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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用开车接我，给我空运几箱肯德基就行了。”这是2006年2月28日晚，罗川到达陕西宝鸡市文家坡乡曹家塬村时和朋友开的玩笑，他要在那里体验三天农村和农民的生活。
罗川的朋友在短信里挖苦他：“要是村子里的鸡被你们吃光了，你就在村口的窑洞趴着，我坐飞机调辆奔驰去接你……”
而在回北京的路上，这样的玩笑已经不再。罗川对同行的CCTV摄影记者高忠说，这是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次体验。
罗川，现任微软大中华区副总经理，MSN事业部大中华区总监，清华大学EMBA02C班学生。
“老黄，你猜猜我这件衣服多少钱?”
“300块。”
“你再猜猜。”
“1000块。”
“后来，我觉得他实在是猜不出来了，我告诉他16660元，老黄就说，‘你上当了吧?”’
2月25日，李扬钦试图通过自己穿的名牌衣服给甘肃农民黄建国讲述品牌的价值，听到的却是令他啼笑皆非的答案。
李扬钦，华夏国际集团董事长，清华大学EMBA02C班学生，身价以十亿计，而他的体验对象黄建国年收入只有两万元，是村子里最富有的人。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场特殊的“零距离”接触。
从2006年2月下旬到3月上旬，十几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BA学生，来到中国乡村。他们的身份是城里人、清华EMBA学员、企业家、亿万富翁。
2006年两会期间，这些人在CCTV新闻会客厅《小崔会客》中和省委书记、省长、农民一起谈论新农村的话题。
制片人包军昊称：“这是中国最有钱的人、最有权力的人和基层农民的三极对话。”
两双不同的手握在一起
CCTV《小崔会客》现场，陕西省省长陈德铭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应该送给我这张照片，我应该时时想到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农民，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使我们更有责任感去改变农村的面貌。”全场掌声响起。
那是一张普通的照片，一只白嫩的手被一双苍老的手握着，白嫩的手是罗川的，苍老的手是一位老太太的。老人的中指戴着一枚戒指和一个顶针，指甲是黑的，破损不齐，手背上的皱纹如风霜蚀刻。
“劳动是劳动者的归宿，劳动是劳动者的热爱。”3月8日，当罗川向本刊记者回忆起这一幕时心情已经很平和，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欠这些人的。”
清华大学和CCTV要求每个体验者要拍回一张有代表性的照片。老太太家的土炕边上放了一口棺材，“有了棺材，她觉得很踏实，她劳动了一生，死有葬身之地。”
罗川本想将棺材照片带到演播室现场的，但后来罗川觉得棺材照片有点“过”，就放弃了。
“临走的时候我跟这位老奶奶握手，我突然感觉到这双手让我非常感动，我就跟同行的两个朋友说：来拍一拍这双手!最后我们挑了很多，觉得这一张是最让我感动的照片。”
CCTV摄影记者高忠回忆，罗川没有想到她的手这么粗糙，他最初被触动的是村子里的房子比想像的好，卫生条件也很好。他对农村的理解开始还比较单一，这和他没有接触农村有很大关系，这个过程有一个转变。
罗川的体验从3月2日开始。这个每周飞来飞去的微软负责人成绩卓著，他将MSN成功地推向中国白领阶层，这样的微观体验和他的工作距离甚远，而当他触摸土地的质感时，忽然感到内心的平静。
他拿出的体验报告最终被CCTV一位主编认为是“最好的”。
这个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已经习惯于用数字来观察世界，于是，他在体验报告中对21户村民的收入和支出进行了“小型定量调查”。
曹家塬村村民收入的44％来自于奶畜业，24％来自于外出务工，蚕桑收入占9％，农产品收入占7％，其他收入占16％，这个村的人均年收入为2600元，一般家庭人口数量是六口人。
村民支出中，子女教育占12％，日常生活占24％，改善住房占31％， 日常生产占23％，家庭医疗占10％。收入最低的一户四口之家现金收入仅为8100元，其中生产性支出(包括购买饲料，化肥，种子)占了3900元。在负债2300元的情况下，平均每人的年生活费仅有1625元。罗川感触最深的是，在农产的支出主项中，没有娱乐、旅游。
当他将上述数字制成图表在演播室现场展示时，主持人崔永元脱口而出：“我看这个图有点担心，要得个大病可能就全乱套了。”
但客观上说，曹家塬村在当地已经是一个比较富裕的村落，但罗川还是对当地的医疗和教育问题感到担心：孩子们没有好的师资，一遇大病，就会返贫，而这就是西部绝大多数农村的现实。
“孩子们怎么办?”
