上功过相消，司马光还是一个功大于过的人，在历史上是应当给予肯定的人物。
5、将一个历史问题分为几个发展阶段，按每个阶段不同的道德和价值予以不同的评价。比如康有为是清末维新变法的主将，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后，他又变成保皇党的主要领袖，在中国近代史上，他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人物，对他的评价就可以用阶段法。在戊戍变法时期，他给光绪皇帝上书，要求“及时发愤，革旧图新”；在百日维新中，颁布法令，废除了几千年的科举制度，主张开办资本主义工商业，建立新式学校，虽然在保守派的支持下失败了，但起了解放思想的启蒙作用。这一阶段从道德和价值的评价上，他是一个舍身救国图强的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可是变法失败后，他逃到了日本，却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自认为“受恩深重，……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赢台之危”（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3页）。要报答光绪皇帝对他的“知遇之恩”，而成为保护和复辟帝制的“祖师爷”。这一阶段从道德上他坚持了封建的君臣关系，不失为皇帝的“忠臣”，但时代已经不是封建社会，“忠君”已变成革命的对立物，所以康有为在一个阶段，已从革命派变为反革命派，對历史的发展起消极作用了。
6、对道德与价值的评价，不加以综合或弃舍，而是按方面各作独立的评价。如宋朝开国之君赵匡胤，是后周的禁卫军总指挥，他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深”的办法，用军事政变夺取了皇位。周世宗在世时，对他很赏识重用，把最精锐的禁卫军交给他指挥。周世宗在北伐契丹的军事行动中得重病去世，由他7岁的儿子继位。从封建道德来要求，赵匡胤受周世宗的信任，他死后理应辅佑幼主，而不应趁政局不稳，慌报军情出征，发动军事政变夺取皇位，他自己也承认这是“违负天地”之事，所以是一个不忠不义的大臣。可是从价值评价上看，赵匡胤当了皇帝后，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政治和军事才干，结束了唐朝中期以来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出现了“年谷丰登，人物繁盛”的经济繁荣景象。元人修《宋史》时，认为赵匡胤在“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上（《宋史·太祖纪》），不比汉、唐时期几个英明的皇帝差，在价值上给予很高的评价。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评价道德和价值相背离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时，常常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用不同的评价方法，以求得道德价值和价值评价的统一。所以正确处理好道德评价和价值评价的矛盾和统一，是历史评价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般说来，在历史的评价中，选用最佳的使道德与价值的评价综合统一的方法来评价历史问题，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和公正的评价来。那么，道德评价如何？价值评价如何？它们如何统一？这是摆在我们修史工作者面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道德评价
道德是协调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它反映在个人的品德和修养上，是一种靠自觉和信念维系的社会力量。我国传统的历史科学，非常重视对历史人物的道德评价。因为古代的历史学家把“彰善戒恶”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目的。要进行道德教育，首先要进行道德评价，分出善恶来，然后提倡和学习“善”的，鞭挞和惩戒“恶”的。《左传》中的“君子曰”，《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以及历代史书中的“论”、“赞”、“评”等，就都把道德和评价放在首位。道德的评价，一般都很重视个人的品行和修养，而比较忽视社会道德的建设和影响，这是中国传统史学评价的特点。比如评价一个官吏，总是先看他生活是否简朴，作风是否廉洁。对“家无余财”、“死无余资”、“遗无所受”的官吏，不管其政绩如何，总是给予很高的评价。象东汉时的南阳太守羊续，镇压农民起义有功，他为了表示自己的清廉，“敝衣薄食，车马赢败”（《后汉书·羊续列传》），他的儿子和妻子来看望，竟以无物可以招待，闭门不见。羊续一贯被认为是有名的清官，可为了表示自己的清廉，作出这种不近情理的事，显然就太过分了。对于武将，很重视评价其死守不屈的气节，象西汉时“啮雪苦节”的苏武，南宋“留取丹心照汗清”的文天祥，明末英勇殉国的史可法等，一直成为后世歌颂的不屈英雄。虽然他们都很有气节，但结局都是悲剧（苏武“发须尽白”时回国），从事业上看他们虽然都是失败者，但从道德上评价，他们又是崇高的道德规范的实践者。所以强调道德标准的历史学家，都给他们以高的评价，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对于那些个人的道德修养不高，而对社会道德的建设却有一定的贡献和影响的历史人物，历史学家的评价相对来说却比较低。比如南唐皇帝李煜，他溺信佛教，酷嗜文艺，荒于朝政，亡国时既未殉国，也没有英勇反抗，作了俘虏。作为一皇帝，是很没有气节的了。但是他作了亡国之君后，写的一些有很高的艺术水平的关于怀念故国，忧国忧民的诗词，对后世保家卫国、不作亡国之奴的爱国主义教育，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所以即使从道德标准来评价，对于李煜这样的人物，也不应一概加以抹煞。
