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优秀的艺术创作本身不仅仅是艺术品，它们还是帮助我们超越关于艺术是什么的普遍认识的范例。试图认识艺术的本体，理解与艺术相关的问题，包括艺术存在的语境和机制，从来都不会过时，反之既能帮助创作者，有时这些叩问和尝试还能成为创作的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把艺术等同于哲学思考一点都不为过，艺术在理解和描述世界的本身也在不断地自我塑造，自我剖析。我们完全可以自信地说艺术本身具备了自我描述和自我表达的能力，以及提供认识世界的途径。
　　在贝尔廷对于早期瓦萨里与黑格尔艺术史书写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艺术史远远不是任何所谓的客观规律，而恰恰是艺术史学者的研究方法和价值判断所主观塑造的。早期瓦萨里和温克尔曼试图在艺术创作中建立一种必然性和规律性，用生命的周期性来对于艺术创作进行比拟，并让我们获得一些评判艺术创作的参照，这种实用主义的出发点虽然支撑着这个学科的不断自我反思和更替，艺术本身并不总是安逸于自身对于时间、对于社会历史语境，甚至对于美学标准的依存。在實用主义艺术史观的影响下所建立起来的美术馆中，策展人成为具有治疗能力的化身，扮演医生的角色，在这种比喻系统下，美术馆和与艺术有关的各种体制化化身成为“艺术”被照顾、被保护和接受治疗的庇护所。但这种“看护”艺术的行为无异于杀死艺术。
　　我们甚至可以说艺术是无暇顾及艺术史的，虽然人们总是时不时地需要从艺术史中获得某种安全感，不论是为了获得实践的启示还是某种价值的确认，但艺术是不需要艺术史的辩护和眷顾的。艺术史家拼命地在时间、地域、美学、社会政治语境中为创作寻找关联性、上下文和必然性，这些努力在一定的时间段中使一切看起来是合乎情理的，一片和气的，但却很快成为有生命力的艺术必须摆脱的牢笼，一种没有灵魂的机制。在这一点上，艺术是没有边界的，并时时准备将所谓的戒律和范式踩在脚下，一旦它们制约了艺术本身。
　　尽管艺术史家们不愿意承认，艺术家们则深知所有关于艺术的外在因素都是偶然的，唯一的必然性，如果这种，必然性存在的话，必然是在艺术的自我实践本身和艺术与生俱来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性。所以艺术史自身的生命力早已岌岌可危。而当艺术史家们开始敢于正视他们所面临的危机时，当他们选择和艺术家一道并肩站在悬崖的边上时，当他们时时被某种紧迫性所笼罩并被由于面临危机所激发出的荷尔蒙所驱动时，他们就有可能进入艺术的情境了，不再仅仅是隔岸观火或自言自语，而是与艺术并肩作战。
　　在纽约大学任教的哲学家和艺术评论家鲍里斯-格洛伊斯(Boris Groys)早已说过今天的艺术批评是独立于艺术的，艺术家完全有能力为自己的创作进行表述和言说，他们不需要评论家，所以艺术评论可以与艺术无关，与艺术家无关，而是评论家自我思考的表述。也就是说评论家也同样是创作者，一篇值得研读的艺术批评应该是一篇独立的艺术创作，它不是为创作服务的，它就是创作本身，它提供了对周遭世界的敏锐观察和深刻反思。我想把这种讨论延伸到对于艺术史的叙述之中，如果说艺术史还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话，那么，艺术史也应该独立与艺术本身而成为一种独立的精神和哲学诉求的表达。这种表达无异于艺术创作，竭尽全力，敞露心扉，同时忐忑不安。艺术史家完全到了该放弃对于自身权力和艺术史权力的无限想像的时候了，因为如果艺术到目前为止还没将你抛之脑后的话，那也是迟早的事情了。
　　今天，实用主义艺术史的最直接产物美术馆早已自觉地和艺术家一起并肩地站在实践的前沿地带，时刻警觉地认识自我的处境，自我挑战，并勇敢地进行尝试，在自身肌体内部建立自我学习和自我认识的机制，不管在艺术系统中占据何种位置或得到何种荣耀，最根本的安全感只能来自自身和内在的不满足和自我的不断实践。美术馆不断地研制和尝试呈现艺术的方法，最近，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将邻近的惠特尼美术馆所在的建筑物租下，计划将其变成大都会博物馆研究和实验展示和收藏现当代艺术的实验室：伦敦的泰特美术馆正在计划明年秋天的一系列“美术馆作为事件”的“油库”开幕展，作为一次激发美术馆多种身份和功能，发挥美术馆创造性的尝试。最近，在Artforum杂志中伦敦Gotdsmith学院的教授Claire Bishop对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的评论中写道，威尼斯双年展以及双年展机制的实验性和前沿性正由于其对于经济机制的依赖而日益减弱，而实验、自我反抗和激进的思考和实践将回到美术馆内部。我们即将目睹在艺术系统的权力殿堂内掀起的一场革命。而艺术史的革命和自我更新也必然要从其内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