和罗川不同，EMBA05D班学生梁浩看到的场景多少带有一丝悲情。2月27日下午梁浩从郑州出发，前往体验地点——河南滑县桑村乡西胡庄村。时值郑州暴雪。
“郑州很久都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了，”CCTV摄影记者朱亮向本刊记者回忆，“两个小时的路开了七八个小时，村里的路很泥泞，我们带的衣服不多，冻得直打颤。”
梁浩的朋友们一路都在给他发短消息，鼓励他；有人甚至认为，梁浩是去“冒险”，但梁浩予以否认：“我是要了解一下农村的实际，绝不是去猎奇。”
即使有心理准备，2月28日中午，梁浩出现在西胡庄村张婆婆的面前时仍被震惊：正是午饭时候，但张婆婆的碗里除了米饭，只有几根清淡的萝卜条，连根肉丝儿也没有。
热情的主人端上饭让梁浩吃，“我心里直发毛，她要是有肺病怎么办?”但梁觉得不吃怎么能算体验?便“爽快地”答应了。
主人端上来一盘咸菜和一个面饼，张婆婆拿出一双筷子递给梁浩，老伴似乎看出丁梁浩的犹豫，“你去找双干净的!”张婆婆觉得奇怪，“不脏!”她嘴里说着，用手使劲在筷子上擦了两下，再递给梁浩。老伴又提醒她，“你还是换一双吧!”张婆婆有些不情愿，抬起左胳膊，把筷子在袖子上又蹭了蹭——“干净了!”
梁浩这回没有犹豫，接过筷子开始吃饭，夹起一片咸菜放到嘴里。
“这个场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他回忆道。
体验结束之后，梁浩经常提起西胡庄村的人没有肉吃，他甚至想买几头猪让村民们吃上几顿肉，但还是作罢了，“这让人感觉像作秀，但是这真是我的本能反应。”
2006年3月7日22时，在北京新世纪日航酒店的咖啡厅，梁浩靠在舒适的沙发上回忆起他的西胡庄之行，仍情难自禁。
滑县是河南省的打工大县，打工者们遗留的问题，让梁浩深思。
在西胡庄村里，他随机采访了一位20岁左右的女人。女人说着说着就哭开了：田被淹了，老公就要离家打工，他们还新婚不久。 梁浩跟着她到了家里，这个家居然没有门，晚餐的菜只是一棵圆白菜。
女人的丈夫要在二月初六出门打工，类似的夫妻分离，在这个村子里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刚结婚的小夫妇就要为了生存而分开，而很多农民一直都是这样过的，我以前真的不知道!”
在桑村镇第二初级中学初三班教室，梁浩还采访了一个女孩儿。
“她哭了，上午她的爸爸刚刚去了青岛打工。爸爸每年只能回一次家，有时还回不来。小女孩儿说，妈妈过段时间也要走了。家里就剩下她和爷爷奶奶。”
梁浩问：“同学们，谁的爸爸妈妈现在出去打工了，请举手。”45个孩子有31个举起了小手。
校长告诉梁浩，去年，学校开了一次家长会，700多个学生，签到的只有400多个家长，还大多数都是爷爷奶奶们。打工者走了，留在家里的孩子教育很成问题，爷爷奶奶对他们溺爱，父母会给他们钱，孩子们经常比富逞强，很多孩子的心态是不健康的。
“河南省公布的数字是有1500万农民工外出打工，号称‘中原突围’，而实际数字可能会更多，这么多人出去打工，留下的问题怎么解决?”梁浩每次见到不同的人，都会说起他的担心，让人感觉这个企业家有点像祥林嫂。
“这里不适合人类居住”
当送行的人开着车子离开村子时，李扬钦和同行者们开玩笑，“再来的时候，别忘了带一只鸡。”让人想起冯小刚的电影《甲方乙方》。
李扬钦是第一位出发的清华大学EMBA学生，他的体验地点是甘肃省定西地区临桃县贺家沟村，临行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黄堞老师亲手将一枚清华大学的校徽别在李扬钦的胸前。李扬钦称，要去就去最苦的地方，而且一定要住在那里，没电没水算什么。
李扬钦选择住在了贺家沟村村民黄建国家，黄建国一家年收入超过两万元，也是村子里最富有的人，他想看看这个村最有钱的人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午饭时，黄建国炒了三四个菜，主食是面片。李扬钦吃了几口，很不好意思地问，有没有米饭?但是很快反应过来，这里主要吃面食。
第二天，李扬钦开始挨家挨户调查，回黄建国家时，他看到一户人家门口有几只鸡，便指着一只大公鸡和同行者说，“我和你们打赌，100块钱，能不能买过来?晚上大家一起吃。”CCTV摄影记者肖俭说，“不用那么多，50元就够了。”
回到家后，李扬钦给了老黄100块钱，老黄拿着钱出去了。
“我们看到老黄和那家人在山坡上追鸡，山里的大公鸡体力好，几个人怎么也追不上，最后它竟然跑到悬崖边上去了，人上不去。但晚上老黄的儿子还是拎回了一只鸡，我们就吃了鸡肉。”
肖俭说，“李扬钦曾经自费到农村进行过调查，而且还是一个人去的。他买鸡实际上是想让大家一起吃，改善一下伙食，也算是对主人家的感谢。”
肖俭回忆，“还有一天，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李扬钦把手表给老黄看，告诉他价值几十万元，老黄说，我儿子在镇上买一个手表几块钱，走的也很准。”
