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叙文的任务与议论文不同，它要求有具体可感的人物、事件或景物构成生活画面来感染读者，它注重的是形象显示；议论文则是以逻辑推理来阐明观点，宏析微议，激扬臧否，注重的是辩证分析。其实两者之间并非不可逾越，写作中叙不足以畅情时，便往往扼腕拍案，激议而出，而议论时也往往为唤醒读者，便暂停整理思路，增施一点声、色、情、味的感性作料，做一点文艺性的“热处理”，这种枝叶连理、破界穿插的掺“夹”现象不仅不为写作常规所忌，反而以其能加深主题，拓宽境界，强化感情而深受青睐！
　　这种记叙文中的夹叙夹议，当然是以记叙为主体，而议论是作为深化显效或组材谋篇的手段，因此，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体概念，而只能作为一种表达方式。现在专就那些以夹叙夹议为表达方式的课文做一点粗浅的分析。
　　一、用议论作为组织记叙材料的手段。这类文章记叙内容通常都十分丰富，涉及的事物可能在时间、空间上有很大的跨度，对这类材料的处理有两种情形：一是把许多繁复的材料分清类别，以一条线索贯穿，使脉络清楚，结构严谨。例如《琐忆》，作者把鲁迅回忆中的七件事以一句自题明志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纲领，既将零碎的材料组成一个形象的整体，又写出了鲁迅战斗的风骨及崇高的品格。例如作者在叙明了“重耳拜土”之后写道：“他们知道，只要掌握了土地的所有权，就可以无休止的榨取农民的血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作者引出了“包茅封候”的故事和殖民强盗顶土受降的悲剧！另一类则是以一条“情”贯穿，例如《为了忘却的纪念》，作者把真挚的感情贯注于具体的叙述中，不断用情化的议论显示人物的特点，撞击读者的心扉。这样不仅传神地写出了可敬的青年作家的形象——那善良、诚恳、颇有点迂而又不乏硬气的柔石，那背离家庭、献身革命，多次被捕而矢志不渝的殷夫，那坚持新文艺方向，不畏艰险，加入左翼行列的冯铿，让读者在强烈感情的热流中，在不情愿中接受这种不忍看到却又不能不承认的血的事实，从而在心灵上收到巨大的震撼，产生巨大的艺术效果，这期间，叙中掺“夹”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在事件的结穴处阐明观点。记叙文到底是记叙文，它不能像议论文那样充分论证，也不能像小说、戏剧那样借助情节和塑造的形象充分的显示，它终究是较小的缺乏情节的叙述。所以它只能也必须在必要时“直接表现见解或作出判断”，有时是就个别事物点出它的普遍意义。《内蒙访古》中“显然这些昭君墓的出现，反映了内蒙人民对王昭君这个人物有好感，他们都希望王昭君埋葬在自己的家乡”的判断就属于前一种。《雄关赋》中“真正的雄关，坚固的雄关，只有存在于人们的心中”的议论，就属于后一种。这样十分紧密地联系了材料，而又使内容深化。
　　三、在情结处激思、淬理。许多以感情为线索的记叙文，作者不仅处处事事留情，而且有些要害处还用情特深，情感神经的信息传递特别快，作者把握住契机，着加“点睛”之“议”！《为了忘却的纪念》作者写五烈士，特别写柔石，一个善良的不能再善良的好人，一个以复兴中国新文化为己任的真正中国人，一个在狱中还矢志学习德文不放弃理想的好青年，一位孝思卓著、友情如海的可敬的赤子，这就大大地唤起了读者的敬仰，觉得人很亲切，但是却被政府不明不白的杀害了，而且是虐杀，这就使我们的感情不能承受，从而聚起了巨大的情结，就在读者高度饱和感情上作者陡然淬进了理性的冷场，“原来如此”，“！”，“……”，使读者一下子由极度悲哀中洞烛了反动者滔天的罪恶！这血写的警号，清清楚楚地把国民党的残暴和人民的愤怒醒目于这几个字的间隙中了，言少而意深，文短而情显!《包身工》中作者在写出包身工们遭受的苦难之后写道：“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样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压迫着工作”，将同胞的苦难直接诉诸读者的理性！响鼓重槌，使人刻骨铭心！《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吴吉昌废手伤腿，跪扫街道时，作者的激情排挞而出，“可是，为全村赢得这些荣誉树的人却受到这样的折磨”。“白桦树在迎风呼号，那是为老汉在呜咽，还是为这不平在愤怒？”情化的议论激发人们理性的思考，典型的环境铸成了吴吉昌铁一般的忠诚！
　　这种“夹”掺进了金子，掺进了美，掺进了艺术效果！作为语文教师要善于把握这一契机，因“夹”施教，以最大限度的提高教学质量！
　　陈礼兵，教师，现居江苏淮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