道德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阶级社会还是一阶级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阶级中，道德的评价标准并不一样，这就为历史的评价带来了矛盾和困难。一个时代或一个阶级认为是道德的事，在另一个时代和另一个阶级却可能认为是不道德的事。比如农民起义反抗封建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这在封建社会被看成是“叛逆”，是最大的不道德的事，在现在来看，因为时代不同了，却是最大的革命和正义的行动。如此等等。这是进行道德评价中经常遇到的和不可避免的问题。
二、价值评价
价值是一种社会的需要，凡是能满足一定社会需要的行为，就会产生价值。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6页）。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它对人类提出了什么样的需求，人们对这种需求又采取什么态度，是尽量给予满足还是回避和拒绝，是价值评价的主要标准。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前进的，在前进的过程中虽然有曲折，有时甚至还有倒退，但进步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评价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的价值，要看它在总的效用上，是促进了历史的进步，满足了社会的需求，还是阻碍和破坏了历史的前进，拒绝了社会的需求。如果它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就有历史的价值；如果它妨碍了社会的前进，就没有历史的价值，反而成为历史的反动。
历史的价值评价不但要看当时当地的影响和作用，还要看对后世以及对整个历史发展的影响，因为有时在某个时期或某一个地方起积极作用的东西，在整体或者另一个时期则可能会起消极的影响，它们并不总是一致的。比如秦始皇“焚书坑儒”，从当时来说，有利于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国家的统一，这种作法虽然过于残暴和极端，但从客观的效果看，对国家的统一却起了积极的作用。可是“焚书坑儒”这一事件，从长远来说，消极作用却很明显。“焚书”的结果，使祖国的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从此绝了迹，这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显然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坑儒”虽然只涉及460多人，从知识分子来说是很少的一部分，但是它却开创了对不满现实统治的知识分子用残酷手段加以镇压的先河，为以后历代统治者镇压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榜样，这无疑对以后我国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发展，起了阻碍和破坏的作用。可见在价值的评价中发生矛盾，这是历史评价中常见的现象。
怎么样克服价值评价中的这种矛盾呢？一般可以用分层次评价的方法，将价值分割为不同的层次，在分层次评价的基础上，再进行总的历史价值的评价。因为各个时代社会需求的不同，所以价值的观念并不是永恒的，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在一个时代是有价值的东西，到了另一个时代也可能会变成毫无价值的废物。价值的这种转换及其增值，说明价值的评价也是一个时代和历史的范畴，它会随着社会的需求而发生变化。
三、道德评价与价值评价的统一
道德与价值的评价，在多数历史问题上是统一的，即既是道德的，也会是有价值的。但是在某些历史问题上，道德与价值的评价却会发生矛盾，即有道德的未必有价值，而有价值的又不一定有道德。当道德与价值的评价发生矛盾的时候，在历史评价中如何克服和统一这个矛盾呢？
1、不管是道德的还是价值的评价，都综合在一起，从总体上给予评价。如评价曹操，虽然他曾“挟天子以令诸侯”，违背了封建道德的原则；残酷镇压过黄巾起义，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但他统一北方，使长期经过战乱受到破坏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他还打破门阀制度，破格从基层选拔了一批有才干的文武官吏，因而使北方的政局得以稳定下来，为以后西晋实现全国的统一打下了基礎。所以，从总体上看，“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鲁迅全集》第3卷第490页）。鲁迅对曹操的这一评价，就是从总体上说的。