“李扬钦绝不是为了显富，他是想告诉黄建国品牌的价值在哪儿。贺家沟村的梨特别好吃，如果改良一下，价格会很高，李扬钦想用衣服和手表的例子和老黄讲讲品牌的道理，老黄却越听越糊涂。”
和其他的企业家一样，贫困对李扬钦的打动往往最深。
有一次，他到一个老婆婆家，“如果你拿50块钱在她家里随便挑一件东西，肯定会亏本，同是一片蓝天下，我们吃一顿饭就可以相当于她的全部家当。外界的变化和她也没有任何关系，老婆婆甚至不知道毛主席已经去世了。”
因为没有水——李扬钦坚定地认为，贺家沟村不适合人类居住。
“人最基本的需要是什么?水!我在那里两天用了不到一公斤的水，饭前没有洗手，早上刷牙洗脸就用一盆水，而黄建国家还是村子里最富裕的。”
而在肖俭看来，贺家沟还不是真正缺水的地方。黄建国家的院子铺的是水泥，如果下雨，雨水会顺着水泥地中间的窟窿漏下去，再经过过滤流到一个水窖里，过滤技术非常好，基本能解决生活用水问题。
李扬钦最关心的问题也包括教育。他了解到当地一位小学教师年收入只有一两千元时问他，钱不够怎么过日子?老师很认真地回答：“给点就行，不给也无所谓，就当‘学雷锋’了。”
回去的路上，李扬钦反复地和同行的人讲起这位农村教师，“如果城里的人说‘学雷锋’，你会觉得他是在开玩笑，但这个老师是认真的。”
农民们眼中的企业家们
EMBA们代表了城市和财富，他们体验的对象代表的则是乡村和贫穷。两者的对话经常是在不同语境下进行的。
李扬钦试图向农民黄建国讲述品牌的价值，老黄却认为他花一万多元买一件衣服肯定是上当了。
“他们好像不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人”，肖俭说，“聊到如何致富，谈得还算投机，尽管语言上也有很大障碍。”
罗川则给村民刘乾隆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他一边吃我们家乡的面一边和我聊天，谈的是村子的发展和怎么养蚕桑。”
刘乾隆还认为，罗川是一个不错的外企老板，“有修养，做事正规。”
“之前，我并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我想像中的外企老板的年龄应该比较大，而且很有派头，没有想到他是一个年轻人。实事求是地讲，我谈不上羡慕他们，我也不知道罗川有多少钱。”
刘乾隆每天都去看CCTV的《小崔会客》，他认为，有的企业家很内行，能够调查到农村的真实情况，但是也有很多人对农村的了解还是流于形式化。
3月12日，当EMBA们集体做客新闻会客厅的时候，崔永元让刘乾隆给EMBA们提些要求，刘乾隆说，希望罗川能够遵守他的承诺，到村子里教三天微机课。崔永元的眼泪立即掉了下来。
他的同事说，小崔是觉得农民太淳朴了，要求居然这么低。3月13日，罗川和刘乾隆通电话，承诺不但自己要来，还联络了部分员工和同学，他们会到村子里给孩子们上微机课。
摄影记者朱亮认为，这些亿万富豪和中国农民“零距离接触”后，冲撞出来的东西，有很多可供思考，也许这里就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EMBA给中国农民开出的“药方”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鹏的体验地点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梨县兴平乡达西村。 王鹏经常一个人在村里走来走去。这个国企老总告诉记者，“我想进哪家进哪家，给我事先安排好的一概不去，我想看到真实的情况。”
王鹏走访了年近80岁的哈斯木·艾山老人，达西村只有他种了一亩地的葫芦，葫芦很大，小的直径有半米，大的将近一米。
艾山送给王鹏一个葫芦，王鹏拿着葫芦在当地机场，有人愿意出60到70 元买，到了乌鲁木齐机场，有人愿意出80到90元，到了北京机场，有人愿意出150到200元。
“这说明这种葫芦是有市场的，商机无处不在。农村真需要懂经济的人去搞，可艾山老人的葫芦绝大多数都当做礼物送人了。”
王鹏感兴趣的还有当地集体经济的成功。
“这种集体经济对村子来讲是一个大的蓄水池，能及时把政府的温暖，通过集体经济折射到农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身上，我的体会挺深。”王鹏说。
“说实话，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我不会去农村做这种体验，我们几个人也不能改变农村的现状，但是提出合理意见我们还是可以做到的。中国不是有句俗话叫‘旁观者清’吗?”梁浩告诉记者。
梁浩一口气提了很多办法：对打工者进行系统培训，加大教育投入之外，可以考虑让投资者承担一所学校教育经费的50％，用优惠措施来鼓励他们支持教育，增加本地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提高本地企业的工资，避免全员外出务工；政府扶持农业，适当提高农产晶价格等。
