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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出版社的新书《江边谈话:一位无神论者和一位基督徒的友好交流》,是两位特殊身份人物之间的三次对话记录。对话的主角,一位是美国颇具影响力的宗教领袖路易·帕罗,另外一位则是时任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赵启正。对活的主题是围绕世界宗教中的某些核心问题而展开的,这样的议题对于帕罗先生来说是自己的“看家本领”,而对赵启正先生来说既是陌生的专业问题又是敏感的政治问题。
但赵先生最终将这些敏感问题转化成了高度凝炼并富有哲理的知识,使人不期然地意识到东方与西方、宗教信仰与非宗教的思想体系之间,存在许多相互补充并和谐共存的精神内涵。小国读者可以获得对宗教的多元性理解,西方读者可以获得对中国更为深层和全面的了解。
赵先生阐明了基督教的四个基本旨趣:“一是上帝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是全知的,是全善的,是全能的;二是人是有原罪的,所以不能和上帝沟通;三是上帝派耶稣来和人沟通;四是人不要企图主导自己,要靠耶稣和《圣经》来主导自己。”同时,他也认同宗教足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在解答人类普遍关心的宇宙生成论和人生价值论问题,承认基督教与希伯来、希腊和罗马传统文化存在密切的传承关系,其在人类文明中具有积极的意义。
以赵启正先生这样的教育背景和社会身份,能够这样理解宗教的普世伦理价值,是足可以让人击节叹赏的。而且,赵先生的分析涉及到了各种宗教作为一种民族文化传统形式长期存在的原因,即其具有普世的伦理性质,所以基督教的“爱你的邻人”,儒家的“德不孤,必有邻”都可以普世的伦理原则对待之。赵先生还很自然地推论出基督教的伦理中有“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人”的“黄金律”,孔子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可以相互补充的规范性伦理。
关于宗教所涉及的敏感的政治问题,赵先生并没有取巧而回避,反而是表现出了真诚的历史感和坦率的现实感。他结合中美两国的历史,指出在为国家的独立和人类的正义事业中,存在着普遍的伟大牺牲精神,这也包括二战期间牺牲在中国战场上的美国自愿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受到了宗教的公义精神所激励的。同样,他还就西方宗教界普遍关心的中国人权问题发表了坦率的看法:“我想,人权问题,世界各国都不完美,美国和中国也不例外。如果人类的人权都十分完美了,上帝就没有任务了,人类自己就不必努力了。”实际上,任何国家都存在不同程度或不同性质的“人权问题”。因此,就这些现实中不完善的人权问题加以确实地改进,要远比相互指责更具有建设性。
还有,赵先生说:“当今世界有20亿基督教徒,有10多亿非宗教人士。从20世纪60年代起,有许多人提倡宗教间的对话,这非常重要,但不应该忽略宗教人士和非宗教人士的对话。有神论和无神论者之间互相理解,对于世界的和谐必有贡献。”(第66页)这些话表明,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虽然是“非宗教的”,但它对于宗教的理解和政策却并非是“反宗教的”,而是坚持“宗教自由的”与“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
赵先生还充满了“幽默感”(senseof humor)。英国人常说:“幽默感是诙谐的思考加深情的体谅”(thinking infun while feeling in earnest),这大概是并中国人的“雅人深致”和“名士风流”二美之全吧。请看以下这段话——
赵:如您所说,如果真的有天堂,到了天堂,我们的样子不会变吗?还能认识吗?
帕:完全可以。如果我们在中国已彼此认识的话,到了天堂,我们会更聪敏,肯定能彼此认识。我一定会到天堂去找您的。
赵:我们要约定一个见面的密码吗?
帕:到那时,我可以给您我的名片。
赵:如果我们的模样变了,我说“密西西比”,您回答“扬子江”,就算对上了。
帕:好主意。
赵:这是我们共同想象的美丽的故事。
东方微巨研究中心提供
但赵先生最终将这些敏感问题转化成了高度凝炼并富有哲理的知识,使人不期然地意识到东方与西方、宗教信仰与非宗教的思想体系之间,存在许多相互补充并和谐共存的精神内涵。小国读者可以获得对宗教的多元性理解,西方读者可以获得对中国更为深层和全面的了解。
赵先生阐明了基督教的四个基本旨趣:“一是上帝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是全知的,是全善的,是全能的;二是人是有原罪的,所以不能和上帝沟通;三是上帝派耶稣来和人沟通;四是人不要企图主导自己,要靠耶稣和《圣经》来主导自己。”同时,他也认同宗教足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在解答人类普遍关心的宇宙生成论和人生价值论问题,承认基督教与希伯来、希腊和罗马传统文化存在密切的传承关系,其在人类文明中具有积极的意义。
以赵启正先生这样的教育背景和社会身份,能够这样理解宗教的普世伦理价值,是足可以让人击节叹赏的。而且,赵先生的分析涉及到了各种宗教作为一种民族文化传统形式长期存在的原因,即其具有普世的伦理性质,所以基督教的“爱你的邻人”,儒家的“德不孤,必有邻”都可以普世的伦理原则对待之。赵先生还很自然地推论出基督教的伦理中有“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人”的“黄金律”,孔子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可以相互补充的规范性伦理。
关于宗教所涉及的敏感的政治问题,赵先生并没有取巧而回避,反而是表现出了真诚的历史感和坦率的现实感。他结合中美两国的历史,指出在为国家的独立和人类的正义事业中,存在着普遍的伟大牺牲精神,这也包括二战期间牺牲在中国战场上的美国自愿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受到了宗教的公义精神所激励的。同样,他还就西方宗教界普遍关心的中国人权问题发表了坦率的看法:“我想,人权问题,世界各国都不完美,美国和中国也不例外。如果人类的人权都十分完美了,上帝就没有任务了,人类自己就不必努力了。”实际上,任何国家都存在不同程度或不同性质的“人权问题”。因此,就这些现实中不完善的人权问题加以确实地改进,要远比相互指责更具有建设性。
还有,赵先生说:“当今世界有20亿基督教徒,有10多亿非宗教人士。从20世纪60年代起,有许多人提倡宗教间的对话,这非常重要,但不应该忽略宗教人士和非宗教人士的对话。有神论和无神论者之间互相理解,对于世界的和谐必有贡献。”(第66页)这些话表明,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虽然是“非宗教的”,但它对于宗教的理解和政策却并非是“反宗教的”,而是坚持“宗教自由的”与“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
赵先生还充满了“幽默感”(senseof humor)。英国人常说:“幽默感是诙谐的思考加深情的体谅”(thinking infun while feeling in earnest),这大概是并中国人的“雅人深致”和“名士风流”二美之全吧。请看以下这段话——
赵:如您所说,如果真的有天堂,到了天堂,我们的样子不会变吗?还能认识吗?
帕:完全可以。如果我们在中国已彼此认识的话,到了天堂,我们会更聪敏,肯定能彼此认识。我一定会到天堂去找您的。
赵:我们要约定一个见面的密码吗?
帕:到那时,我可以给您我的名片。
赵:如果我们的模样变了,我说“密西西比”,您回答“扬子江”,就算对上了。
帕:好主意。
赵:这是我们共同想象的美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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