2、对一个历史问题的评价，着重点放在结局和效果上，对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只从其结局和效果上给予逆推评价，与结局和效果无关的问题，则弃而不论。比如五代时梁的开国皇帝朱全忠，幼年家庭出身穷苦，给人当过雇工，黄巢起义时与其哥朱存一起参加了起义军，因为作战勇敢，升为队长，黄巢占领长安后，被任命为同州防御使，在与唐军的战斗中，打过不少胜仗，屡立战功，所以很为黄巢所器重。同州是农民起义军在渭北的唯一重要据点，朱全忠在敌人的重兵压力下动摇，投降了唐朝，变成一名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因而被赐名朱全忠。他借镇压农民起义，扩充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成为唐末军阀混战的一支重要力量。后来他自己当了皇帝，不但不注意经济的恢复，而且“大纵朋淫，骨肉聚魔，帷薄荒秽”（《北梦琐言》卷17），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结果被儿子所杀。从朱全忠的结局和效果看，他是一个残暴的帝王，一个出卖和屠杀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用逆推法看他早期参加农民起义的成绩，就属于政治投机的偶然行为，所以可弃而不论。
3、在道德和价值的评价中，选其最重要最本质的加以评价，而舍弃次要的非本质的不论，这就是重点评价法。如岳飞曾镇压过杨么起义，他也不分青红皂白地以“壮志饥餐胡虏肉”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屠杀过少数民族，最后出于对皇帝的“愚忠”，不顾民族的利益从前线撤兵而被奸臣所害，这些都是岳飞的缺陷。但他在民族和国家危亡之际，作为一员武将，有勇敢杀敌的决心，作为封建时代的一个大臣，他也实现了“精心报国”的道德抱负。所以，从他一生的主要方面看，“丹心一片栖霞月，犹照中原万里山”，作为民族英雄他是当之无愧的。
4、对一个历史问题在道德和价值上所起的好作用和破坏作用，以功过互相抵消的方法，得出功大于过或过大于功的评价。如北宋时的司马光，他是王安石变法的最积极的反对派，一生不与新法妥协，只要新法不废，他就“死不瞑目”。这当然是他的一大错误。但因为他与王安石进行的都是公开的政治斗争，并无个人之间的恩怨，所以从政治品质上看，他还是道德的。王安石当政后，他避居洛阳，一心撰写历史巨著《资治通鉴》，成为“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100），司马光一生作了两件大事，一反对王安石变法，这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不可取的；另一个是写《资治通鉴》，这是祖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这两件事上功过相消，司马光还是一个功大于过的人，在历史上是应当给予肯定的人物。
5、将一个历史问题分为几个发展阶段，按每个阶段不同的道德和价值予以不同的评价。比如康有为是清末维新变法的主将，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后，他又变成保皇党的主要领袖，在中国近代史上，他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人物，对他的评价就可以用阶段法。在戊戍变法时期，他给光绪皇帝上书，要求“及时发愤，革旧图新”；在百日维新中，颁布法令，废除了几千年的科举制度，主张开办资本主义工商业，建立新式学校，虽然在保守派的支持下失败了，但起了解放思想的启蒙作用。这一阶段从道德和价值的评价上，他是一个舍身救国图强的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可是变法失败后，他逃到了日本，却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自认为“受恩深重，……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赢台之危”（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3页）。要报答光绪皇帝对他的“知遇之恩”，而成为保护和复辟帝制的“祖师爷”。这一阶段从道德上他坚持了封建的君臣关系，不失为皇帝的“忠臣”，但时代已经不是封建社会，“忠君”已变成革命的对立物，所以康有为在一个阶段，已从革命派变为反革命派，對历史的发展起消极作用了。
6、对道德与价值的评价，不加以综合或弃舍，而是按方面各作独立的评价。如宋朝开国之君赵匡胤，是后周的禁卫军总指挥，他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深”的办法，用军事政变夺取了皇位。周世宗在世时，对他很赏识重用，把最精锐的禁卫军交给他指挥。周世宗在北伐契丹的军事行动中得重病去世，由他7岁的儿子继位。从封建道德来要求，赵匡胤受周世宗的信任，他死后理应辅佑幼主，而不应趁政局不稳，慌报军情出征，发动军事政变夺取皇位，他自己也承认这是“违负天地”之事，所以是一个不忠不义的大臣。可是从价值评价上看，赵匡胤当了皇帝后，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政治和军事才干，结束了唐朝中期以来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出现了“年谷丰登，人物繁盛”的经济繁荣景象。元人修《宋史》时，认为赵匡胤在“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上（《宋史·太祖纪》），不比汉、唐时期几个英明的皇帝差，在价值上给予很高的评价。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评价道德和价值相背离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时，常常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用不同的评价方法，以求得道德价值和价值评价的统一。所以正确处理好道德评价和价值评价的矛盾和统一，是历史评价中的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