“河南部分地方在发展打工经济的时候应该考虑如何避免‘掏空’现象，如果青壮年都离开了，新农村靠什么来建设呢?孩子们的教育又怎么搞?”梁浩的想法也是其他企业家们的共识。
李扬钦的感触是，“老百姓的市场意识和市场观念还有问题，这是我们要正儿八经实实在在面对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东洋之花化妆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清华大学EMBA04D班学生方宜新在安徽宿州市蛹州区夹沟镇夏刘寨村体验时间一个村民如果生病是否有钱治疗?农民回答：有。方又问，有多少钱?农民回答：有好几千。
“我当时很吃惊!”方坦陈，“真实的体验要比空洞地谈振兴更有价值。”
当方宜新回到CCTV演播室，面对安徽省长王金龙时，他说，“把农村搞好才能真正体现一个领导的能力。如果我是省长——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假若我是，我会举全省之力抓人才培训，在安徽建最好的农业科学研究院，培养顶级的农业科学家。还要建最好的农业大学和农业的示范大学，培养好的村官和有专门技能的人，再把安徽的中等教育提上去，形成一个人才链。”
大汉集团董事长、清华大学EMBA04E班学生付胜龙的体验地点是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大新镇塔桥村，他刚到村里的第一天，就看到村支部书记和一位村民吵架，村支书想在村里搞“农家乐”，把城里的人吸引过来，却遭到村民的反对。
“我对支书说：你的想法是对的，但农民也有他自己的道理。以前穷的时候，穷则思变，富裕一些了以后，他们就小富即安了。因为，改变现状的机会成本变大了。所以一定的经济发展反而会制约他们的发展热情。我告诉他，如果要搞农家乐，应该借外力，借外资。”
富有的人应该到农民身边看看
参与体验生活的企业家们，很多人的资产以亿甚至十亿计。在本刊记者接触的八位企业家中，至少有四位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下海创业，经过几年拼搏成就了自己的商业帝国，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此次体验虽然只有三天，但是三天的经历足以令他们终生难忘。
“不要说谁是农民，谁不是农民，或者说谁是农民的后代，我们每个人不是农民的儿子就是孙子，或者是重孙子。”这是罗川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的话。
罗川说，很多人经常提自由、平等，却惟独忘记了博爱。在他所在的阶层里，有一些人是的确很有优越感的，甚至趾高气扬，对餐馆里的服务员动辄训斥。
“我最讨厌这样的白领，如果我的员工这样，我会很严肃地找他谈话，如果事先知道他是这样的人，根本就不会招他进来。”
罗川和他的朋友们对此次体验交换了意见，“以我在圈子里的影响，是在互联网领域的影响，我会用我的方式做事说话，至少我身边的人，会更尊重农民。”
方宜新觉得，从农村回来后，感觉有两只手一直在撞自己的胸口，“以前知道农民穷，但是不知道还有那么穷的。我和农民打交道，却感到他们很容易满足，我们应该善待农民，善待农村。”
北京炎黄健康传媒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赵松青的体验地点是云南西双版纳的一个傣家园。赵松青感到，现在的中国，贫富差距很大，一部分人在金字塔尖上，一部分人在金字塔的底层，应该让他们了解彼此。她计划，让儿子也去体验，不能让他觉得他的优越生活就好像呼吸一样正常。
“互相理解就是宽容，富有阶层更应该到农民身边去寻找感觉，否则就不知道对方的世界观和想法，就不理解他们的举动。”
这位女企业家说，“你消费的零头就可以改变别人一生的命运，为什么不帮助他呢?有善良、有爱心、有责任感很重要，中国人应该团结，穷人富人要团结，城里人和农村人团结，个个都是龙，合在一起时更应该是龙。”
(特别感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CC下V新闻会客厅为本次采访提供的支持)
罗川的朋友在短信里挖苦他：“要是村子里的鸡被你们吃光了，你就在村口的窑洞趴着，我坐飞机调辆奔驰去接你……”
而在回北京的路上，这样的玩笑已经不再。罗川对同行的CCTV摄影记者高忠说，这是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次体验。
罗川，现任微软大中华区副总经理，MSN事业部大中华区总监，清华大学EMBA02C班学生。
“老黄，你猜猜我这件衣服多少钱?”
“300块。”
“你再猜猜。”
“1000块。”
“后来，我觉得他实在是猜不出来了，我告诉他16660元，老黄就说，‘你上当了吧?”’
2月25日，李扬钦试图通过自己穿的名牌衣服给甘肃农民黄建国讲述品牌的价值，听到的却是令他啼笑皆非的答案。
李扬钦，华夏国际集团董事长，清华大学EMBA02C班学生，身价以十亿计，而他的体验对象黄建国年收入只有两万元，是村子里最富有的人。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场特殊的“零距离”接触。
从2006年2月下旬到3月上旬，十几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BA学生，来到中国乡村。他们的身份是城里人、清华EMBA学员、企业家、亿万富翁。
2006年两会期间，这些人在CCTV新闻会客厅《小崔会客》中和省委书记、省长、农民一起谈论新农村的话题。
制片人包军昊称：“这是中国最有钱的人、最有权力的人和基层农民的三极对话。”
两双不同的手握在一起
CCTV《小崔会客》现场，陕西省省长陈德铭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应该送给我这张照片，我应该时时想到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农民，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使我们更有责任感去改变农村的面貌。”全场掌声响起。
那是一张普通的照片，一只白嫩的手被一双苍老的手握着，白嫩的手是罗川的，苍老的手是一位老太太的。老人的中指戴着一枚戒指和一个顶针，指甲是黑的，破损不齐，手背上的皱纹如风霜蚀刻。
“劳动是劳动者的归宿，劳动是劳动者的热爱。”3月8日，当罗川向本刊记者回忆起这一幕时心情已经很平和，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欠这些人的。”
清华大学和CCTV要求每个体验者要拍回一张有代表性的照片。老太太家的土炕边上放了一口棺材，“有了棺材，她觉得很踏实，她劳动了一生，死有葬身之地。”
罗川本想将棺材照片带到演播室现场的，但后来罗川觉得棺材照片有点“过”，就放弃了。
“临走的时候我跟这位老奶奶握手，我突然感觉到这双手让我非常感动，我就跟同行的两个朋友说：来拍一拍这双手!最后我们挑了很多，觉得这一张是最让我感动的照片。”
CCTV摄影记者高忠回忆，罗川没有想到她的手这么粗糙，他最初被触动的是村子里的房子比想像的好，卫生条件也很好。他对农村的理解开始还比较单一，这和他没有接触农村有很大关系，这个过程有一个转变。
罗川的体验从3月2日开始。这个每周飞来飞去的微软负责人成绩卓著，他将MSN成功地推向中国白领阶层，这样的微观体验和他的工作距离甚远，而当他触摸土地的质感时，忽然感到内心的平静。
他拿出的体验报告最终被CCTV一位主编认为是“最好的”。
这个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已经习惯于用数字来观察世界，于是，他在体验报告中对21户村民的收入和支出进行了“小型定量调查”。
曹家塬村村民收入的44％来自于奶畜业，24％来自于外出务工，蚕桑收入占9％，农产品收入占7％，其他收入占16％，这个村的人均年收入为2600元，一般家庭人口数量是六口人。
村民支出中，子女教育占12％，日常生活占24％，改善住房占31％， 日常生产占23％，家庭医疗占10％。收入最低的一户四口之家现金收入仅为8100元，其中生产性支出(包括购买饲料，化肥，种子)占了3900元。在负债2300元的情况下，平均每人的年生活费仅有1625元。罗川感触最深的是，在农产的支出主项中，没有娱乐、旅游。
当他将上述数字制成图表在演播室现场展示时，主持人崔永元脱口而出：“我看这个图有点担心，要得个大病可能就全乱套了。”
但客观上说，曹家塬村在当地已经是一个比较富裕的村落，但罗川还是对当地的医疗和教育问题感到担心：孩子们没有好的师资，一遇大病，就会返贫，而这就是西部绝大多数农村的现实。
“孩子们怎么办?”
和罗川不同，EMBA05D班学生梁浩看到的场景多少带有一丝悲情。2月27日下午梁浩从郑州出发，前往体验地点——河南滑县桑村乡西胡庄村。时值郑州暴雪。
“郑州很久都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了，”CCTV摄影记者朱亮向本刊记者回忆，“两个小时的路开了七八个小时，村里的路很泥泞，我们带的衣服不多，冻得直打颤。”
梁浩的朋友们一路都在给他发短消息，鼓励他；有人甚至认为，梁浩是去“冒险”，但梁浩予以否认：“我是要了解一下农村的实际，绝不是去猎奇。”
即使有心理准备，2月28日中午，梁浩出现在西胡庄村张婆婆的面前时仍被震惊：正是午饭时候，但张婆婆的碗里除了米饭，只有几根清淡的萝卜条，连根肉丝儿也没有。
热情的主人端上饭让梁浩吃，“我心里直发毛，她要是有肺病怎么办?”但梁觉得不吃怎么能算体验?便“爽快地”答应了。
主人端上来一盘咸菜和一个面饼，张婆婆拿出一双筷子递给梁浩，老伴似乎看出丁梁浩的犹豫，“你去找双干净的!”张婆婆觉得奇怪，“不脏!”她嘴里说着，用手使劲在筷子上擦了两下，再递给梁浩。老伴又提醒她，“你还是换一双吧!”张婆婆有些不情愿，抬起左胳膊，把筷子在袖子上又蹭了蹭——“干净了!”
梁浩这回没有犹豫，接过筷子开始吃饭，夹起一片咸菜放到嘴里。
“这个场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他回忆道。
体验结束之后，梁浩经常提起西胡庄村的人没有肉吃，他甚至想买几头猪让村民们吃上几顿肉，但还是作罢了，“这让人感觉像作秀，但是这真是我的本能反应。”
2006年3月7日22时，在北京新世纪日航酒店的咖啡厅，梁浩靠在舒适的沙发上回忆起他的西胡庄之行，仍情难自禁。
滑县是河南省的打工大县，打工者们遗留的问题，让梁浩深思。
在西胡庄村里，他随机采访了一位20岁左右的女人。女人说着说着就哭开了：田被淹了，老公就要离家打工，他们还新婚不久。 梁浩跟着她到了家里，这个家居然没有门，晚餐的菜只是一棵圆白菜。
女人的丈夫要在二月初六出门打工，类似的夫妻分离，在这个村子里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刚结婚的小夫妇就要为了生存而分开，而很多农民一直都是这样过的，我以前真的不知道!”
在桑村镇第二初级中学初三班教室，梁浩还采访了一个女孩儿。
“她哭了，上午她的爸爸刚刚去了青岛打工。爸爸每年只能回一次家，有时还回不来。小女孩儿说，妈妈过段时间也要走了。家里就剩下她和爷爷奶奶。”
梁浩问：“同学们，谁的爸爸妈妈现在出去打工了，请举手。”45个孩子有31个举起了小手。
校长告诉梁浩，去年，学校开了一次家长会，700多个学生，签到的只有400多个家长，还大多数都是爷爷奶奶们。打工者走了，留在家里的孩子教育很成问题，爷爷奶奶对他们溺爱，父母会给他们钱，孩子们经常比富逞强，很多孩子的心态是不健康的。
“河南省公布的数字是有1500万农民工外出打工，号称‘中原突围’，而实际数字可能会更多，这么多人出去打工，留下的问题怎么解决?”梁浩每次见到不同的人，都会说起他的担心，让人感觉这个企业家有点像祥林嫂。
“这里不适合人类居住”
当送行的人开着车子离开村子时，李扬钦和同行者们开玩笑，“再来的时候，别忘了带一只鸡。”让人想起冯小刚的电影《甲方乙方》。
李扬钦是第一位出发的清华大学EMBA学生，他的体验地点是甘肃省定西地区临桃县贺家沟村，临行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黄堞老师亲手将一枚清华大学的校徽别在李扬钦的胸前。李扬钦称，要去就去最苦的地方，而且一定要住在那里，没电没水算什么。
李扬钦选择住在了贺家沟村村民黄建国家，黄建国一家年收入超过两万元，也是村子里最富有的人，他想看看这个村最有钱的人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午饭时，黄建国炒了三四个菜，主食是面片。李扬钦吃了几口，很不好意思地问，有没有米饭?但是很快反应过来，这里主要吃面食。
第二天，李扬钦开始挨家挨户调查，回黄建国家时，他看到一户人家门口有几只鸡，便指着一只大公鸡和同行者说，“我和你们打赌，100块钱，能不能买过来?晚上大家一起吃。”CCTV摄影记者肖俭说，“不用那么多，50元就够了。”
回到家后，李扬钦给了老黄100块钱，老黄拿着钱出去了。
“我们看到老黄和那家人在山坡上追鸡，山里的大公鸡体力好，几个人怎么也追不上，最后它竟然跑到悬崖边上去了，人上不去。但晚上老黄的儿子还是拎回了一只鸡，我们就吃了鸡肉。”
肖俭说，“李扬钦曾经自费到农村进行过调查，而且还是一个人去的。他买鸡实际上是想让大家一起吃，改善一下伙食，也算是对主人家的感谢。”
肖俭回忆，“还有一天，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李扬钦把手表给老黄看，告诉他价值几十万元，老黄说，我儿子在镇上买一个手表几块钱，走的也很准。”
“李扬钦绝不是为了显富，他是想告诉黄建国品牌的价值在哪儿。贺家沟村的梨特别好吃，如果改良一下，价格会很高，李扬钦想用衣服和手表的例子和老黄讲讲品牌的道理，老黄却越听越糊涂。”
和其他的企业家一样，贫困对李扬钦的打动往往最深。
有一次，他到一个老婆婆家，“如果你拿50块钱在她家里随便挑一件东西，肯定会亏本，同是一片蓝天下，我们吃一顿饭就可以相当于她的全部家当。外界的变化和她也没有任何关系，老婆婆甚至不知道毛主席已经去世了。”
因为没有水——李扬钦坚定地认为，贺家沟村不适合人类居住。
“人最基本的需要是什么?水!我在那里两天用了不到一公斤的水，饭前没有洗手，早上刷牙洗脸就用一盆水，而黄建国家还是村子里最富裕的。”
而在肖俭看来，贺家沟还不是真正缺水的地方。黄建国家的院子铺的是水泥，如果下雨，雨水会顺着水泥地中间的窟窿漏下去，再经过过滤流到一个水窖里，过滤技术非常好，基本能解决生活用水问题。
李扬钦最关心的问题也包括教育。他了解到当地一位小学教师年收入只有一两千元时问他，钱不够怎么过日子?老师很认真地回答：“给点就行，不给也无所谓，就当‘学雷锋’了。”
回去的路上，李扬钦反复地和同行的人讲起这位农村教师，“如果城里的人说‘学雷锋’，你会觉得他是在开玩笑，但这个老师是认真的。”
农民们眼中的企业家们
EMBA们代表了城市和财富，他们体验的对象代表的则是乡村和贫穷。两者的对话经常是在不同语境下进行的。
李扬钦试图向农民黄建国讲述品牌的价值，老黄却认为他花一万多元买一件衣服肯定是上当了。
“他们好像不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人”，肖俭说，“聊到如何致富，谈得还算投机，尽管语言上也有很大障碍。”
罗川则给村民刘乾隆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他一边吃我们家乡的面一边和我聊天，谈的是村子的发展和怎么养蚕桑。”
刘乾隆还认为，罗川是一个不错的外企老板，“有修养，做事正规。”
“之前，我并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我想像中的外企老板的年龄应该比较大，而且很有派头，没有想到他是一个年轻人。实事求是地讲，我谈不上羡慕他们，我也不知道罗川有多少钱。”
刘乾隆每天都去看CCTV的《小崔会客》，他认为，有的企业家很内行，能够调查到农村的真实情况，但是也有很多人对农村的了解还是流于形式化。
3月12日，当EMBA们集体做客新闻会客厅的时候，崔永元让刘乾隆给EMBA们提些要求，刘乾隆说，希望罗川能够遵守他的承诺，到村子里教三天微机课。崔永元的眼泪立即掉了下来。
他的同事说，小崔是觉得农民太淳朴了，要求居然这么低。3月13日，罗川和刘乾隆通电话，承诺不但自己要来，还联络了部分员工和同学，他们会到村子里给孩子们上微机课。
摄影记者朱亮认为，这些亿万富豪和中国农民“零距离接触”后，冲撞出来的东西，有很多可供思考，也许这里就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EMBA给中国农民开出的“药方”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鹏的体验地点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梨县兴平乡达西村。 王鹏经常一个人在村里走来走去。这个国企老总告诉记者，“我想进哪家进哪家，给我事先安排好的一概不去，我想看到真实的情况。”
王鹏走访了年近80岁的哈斯木·艾山老人，达西村只有他种了一亩地的葫芦，葫芦很大，小的直径有半米，大的将近一米。
艾山送给王鹏一个葫芦，王鹏拿着葫芦在当地机场，有人愿意出60到70 元买，到了乌鲁木齐机场，有人愿意出80到90元，到了北京机场，有人愿意出150到200元。
“这说明这种葫芦是有市场的，商机无处不在。农村真需要懂经济的人去搞，可艾山老人的葫芦绝大多数都当做礼物送人了。”
王鹏感兴趣的还有当地集体经济的成功。
“这种集体经济对村子来讲是一个大的蓄水池，能及时把政府的温暖，通过集体经济折射到农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身上，我的体会挺深。”王鹏说。
“说实话，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我不会去农村做这种体验，我们几个人也不能改变农村的现状，但是提出合理意见我们还是可以做到的。中国不是有句俗话叫‘旁观者清’吗?”梁浩告诉记者。
梁浩一口气提了很多办法：对打工者进行系统培训，加大教育投入之外，可以考虑让投资者承担一所学校教育经费的50％，用优惠措施来鼓励他们支持教育，增加本地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提高本地企业的工资，避免全员外出务工；政府扶持农业，适当提高农产晶价格等。
“河南部分地方在发展打工经济的时候应该考虑如何避免‘掏空’现象，如果青壮年都离开了，新农村靠什么来建设呢?孩子们的教育又怎么搞?”梁浩的想法也是其他企业家们的共识。
李扬钦的感触是，“老百姓的市场意识和市场观念还有问题，这是我们要正儿八经实实在在面对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东洋之花化妆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清华大学EMBA04D班学生方宜新在安徽宿州市蛹州区夹沟镇夏刘寨村体验时间一个村民如果生病是否有钱治疗?农民回答：有。方又问，有多少钱?农民回答：有好几千。
“我当时很吃惊!”方坦陈，“真实的体验要比空洞地谈振兴更有价值。”
当方宜新回到CCTV演播室，面对安徽省长王金龙时，他说，“把农村搞好才能真正体现一个领导的能力。如果我是省长——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假若我是，我会举全省之力抓人才培训，在安徽建最好的农业科学研究院，培养顶级的农业科学家。还要建最好的农业大学和农业的示范大学，培养好的村官和有专门技能的人，再把安徽的中等教育提上去，形成一个人才链。”
大汉集团董事长、清华大学EMBA04E班学生付胜龙的体验地点是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大新镇塔桥村，他刚到村里的第一天，就看到村支部书记和一位村民吵架，村支书想在村里搞“农家乐”，把城里的人吸引过来，却遭到村民的反对。
“我对支书说：你的想法是对的，但农民也有他自己的道理。以前穷的时候，穷则思变，富裕一些了以后，他们就小富即安了。因为，改变现状的机会成本变大了。所以一定的经济发展反而会制约他们的发展热情。我告诉他，如果要搞农家乐，应该借外力，借外资。”
富有的人应该到农民身边看看
参与体验生活的企业家们，很多人的资产以亿甚至十亿计。在本刊记者接触的八位企业家中，至少有四位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下海创业，经过几年拼搏成就了自己的商业帝国，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此次体验虽然只有三天，但是三天的经历足以令他们终生难忘。
“不要说谁是农民，谁不是农民，或者说谁是农民的后代，我们每个人不是农民的儿子就是孙子，或者是重孙子。”这是罗川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的话。
罗川说，很多人经常提自由、平等，却惟独忘记了博爱。在他所在的阶层里，有一些人是的确很有优越感的，甚至趾高气扬，对餐馆里的服务员动辄训斥。
“我最讨厌这样的白领，如果我的员工这样，我会很严肃地找他谈话，如果事先知道他是这样的人，根本就不会招他进来。”
罗川和他的朋友们对此次体验交换了意见，“以我在圈子里的影响，是在互联网领域的影响，我会用我的方式做事说话，至少我身边的人，会更尊重农民。”
方宜新觉得，从农村回来后，感觉有两只手一直在撞自己的胸口，“以前知道农民穷，但是不知道还有那么穷的。我和农民打交道，却感到他们很容易满足，我们应该善待农民，善待农村。”
北京炎黄健康传媒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赵松青的体验地点是云南西双版纳的一个傣家园。赵松青感到，现在的中国，贫富差距很大，一部分人在金字塔尖上，一部分人在金字塔的底层，应该让他们了解彼此。她计划，让儿子也去体验，不能让他觉得他的优越生活就好像呼吸一样正常。
“互相理解就是宽容，富有阶层更应该到农民身边去寻找感觉，否则就不知道对方的世界观和想法，就不理解他们的举动。”
这位女企业家说，“你消费的零头就可以改变别人一生的命运，为什么不帮助他呢?有善良、有爱心、有责任感很重要，中国人应该团结，穷人富人要团结，城里人和农村人团结，个个都是龙，合在一起时更应该是龙。”
(特别感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CC下V新闻会客厅为本次采访提供的支持)